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女性形象的书写
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在文本世界里，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和个人需求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虚假的、缺乏说服力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无意识决定了社会的文化形态，女性身体和形象被迫受到父权文化的规约，她们被塑造成父权意识所期待的样貌。女性不得不承担男性期待的各种角色，扮演类似于“天使”和“妖妇”等没有差异的女性个体。伍尔夫主张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颠覆，打破菲勒斯中心主义对女性身份的“污名化”再现。因为在菲勒斯文化视野下，女性每一次再现都得不到客观、中立的真实呈现。她们的身份以男性为中介得到再现，在这种再现过程中女性的主体意识和个体特征几乎完全缺席。要实现女性身份认同，女性必须强化自我主体意识，打破自我的沉默，消除“天使”、“妖妇”等没有差异的女性个体。
（一）杀死“家中天使”
众所周知，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男性掌控着话语权的时代。他们按照男权中心社会的价值标准构筑女性形象。“家里的天使”就是一个典型。所谓天使的女性形象，伍尔夫在《女人的职业》的演讲中对她们进行了形象的描绘：
她（家里的天使）富有同情心，非常的迷人，毫不利己，家庭生活中的那种苦难的艺术，是她最拿手的活儿，天天都在为他人牺牲自己。若是餐桌上摆着一只鸡，她就吃鸡爪，如果屋里有穿堂风，她就会坐在那儿挡着。总之，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来没有她自己的愿望，想法，她更愿意赞同别人的见解和想法，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更重要的是--不用我多说，她特别纯洁。她的纯洁被视为主要的美，即她很怕羞，优雅无比。在那些日子里--维多利亚女王的最后时期--每一幢房子都有它的天使。
这样理想化的女性通常都是贤妻良母的代表，她们温柔可人、无私奉献、沉默被动。但是大胆激进的伍尔夫却完全不顾当时的社会舆论，扬言要杀死“家里的天使”.她如此说道：
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察觉到她那翅膀的投影或是她身上的光辉投射到我的稿子上，我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杀死她。可是这幽灵并不是说杀死就能杀死的。
杀死一个幽灵比起杀死一个真实的人来说，要困难得多，有时，我自以为已经处置了她，可是她又照样会偷偷地溜回到我身边……不管怎样，杀死这位‘家里的天使’是每位女作家工作的一部分。
可见弗吉尼亚·伍尔夫完全跳出了当时男权社会为女性所建造的牢笼，她驳斥那种“女性高标准的社会应有样貌之美”.
为何伍尔夫一提到“家里的天使”就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反抗斗士的姿态？
我们只有回到伍尔夫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中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自 18 世纪以降，‘妇女天性论’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根深蒂固，它宣称女性劣于男性乃天性使然。因此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法律层面，妇女的地位与男性截然不平等，鲜有妇女拥有政治权利。”
在父权制的文化秩序中，女性往往被认为是低等的生物，男尊女卑，男女异德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属性。再加上社会大分工的浪潮，直接导致两性领域的内外分工，即男性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劳动者，女性充当家庭温馨港湾的建造者。这样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规范化家庭秩序就建立了，当然这一秩序是由男权意识决定的，但是由于他们已经在女性内心确立了这种思维定式，所以，女性自觉遵守着男权中心文化的价值规范和道德约束，成为了巩固男权社会地位的“赞同型读者”
弗吉尼亚·伍尔夫却无法接受这种不平等。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她指出某些教授们或者是大家长们，“有点过分地强调女人的低贱时，他满脑袋想的不是她们的低贱，倒是自己的优越。这才是他气急败坏地竭力维护的东西，是他的无价之宝。”
