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治理研究绪论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5 年初发布的《第 3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6.49 亿，全年新增网民 3117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47.9%,较 2013 年底提升了 2.1 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5.57 亿，较 2013 年增加 5672 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 2013 年的 81.0%提升至 85.8%."[1]

　　权威研究机构麦肯锡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移动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决定未来经济的 12 大颠覆技术"之首，并且对未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显着。随着 3G 网络的逐渐成熟和 4G时代的到来，移动终端日益丰富，尤其是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社交媒体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广泛欢迎和使用。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研究报告指出，2014 年全年中国智能终端出货量达 5.1 亿部，预计 2015 年中国的智能终端出货量将达 5.4 亿部，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家。

　　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沟通模式和生活方式，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络享受更为便捷、自由的沟通，移动互联网形成了一个与面对面沟通模式并存的虚拟交往平台。随着信息传播便利性与快捷性的增加，谣言的传播也变得更加猖獗，从最开始的 QQ 群、QQ 空间、论坛传播到现在通过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平台进行发布，网络谣言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与讨论。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逐渐繁盛的当今时代，网络谣言有了更加自由的滋生土壤、更加便捷的传播通道、更加多元的服务终端、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网络谣言的生成条件和传播特征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并且随着发展演变，网络谣言经常与新近发生的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公共事件等联系在一起，利用人们的无意识或非理性的传播心理，对信息安全、道德风气、公民权益等诸多方面造成负面影响，也给治理网络谣言的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2]

　　信息环境与传播生态作为现代人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同人们的合法生存与和谐发展紧密相连。因此，积极应对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新问题，不断完善网络谣言防治机制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目前，我国在网络谣言治理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对网络谣言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加强，但是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着防范意识薄弱、监管力度不够、疏导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传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亟待解决。

　　学界关于网络谣言问题的研究虽多，但是关于互联网尤其是自媒体传播特性的研究较少，对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传播心理方面依然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且由于学科壁垒，基于新闻传播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基于计算机技术等自然科学的研究之间缺乏良好的融合与交互。随着网络谣言的受众面积越来越广泛，网络谣言的数量呈现爆发式的增长，网络谣言的内容也由个体转向公共领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研究应对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策略便具有了时代的紧迫性和现实的必要性。

　　基于上述现实与理论观察，笔者确定以"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生成与治理"为选题，旨在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与学术成果来思考自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通过研究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生成条件与传播特征，从心理学角度深入探究受众网络谣言的传播心理，并利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计算机科学技术理念对网络谣言源的检测、网络谣言生发的跟踪等问题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撑，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行政管理学等角度提出网络谣言的治理对策，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1.1.2 研究意义。

　　鲁迅曾在《谣言世家》中，将谣言比喻成"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网络谣言，也是如此。借助互联网即时性、匿名性、虚拟性的特征，尤其是自媒体时代线上线下随时联动的便捷性，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有了更加便捷的通道和更加肥沃的土壤，网络谣言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和扩散的趋势。因此，对网络谣言的预防和治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笔者认为，本研究选题具有以下意义：

　　（1）理论意义。

　　通过梳理网络谣言的概念、特征，进一步深化网络谣言问题的研究，为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分析自媒体时代的特点，对自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的生成原因和传播特征进行研究，紧密结合自媒体时代的媒介环境，为网络谣言的研究拓展新的学术方向；提出网络谣言的治理这一现实性命题，分析当前的网络谣言治理问题，对网络谣言领域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具有拓展和深化作用；通过对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案例进行分析和脉络的梳理，有助于增加网络谣言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可实用性，为自媒体网络环境下各种安全建设提供学术参考，如国家安全、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价值观安全、文化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等。

　　（2）实践意义。

　　网络谣言的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关键一环，是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极大考验。笔者认为，探索我国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仅能够为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参考，还可以为其治理举措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决策方案。

