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卢卡奇人道主义文论观对胡风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论观、美学观始终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卢卡奇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因也是因为它能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人类的生活及命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所谓彻底，就是从根本上掌握事物，而人的根本就是人的本身。"①人的问题一直在马列文论中是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掌握了人的命运问题，就是从根本上掌握了把握世界的方式。卢卡奇也有相似的论述，"他（叙事诗人）的作品中的这种本质的东西，即人及其社会实践。"②人和人的实践具有文学作品中的本质地位。卢卡奇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是深深刻着马克思人道主义观的烙印的。
（一）卢卡奇人道主义文论观
卢卡奇自始至终强调文学中人物命运的重要性，在散落在他的各篇文论之中。"一种脱离人、脱离人的命运而独立的‘事物的诗意',在文学中是没有的。"③只有关乎人的命运的文学才是有诗意、有兴味的文学。
那么，优秀作品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展现人物诗意满满的命运呢？卢卡奇的理论带给我们很多启发。首先，要表现人及其自身。人及其自身是最高层次的展现人的命运的方式。在此，也应当细致地从三个方面来详细论述。第一，要把单纯的对人的描写扩展为对人的"行动"的叙述。卢卡奇特别推崇的巴尔扎克的作品中的环境描写"几乎总是转化为行动",例如老葛朗台修理朽坏楼梯时的一整条链条的行动。 "人"的意义不是呆板的，而是生动的形象的，应当将"人"放在特定的行为和事件中去展现，要模仿出人的行动、生活，乃至人物的性格和思想。"行动"在亚里士多德处就具有了较高的重要位置，可见卢卡奇对于传统文论的坚持和固守。第二，与行动相关，要展现生活中最深刻最真实的人物实践。
"这种生活真实只有在人的实践中，在他的行动中才能展现出来。人们的言语，他们的纯主观的思想感情，只有转化为实践，只有在行动中经过检验，证明正确或者不符合现实，才能判定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是诚实的还是假装的，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①。并且实践是吸引读者兴趣的最深刻的基础。李泽厚在论述美的本质时，也指出他所确立的主体论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强调美的本质、根源来源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活动是产生美、产生艺术的广阔的基础。这种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能动反映论相一致，也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自然的人化"观相一致。第三，与实践相对应的，文学要反映人的自身的内心活动。
艺术性文学要能表现这个时期典型形象的丰富发展的内心生活和实践的相互关系时，读者的兴趣才会在这种文学上。卢卡奇清醒地认识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在行动中认识自己，从最深处、刨根问底地来认识自己".深入剖析自身行为和自身本质已是一个古老但常新的话题，古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之谜提出认识自己的重要性，歌德也曾论述过"认识自己".明确自己的生命本性，深刻反思人性，如同尼采一样高昂自己的生命意志，是我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在卢卡奇处已将人与自身的问题看作是"道德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这应该成为"中心问题".罗伯特·伯朗宁说："我要试验自己的心灵",给自己作道德层面的实验，需要巨大的勇气，当然，也会获得巨大的成就--深入地认识你自己。人与自身的关系，通常在小说中展现的方式为人物的内心独白，当然，梦境与无意识更能从最深处展现人与自身的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世界公认为描写人物内心的高手，被誉为"伟大的天才",说明他是"以自己天才的力量震撼了世界"的作家，而《罪与罚》也正是他"正视灵魂深处"的代表作，其中展现拉斯科尔尼科夫自身冲突的情节都显得尤为精彩。例如，在拉斯科尔尼科夫杀害老太婆之后，他精神处于混乱萎靡状态，表现出了很多受无意识支配的病态行为，也正是这些行为展露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方面相信自己的"超人能力",另一方面又对杀人行为的怀疑，两者的矛盾在他的内心产生激烈地碰撞。