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存在主义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看似荒唐的现象。
存在主义指出，每个自为的存在都把他人的存在定义为对象和他者，只有通过这种粗暴的方式，才能把自己建构成主体和自我。所以，“这种意识行动建立在一个在根本上相冲突的社会关系系统。因此，定义自我的过程就成了一个寻求权力凌驾于他人的过程。”
我们可以这么推演，男性把自身定义为主体，把女性设定为“他者”,然后想象自己是自由和高贵的，而女性是天生被奴役和低贱的。当然，伍尔夫对这种欺骗了然于心，对此她说道：
千百年来，女性就像一面赏心悦目的魔镜，将镜中男性的影像加倍放大……这面魔镜，不管在文明社会中有什么用途，对一切暴力或英雄行为都是不可或缺的。拿破仑和墨索里尼大谈女人的低贱，原因就在这里了，女人倘若不低贱，他们自然无从膨胀。
由于文化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男性手中，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也不可避免地成了男性想象力的产物。尽管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千差万别，但是始终逃不过两个典型的宿命--即“天使”与“妖妇”.女性的真实形象不仅被极度扭曲，而且女性被剥夺了塑造自我形象的权力，无声地被打入沉默的边缘。被想象、臆造出来的“家中天使”都沉默内向、温顺体贴、无私奉献，她们永远为家庭、丈夫、孩子服务，为巩固男性中心的霸权地位不断牺牲自己的自由和个性。吉尔伯特和古巴这两位批评家评论道：“无私不仅意味着高尚，还意味着死亡。一种没有故事的生活，像歌德的那位玛甘泪的生活，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生活中的死亡，‘忏悔祈祷般纯洁’的理想最终唤激的是两种归宿--天国和墓穴。”
伍尔夫清醒地看到“家里的天使”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个的或群体的客体形象，而是慢慢地成为一种思维，或者说一种规范，它绑架人类的价值导向，始终为男性中心的霸权地位效忠。所以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要从根本上将内化于女性心中的男权中心文化意识连根拔起，还原女性的真实存在和身份，要扭转旧时的社会秩序和性别规范，就要杀死“家中天使”,主动从“赞同型读者”转变为“抗拒型读者”③。
弗吉尼亚·伍尔夫矛盾的地方在于，在塑造《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的克拉丽莎和拉姆齐夫人时，仍然没有逃脱菲勒斯中心主义对女性形象的“误现”,她们依旧充当着男性附属品、扮演者传统家庭女性角色。
其实拉姆齐夫人时常感到作为“家中天使”的苦闷，但她无从逃脱，因为数千年的男权统治使男性中心意识早已成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渗透进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文化中。女性成了被剥夺声音的群体，她们没有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女性特有的体验和心理，以及女性相互间的理解。对于家中客人们和孩子们一天不间断的这样或那样的情感需求，拉姆齐夫人只能欣然接受，并尽全力地帮助他们，满足他们，尽管她也时常感到自己像极了一块浸满人情味的海绵。拉姆齐先生无休止的精神索取时常让拉姆齐夫人感到疲惫不堪，但她始终默默承受，始终肯定地把丈夫置于生活的中心，为他的男性家长地位不断添砖加瓦。“她自恃有能力环绕和呵护别人，却没有给自己剩下半点躯壳以便认清自己；一切都慷慨地给了出去。”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是拉姆齐夫人一生都在做的事情，她甚至经常以自我的贬低和否定来反衬她丈夫的伟岸和高大。在她心目中丈夫简直就是应该接受顶礼膜拜的神。她对他几乎失去理智和原则的爱一度要将自己淹没，但是她的天性是面对事实，因为爱着自己的丈夫而被迫要掩盖一系列事实（比如一些生活琐事，类似于修理玻璃暖房的五十镑费用，比如不敢谈到丈夫算不上杰作的书），于是拉姆齐夫人总是处于自我煎熬和心理负重的焦灼状态，但是她永远不会向别人倾诉这种烦恼，她只有默默地自我挣扎，自我承受。对于这种煎熬的困境，她自知却从没想过要反抗，她觉得作为家中的女主人就应该如此隐忍、如此奉献。换句话说，拉姆齐夫人自始至终都是甘愿成为“家中天使”的。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男性群体期待中的完美女性其实正意味着自我的丧失，而一旦女性开始丧失自我意识，她就逐步成为父权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规则的帮凶。所以说，最大的悲哀不是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无处不在的压迫，而是女性不知不觉将男权中心意识内化成了自己的行动指南和自我规范。
（二）独立自主的女性
