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女性与写作的思考
（一）追寻女性写作传统
由于父权文化长年累月粗鲁地抹杀女性写作历史，掩盖她们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所以女性文化史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不清晰的图景。对此弗吉尼亚·伍尔夫有两个着名观点：一是女性并非没有创造历史，只是这历史遭到了男性权威学者的故意忽略和遗忘；二是女性在试图创造辉煌历史之前就被赶下了这一舞台。
在探寻女性主义文学传统时，伍尔夫明确表示“我们要想得到答案，只能返回到历史的幽深之处，到那些昏暗的过道里，在往日平凡乃至卑微的女性生活中寻找。”
伍尔夫潜心寻找女性创作的传统，她找到了女诗人萨福以及紫式部夫人，但是接下来呈现的却是女性写作的断裂带，即 16 世纪英国文坛被男性作者独占，导致女性哑口无言。然后直到 18、19 世纪，我们看到了妇女写作，这一次的写作声势浩大且成绩斐然。面对女性写作的断裂，伍尔夫希望女性自觉地重构历史。她认为女性只有拿起笔来写作，才能以一种不同于父权中心文化所规定的面貌进入历史。
所以她激情地呼吁：
我请大家放手去写各类的书，对任何主题都不必有顾虑，不管它多么琐细，或多么宏大……我请大家写更多的书，其实是鼓励大家做些事情，这不仅对你们有好处，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
18 世纪以来，“妇女天性论”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根深蒂固，它从生物性的角度说明女性天生就比男性低一等。男女两性处于一种扭曲的“镜子”关系：女人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视为男人的对立面。男人们相信他的身体同世界的关系是直接的、正常的，认为他的认识是客观的；同时却认为女性的身体是障碍和禁锢，处在它所持有的东西的重压之下。妇女成了不健全的物种，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们一出生便注定背负上惨淡的人生，她们不能同男人一样拥有选举权、言论自由、受教育权等等，她们甚至连写作的自由都没有。早期一些女作家进入文坛，因为害怕遭到性别偏见，所以经常使用男性化的笔名，来掩盖自己的女性身份。
例如夏洛蒂·勃朗特用科勒·贝尔这个男性笔名发表《呼啸山庄》，玛丽·安·埃文斯用乔治·艾略特这个男性化笔名发表《亚当·比德》。当评论家们认为《呼啸山庄》的作者是一名男性时，他们大肆称赞这部作品。但是，当他们知道作家真正的性别时，其反应也同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越是强调性别构造的作用，越能体现他们自身的文化偏见。这种偏见总是将自身内在的对女性特质的教条看法一一放大，并且把两性关系放置于绝对对立的领域。对此，埃尔曼曾说过：
男批评家绝不会将他们给予男作家的同样级别的权威也给予女作家，即使是给某位妇女以好评，他们也会不自觉地选用那些表示女性气质的形容词和词组，使这位妇女的诗变得迷人和甜美，正像妇女应该具备的特征那样。
由此可见在父权制文化中，男性的绝对掌控权在文学领域同样奏效，他们用性别领域的绝对权威将女性写作压制在一种匿名的状态。
女作家们隐姓埋名进行创作还有一个原因：社会规范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使得妇女不能真正走出家庭。直到 19 世纪中叶，英国对女性角色的规范主要表现为传统的性别观念，即男主女从。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生产社会化的到来，男女两性分工日益明显，社会被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大块，挣钱养家是男性的职责，女性则负责抚养孩子、操持家务。由于这种分工，女性被囚困于私人领域，没有经济来源，使得她们更加依赖于男性。当时社会上女性抛头露面被认为是可耻的、无教养的行为，“贞洁观的遗风仍然迫使女人隐姓埋名”.