其次，要表现人同他所生活的社会和环境的关系。不管是社会还是环境，都要围绕着人的命运来叙述，真正的叙事诗人要"叙述事物在人的命运的连结中所承担的任务",并且环境或事物要真正与人物一起去参与人物的行为和苦难，与之形成统一的整体，并凸显人物的的命运。莱辛在《拉奥孔》中评价荷马史诗的时候，确证了这样的基本真理，即荷马并没有专门描写物件，而是"只是通过它们对这一行动的参与来加以描绘".接着卢卡奇还以荷马的一个重要例子来加以论述：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制造朝芴的过程。荷马并没有详细描述制作芴的过程，也没有精确到描写芴的材料、质地、雕花等等，"他并不复现芴的形状，只向我们叙述芴的历史",从两根芴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的实际权力的差距。芴不是自然主义笔下教会后世模仿形状的静物，而是代表人物命运的权利象征，事物在叙事作品中才真正变得生动且富有诗意。不仅仅是要静态地去表现，还要动态的展现整个的人物与社会、环境相互斗争和博弈的全过程。卢卡奇认为莎士比亚的波路托斯，歌德的哀格蒙特，都是因为展现了某一时代、某一种社会斗争的悲剧的冲突来凸显了典型的特点。人物性格会在人物与社会、环境的斗争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二者互相促进。卢卡奇称赞的巴尔扎克的小说就是把经济问题融入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每个活生生的人都裸露在资本主义金钱的控制、诱惑和腐蚀之下，人性在经济范畴的面前凸显得如此真实，《人间喜剧》就是典型的实例，这里有金钱交易下的肮脏爱情与亲情，也有被金钱遮蔽的微弱的亮光，金钱的血腥味让这里的每个人打了个寒颤，人情被金钱异化为畸形与病态。巴尔扎克的一直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整个世界，从而成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代表，这让卢卡奇钦佩不已，以致以巴尔扎克为标准去要求之后小说的作者。
最后，要表现人同社会中其他人的关系。文学越是表现了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性越会变得生动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展现人物特征的关键之处。卢卡奇说道："现实中的人并不是彼此并立，而是互相扶持或互相敌对地行动的，这种斗争，做成了人类个性的存在于发展的基础。"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卢卡奇非常重视的，他同时指明，"甚至人的形体风度，也只有通过在行动中对于其他人的相互关系，通过对于这些人的影响，才能在作品中变得生动起来"②。卢卡奇举出了最经典的例子：荷马对于美女海伦的"美"是如何展现的。海伦的美貌冠绝希腊，连阿提卡半岛的英雄忒修斯也都曾尝试劫走她，而文明世界的特洛伊战争是以争夺世上最漂亮的女人海伦为起因的，导致了特洛伊城的十年攻城战。
在众人对海伦的反应中我们能想象海伦是如此的美丽，即使没有详尽的描写也凸显了海伦的美的极致。相同的手法也出现在了托尔斯泰对于安娜·卡列尼娜的美的表现上，托尔斯泰是"通过这种美在别人的生活中和她自己的生活中的所引起的悲剧来完成的。"渥伦斯基对安娜以及卡列宁对安娜的种种表现都从侧面凸显了安娜的美貌以及一定程度上安娜命运的悲剧也来源于她的美貌。
卢卡奇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在卢卡奇生活的时代中，人与人的关系可以用"孤独"二字来形容。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大家就像在车站一样",车站总是给人以无家可归之感，大家在这里都是陌生人，人与人之间没有交流，过了此站你我就再也不会相见，在车站中一切关系都是暂时的、临时的。整个社会如同车站一般着实使人感到深深的空洞感和无助感。《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曾用"饿汉也不知道饿汉饥"来表达自己对无限孤独的失望与无助，人与人之间相互不了解的关系使人绝望，即使黑暗中有一丝光明都只是"鬼火"而已。这样的孤独感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慢慢地时间流逝中等待着死亡，但比死亡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那一分一秒的无处不在、无药可救的孤独感。孤独如同一段旅程，拥有着无限的魔力，这就是笼罩在当时乃至于如今社会中的"现代孤独".