弗吉尼亚·伍尔夫关注女性的独立，同时积极寻求女性独立的途径。她从自身经历出发，打破社会性别的禁锢 ,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赋予笔下女主角以优秀的观察力、判断力，追求自由的精神。同时还注重挖掘笔下女性人物的心理世界，来展现其女性意识。
在《达洛维夫人》中，母亲克拉丽莎和女儿伊丽莎白虽然有着共同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但她们的精神追求和自我道路的选择却截然不同：一个宁愿碌碌无为地做“家中天使”,一个则意气风发地想离开家庭拥有自己的事业。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小女孩通常会以自己的母亲为榜样，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正如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中提到的：
一个小女孩……从一开始，她就传统地与自己的母亲认同，而她的母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位传统的女性，一个相对的存在，一个附属的存在。因此，她就学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相对的和附属的存在。在她的娱乐活动中，在她的梦想中，在她的神话故事中，她都渴望自己能成为这样一个相对的和附属的存在，也就是要摒弃或抑制一切抱负。
伊丽莎白却没有归顺于这种传统的认同，她是与众不同的，她是有独特个性的，不管从外形还是内心她好像根本不属于达洛维家族的人。因为：
达洛维家的人，从总体上说，都是金发碧眼的，然而，伊丽莎白截然不同，头发是黑的，白净的脸上有一双中国人的眼睛，有一种东方的神秘感，性格温柔、体贴、文静。小时候，她具有一种十足的幽默感，可现在她如一朵风信子，包裹在亮绿的叶片中，只露出淡淡的花蕾，一朵找不到阳光的风信子。
她虽然和母亲一样，生活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中，但是她并不沉湎于这种被宴会、珠宝、礼服、赞美所围绕的生活，她喜欢的是简单、纯净、没有纷争的生活。
每当周围的人群把她比作是杨树、晨曦、风信子、小鹿、流水和花园里的百合的时候，往往让她觉得尴尬和有负担，“因为她非常愿意孤身留在乡下，做她想做的事，不过人们会把她比作百合，而她不得不去参加派对，要是能和她的父亲以及她的狗一起待在乡下该有多好呀，伦敦是在是太无聊了。”③可见伊丽莎白的内心是向往自由与纯净的，她不愿意顺从她父亲的意志依附于某人，不愿意做像她母亲那样的“家中天使”,她不愿受制于传统，将自己独立的人格封锁起来。所以，她十分想要有一份自己的职业。她想当医生，做农妇，也想进议会做议员。
“她坚定了决心，不管她妈妈会怎么说，她就是要做个农妇或医生。”④独立的个性和丰满的内心，使得伊丽莎白不可能委曲求全地臣服于他人的意志，受他人的控制，不管是她的母亲还是她的家庭教师都无法真正拥有伊丽莎白，因为她是作为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人存在的。母亲克拉丽莎和家庭教师基尔曼小姐时常会因为争夺伊丽莎白而暗自较劲，因为伊丽莎白在她们眼里是青春、自由与美丽的象征，而她们都有留住这一份天然无凿的美丽的欲望。当基尔曼小姐带伊丽莎白去商店时，克拉丽莎抑制不住因为自己的女儿被暂时夺走而产生的愤怒与冲动，靠着自家的栏杆不顾形象地喊道：“别忘了派对！别忘了我们今晚上的派对！”和克拉丽莎一样，基尔曼小姐也十分想要把伊丽莎白留在自己的身边。对此，伍尔夫描绘了基尔曼小姐接近疯狂的内心独白：“如果能抓住伊丽莎白，如果能使伊丽莎白完全归她所有，永远归她所有，那就死而无憾了！那就是她想要的一切。”
但是伊丽莎白对基尔曼小姐并不十分满意，她甚至有点排斥她，厌恶她的喋喋不休，和她在一起时伊丽莎白觉得自己像一头被牵到门口的愚笨的牲口，她只想快点逃离。于是她走掉了，留下基尔曼小姐一个人坐在桌子前，这时痛苦向她席卷而来，她默念着：“伊丽莎白走掉了。达洛维夫人旗开得胜。伊丽莎白走掉了。美丽走掉了，青春走掉了。”
离开基尔曼小姐的伊丽莎白麻利地上了公交车的顶层找了个位子。“基尔曼小姐心无嫉恨地爱着她，在她的心目中，伊丽莎白就是那原野里的一只梅花鹿，树林里的一片月光。但伊丽莎白却因为终于摆脱了羁绊，觉得很开心。”
争夺伊丽莎白其实就是两个女人对青春与美好的缅怀，但是，岁月长河滚滚而去，谁也阻止不了它的奔腾，人本身就是一则流动的故事。
伊丽莎白是伍尔夫塑造的男权时代鲜有的，拥有自我意识的新女性。她不甘心被家庭和环境所摆布，不接受时代给她安排的社会角色，敢于颠覆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伍尔夫设计此类自我意识觉醒的新女性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权中心意识对女性形象的框定，就是要颠覆旧有的创作传统。伍尔夫坚信只有破除这种传统“家中天使”形象对女性内在精神的绑架，才能使广大女性找到真正的自我，建立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构女性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