女性在男权社会传统的领域分离观念的绑架下，逐渐领悟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她们自觉地把这种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她们迎合常规，无意识地将隐姓埋名的习性渗透在自己的血液里，成为男性权威的同谋。
正如伍尔夫描述的，十八世纪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十九世纪是女性文学的繁荣发展期。《傲慢与偏见》、《米德尔马契》、《维莱特》、《呼啸山庄》的出现，证明了“写作已经扩展到广大妇女中间，而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业，仅限于幽居在乡间，身边尽是对开本皇皇巨着和阿谀奉承者的贵族。”
对于历史上的女性写作先驱者们，伍尔夫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她认为正是因为有这些先驱者们的文学自觉，才构成了妇女写作传统的统一品质。对此，她发出了热情的感叹：
没有这些先驱者，就没有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或乔治·艾略特，正如没有那些湮没无闻的诗人就没有乔叟，没有乔叟就没有马洛，没有马洛就没有莎士比亚一样，是这些先驱者为后人铺平了道路，让粗野的语言变得雅驯起来。
因为名着不是孤立地、凭空地产生的；它们是漫长岁月里共同思维的产物，是广大民众思维的产物，是众多人的经验汇聚成的一个独立的声音。简·奥斯丁应当在范伯尼的墓前献上花圈，乔治·艾略特应当对伊丽莎·卡特的荫庇表示敬意--这位刚强的老妇人在床架上拴一只铃铛，为的是清晨早些醒来，学习希腊文。全体妇女都应向阿芙拉·贝恩的墓穴奉上鲜花，她就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虽说此举惊世骇俗，却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是她们赢得了表达心声的权利。
伍尔夫表示女性作家们与其前辈们的写作有着骨血般的联系，这一联系使得对“失落的”女性作家寻根追迹成为可能。对此，美国女性主义评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认为：“妇女写作具有一种独特和清晰连贯的文学传统，否认自己女性特征的妇女作家限制甚至削弱了自己的艺术。”
女性作家只有在认识到自身独特的身份、经验的前提下进行清晰明确的自我表达，并且利用这些个体经验超越个体的局限，采用共同的艺术形式，揭示历史，衔接历史才有可能完成对女性写作史的追寻。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倚重的是确立女性作品作为艺术形式的连续性和合法性。所以伍尔夫重新发掘女作家被“隐匿”的作品，并对其加以阐释是有意义的工作。
（二）探寻女性写作条件
1.物质基础：一间房间的隐喻
伍尔夫肯定了女性写作传统的存在，为了使这种传统得以延续，她对女性写作的条件进行了思考与分析。1928 年 10 月，伍尔夫以“女性与小说”为主题向剑桥大学的女学生们做了两次演讲，后于次年归并为《一间自己的房间》。这是她第一次提出以女性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此书也因此一举成为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作品。在涉及妇女创作的困境时，她提出女人写作首先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与男人相同的创作条件。在《一间自己的房间》第一章的开头部分，伍尔夫就表明了自己的见解：“我能做的，只是就一个小问题发表一点看法--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上一间自己的房间。”
然后她仔细地说明了自己是如何得出关于房间和钱的这一种看法的。伍尔夫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由于母亲们没有职业，没有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能给女儿们提供可继承的遗产，所以女儿们注定无钱接受教育，她们没有继承权、受教育权，也没有决定自己丈夫是谁的权利。对于妇女备受指摘的贫穷状态，伍尔夫感叹道：“那时，我们的母亲都做了些什么，竟然不给我们留下一点财富？”
金钱是女性写作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在这一方面，伍尔夫是幸运的。她的终身未婚的米莉姑妈在死后留给她每年 500 英镑的遗产，这使得伍尔夫不必再为经济的问题发愁，可以专心写作。
“姑妈的这笔遗产正如一代一代传下的女性文学传统一样，让后世的女性作家可以享受到前辈们的文学精魂，在她们开辟过的肥沃的土壤中自由地播种。”
伍尔夫坚持认为女人的意识是被物质条件左右的，拿起笔写作对她们来说困难重重，但是只有拿起笔写作才能开始这场拯救自我的革命。所以伍尔夫立足实际的社会状况，从日常生活入手，号召女人们要争取自己合法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即首先从经济上开始独立，进而逐步争取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主权。