（二） 卢卡奇"主体性意识"对胡风的影响
人道主义文论观中首先应当体现在作家创作论中，即对于作家主体性的重视。卢卡奇与胡风都是基于"人"来关注"主体性"问题，胡风早在 1936 年翻译《小说底本质》时，就接触过卢卡奇当时的"主观主义"这一概念，与后来卢卡奇所明确指出的"主体性"有很大的联系。胡风翻译道："在文学上，想支配自己底生活形式的布尔乔亚汜底斗争，为了解放人的感情，为了主观主义，产生了和正在死灭的封建的习惯斗争的罗曼（里恰得生，卢梭，服尔泰），向进步的有时是革命的倾向成长的这个主观主义，同时成了主观主义的相对论，使罗曼的形式崩坏了……"①这里卢卡奇已经指出了主观主义的革命性的意义，胡风由此对"主体性"问题有了更进一步认识。
在此，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是不得不提到的，卢卡奇与胡风在此处的观点有诸多相通点，胡风在备受微词的情况下公开认同与声援卢卡奇，显现出两者的惺惺相惜。
卢卡奇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问题上，反对"拉普"对此的机械化、图解式的分析，反对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定位为简单地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有着复杂的、辩证的关系。这并不是否定世界观的重要性，相反是承认世界观在作家创作论中的必要作用。更加重要的是，要在具体的问题上进行具体的分析世界观的作用，而不是认为世界观对于作家的创作方法、对于作家作品的成功有着简单而唯一的决定作用。卢卡奇在晚年回忆这段历程时，提到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尽管意识形态很坏，如巴尔扎克的保皇主义，也能产生很好的文学。
反过来说，意识形态很好，也可能产生很坏的文学。"①这使卢卡奇遭遇到了来自苏联的严厉批判。1939 年至 1940 年两年间，卢卡奇的文章受到了来自多方的激烈争论与批判，主要争论点即是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文学评论》也由此被迫停刊。
在中国，此时正处于大量引进"拉普"的文艺理论时期，"拉普"的种种动向都深刻影响到了左联对于"拉普"左翼反对派及其他各种文艺理论的译介和引进。受此影响，大多数理论家在没有直接接触卢卡奇文章的状况下，对卢卡奇展开了强烈的批判和攻击，胡风正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公开译介、刊登并声援卢卡奇的中国理论家。
胡风在 1941 年写《<七月>编校后记》中为卢卡奇做了强有力的辩护，针对苏联关于以卢卡契为首的潮流派理论家抹杀了世界观的主导作用的理论倾向，胡风在肯定由吕荧翻译的卢卡奇的《叙述与描写》一文的同时，为卢卡奇辩驳道：
"在苏联，现在正爆发了一个文艺论争。论争底主要内容听说是针对着以卢卡奇为首的’潮流派‘底理论家们抹杀了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这一理论倾向的。但看看这一篇，与其说是抹杀了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毋宁说是加强地指出了它的作用。问题也许不在于抹杀了世界观底作用，而是在于怎样解释了世界观底作用，或者说，是在于具体的从文艺史上怎样地理解了世界观底作用罢。"
1984 年，胡风在《<胡风评论集>后记》中回忆了自己发表卢卡奇的《叙述与描写》一文的过程，并希望读者参看。对于卢卡奇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问1才能对创作发生积极的作用。批评家捉住了这一点，不管卢卡契原文和我的原意，马上断定我是反对正确的世界观对创作有主导作用的。"接下来再一次肯定了《叙述与描写》的重要价值："这篇论文当时在我们这里发生了好的影响，当然是对在创作中进行艰苦追求的作家发生了好的影响。"①胡风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表达自己对于卢卡奇的认同和支持，在万难的环境中仍然不改自己的信念，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胡风与卢卡奇的精神交流和思想认同感。
在细读《叙述与描写》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研究，胡风是在精读卢卡奇文本之后提出的独到观点，他的驳斥和支持是很有理论依据的。卢卡奇明确指出："每一部文艺作品正是在它的结构的基本原则上，最深刻地为作者的世界观所支配。"②"没有世界观，就没有作品可言",他指出福楼拜将写作、感觉、思维和表达之间的关系弄颠倒了，从而没有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也并没有为一个世界观而奋斗，从而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学。这明显呈现了卢卡奇意识到世界观的必要性的原貌。在同一篇文章中，卢卡奇质疑福楼拜对于《情感教育》的一次自我批评，认为"他在这里暴露了他对于现实、对于客观的社会存在、对于自然和艺术的关系的根本错误的理解"③。福楼拜说艺术需要有"顶点",卢卡奇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福楼拜所说的在生活中没有"顶点"的说法卢卡奇是不认同的。艺术如果真如福楼拜的球体有顶点的话，也是生活中的"错综复杂的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为艺术球体划分了层次，因为艺术层次的划分不是取决于艺术家的，而是"归因于决定社会发展的各种规律的作用，归因于社会发展的各种推动力"④，是社会生活决定了艺术层次。生活中存在着"顶点",存在着突然的灾变，才决定了艺术中的"顶点"论。而福楼拜的这种偏见是因为没有深入地去体验生活，只是作为旁观者去观察资产阶级的表面而肤浅的生活造成的，这与福楼拜没有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有密切的关系。卢卡奇一直强调，"没有世界观，就决不可正确地叙述，决不可能创作任何正确的、层次匀称的、变化多端的、完善的叙事作品。"⑤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必然需要正确的世界观，世界观越深刻，作品就越会是别具一格，千差万别，变化多端，能够给读者更多的营养。
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深刻分析了世界观对作家的重要作用，在第六部分开门见山，"每一部文艺作品正是在它的结构的基本原则上，最深刻地为作者的世界观所支配。"①"作家的世界观诚然不过是他的生活经验经过综合的、被提高到某种普遍化高度的综合。世界观对于作家的意义，就在于他使作家能够在一个丰富而有秩序的联系中看出生活的矛盾；就在于它作为正确感受和正确思维的基础，提供了正确写作的基础。"②如果作者同生活进行同呼吸共命运的无缝体验，两者相融无间，那么世界观就会深刻具体起来，从而作品就会体现出命运的交错、生活的多彩，给艺术带来无限的丰饶性。如果世界观与社会生活的现实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卢卡奇认为作家的真诚和正直是产生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前提。
