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两性关系的表达
性别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命题之一，已经由生物学的概念逐渐延伸到社会学、人类学的概念。性别差异也从一种自然属性转化成一种社会价值判断。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正是菲勒斯中心主义从中作祟，使得男性代表的阳性力量处于高高在上的控制地位，而女性代表的阴性力量则和卑贱、束缚、服从等边缘者概念捆绑在一起。
（一）对传统化两性对立的反思
在西方文本世界中男女两性对立是一种基本框架。这种对立将男性与女性，理性与感性，思维与情感，宗教与世俗，自由与束缚，高尚与卑微视为相互区别的两大阵营，它们彼此间冲突尖锐，难以调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承认两性间客观存在的差异，认为不能因为追求男女间的平等而抹杀了这种差异。但是伍尔夫不赞同父权社会普遍存在的两性二元对立思想，她主张两性间进行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她试图突破传统性别对峙的局面，在历史的夹缝中为苦难的女性确立一个独立的身份。
弗吉尼亚·伍尔夫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权制大家庭中，父母的相处模式使她对传统的两性关系有深刻的洞察，日后她把这种对两性关系的思考灌注进了自己的写作中。她在 1925 年 5 月 4 日的日记里提到《到灯塔去》的创作想法：“这部作品将相当短，要写出父亲和母亲的性格，以及圣·伊夫斯群岛，还有童年，以及我通常试图写入书中的一切东西--生与死等等。”①可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母就是这部作品中拉姆齐夫妇的原型。
伍尔夫在这部作品中描写的拉姆齐夫妇体现着传统的两性二元对立。拉姆齐先生是一个哲学教授，对他来说，理性的原则高于一切，尊重事实、坚持原则要比关心孩子更重要。他试图凭借理性与逻辑来解释和处理一切事情。他的处世态度固执顽梗，甚至到了压制情感、否定人性的地步。在现实生活中，他对任何事实都顶礼膜拜，从不肯为了成全他人的愉快而改变一句不中听的话。拉姆齐先生所崇拜的真理以生硬的事实和刻板的逻辑为基础，这种真理往往没有永恒的价值。
他终日思索着生存的本质和生活的基础之类的哲学问题，企图借助逻辑和理性，从混饨之中寻得规律和秩序。他经常陷入百思不得其解的苦闷中，于是常需要拉姆齐太太的抚慰和鼓励。但他实在是个严厉的父亲，喜欢讽刺子女，因此儿女们都不喜欢他。
拉姆齐夫人扮演的是一个和她的丈夫完全不同的角色。她温柔善良，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和殷勤的主妇，她是一切美好品质的化身，是从生活的混乱烦恼中发现和谐宁静的能人，是帮助各个孤立的宾客和疏散的家庭成员建立起稳定、友好关系的纽带。她安抚孩子、鼓励丈夫的事业、帮助客人、关心画家的婚姻。她就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男性心中最完美的“家中天使”的扮演者，永不疲倦地站在母性的角度关爱所有人，体谅所有人，迁就所有人。故事开端时，年仅六岁的詹姆斯十分期待到灯塔去，拉姆齐夫人的态度是“行啊，如果明天天气好，当然没有问题。”
而拉姆齐先生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丝毫不考虑小男孩的感受，硬生生地说，明天天气不会好。所以故事开端伍尔夫就描绘了男权中心气质的代表拉姆齐先生和家庭成员之间的隐性矛盾：“如果当时手头有一把斧子，或者火钳，或者任何一件武器能把父亲的胸膛捅开一个窟窿，让他当场毙命，詹姆斯准会毫不迟疑地动手。拉姆齐先生只要一露面，就会在他的孩子们的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情绪。”
丝毫不留情面的大男子主义，经常因为打碎了儿子的梦想和揶揄了妻子而感到幸灾乐祸的大家长，这就是拉姆齐先生。而作为他的对立面，拉姆齐夫人则善良、充满温情，她总是会为她身边的人考虑，即使是没有太多交际的人，她也会担心别人的生活过得好不好。在丈夫面前她永远是一副卑躬屈膝的退让姿态，她从来不会真正表露自己的心迹，她不敢公然违背她的丈夫，她尊敬他超过任何人。面对丈夫的粗暴和淡泊人情，她只能保持沉默，不表达也不希冀，永远处于失语的状态。伍尔夫对此作了仔细的描绘：
为了追求事实而决然不顾他人的感情，如此粗暴、如此野蛮地撕下文明的薄薄的面纱，她觉得这是在大大有损做人的风度，便没有搭腔。她感到心绪茫然、两眼模糊，她低下头去，似乎任凭那阵猛烈的冰雹、那盆脏水浇向无可指责的她。她没有什么可说的。
伍尔夫创作此部作品的初衷并不是要赞扬拉姆齐夫人天使般的女性光辉，相反，通过对拉姆齐夫人生存状态的再现，批判了以拉姆齐先生为代表的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作品中的拉姆齐夫妇无疑展示了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这看似是对伍尔夫所推崇男女两性和谐共处的女性主义思想的违背，实际上恰好证实了伍尔夫对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正视，而且伍尔夫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一现象的揭示，她所做的是进一步质疑这种现象并提出解决方案。作品中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承认男女两性差异的前提下，对这一差异和对立进行整合，使两性因素融为一体，即伍尔夫提倡的双性同体概念。作品中的女画家莉莉·布里斯科正是阐释这一概念的核心人物。