伍尔夫苦苦思考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女性不曾在文学上留下只言片语，而男子们却能文思泉涌地进行创作。于是她开始探寻妇女的真实生活状态，她从特里威廉教授的《英国史》一书中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不论是哪个阶级的男性都有权利随意殴打自己的妻子，如果男性不供养自己的妻子，那她只能被饿死，因为她的丈夫有工作，她就不被允许自己找工作。女儿如果拒绝父母为其挑选的婚姻，那她被关在家里实施暴力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妥，公众只会判定是女性的错误。
女性历来如此微不足道，她们从来不是她们自己，她们只是男子的附属物。即使她们具备天生的才能，生活在压迫感无处不在的社会，这种才能也只会成为她们痛苦的根源。对此，伍尔夫虚构了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迪丝这一形象，她天资聪颖，但是没有上学的机会，只能留在家里，也没有学习法文和逻辑的机会。她只能走进厨房或者做点针线活儿，只能抓起哥哥丢下的书偷偷翻几页。不久父母就给她定了一桩婚事，她因为不接受而遭受毒打，接着她离家出走来到陌生的伦敦，认识了剧院一位绅士并怀上了他的孩子，最后焦灼和痛苦撕裂了她的内心，在一个冬夜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虽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确实有发生在十六世纪的可能性。对此，伍尔夫解释道：
可知十六世纪时，女子天赋过人，必然会发疯，或射杀自己，或离群索居，在村外的草舍中度过残生，半巫半神，给人畏惧，给人嘲弄……一个天资聪颖的女子，想要将才华用于诗歌，除了旁人百般阻挠，自己心中歧出的本能也来折磨她，撕扯她，最终，必然落个身心交病的结局。
女人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她们时间的支配权，她们总是给人打扰，例如简·奥斯汀终生都在起居室里藏藏掖掖地写作。所以伍尔夫多次强调金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对于女性写作的重要性，即经济独立对于女性独立的重要性。她相信，在具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环境后女性才能顺利开始写作。虽然历史的车轮轧过了好几个世纪，但是这条法则对于当今社会仍然有效。所以，“‘屋子’既是物质的空间，又象征着精神的自由和自主思考的力量。”②正如黄梅在《女人和小说》中所说“做小说先得有饭吃，而且识文断字。读小说必得有闲。这两条便圈定了‘女人与小说’这个话题的局限。”
2.空间基础：生活空间的狭小
除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和钱，女性写作还需要丰富的生活经验。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说到：
毫无疑问，小说家的生活经验对于其写作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假如康拉德不曾当过水手，那么在他的小说中就不可能有那些精彩的海上生活描写；假如托尔斯泰不曾当过兵而且亲身经历过战争，假如他不是那么有钱而且受过良好教育，不曾接触过社会各阶层的人，没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那么《战争与和平》就会变成一大堆空洞的废话。
文学毕竟是来源于生活的，是一种表现社会现实的形式，即使是想象性作品也不能完全脱离生成它的现实土壤。这就必然要求其创作者具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和丰富的情感经历。但现实是：男性活动领域--大学、图书馆、政府、俱乐部等等全部对女性关闭。女性活动范围被束缚在幽闭的私人空间，导致她们写作的主题缺乏宏大的视角。对此，男性批评家指责这是女性自身的价值体系所带来的琐碎和狭隘的必然结果。他们还把软弱、敏感、精致、伤感等词语作为“女性”
小说的代名词。为了反驳这一武断的概括，女性写作者们又走进了另一个矛盾重重、左右为难的境况中：她们一方面尽量避免体现女性气质的表达，另一方面又害怕如此一来使自己变得不像一个女人。我们知道，女性受压迫的情况并不是天生的事实，这是一个政治权利问题，所以它是可以改变的。正如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塑造的。父权制社会里受压迫的女性作家们必须具备反抗权力的决心，她们才有可能从束缚其人生的精神枷锁中挣脱出来。所以伍尔夫鼓励广大女性走出困囿她们的家庭生活，勇敢地拿起笔写作。
除了生活经验的不足会影响作品的质量，19 世纪英国女性小说还存在一个不小的问题。对此，伍尔夫表示在阅读《简·爱》的过程中能感受到夏洛蒂·勃朗特的个性，她体会到的是“一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大声呼吁的女性意识。这就使当时的女性小说比一般的男性小说多了一种额外的因素，通常会使小说扭曲，或者说，是这类小说的一大缺陷。”
女性主义者对社会的愤怒，对父权制的厌恶使得她们极力渴求通过作品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于是常常使得写实主义作品被过多的极端情绪所包裹，变得简单粗暴，过于激进。
伍尔夫在《简·爱》中看到了夏洛蒂·勃朗特激动的情绪和混乱的思维，对此她并不是有意针对某个个体，而是要指出 19 世纪女性创作中普遍容易出现的偏颇：