　　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网络谣言的生成条件和传播机制，提出治理自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的治理对策，及时探讨和开展网络谣言的治理工作有助于强化网络传播的正效应，净化网络环境，维护国家秩序，营造安全、互信、尊重的社会心理，建设求真、求善、求美的大众文化，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网络社会。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自媒体尚属新兴事物，学术界针对自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谣言研究较少，多是基于传统互联网思维进行分析，但也有不少优秀成果。笔者拟从网络谣言的界定、网络谣言的生成条件、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与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四个方面来进行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述评。

　　1.2.1 网络谣言的界定。

　　谣言自古以来就存在，《辞海》中对"谣言"相关字词的阐释为："谣，指凭空捏造的话或没有根据的传闻；谣言，指凭空捏造的消息或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3]

　　《朗曼现代英语字典》把"rumor"定义为："人与人之间传达的，关于某人私生活或官方的决定讯息，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并不真实。"[4]

　　德国是现代谣言研究的摇篮，影响最大的是开创谣言、流言精神分析先河的心理学家荣格（Jung C.G）（1910），他认为"'谣言'是'潜意识中的表征'（cue of the subconscious），集体无意识--'原型'（archetype）是谣言、流言的'谣'与'流'的源头，开创了谣言精神分析的先河。"[5]

　　最早对谣言进行专门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学者。20 世纪 30 年代末，大批研究者受"二战"刺激开始研究谣言与谣言控制。1944 年，Robert H. Knapp 以马萨诸塞州的谣言为例，对一千个谣言按照谣言传播的内容、方式、影响力大小等将谣言分为三种类型：传递期待的谣言，恐惧、忧虑的谣言，操作事件导向的谣言。并系统研究了谣言产生的原因、后果和控制策略[6],这一研究为谣言传播的案例分析提供了准确而丰富的数据资料。美籍日裔社会学家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1966）认为谣言是"Improvised News"[7],即人们在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而关于谣言的经典定义是由美国社会学家 G. W.奥尔波特（Allport）和 L.波斯特曼（Postman）（2003）提出的"谣言（流言）是指在人群中，通常以口头形式传播的，暂时还没有证明标准的一种特殊的陈述。"[8]

　　并认为传播者的强烈兴趣是谣言产生与流传的主要原因，谣言可以作为传播者的一种主观情感映射的描述，传播者希望用谣言为自己的情绪提供一种解释或辩解。

　　国内最先关于网络谣言的研究始于 2002 年，在 2003 年"非典"时期和 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时期都有所升温，对于网络谣言概念和界定更是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王继先（2006）将中世纪的谣言与今天的谣言分别定义为"听传时代的谣言与数字化时代的谣言"[9];左玮娜（2006）对网络谣言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定义："网络使用实体通过个人网站、电子邮件、电子公告（如电子论坛、留言板、布告牌等）以及即时通讯工具传播的，旨在将使人相信的信息，在没有确切根据的情况下通过网络进行流传"[10];李文超（2011）指出网络谣言是在数字化的传播阶段，以互联网为介质，对新闻事件和相关信息进行刻意或非刻意的修改后，在广大网民甚至网外的生活圈、社交圈中进行传播的信息[11];潘相国（2002）认为谣言与社会心理联系紧密，制造网络谣言的人、传播网络谣言的人与接收网络谣言的人三方之间的各种心理活动与倾向都可以从谣言中窥见一斑[12];汪志坚、骆少康（2002）指出"群体思考（group-thinking）"能够在网络谣言中产生，而重复这一行为能够使其说服力不断增强[13];巢乃鹏、黄娴（2004）认为，从大的方面来看，任何传播活动都离不开传者、受者与中介三个要素，网络谣言的传播也是一样，服务器端是谣言的源头，受事件的模糊性、反常性与关注性的影响，客户端是谣言的受众，受受众批判能力以及事件与受众接近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中介则可以理解为一种环境。[14]

　　1.2.2 网络谣言的生成条件。

　　1947 年，奥尔波特（G.W.Allport）和波斯特曼（L.Postman）（1947）提出了谣言决定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式说明谣言的产生在于：首先，传者与受者都要认为事件具有某种方面的重要性；其次，事实需要通过模糊性来进行一些掩盖。当重要性和模糊性其中的一方趋近于零的时候，谣言也就无从产生[15].克罗斯（Crouse）（1953）在此基础上对公式进行了拓展与调整，提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的批判能力。这一公式指出，谣言的产生与"公众批判力"这一因素也呈现正比关系，受众批判能力越强，谣言的滋生就越容易，反之则越困难[16].R.L.罗思诺与 G.A.