伍尔夫经常借助莉莉的眼睛来帮助读者更清楚地看待拉姆齐夫妇的关系。在莉莉眼里，拉姆齐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以自我为中心的伪君子，而拉姆齐夫人则是男性眼中梦寐以求、尽善尽美的“家中天使”.“她的生活永远是围绕别人转动的，她只有在每天为之忙碌的人们身上才能找到存在感，自我生活的缺失使她成为为他人旋转的陀螺。”
不仅如此，拉姆齐夫人还时刻遵守着男性意识强加给女性的种种规则，在内化男性意识为自身准则的同时，她还试图掌控别人的生活，强行将个人的主观意识灌输给身边的人。她深夜拜访莉莉，轻叩她卧室的门，微微转过身子，更加亲热，却依然老那么笑着强调，莉莉必须结婚，明塔必须结婚，她们都必须结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人们给了她什么荣誉（但是拉姆齐夫人对莉莉的画不屑一顾），或取得什么成功（也许拉姆齐夫人曾经拥有过这些成功），说到这里，她变的忧伤而愁闷，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又接着说，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一个不结婚的女人（她轻轻地把莉莉的手握住片刻），一个不结婚的女人错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东西。
但是莉莉却不是拉姆齐夫人那般屈于常规的女人，她愿意孑然一身，常规对她来讲根本不合适，她有自己的追求，她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她并不想婚姻变成阻挡她追求艺术的牢笼。
通过小说可以看出，莉莉作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探寻拉姆齐夫人内心的过程。
莉莉作画时，害怕别人看到她的画作，因为：
这画作凝聚着她三十三年生活的记忆，凝聚着她一天一天的日子，和这么多年她从未向人吐露、向人展现的秘密隐私，所以让任何人看到它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同时又让她感到非常兴奋。
每当莉莉不知道如何摆弄手中的画笔，耳畔总是会响起坦斯利先生的低语，“女人不能绘画，女人不能写作……”总而言之，还是因为内心缺少必备的自我肯定，没有信心凭借自己的艺术创作独自面对这个世界，使得女人总是畏首畏尾，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思想。然而实际上是长期的社会歧视和压迫使得女人看似没有才能，并不是她们生来就比男性低劣。对此，西蒙·德·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是由于社会决定的妇女状况而导致今天妇女在各个领域里的成就都不及男人们的成就大。波伏娃指出“创造力就在于与现实的论战斗争中”
从传统上讲，女性没有独立性，她们是丈夫和儿女的财产，正如拉姆齐夫人一样，把自己撕裂成好几份分给丈夫分给儿女，从来没有完整地属于自己。波伏娃指出：
每一个妇女--无论她是何等的解放--都深受她的教育和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抚养的影响。因此，她们会犹豫不决；很多人没有勇气去过这样一种生活；而那位有勇气过这种生活的女子就会在街上遭到人们的嘲笑，被人们戳脊梁骨。她不会被人们看作是一位艺术家，而是一个疯女人或是一个怪物。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莉莉害怕别人看见她的画作，即使她表现出相当的才华也可能得不到社会普遍的认可，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得不到男性文化中心权威的准入权。所以忧郁的莉莉老是担心她的画作永远不会受到观赏，甚至永远不会被悬挂起来。
拉姆齐夫人去世多年之后，莉莉经常会怀念她，她一直想把拉姆齐夫人和儿子一同站在窗前的景象画下来，作为对逝去岁月的深深追忆。在没有声音和美貌等等男性中心意识左右的情况下，通过对拉姆齐夫人的追忆，莉莉逐渐越来越接近夫人的内心世界。莉莉画中的场景是拉姆齐夫人在给詹姆斯念书，她把母亲和孩子处理成一块紫色三角形的阴影。“她隐隐约约地推测，如果一副画必须是一种赞美，那么她的赞美便是用这种形式来表现的。一位母亲和孩子可以被毫不亵渎地处理成一片阴影。这里的光亮就要求那里有一片阴影。”
但是莉莉此时还是无法向任何人展示她所想要表现的东西，她无法克制她作为女人的全部感觉，而去感受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东西。此时莉莉老是陷于无从下笔的困境，因为她此时还没有把握到拉姆齐夫人灵魂的深层意义，只是看到了她的温顺、沉默背后潜藏的反抗精神和苦闷心态。真正使莉莉获得理解拉姆齐夫人的契机是她直接体验男性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压力：拉姆齐先生向她寻求心理安慰，而她不愿充当男性情感宣泄的对象，于是她岔开话题使拉姆齐先生和自己都得到解脱。但此后莉莉又被男权社会普遍的思想左右，因为没有给男性提供安慰与同情而内疚。此时，她才真正理解拉姆齐夫人生前所处的尴尬境遇。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与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角色之间的冲突使莉莉终于冲破两性对立的视角正确看待拉姆齐夫妇的关系，体悟到拉姆齐夫人内心深处不轻易示人的隐秘特质。正是这种正确认识使莉莉战胜内心的茅盾，完成两性特质的整合。拉姆齐先生携带一儿一女完成妻子遗愿到达灯塔，莉莉也完成了她的画作。这是拉姆齐夫人愿望得以实现之时，也是莉莉自我人格完善之时。至此，莉莉和拉姆齐夫人终于在十年的精神之旅后又再度重逢，找到了彼此。
