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正义需要制度设计与供给，也需要文化主体的自觉，从思想观念上推动正义实现的进程。资源的发展为广场舞文化正义的实现注入活力，政治制度为广场舞发展提供保障，广场舞文化的自我提升是其保持持久发展潜力的根本，在普及与提高之间寻求广场舞文化的平衡，努力实现广场舞的“正义”文化属性。
第一节 制度维度的路径。
一、制度的顶层设计。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支持，文化的发展需要政治力量的推动。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体系中的重要方面，是评价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并行的因素之一，“当今世界，衡量综合过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特别是其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国民素质、国家形象等能不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能不能赢得更多的国际认同，能不能占领世界文化高地”,我国要实现民族的复兴，文化复兴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工作的重要方面。
我国的文化发展需要制度的保障，政治力量的实现需要制度的顶层设计，需要制度进行具体的规划和设计。无疑，文化的发展需要自由，文化更是向着自由的方向发展的，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是在制度框架下发展的自由。因此，顶层设计要兼顾人类的社会性和个体的差异性之间的矛盾。毕竟，个体的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个体的自由不应损害他们和集体的自由，同样不能以集体的名义剥夺个体的自由权利，任何的自由都是有限制的，只有在制度框架内才能获得。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制度设计应当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允许文化的多样性，给予文化自由发展的空间，引导文化更好的为社会服务，容忍差异文化的存在，通过制度的设计帮助文化更好的发展，制度的规定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顶层设计的落实是关键。制度的执行是保障政策效力发挥的重要环节，是政策的具体实践。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就是要保持政策的严格执行，保障程序和实体的正义，在严格执行制度的基础上考虑具体情况，保障合法、合规与合理的协调。我国的广场舞文化需要方向的引导、制度的保障和实践。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实的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化和周围环境还存在各种矛盾，立足实际，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帮助广场舞文化健康发展成为解决矛盾的重要途径。
二、在社会治理中体现“人本”价值。
以人为本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优化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人是社会的根本，一个社会是由人类个体组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个体关系共同构成了社会关系的综合，所以处理社会问题首先应当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进行考虑。“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因此，把广场舞纳入社会治理对象应该注意到这种大众文化的属性，不能偏离“人本”的价值方向。
广场舞作为一项大众娱乐活动，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正如前文分析，广场舞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主要取决于大众对于这种文化形式的认同，大众的文化欣赏层次决定了其对于大众文化的喜爱。我们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由一些当地的官员切实执行的，在以往的工作中总结和归纳出一套模式化的工作方式，这是政府工作好的方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办事效率，节约办事成本，维护社会稳定，但是这种办事方式也同样容易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出现矛盾后，习惯性的按照固定模式进行处理，不考虑现实情况的变化，有时会使矛盾更加激烈，这就要求我们相关的管理者在处理问题时考虑相关因素，充分考虑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结合具体问题进行处理。
“人本”价值的关注核心是广场舞群体及其诉求的满足。广场舞群体是新出现的社会群体，本身具有自己特有的特性。在广场舞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这应当作为新生事物对于周围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通过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达到新事物与周围环境的融合，这就要求我们的维稳人员对于出现的问题采取适当的手段进行处理，充分考虑广场舞活动的具体问题，研究中老年广场舞群体的特点，以人为本，争取合理高效的解决矛盾，让矛盾双方都能够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感受到被重视，矛盾的解决方式受到双方的认可。广场舞相关的政策制定是解决广场舞问题的政治途径，在顶层政策设计上充分考虑广场舞产生、发展的特点制定政策。政策的制定主体属于政治精英阶层，这一阶层对精英文化的认同度较高，但对于大众文化的认同度相对较低，对于精英文化的了解程度远远高于大众文化，容易导致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
总之，实践中的很多问题同治理过程脱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关于广场舞相关政策的制定要求我们国家的上次制度设计者充分考虑广场舞这一大众文化形式的特点，进行充分的调研，制定符合大众文化规律的方针政策。“以人为本”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优化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原则，维护社会稳定和优化社会治理体制的具体效果是检验“以人为本”原则执行的实践体验。
第二节 资源利用的正义。
一、市场资源。
市场化主要的经济社会，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遵循着市场的调节，市场调节者社会上的大部分资源。随着市场化的进程，文化资源的分配也开始遵循着逐利的原则进行着分配，市场利润可观的领域占有在文化资源分配上的优势，作为目前市场利润水平较低的广场舞文化，市场对其与其评价很低，资源分配上也就处于当然的劣势。
引导市场资源向广场舞方向流动，推动我国的广场舞事业的发展，广场舞在推动大众文化普及，提升我国国民整体文化水平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是实现我国文化复兴事业的重要基础性途径，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发掘广场舞产业的市场潜力，积极地市场资源投入，将有利于广场舞文化快速稳定的发展，市场资源的投入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是文化发展保持自有活力和发展动力的保障，主动发掘市场潜力，提高广场舞文化利润的市场预期，推动市场资源向广场舞文化的流动。
二、财政资源。
财政资源的投入在文化发展的前期至关重要，在文化发展还处于弱小的初始阶段进行适当的财政扶持，推动文化的发展，这是政府财政在发展文化事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亚的大众文化大发展始于二十世纪 70 年代，期间的工党政府极力推进文化建设，各类文化设施大规模兴建，对社会产生了积极效应，并因此产生了一定规模的文化产业，市场文化企业从政府公共基金中获得了大量资助。文化事业在发展前期投入相对较大，但是收益却很好，市场资源很少会涉猎这种投入产出比较小的行业，这时就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推动文化产业化发展，帮助发掘市场潜力，在形成产业化后推向市场，帮助和推动文化产业化的形成，为吸引市场资源做前期准备。上海市在 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在对于城市文化软实力方面建设的目标，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创新和文艺创作、促进体育事业产业协调发展，这些都是政府工作中对于文化事业的规划。
三、社会资本资源。
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其发展进程同工业化密切相关、同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同公民社会的成长密切相关。比如，澳大利亚的大众文化起始于 1970年代，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诞生了相关的社会组织类型。早期的澳大利亚艺术理事会（the Australian Council for the Arts ）成立于 1968 年、次年成立了影视实验基金会（the Experimental Film and Television Fund ），但更多的社会资本存量都是后来诞生的：澳大利亚电影理事会（the Australian FilmCommission （AFC））成立于 1975 年、特殊广播服务协会（the SpecialBroadcasting Service （SBS））成立于 1980 年，为澳大利亚的大众文化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支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