　　费恩（1990）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又加入了心理的因素，认为一般谣言的流传还与人们的好奇心和听取新闻的愿望有关[17].2003 年，G. W.奥尔波特与 L.波斯特曼又提出了公众在进行谣言接收与再制造的过程中常使用的"三种基本的嵌入机制：削平（leveling）、磨尖（sharpening）与同化（assimilation）"[18].

　　他们认为，人们通常会依赖自身的兴趣爱好、经验习惯以及价值理念等因素来确定谣言的细节与信息内容的取舍，即"同化";将有限的细节从复杂的背景资料中挑选出来，并对其进行记忆、传播、互补的过程，即"磨尖";为使谣言更具有故事性，或使其所转载或传播的信息更容易被受众理解，依靠自身的理解将信息中的不合理因素进行删减，使内容更加明确和清晰的过程，即"削平".弗朗索瓦丝·勒莫（1999）在其《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一书中勾画出了谣言的建构是一种富有意义的过程，而叙事核心的维持则是谣言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19].拉尔夫·罗斯诺（Ralph L. Rosnow）（1988）认为谣言的产生是处于焦虑状态的个人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20].普拉桑特·博迪亚（Prashant Bordia）与迪方佐（Nicholas DiFonzo）（2004）指出，谣言生成是由于人们在混乱时期，为解决社会问题或者获得社会认知而进行的一种集体行为[21].卡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2010）在《谣言》一书中提出了谣言传播的三大条件，即信息流瀑、群体极化与偏颇吸收[22].

　　关于网络谣言生成条件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视角进行切入：

　　（1）从技术方面、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阐述网络谣言生成条件，伍宝（2009）认为，由于信息难以充分表达，许多社会心理因素造成了谣言的流行，而互联网这种虚拟的环境在无形中充当了谣言的保护伞[23].黄卫星、康国卿（2011）总结了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受众复杂的心理状态，如从众心理、泄愤心理、投射心理、窥私心理、选择心理等[24];孟鸿、何燕芝（2012）经过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分析，指出网络谣言的成因主要在于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政府公信力低以及受众理性精神不足等社会环境[25].

　　（2）政府决策层面、执行层面与法律法规层面：宋洪阳（2013）从管理者与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立法机关等层面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原因，并通过公共危机事件，来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一般流程与网络谣言的危害[26].

　　（3）综合成因方面的研究：田惠凤（2012）指出，网络谣言的主要成因在于政府监管与防范意识的薄弱、公民网络素养与科学素养的欠缺、网络媒体自身的缺陷等方面[27];王国华、方付建、陈强（2011）则认为网络谣言的成因在于安全感缺乏、信息不对称、公信力危机、从众心理、社会记忆等方面[28].

　　国内学者对于网络谣言生成条件的研究，主要是从促成谣言产生的外在条件去分析，包括政府、媒体、社会、人性等客观要素的缺陷与不足，这有利于为谣言治理对策的制定提供开阔的视野和思路；然而，对谣言传播过程和行为本身关注还不够，较少地细致探究谣言传播的影响因子，对谣言传播的现象本身研究乏力，而国外关于网络谣言生成条件的研究成果，虽然缺乏中国国情的现实性，但恰可以弥补国内研究的缺陷。

　　1.2.3 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

　　就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来说，近几年国内外主要结合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来论述网络谣言在新时期的传播新特征：

　　（1）概述网络谣言的总体传播特征：张晶（2008）认为，网络谣言具有传播途径广、传播速度快、危害性大、隐蔽性强等特征[29];刘俊杰（2013）将网络谣言的特征归纳为：时效性、匿名性、蛊惑性、多因性、重叠性与双重性[30]
;崔恩慧（2012）指出，网络谣言具有时效性、盲目性、群体性、爆炸性以及超真实性的传播特征[31].