（二）对理想化双性同体的创造
“双性同体”的超自然现象由来已久，常见于各国的远古传说和神话。公元 7年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ius）所着的《变形记》中就讲述了一个“双性同体”的故事：赫尔墨斯（Hermaphroditus）和阿芙罗狄蒂（Aphrodite）之子--相貌俊逸美丽的赫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us）拒绝了十分爱慕他的湖中仙女萨尔玛西斯，但是被拒绝的仙女并不死心，她趁着赫马佛洛狄忒斯在水中游泳的时候，钻进他的身体，并祈求众神不要让他们分开。众神应允，于是他们便合为一体。在远古神话中我们便可见“双性同体”作为人类最初完整形态的象征意义，以及人们对于爱情是两性间完美融合的理解。在埃及神话中，其始祖之神也是双性同体的：
地球四域的四位大神赫赫，又称为八联神，实际是四男四女，八个形体。
地神格卜和天神努特原来也是相互拥合，难以分离。后来其父（一作其子）大神舒将努特即天宇高高举起，努特才同她的兄长，也是她的丈夫，地神格卜分离。①同样，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我们也可以见到双性同体的暗示。传说作为华夏种族的始祖伏羲和女娲原是双头人首蛇身的神怪，他们是由一神而化为二神，实际上他们不仅同姓（姓风）而且同名（女娲别名女希，与羲实际同名），即天和地本来是化作一体的双性同体的存在，后来他们才分离开，成为单一性别的一对。
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寻见“双性同体”思想的轨迹。古希腊的智者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描述了人类的原初形态。他说，从前人的形体是一个圆团，头上有两幅面孔，有四只手四只脚，一对生殖器，其他器官的数量都依比例加倍。宙斯为了在不灭绝人类对神的崇拜的前提下削弱人的力量，于是把人截成两半。人被截成两半后，一半想念另一半，于是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另一半，他们想终生在一起过共同的生活，一刻都不愿分离。于是火神赫准斯托斯许诺可以把他们放在火炉里熔成一片，使他们由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尽管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人类远古时代的生殖崇拜和对爱情的追求，但是也展示出人类对自身完美人格的追求。分析心理学家荣格（Jung）认为：
人类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始模型，即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
阿尼玛是男人的灵魂，它是男性的女性特征，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补偿因素；而阿尼姆斯是指女性的男性特征，女人也具有潜在的男性本质，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王子和公主的原型。因此性别之间的敌对主要是个人内部的男性和女性成分之间的无意识的斗争的一种投射，两性之间的和谐依赖于个人内部的和谐。
纵观各国的神话和传说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原初时代的神和人都是双性同体，只是后来两性才被分割开来。
“双性同体”这一生物学术语虽然不是由弗吉尼亚·伍尔夫独创，但她却是第一个将“双性同体”理论运用到文学创作与批评当中的理论家。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指出“双性同体”是一种最佳的文学创作状态和批评标准，她强调这一标准应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主导原则。换句话说，伍尔夫的“双性同体”关注的是作家的精神状态，即一种破除性别二元对立观念，倡导个体多元化的完1了重铸女性的相关身份问题与重铸男性相关的身份问题同等重要“②。所以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实际上是承认性别差异的对个性多元化的倡导。