胡风在卢卡奇的此篇文章中也认识到世界观对于作者的作用，他在《略论文学无门》中明确指出："如果用抽象的话说，那就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底生活经验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③现实主义的方法给予了作家以战士的身份，使作家能够将不正确的世界观蹂躏、打碎，再反作用于现实主义，使现实主义的力量发展深化地更为强大。在对现实主义真理的追求中，胡风对作家的要求也很明确，即要求作家也要用以真诚的思想、真诚的态度去尽力描写现实生活的内容，真诚的追求现实主义的真理。
正是胡风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的正确认识使其之后发展为作家与世界观、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双重统一问题，即胡风最为精粹的"主客观精神".已有研究文章表明"从 30 年代中期到 40 年代后期，胡风文艺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黑格尔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胡风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概念的提出，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的阐明，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思想，并内化为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胡风与卢卡奇的"主体性"文学理论在架构基础和思维方向上的一致性。
卢卡奇的"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在审美反映中表现为"主客观的统一".很多研究学者在对比卢卡奇与胡风的"主体性"问题时，将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批评模式认定为"客体性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艾晓明。艾晓明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反映‘是一个具有总体性意义的范畴，它最基本的理论意义就是说明认识的客观性。卢卡奇对艺术反映的全部研究都围绕这一性质展开，’客观性‘是他的艺术反映论中占据中心位置的范畴。"①而马驰对这种客体性模式提出了驳斥。马驰指出卢卡奇在审美反映中，"不仅不排斥主观性"而且"在审美反映中对主体性地位的提高，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是空前的".
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就鲜明地表明了注重作家对于创作对象的本质内涵的探索，他认为文学作品应当以关注"人"的性格和命运为基础，作家要主动观察生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从而与生活中生动和富于变化的时刻共同战斗紧密结合。同时在《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中，卢卡奇指出："艺术···恰恰要去塑造那生动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质转化为现象并在现象中显示着自己；它还塑造着这个过程的那个侧面，即现象在过程中运动时揭示着自己的本质。"③卢卡奇强调了艺术反映过程中的主客观两方面的辩证统一。
胡风也非常重视主客观统一的重要意义，因为"如果不经过和现实生活相融合这一过程，只是直接地从思想去制造作品，那我们要说，即令他所依据的是正确的思想结论，那作品也是虚伪的东西。"④这样的阐释是对卢卡奇的合适而正确的理解。胡风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主观战斗精神与客观的现实生活的深入融合、化合、交融，即主客观"相生相尅".在此基础上，作家要创作出生动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感性的客观对象--丰富的生活，活的人的精神斗争；第二，感性的创作主体--主观战斗精神，主动突入、拥抱生活，与血肉的现实人生进行博斗，从而在生活的熔炉当中锻炼自己。前两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但是必须要在第三个条件的前提之下：主客观条件的真正结合，作家主观与生活客观地相生相尅，这才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胡风在《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说明了怎样实现主客体的相生相尅："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的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博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由这得到可能，创造出比包含有个别的对象更高的真实性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情表现结为一体，不致自得其乐地离开对象飞去或不关痛痒地站在对象旁边……"①三者的结合过程，就是作家自我扩张、自我斗争的过程。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胡风的这种真知灼见与卢卡奇的"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是分不开的，两者在主客观统一问题上如此相似的阐述，除了源于黑格尔的主客观精神之外，胡风对卢卡奇《叙述与描写》等文章的阅读也使两者在文艺理论上存在天然的亲近感。
在"主体性"问题上，当时与胡风的思路相似、并在一定程度上声援胡风的理论家便是冯雪峰。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卢卡奇影响了冯雪峰，但两人确实在此处问题中有很多想通点。冯雪峰也坚持主客观同一，客观决定了主观，但是主观通过"主观力"来能动地反映现实生活，艺术只有在"客观真理，主观实践，和艺术达到高度的统一的时候才能获得生命。"②但他比胡风在"主观战斗精神"上的看法更为清醒，认为胡风过于强调"主观性"问题会很有可能失去现实的基础。在 40 年代初的文坛上，冯雪峰既支援了胡风的主观性精神，又很好地弥补了胡风的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