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媒体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早在现代西方新闻传播业出现前，跨文化传播就作为一种精神交往现象而存在了。

　　20 世纪中叶，伴随全球化与媒介新技术的普遍应用，卫星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化技术制造出“人体延伸”的景观，使得跨文化传播成为根植于人的物质生活生产与精神交往需要之中的历史现象。总的来看，起源于西方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的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误解如何形成的问题以及交流如何跨越性别、国籍、种族、民族、语言与文化的鸿沟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不只是意味着纯粹的学术兴趣，而是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东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割据主义、性别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群体间语言偏见等人类处境有着极其深刻而广泛的联系。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终极关怀是要实现文化融合，从而达致和谐的最高价值理念。

　　近年来，伴随新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日益明显，跨文化传播研究出现了新的议题，如： 探讨不同的价值观、传播模式和不同的语言对在线跨文化交流的支配与排斥作用；数字化世界是如何建立跨越文化边界的体验，建立全球虚拟团队； 虚拟化身在网上合作情景中的作用和意义； 新媒体与文化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等。可以说，数字新技术的采用使得世界视域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全新的时代背景： 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突飞猛进、电子网络社区形成、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民族国家、信息技术对军事冲突的控制能力增强、大规模的移民、急速推进的城市化、网络技术和自然语言的结合、全球文化市场扩张、国际品牌的形象认同等各类现象交替显现，彼此渗透和扩散，共同交织成异彩纷呈、但又令人困惑的跨文化传播图景。笔者采用文献研究方法，试图揭示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理论脉络。

　　一、新媒体的界定、历史发展与权力格局

　　新媒体特指数字新媒体，它们均采用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和传播信息的技术，新媒体已成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载体，而且，伴随数字技术的不断革命，新技术的内涵和外在表现形态仍将动态发展。对新闻传播业而言，新技术不仅带来了诸多形态的数字新媒体，更带来了媒体间融合的全新形态。那么，新媒体与文化、传播业、跨文化传播间的历史纠葛从何时开始？又生成了怎样的历史图景呢？

　　20 世纪前半期，伴随复杂系统工程、高科技控制系统的出现，一些学者，如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①开始乐观地将信息理论与传播理论进行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信息理论的普及使得信号传输过程移植到了拥有社会基础的语义内容交换中，即进入有意义的文化王国里②。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后工业理论被广泛接收，同时，伴随西方社会发展中现代产业内部的工作重组、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文化观念也经历了一次次复杂的修正过程。政治和经济的精英们越来越意识到信息的战略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使得“商品化过程也已经渗入信息生产的新手段中： 即信息客体化技术的演进序列”,围绕信息构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扩张性的企图，使得西方社会整体迈向“信息化的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些都“导致信息和文化产品的独特实现过程最终走上商品化”,而且处于持续的加速过程中③。

　　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加快了信息文化传播领域的商品化过程，新技术的创新和使用显然极大地推动了商业社会以资本效益最大化为基本准则的信息文化传播的商品化和全球化，使得地球村的人们都欢呼雀跃于个体自由的增进、文化间的接触和跨文化的沟通。但许多学者多年来一直发出警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用貌似客观并体现线性社会进步逻辑的‘信息范式’涵盖和隐匿了‘文化’领域所体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④，“新媒体崛起的过程恰恰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快、贫富不均深化，传统社区和意义系统解体，文化危机加深的过程”⑤。这既包括他们国内的文化间冲突，也包括国际范围内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夺，从而导致新媒体传播权力格局的重新生产，跨文化传播正是在这一社会发展的逻辑下面临新的挑战和历史使命。

　　二、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关系和现实关怀

　　数字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和制度化建构重构了人类社会实践的方式，这些社会实践成为催生复杂多变的跨文化传播模式及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新技术不仅赋予每个个体感知、描述客观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能力，也使得作为社会的人在社会机体运转中获取了自我显示的途径。个体的解放使得新技术转型正成为当前社会转型的基础力量，这些改变直接反映在跨文化传播的路径选择中。新媒体正在重塑跨文化传播的格局、思路和实践方式，它所带来的媒体融合使得信息更快、更多、更立体地汇通世界各地，语言障碍在某些不同文化群体间也伴随翻译软件、语言学习等逐渐弱化，跨文化传播的表象越来越直接地通过媒介本身扩散出来，数量越来越大，影像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但与此同时，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也让人们不断体验、反思全球化时代下人类社会发展与跨文化转向、融合、殖民甚至再封建化等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

　　新媒体对跨文化传播社会实践的影响正在凸显。首先，从国家间层面看，全球化与区域利益间的冲突导致国家间的文化冲突依然明显，甚至上升为意识形态的对抗。第二，从组织间层面看，数字新技术已促成企业间、社会团体间的跨文化联系普遍而紧密，特别是在非政府组织间的全球联动中，他们就环境、种族、宗教等各类文化话题进行了时空交错、情景交融的线上、线下接触，并最终转化为颇具影响力的社会行动。第三，从人际间层面看，新媒体更是推动了全球化的接触和联系，各种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已经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跨文化间的沟通和了解。文化间的言说、交流、理解和适应正在显示更加强大和澎湃的生命力。

