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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危机下政府公关模式分析绪论

来源:学术堂 作者:朱老师
发布于:2016-05-03 共965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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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政府部门环境危机公关能力探究
  【第一章】环境危机下政府公关模式分析绪论
  【第二章】环境危机公关相关理论
  【第三章】政府环境危机公关问题分析
  【第四章】国外政府环境危机公关经验借鉴
  【第五章】广州市政府“雾霾”危机公关案例分析
  【第六章】政府环境危机公关的策略研究
  【参考文献】政府应对雾霾危机的公关实践研究参考文献
  
  绪 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1、选题背景
  
  21 世纪的中国正在进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整个社会也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后工业社会转型。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这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活动带来的环境风险不断加剧,我国也正在经历着环境危机的高发期。无论是自然生态环境,还是社会生活环境,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近些年来,我国频繁地发生各种环境危机事件。从自然环境方面来说,我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触目惊心地发生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土流失、泥石流、地震、台风等猝不及防的环境危机。从社会生活环境方面来看,无论是从 2005 年吉林松花江苯污染事件,2007 年厦门 PX 项目事件、2011 年江西瑞金水污染事件还是到 2013 年山西长治苯胺泄露事件以及穹顶之下的“雾霾危机”都令人印象深刻。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环境危机的高发性、影响深远性且危害性等重要特征。环境危机管理作为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摆在各层级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危机公关的能力略显不足,不管是事前的监测预警还是事后的舆论引导都差强人意,特别是危机公关中的信息公开滞后或者不公开导致环境危机事件的进一步发酵,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因此在环境危机的背景下政府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客观地发布与危机相关的信息;政府能够通过什么媒介和方式来进行危机公关;政府在环境危机事件中应该如何与社会大众保持持续沟通交流、安抚社会情绪,这些问题都还处于疑问中。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着我们是否能够吸取早前发生的多起环境危机事件中政府反应滞后的经验与教训,关系着政府是否能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文章以此为背景并结合广州市成功应对“雾霾”危机的典型案例来深入探讨政府环境危机公关能力的构建,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也应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
  
  2、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从理论上讲,第一,该选题可以深入探讨并揭示出政府环境危机公关应遵循的一般规律。国内外大量的危机公关实践表明,政府危机公关是政府公共关系管理非常重要的一环,对于公共环境危机事件及时有效而合理的解决,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环境危机事件中政府公关的举措和对策是有章可循的,文章运用危机管理理论、危机公共关系管理理论、信息不对称性理论来界定环境危机事件的内涵和外延,研究我国环境危机事件中政府公关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找出我国环境危机事件背后为增强政府公关能力、重塑政府形象应该采取的对策和措施,这对于进一步深化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二,对该选题进行研究不仅升华了政府危机管理中关于环境危机的理论阐述,使环境危机政府公关的研究更加系统化、体系化,为政府部门制定有关环境危机的应急预案和法律法规提供借鉴和参考。第三,我国环境危机政府公关方面的的学术着作较为粗略和原则化,且多从西方文献中译介而来,无法适应当今环境危机井喷式的发展状况,有必要进一步细化。
  
  (2)实践意义
  
  近些年来,我国环境危机事件呈逐年增多态势。因为环境问题关系着到一定区域内诸多公民的实际利益,比其它类型公共事件的波及面更广、影响更大,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演化为环境群体性事件,激化社会矛盾,后果则不堪设想。文章着重探讨并完善环境危机中的政府公关管理问题,可以在实践中为政府部门做好突发环境事件中的公共关系管理提供意见和建议。简单地说,政府部门在环境危机背景下开展公关的必要性在于,首先政府部门作为公权力机关,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有关环境危机的确切资料,有权力也有有义务真实、主动地公开环境信息,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公众的环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还能够让公众在信息高度透明的情况下对政府如何应对环境危机加以监督,督促其更好地履行职能。文章中所列举的广州市作为“雾霾”危机政府公关的典型地区,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到位。其次,在环境危机中政府主动利用传统媒介和新媒体来进行政府公关,能够管理和控制危机信息的传播,影响观众,引导舆论,驳斥消极、失真信息的传播,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以此取信于民。再次,政府环境危机公关,还有利于形成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尽快启动应急预案,动员民众共同开展环境保护,更重要的是政府危机公关中的信息沟通举措,能够消除社会的恐慌心理,维系社会的有序运转。只有真相才是驱除小道消息和谣言的唯一利器,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1、国内文献综述。
  