　　（2）以网络热点事件为案例进行网络谣言传播特征的分析：高亮（2013）以"秦火火事件"为案例，指出网络谣言传播具有完整的操作系统和利益链条，操作方式更加多样化[32].

　　（3）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局部特征：华盛（2013）认为，网络谣言讯息相比传统谣言，更容易被转发，使谣言迅速扩散至整个网络，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33];陈子晨（2010）认为，网络谣言的匿名性有助于网络谣言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借助身份虚拟技术进行任意隐藏和改变[34].（4）网络谣言传播特征的发展趋势：何敏惠（2012）认为，网络谣言的传播向虚拟化、网络化和图像化等方向发展[35].

　　1.2.4 网络谣言的治理对策。

　　在谣言问题上，卡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2010）认为要一分为二辩证看待，一方面来说，我们要尊重公众的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已成为大众传播中的"核武器",我们还应该进行思想市场的监管，对虚假信息的生产与扩散进行有效的遏制[36].在实施层面上，当前已经有很多国家将网络谣言的防治纳入了公共关系建设的范畴，并采取了诸多防治策略，如开发网络谣言检测软件、进行网络谣言实时监控，建立网络谣言追溯网站，以进行网络谣言的有效预防与控制。总得来说，国外对于网络谣言的防治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信息准入制度，实施网络实名制的形式来进行。

　　国内学者主要从政府、媒体和公众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不过各有侧重：

　　（1）政府主导作用。黄卫星（2010）认为，政府应当率先主动和民众之间开展积极的互动，建立起平等开放的"交往"、"对话"平台[37];田惠凤、郭秋玲（2007）指出，政府迫切需要加强网络监管工作[38];张昭国（2008）提出政府应该通过信息公开来保持信息渠道的通畅性，实现信息对等化[39];谢能武（2012）认为，政府应提高网络谣言的防治意识，建立网络谣言的快速应对机制，健全网络谣言的治理体制，完善网络谣言的监控与追踪系统[40];陶国根、黄毅峰（2011）则从网络谣言的治理技巧谈到政府部门要针对网络谣言的不同阶段和特点来制定应对策略，并通过政府信息透明度的增强来实现对网络谣言的预防[41].

　　（2）媒体做好把关人。黄卫星、康国卿（2011）认为，媒介应该担负起对网络谣言监督的责任，来完善网络谣言的管理[42];陈红梅（2009）提出，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影响，并注重网民理性精神的培养[43];姜胜洪（2012）指出，大众媒体应该自觉担负起网络谣言清除的责任和义务，并进行法制意识的宣传，提高受众对网络谣言的免疫力，建立网络谣言应对的长效预防机制[44].

　　（3）公众自律。白树亮（2010）认为只有提高公民的道德准则与法律意识，才能有效提高受众对网络谣言的免疫能力[45].

　　（4）政府、媒体和公众互动治理。黄卫星（2011）认为，网络谣言的治理涉及到政府、媒体和社会多方合作，是一项比较复杂的过程[46];宋洪阳（2013）提出网络谣言预防与治理的整体策略，就是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加大网络监测与管理力度，完善与媒体、公众间的合作机制[47];陈东冬（2012）认为，政府需要掌握网络谣言背后所隐藏的真实的群众心理和大众呼声，对网络谣言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48].