“小说家一心想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声辩，或者把小说人物当作发泄自身不满情绪的传声筒，无疑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那就是：读者不能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说本身，而必须双重地关注那些与小说无关的问题。”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不应该只注重个体内心情感的宣泄，而是要将主观体验客观化呈现在读者面前。因为艺术作品表现的是关于生命、情感的内在意义，它不是一种自我的直接吐露与展现。只有明净的头脑才能将内心的东西完整地释放出来。美国学者苏珊·朗格在她的着作《艺术问题》中特别谈到了艺术家处理情感表达的问题：“艺术家表现的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一旦艺术家掌握了操纵符号的本领，他所掌握的知识就大大超出了他全部个人经验的总和。”
所以作家需要有一个镇静或强有力的头脑，来抗拒发泄怒火的诱惑，要自觉地将个人情感纳入艺术这面大旗的统一控制之下。
3.文化基础：话语权的缺失
《牛津英语辞典》对“话语”的解释是：口头或书面的交流；口头或书面对某一主题的正式讨论；相互联系的系列语言表述。话语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它背后包含的是广泛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概念。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权力紧密联系。“在福柯看来，话语通过生产一个领域的知识系统，建构一个制度化的逻辑框架，从而获得权利。在这个过程中，话语成为生产和组成意义的方式，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的产物，而意义就是由制度化的话语产生的。”
所以话语不只是扮演纯粹意义上的工具这一角色。
传统知识建构了一个父权制的意义世界，男性话语方式不论在日常生活还是文学文本中都占据着权威地位，女性在这种男性化的统治下逐渐被客体化、异化。因为女性始终缺乏自己独特的话语，以至于她们找不到适合自己表达情感和欲望的方式，不得不时时刻刻都面临失语的困境。
伍尔夫曾断言女性作家很难从男性前辈那里抄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因为男人的思想、习惯性的思维方式都与她们不同，她们不可能依葫芦画瓢。于是，女性作家一提笔便发现没有可供她们使用的日常句式。伍尔夫认为男性的句式不适合女性使用，她在自己的随笔中写到：
现有的语言是由历代男性创造的，它们过于规范，过于繁琐，过于沉重，并不适合女性使用。而小说的生活覆盖面又如此之大，小说家非得找到一种自己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语言不可，因为唯有这样，才能轻松自如地把读者从小说的第一页带到最后一页。所以，今天的女性作家不得不自己创造语言，或者说，不得不将现有的语言大大地加以改造，使之适合女性思想的自然表述，以免现有的语言歪曲她的意愿，甚至压垮她的思想。②伍尔夫认为一个女人想要写作，最大的悲哀与无奈就在于“我有一个女人的感情，但我只有男人的语言。”③作为研究立场的话语分析认为现实是以话语为媒介的社会建构，话语是权利输送的纽带。福柯早就指出，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见的权力。话语场所渐渐演变成争夺权力的运动场所，女性却被无情地排斥在规范的语言系统之外。父权社会对女性话语的压制主要体现在他们以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虚构女性的经验，使之成为为男性服务的有力依据。更为严重的是，女性对这种虚构行为采取了被动接受的态度。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拥有自己的话语是女性获得主体性的重要标志。对此，高尔斯认为：
女权主义应在父权社会与文化的权力关系中认识父权与女性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不应害怕被父权的话语‘污染了',因为女权主义只有在父权社会和文化的权力结构与话语中才能建立有关的理论和策略，以质疑和改变父权社会与文化对女性的统治。
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到了父权社会男性对女性话语的掠夺和压制，大胆提出了要创建女性话语这一设想，这也是伍尔夫女权主义思想比同时代女权主义者先进的表现，即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争权”层面，而是将批判的中心直指父权制文化控制，积极地寻求和营建与女性作家的性别和身份相吻合的文学话语方式 .“公开地发出’声音‘意味着’浮出历史地表‘的一种努力与可能，找回’失落的声音‘意味着重构主体存在与主体意识，’声音‘是身份和权力的代称。”
伍尔夫不遗余力地将这一思想灌注到了自己的创作当中。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采用第一人称“我”作为话语主体，力求区别于男性的言说方式。
她还大量使用隐喻和暗喻的表达方式，温和地揭示了女性在菲勒斯中心控制下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对此，伍尔夫讲述了一个在她来做此次演讲前两天发生的故事。
故事里虚构的“牛桥”是系由牛津和剑桥各截取一半连缀而成，牛桥丰盛鲜美的午餐和弗恩翰学院日常寒酸的晚餐形成对比，它们分别暗示了由父权制把持、服务于男性中心的学术机构的昌盛以及女性学术研究在资金、基础、传统方面匮乏的状态。牛桥禁止女性驻足跑道，要求女性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或是持有引荐信才能进入图书馆的规定都隐喻着菲勒斯中心主义在日常生活和学术上对女性的排斥。