  政府环境危机公关是政府公共关系的重要内容,而政府公共关系是公共关系的一个分支学科,其概念和理论主要来源于公共关系学,所以我们在追述政府环境危机公关理论综述时,需要首先探讨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发展。
  
  公共关系学,又称公关,滥觞于西方20世纪初。而公共关系学作为舶来品被引入我国并加以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后,20世纪八十年代,大大晚于西方。公共关系学传入中国后,学者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结合中国实际,从传播学、管理学、行政学等角度出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许多个人专着。如袁礼斌[1]的《公共关系》、张践[2]的《公共关系:从理论到实务》、方世敏、洪建新主编的[3]《公共关系实务》、詹文都[4]的《政府公共关系》等等。这些专着不仅对公共关系的概念加以界定、对政府公关和企业公关加以区分,还提出了公共关系的特征、原则、运作路径等等。但是,从研究对象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着作都是常态下的公共关系管理,非常态下的政府危机公关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国内最早提倡建立危机学的是中央党校的王贵秀教授,其于1996年发表了《创建危机学刍议》,[5]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危机公关也仅仅是作为公共关系学着作中危机管理的章节而存在,如詹文都主编的《政府公共关系》一书中设立了“政府公共关系突发事件处理”一节,甚至不少人把危机管理和危机公关混作一谈。随着公共关系的理念和实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20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公共关系的教材中,以夏建中[6]《最新公关实务》,林汉川[7]《公关策划学》,郭惠民[8]的《国际公共关系教程》等为代表,对危机公关有了较系统的阐述。这一时期,危机公关的实践得到了重大发展,但是相对于实践来说,危机公关理论并没有真正热起来,因为在号称“公关大辞典”的辞书里,还查不到危机公关这一术语。
  
  这种状况直到2003中国爆发大规模非典疫情后才得以改观,危机公关得到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少学者致力于从危机管理的视角出发,进而去探索危机公关。就危机管理的主体而言,主要分为企业和政府,贺正楚的《论企业危机管理系统的构建》[9]和《企业危机及企业危机管理》[10]、周永生的《企业危机管理的述评与展望》[11]等等都是对企业危机管理的论述;倪芬的《增强政府公关意识,提高政府公关水平》
  [12]、李杰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13]、陈闽红的《论政府危机管理》[14]等学术文章都是从整体角度对政府危机公关进行分析的典型。就公共危机的分类而言,薛澜在《危机管理》[15]一书中依据动因性质、影响时空范围、主要成因及涉及范围、采取手段、特殊状态等标准对危机进行了分类;胡宁生在《中国政府形象战略》[16]中提出了公共危机的综合划分标准。就危机的应对而言,在郭济教授和张成福教授主持的《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研究》这一课题中,系统地对中外政府应急管理机制进行了对比和分析研究,提出了应急管理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以及加强各方协调合作应对危机等建议。此外,唐钧教授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政府公共关系策略与实务》[17]中阐述了危机公关的应对机理、识别机制以及政府常态公关与危机公关的原则、政府公共关系活动的策划,运用等等。就危机公关的原则而言,着名公关顾问游昌乔教授创造性的提出了组织危机公关“5S”原则和“十面埋伏”攻略,即承担责任原则、速度第一原则、系统运行原则、真诚沟通原则和权威证实原则,为危机公关活动提供了原则性指导。[18]
  
  从以上关于公共危机的学术着作中可以看出,大多数侧重于“管理”方面,然而很少有学者专门对政府如何运用“危机公关”进行危机的应对进行系统论述,国内在有关政府危机公关的概念界定上也难以达成一致。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有不少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把危机公关和媒体机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张玺乾的《政府危机公关中的整合传播》,建立了政府危机公关中的传播原则、实现了各种传播力量的有序配置;[19]徐刚和黄训美的《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共关系问题研究》一文,认为政府危机公关能引导社会舆论,塑造政府良好形象;[20]邹金红在《公共危机与领导干部危机公关能力的提升》一文中认为,提高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首要在于借助新闻媒体,准备发布信息、获得公众谅解。[21]
  