　　国内学者提出的种种治谣对策，考虑较为周全，但是更多还是观念层面，亟待深入和具体，国外研究在治理对策和现实操作层面比我国走得更远更实际。

　　以上既有研究成果，为本课题深入研究网络谣言及其治理问题提供了参考，但是，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及其治理出现了新问题，亟待深入和创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并有针对性地指导网络谣言治理与时俱进。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1.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自媒体时代的网络环境进行分析和把握，结合运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应学科知识，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典型的网络谣言实例，研究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生成条件和传播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将网络谣言的研究置于人类谣言的历史发展研究、人性的哲学研究、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研究等框架中进行辩证分析，兼顾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

　　（2）实证研究法。

　　包括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涉及三类对象：谣言传播者、谣言受害者、普通受众）与人物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普通网民、造谣者、传谣者、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和学者）。

　　（3）文献分析法。

　　研读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学科中关于人性、传播、社会心理、社会治理、政府管理等方面的经典文献，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自媒体、谣言、网络谣言等方面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实践发现进行总结。

　　（4）案例分析法。

　　选取网络谣言传播的经典案例，收集从谣言的孕育、生成、发展、消散、破灭到后续负面影响的整个传播过程的所有网络信息，合理选择样本进行文本解读和内容分析，为发现网络谣言生存条件以及网络谣言有效治理对策提供现实依据。

　　1.3.2 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

　　（1）视角创新。

　　将网络谣言置于历史、哲学、传播、社会心理的综合性视角下进行分析。

　　（2）内容创新。

　　通过对经典案例进行全方位解读、对调研文本进行分析，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升华。分别从谣言传播的外在客观原因和内在影响因子两个方面，首次全面揭示和总结网络谣言的生成条件，并提出可实施的治理对策。

　　（3）研究方法创新。

　　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行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机制的解析，采用内容分析、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等方法对网络谣言扩散过程中受众的传播心理进行深入分析。

　　（4）学科创新。

　　力求在传播社会学领域尝试集信息生产、内容分析与受众研究为一体的研究典范；试图超越学科壁垒，融合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研究。

　　1.4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1.4.1 研究思路。

　　本选题以自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谣言为研究对象，基于网络谣言的经典案例分析和研究自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谣言的生成条件，深入探究并总结自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借鉴国外网络谣言治理对策的经验成果，比较分析网络谣言治理的现有对策，并结合自媒体时代的媒介特征和时代语境，提出网络谣言的治理对策，为厚德包容的国家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1.4.2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主要内容分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交代研究的背景和意义，通过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思考该选题的创新之处和研究方法，并确定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第二部分：对研究中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分别为什么是自媒体和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的特点，什么是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新特征等等。

　　第三部分：选取新时期网络谣言经典案例，从信息审查、使用心理、媒介素养、国家法律法规、主流媒体参与和技术等角度梳理总结网络谣言的生成条件，并从谣言生成的内在因素，如人们关注的热度、事件的敏感性、消息的重要性、叙事的模糊性、媒体的参与性、结果的不确定性、解读的选择性、朋友圈文化的娱乐性等方面进行思考网络谣言传播的根本原因。

　　第四部分：从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角度和网民的传播心理角度分析研究自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传播的新特征。从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角度上看，信息的传播流程简单，准入门槛低；转发主体性强，信息失真容易；半封闭式传播，监管难度大；把关人缺失，传播结构扁平化；移花接木的手法，更具隐蔽性。从网民传播心理的角度，网民更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更容易相信重复流动的谣言；较少质疑"意见领袖"发布的信息；更容易善意理解熟人圈传播的信息；善于利用跨大型的词语唤起公众的恐惧心理等。

　　第五部分：在前期实证调研基础上，吸收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并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网络谣言治理对策：包括如何改善网络传播环境，如何建立防谣和预警机制，如何实现谣言实时实情监测，如何迅速有效辟谣，如何完善法治下的谣言治理，如何消除谣言负面影响，如何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如何建设厚德包容的网络文化。认为自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谣言治理，应确立政府为主导，媒体、社会、公众合力参与的治理模式，建立全面的网络谣言监控体系、健全网络谣言的疏导体系、健全多渠道的辟谣机制、健全网络规范法制体系、建立长效的预防体系、营建随时辟谣人人有责的自媒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