伍尔夫提出女性写作首先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这里“房间”不仅仅是物质实体，而且是一种暗喻，即代指女性写作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空间。她还通过假想莎士比亚的妹妹的遭遇来揭露父权制社会泯灭女性才华的罪恶。伍尔夫认为这种遭遇不是个人式的，而是女性群体所处的真实历史环境。建构女性话语这一努力始终贯穿伍尔夫一生的创作实践，在《达洛维夫人》中她运用大本钟等外在勾连物实现意识流线索的自由转换，在《到灯塔去》中进一步使用视角转换、物理与心理时间映照、象征等多种技巧的综合运用。伍尔夫向来注重人物内在情感和生命体验的呈现，她的作品着力表现的是女性内心的精神气质，意在探寻的是那些倏忽即逝的重要瞬间。虽然伍尔夫在实践女性话语建构上尚不完善，但是充分表现了她反叛菲勒斯中心主义控制的女性主义精神。而且这一努力也为后世女性主义者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女性主义者们为了争取与男性同等的话语权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她们通常采取“倒置话语”的方法在微观上抵抗男性话语的侵蚀。所谓“倒置话语”指的是对被排挤到边缘的话语进行重新解释，甚至完全颠倒其原本的含义。例如“spinster”（老处女）、“hag”（女巫）原本都是表示正面意义的词语，后来经过男权社会的压制逐渐由褒义转为贬义，对这些词进行话语还原就是一种话语革命的体现。除了“倒置话语”外，重新创造新词或者选取不带男性色彩的词语也是一种反抗父权制话语控制的表现。例如用“person”代替“man”、用“parent”代替“father”、用“herstory”代替“history”、用“gender”代替“sex”、用“they”代替“he”和“she”等等。
除了对语言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改造以外，伍尔夫还大力提倡女性投入写作实践，她坚信写作是反抗的有力途径，是使女性经验“浮出历史地表”的唯一方法。对此，后世许多女性主义学者都发出响应。例如朱丽娅·潘尼罗普·斯坦利和苏珊·J·伍尔夫在《女性美学》（1978 年）一书中就提议：“妇女独特的角度和阐释方法要求有一个文学载体，这种文学载体反映、捕捉和体现我们思想的特征，”这是一种“松散、串联式的文体，而不是用来分类和区分那种复杂、从属和线性的文体。”
而同一时期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也提出了“女性写作”的观点，她说：
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法国女性主义者认为通过自己私有的身体经验来言说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通过自己的身体，将自己的经验嵌进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内心，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她们认为，女性写作能够利用女性身上丰富、流动的生命力，以一种反叛的姿态来破坏男性话语传统。这种具有颠覆意义的发言，是证明女性存在的有效方式。但我们是否该反思，一味地强调一性的生理经验的重要性，是不是又有性别歧视本质论的嫌疑呢？
事实上仅仅停留在破坏和颠覆的初级阶段，并不能真正还原女性的历史地位。
我们必须明白女性话语权缺乏的根本原因不是语言无法表达女性的意识，而是女性未能获得使用语言的合法手段。男性控制着语言运作的媒介是导致女性“失语症”的最主要的原因。虽然伍尔夫没有提出解决女性“话语权”缺失的有效办法，但是，她把这一问题从生活领域带入学术范畴，引起了更多女性主义者的关注，使日后的女性主义者得以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建构女性话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是单纯地推翻一个性别的话语体系就能建立另一性别的话语体系，以单一的女性话语取代男性话语也无法改变女性话语的边缘地位，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言说与其他话语多元并存，任何一种主张单一话语的霸权统治都是不可行的。更重要的是主张男女话语双峰对峙的观点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大前提，即人类共同使用的语言本身，并不存在用法上的性别差异，积极寻求男女两性平等对话才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事情。
在分析了女性写作所遭遇的困境，探寻了女性写作需要的各种条件，指出女性写作存在的问题之后，弗吉尼亚·伍尔夫预测了女性写作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期待。在《妇女与小说》一文中她说道：
昔日妇女小说之优点，往往在于其天赋的自发性，就像画眉八哥的歌声一般。它是不需要人工训练的；它纯然发自内心……在将来，有了时间、书籍和屋子里属于她的一隅之地，文学对于妇女而言，和对于男子相同，将成为一种需要研究的艺术。妇女的天才将受到训练而被强化。小说不再是囤积个人情感的垃圾堆。
除了鼓励女性提高小说本身的素质之外，伍尔夫还要求女性大胆涉猎其他的文学样式：“如果允许我们预言的话，在未来的时代，妇女将要写出数量较少而质量更佳的小说；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写小说，她们还要写诗歌、评论与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