  政府需要应对的危机又被称做公共突发性事件,联合国将其分为三类:自然灾害类、技术灾害类、环境恶化类,本文着重探讨环境危机下的政府公关。我国对环境危机管理的研究相对比较滞后,自2005年松花江事件之后,对环境危机管理的研究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国内对环境危机的研究主要有:(1)从环境科学、法律、公共卫生等角度对环境危机进行研究;(2)研究主要。集中在突发性环境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方面,代表作有吴国平的《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与应急处置》[22]、曹进的《政府处置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管理机制构建问题的探讨》[23]等等。由此可观,环境危机管理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环境危机管理提供完善的理论支撑。本文所着眼的政府环境危机公关属于政府危机公关的一部分,属于环境恶化类的政府危机公关。从以上的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从大处着眼,以整体性视角去探讨政府危机公关,而没有做到细分,对政府环境危机公关更是重视不足。此外,面对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当下,在法律、环境科学等视角并不能有效解释并应对环境危机给大众带来的生命财产的威胁的情况下,大多数学者并不能开辟公共关系学这一幽径,来重塑政府环境危机管理。
  
  纵观国内政府危机管理和环境危机公关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1)众学者在吸收借鉴西方政府危机公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能够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危机管理实际相结合,做到了政府危机公关理论的“本土化”.但是不足之处也在于有一些学者的研究仅限于对西方文献的译介,甚至沿袭西方的概念界定和分类,难有创新。本研究以案例贯穿全文,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为政府应急管理提供了经验教训(2)多以理论研究为主,缺乏实证调研,空洞说理和论据单薄,缺乏具有显着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对实践发展的指导意义不强。政府危机公关方面除了李娟的《中国大陆十年政府危机公关研究的实证研究-路径、变化与趋势》[24]、陈先红的《中国大陆近10年公共关系研究实证报告》[25]等几篇定量研究外,政府危机公关几乎缺乏实证研究。(3)政府危机公关理论的研究目前主要停留在分散化的舆论研究层面上,还没有完全贯穿到危机发生事前、事中、事后的各个阶段中去,这一理论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4)缺乏对环境危机公关的系统研究,多以政府危机公关整体性的一部分出现,且多且从技术、法律、管理层面来支撑政府危机管理,无法深入把握危机公关的实质,难具说服力。无论是从主题、内容、载体还是表现形式来讲,有关政府环境危机公关的理论都显得很薄弱,本文的研究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2、国外研究综述
  
  当今世界已经完全进入德国社会学家 Ulrich Beck 所提出的“风险社会”范畴,此起彼伏的工业危机、核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危机的频发推动着公共关系理论、危机管理研究、危机公关理论的不断深入。
  
  (1)公共关系及政府公关研究
  
  现代意义的公共关系起源于美国。1807 年韦氏大词典中首次出现“PublicRelations”并将其定义为“通过宣传与一般公众建立的关系;是公司、组织或军事机构向公众报告它的活动、政策等情况,企图建立有利的公众舆论的职能。”[26]20 世纪初新闻记者 Ivy Lee 创立了公共关系事业,Edward. Bernays 将公共关系引入纽约大学,并编着《舆论之凝结》、《舆论面面观》、《公共关系学》一系列丛书,为公共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7]Bernays 提出了“投公众所好”的单向传播理念,注重维护组织的单方利益;而美国学者卡特利普(S.Cutlip)和森特(A.Cen-ter)则在其着作《有效的公共关系》中写道公共关系应实现组织与公众之间和谐的关系,这种模式被称为“双向对称”沟通模式。[28]英国公共关系学家杰夫斯金(F.Jefkins)在其着作中提出了“公共关系六部曲”,推动了公共关系理论的规范化及程式化。其后,美国学者就公共关系职能、公共关系中的受众角色、公共关系的活动过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推动了公共关系职业的发展。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公共关系管理成为了学者们的研究重点。柯特利普和森特的“四阶段”管理模式、格罗尼的“觉察”→“构筑”→“规定”→“选择”→“确认”→“行为”→“觉察” [29]管理公式都已成为开展公共关系活动的参考样本。全球化浪潮使得公关营销领域成为研究热点,而“网络公关”因其自身优势逐渐成为主流。米德伯格(D.Middleberg) 在《成功的公共关系》一书中阐述了网络对传统公共关系思想的冲击。公共关系学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是以公共关系职业化及企业公共关系等实务操作领域的研究来贯穿,这也决定了其实用性、市场性的特征。
  