　　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间的内在关系和实践发展催生出学术的现实关怀，呈现出规模不大、但观点多元、视角各异的研究图谱。数字技术对传统世界的颠覆性重构促使文化多样性的不断增生，多元文化的爆炸性释放、文化间的宽容度都使虚拟世界的跨文化传播呈现出雾里看花的神秘景象，尤其有趣的是，虚拟世界中的身份认同与传统世界大相径庭，这些都推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探索。

　　三、跨文化传播的边界： 从民族国家到网络社会

　　全球化是当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社会背景，许多学者都将研究置于这一语境之下，如何提升多文化间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并使之具有现实可能性，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尽管迄今为止，“全球化”缺乏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但它与跨文化传播间的联系却是异常紧密。研究认为，新媒体是加速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趋势的主要动力，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全球化已经改变了我们对社区这一概念的认知，重新定义了文化认同与公民社会，并要求寻找出一种新的跨文化互动方式①。当人们试图理解这一社会背景时，关键问题出现了： 是什么实现了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

　　西班牙裔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其巨着网络三部曲之一《认同的力量》（ The Power of Identity）的开篇中这样描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 network society） .它的典型特征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劳动的个体化、由一种无处不在、纵横交错、变化多端的媒体系统所构筑的现实虚拟的文化（ 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 ,以及通过形成一种由主导地位的活动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达出来的流动的空间（ space of flows） 和无时间的时间（ timeless time） ,而造成的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的转变②.

　　“网络社会”是全球化的当代表述，在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力量双重推动下，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的转变重新塑造了我们的世界。新媒体使用下的跨文化传播置身于“网络社会”,既有的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框架势必遭遇合法性危机，从而出现“网络国家”的新型政治机构。曼纽尔·卡斯特全景式的描述与丹·席勒对信息与文化理论变迁的历史性描述不谋而合，他们的研究表明，自 20 世纪 70年代以来，新技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强力推动之下被世界各地广泛采用，跨文化传播的工具障碍、语言障碍、边界障碍、时间障碍等都得到了缓解和释放，进而产生了“无场所逻辑”、“无时间逻辑”③的网络社会，人们学习利用新媒体以增强在新型社会中的权利和自我、彼此的文化认同。

　　四、跨文化传播的主客体： 异质性、多样化的对立与统一

　　谁在言说？ 对谁言说？ 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既往研究中的主客体通常具有明确的边界，主体间性的哲学分析建构了主客体融通的理论可能性，从一些最新的研究中不难看到，新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正迫使理论重新解释主客体的角色划分和各自的边界。

　　（ 一） 虚拟身份与现实行为： 主客体的建构、解构和融合

　　虚拟环境，例如网上游戏和基于互联网的聊天室，使人们越来越轻而易举地改变网上自我形象。那么，当我们改变我们的网上自我形象时，网上自我形象是否会反过来改变我们的行为？ 有研究提出普鲁吐斯效应（ The Proteus Effect） ④假设，即不论别人看法如何，个人行为总是与他们的网上形象一致。研究通过实验法发现，虚拟环境使得人们能够轻易地通过修改或创造化身（ 数码自我形象） 来改变自我形象，但自我形象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之间并不一致。个人的“伪自我概念”（ false self-concept） ,比如自我刻板印象（ self-stereotyping） ,对于他们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实验中使用可爱形象的被试者与陌生人更亲密友好，这种友好可能引起对方肯定的回应，并因此导致总体上更加积极的互动。这说明，虚拟环境中个人伪自我概念可能使本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与人交流，而这种交流方式让对方可能确认本人设计的伪自我概念。此外，虚拟环境中的自我形象是被控制的，数以万计的用户与修改过的自我形象互动。人们在虚拟环境里选择自我形象，自我形象又反过来改变人们的实际行动。每天成千上万用户通过游戏、聊天实时互动，他们都使用与他们真实形象不同的网上自我形象。实际上，在这些环境中用户一律选择年轻、身材好、有吸引力的自我形象，如果拥有可爱的自我形象，用户能在几分钟内增加自信心和自我表露的程度。

　　可见，主体的虚拟自我通过图示等新媒体符号、代码得以构建，图示隐藏下的虚拟自我通过网络实践不断调适行为以符合与客体形象的一致性。跨越虚拟世界，虚拟自我对现实行为的改变也不可小视，尽管选择自我形象在虚拟环境中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种选择会反过来决定人们的行为，虚拟角色的选择可能会延伸到真实世界。主客体在虚拟和现实世界中的建构、解构和融合时常模糊了既往研究中主客体的清晰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