  政府公关的操作模式大多借鉴了企业公关的研究理论。美国政府公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对西欧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得政府公关从军事领域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数字媒体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美国确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置专人来与民众沟通。法国政府率先提出“网络政府”,将网络作为今后政府公关的重要平台;英国政府 1999 年在政府报告中提到政府网站要逐渐实现 24 小时服务。学术界政府公关论文一部分集中于分析某地区多年来政府公关的发展,如 Simon 在《出售政府》中探讨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在洛希德,盖蒂和克莱因三位总理掌管政府期间分别对政府公共关系采取的态度以及一些具体做法,作者认为政府应配备专业的公关人员来改革政府公关关系。[30]Alina·Dolea 在《Institutionalizing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in Romania after1989 》中探讨了 1989 年到 2011 年之间罗马尼亚政府公关的发展历程;着重介绍了罗马尼亚公共关系制度化的确定及政府内部对公共关系的重视。[31]另一部分学者则以具体的案例分析来说明当今政府公关的运作模式,如 Damion Waymer 的《Democracy and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Expanding the scope of“Relationship” in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笔者分析了在塔斯基吉案中美国政府的道歉提出政府应拓宽公共关系管理框架,使民主得到进一步释放。[32]
  
  (2)危机与危机管理
  
  国外政府对于危机的认识最早起于古巴导弹危机、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因此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多着眼于政治危机,力求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美国学者罗森塔尔(Uriel·Rosenthal) 认为危机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破坏组织基本价值取向及基本行为规范的高度不确定事件做出关键并正确的决策 [33].Alastair Buchan 基于国际外交视角出版了《危机管理:新的外交》(1966)[34]这也成为危机管理方向最早的专着。Hermann(1972) 《国际危机:行为研究视角》则基于行为科学方法提出了如何处理涉及国际关系的危机事件[35];芬克(S.Fink)于 1986 年《危机管理-对付突发事件的计划》一书中首次将危机管理划分为:预测、制定计划、发现危机、隔离危机。、处理危机五个阶段。[36]1979 年美国成立了一个以风险管理为基础、贯穿危机事件全过程的危机应对组织 FEMA.但是当代社会危机不仅仅会局限于政治军事领域。Coser 在《社会冲突的功能》(1976)中提到,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事件将跳脱政治领域的范畴,要更加重视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提高风险意识[37].92 年飓风Andrew、98 年亚洲金融危机、99 年土耳其大地震正说明了对人为灾害和自然灾害领域危机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 世纪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手段方面,学者们利用数学、经济学等跨学科知识来解决风险预测、灾害扩散路径、灾害评估等实用问题。21 世纪初危机事件的发生周期逐渐缩短、影响范围日渐扩大、涉及领域也呈多元化趋势。危机管理在此阶段得到快速发展,危机管理理论日益丰富,西方各国也建立了系统的危机管理应急体系,以减少危机造成的巨大损失。西方学者 Altay 通过对一百多篇论文进行分析总结,得出了现阶段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领域、应用研究的方向以及对未来危机管理发展走向的预测。[38]Comfort也于 2012 年从公共管理领域对危机管理的研究论文进行文献对比,文章最后阐明组织间的协调性、危机管理机制的可操作性、环境的脆弱性等都是未来组织需要加以重视的。[39]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西方国家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危机决策理论以及组织行为研究这三大板块。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欧美、日本的企业家就意欲将危机管理引入企业,并成立专项基金推进企业危机管理的发展。巴顿(Laurence Barton)的《企业危机》[40]和罗森塔尔 Uriel Rosenthal 的《危机管理:威胁、困境、机遇》[41]都对企业危机管理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结合实例提出企业危机管理的解决应着眼于建立战略管理机制。近年来国外企业危机管理的论文大多注重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等具有可操作的策略:Burckhardt 和 Oliver H 就在其学术论文中比较德国大陆航空和玛莎航空的危机管理活动得出优秀的执行官、杰出的领导才能可以帮助企业更快的渡过危机。[42]汉德森[43]和 Alan[44]以 2003 年的 SARS 危机为切入点,分别阐释了其对新加坡旅游业和香港特区餐饮业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受影响企业和公众是如何应对此次挑战的。
  
  (3)政府危机公关
  
  危机公关属于危机传播管理领域,西方学者大多从传播策略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美国学者乔纳森·伯恩斯坦 Jonathan Bernstein 就曾提出危机公关就是危机传播,组织公关团队从信息传播、沟通协调的角度去与公众交流,化解危机、平息矛盾、修复组织形象。[45]詹姆士·格鲁宁 James E. Grunig 教授也强调危机公关过程中必须将信息放在首位,利用有效的信息传播向公众告知事件的发展达到组织有效运作。20 世纪 60 年代以“古巴导弹危机”造成了美国民众的恐慌,引发社会秩序混乱。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T.Allison)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在《决策的本质》一书中冷眼审视了古巴导弹危机时间的发展过程,并展现了政府在时间压力下应如何做出正确的决策,进行有效公关。[46]
  危机公关以此为契机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并成为当时热门的研究领域。但也仅局限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公关。1982 的年泰诺止痛胶囊中毒事件、2001 年的 9·11 恐怖袭击事件等将危机公关从政治领域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企业和政府都希望从更专业的角度解决危机,树立组织形象并获得公众的支持与理解。美国学者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oit)在 1995 年针对组织危机公关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解决策略-Theory of Image Restoration Strategies“形象修复理论”.该理论旨在告诉组织管理者采用何种战略尽快解决危机,减少组织声誉损害,挽回组织形象。班尼特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得出五大战略方法及对应的战术,分别是:Denial、Evading Responsibility 、 Reducing Offensiveness 、 Corrective Acion 、Mortification.[47]Thomas Birkland(托马斯·伯克兰)则提出危机传播的焦点事件理论(Focusing Event),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控制、改变、转移焦点事件来设置、取消政策议程或改变议程顺序。[48]
  
  西方政府危机公关研究体系成熟晚,且研究内容多与企业危机公关掺杂,研究角度涉及公共关系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21 世纪,学界的政府危机公关研究中关于学科系统性论述的专着很少,大多以研究案例分析的论文为主,且关于政府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恐怖主义危机已占了半壁江山,本文所主要研究政府环境危机公关的论文寥寥无几,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环境危机未来的发展前景。日本学者 Itoko Suzuki,和 Yuko Kaneko《日本灾难治理》一书中以 3·11 日本大地震为例,剖析了日本政府在危及应对时所采取的态度及对策,认为政府应建立透明的信息沟通体制治理危机。[49]Ni Chen 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在线调查、电话访谈以及相关资料分析 2008 年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公关的优势与不足,以此来确定危机公关制度化的必要性。[50]Zhao Hui 在其毕业论文中通过对 2003 年的 SARS 危机,2008 年四川大地震和2008 年的婴儿奶粉危机进行比较,分析了中国政府危机公关的能力及策略。[51]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该文章选题以当今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乌尔里希·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的来临,环境危机事件呈现出上升趋势的现状描述为起点,进一步分析政府部门在环境危机政府公关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滞后、缺位、逃避责任等现象,使本来可控的危机进一步升级。文章又介绍了近些年在各地发生的环境危机的严峻现状,并找出政府公关管理中存在的种种漏洞。接下来以广州市治理“雾霾”过程中政府公关的举措为案例,总结并归纳出广州市的成功经验。最后从英国、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处理环境危机事件中汲取成熟的经验与做法,并将“广州经验”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相对比,求同存异,挖掘闪光点,以此寻求在环境危机背景下政府公关管理理论框架的构建,建立信息公开和预警机制,处理好与媒体、公众的关系,来保障政府在下次危机发生时有据可依,最大程度上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并将这种对策理论化、模式化,使之具有可推广性,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公共环境危机的一剂良方。
  
  下面用技术路线的形式反映文章的整体脉络。
  
  2、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通过图书馆和网络等途径,查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JSTOR 等中外文数据库收集、整理环境危机政府公关关系管理相关的论文,期刊,专着等,把握国内外有关环境危机政府公关的最新理论、数据和前沿资料。由于文章中会涉及到政府与媒体在危机公关中的互动,同时需要查询跨学科的有关媒体和信息传播学方面的文献,以此来更深入地理解政府公关的途径和方式,解决公共环境危机政府公关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后期论文写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案例分析法
  
  案例研究法是学术研究中较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定性研究中。它主要是针对已发生的真实案例进行整理分析,从案例中找出支撑自己论点的论据,避免理论的空洞乏味。本文采用个案分析法,以“雾霾”这样的热点公共环境危机事件为个案,通过分析广州市政府在“雾霾”危机应对中政府成功施展公关技能,利用官方媒体和政务微博,及时通告真实信息,启动紧急预案,防范了公众的过度恐慌。相反,其它省份并未及时检测并公布 PM2.5 的数值,导致大多数民众把“霾”看成是“雾”,没有提高防范,威胁到民众的生命健康,直到被媒体曝光,政府仓惶应对,在舆论上处于被动地位。以小见大,从这一案例出发再联系到近些年发生的环境危机事件中政府的表现,足以证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关系管理中上还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通过案例的总结与分析,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相结合。
  
  (3)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常常包括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两种方式。通过比较找到被比较实体在概念、特征、理念、原则等方面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为其它学科的研究提供借鉴。该专题研究,通过探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在公共环境危机政府信息公开中所采取的比较成功的经验和措施,并和“广州经验”进行对比,求同存异,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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