虽然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思想的初衷在于消解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性别模式，但是这一思想还是激起了理论界的热议，赞同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争论的焦点在于双性同体思想是意在强调两性差异还是消弭两性差异。持赞同态度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和作家认为双性同体的思想是对父权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伟大解构，是对两性和谐共处的理想状态的呼唤。例如，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微笑》、卡罗琳·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n）在《迈向男女双性的认识》中都清楚表明了自己的这一立场。卡罗琳·海尔布伦是继伍尔夫之后第二个认真钻研双性同体理论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她在《迈向男女双性的认识》中认为，人类应该走向没有社会性别角色模式的社会，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规范。她指出双性同体对女性主义是有用的，因为其摆脱了弗洛伊德主导的二元双性对立论。
而且，她还提议用双性同体来代替现存的、分别以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为主导的性别观，颠覆传统文学批评中对男性和女性的表征。她的观点新颖之处在于，她说明可以用双性同体一词来命名流动的、不受生物性别限制的个性发展，这一点在伍尔夫、格特鲁德·斯坦等作家质疑传统性别说法的虚构世界中都得到了体现。①法国的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在伍尔夫的基础上，提出另一种”双性同体“观，这种双性同体观既消解对立、又鼓励差异。对此，她在《美杜莎的微笑》中指出：
我提出的是另一种双性，在这种双性同体上，一切未被禁锢在菲勒斯中心主义表现论的虚假戏剧中的主体都建立了他和她的性爱世界。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
埃莱娜·西苏强调”这种双性并不消灭差别，而是鼓动差别，追求差别，并增大其数量。“③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多次强调任何创造性行为都必须有男性与女性之间心灵的某种协同。所以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并不是强调一性凌驾于另一性之上的单一性别对立，相反，”它的提出是针对将性别进行严格的社会区分、并以男性为中心标准的传统二元思维模式。“④笔者理解的”双性同体“即一种”双性和谐“的精神或者创作状态亦或是完善人格的象征。
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也不乏批评和质疑的态度，其中以伊莱恩·肖瓦尔特为代表。她认为伍尔夫提出的双性同体构想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神话，这是她面对自己女性身份痛苦的一种回避，即一种带有明显的逃避色彩的理想。在肖瓦尔特看来，伍尔夫的这种双性同体的选择是非人化的，它无疑是对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的逃避。以至于在 1977 年出版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伊莱恩·肖瓦尔特专章批评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她说道：”双性同体论是个神话，帮助她逃避使自己感到痛苦的女性本质，不与之正面碰撞，并且使她能堵住自己的愤怒和雄心，把它们压抑下去。“①肖瓦尔特直接否定了伍尔夫”双性同体“实施的有效性，她还把伍尔夫在论述”双性同体“观时的多重复合视角和重复、夸张的语言以及滑稽模仿视为对真正的女性主义心态的否定。她认为伍尔夫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创造一种”热情奔放“的印象，因此或多或少地分散了人们对伍尔夫在文中力图传达的信息的注意。除了肖瓦尔特之外，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也对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进行了批判，她表达了和肖瓦尔特类似的观点，认为”双性同体“的提法是欲模糊性别意识的阴谋，这是一种折中的、消极的后退和自保策略。她在《妇女的时间》一文中阐释到：”我并不是暗示一种假设性的双性同体，尽管它也许存在，而事实上只是一种对两性之一的整体的渴望，因而抹杀了两性差异。“②另外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伊丽莎白·白恩斯也持”双性同体“观是对性别自觉的掩盖的观点，她在《给小说命名》中指出：”女权主义者认为写作是有意识的：我们妇女应该出于我们性别而有意识地写作；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男女双性的概念掩饰了那种渗透。“③在笔者看来，不论批评家们对伍尔夫”双性同体“观是赞扬还是贬斥，伍尔夫的这一构想都不是没有理论基础可循的，它并不是想要抹杀性别差异，而是致力于解构性别等级制。伍尔夫本人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论述道：
女人如果像男人那样写作，生活，或是像男人那般模样，也会让人大为惋惜，想想世界的浩瀚和繁复，两个性别尚且不足，只剩一个性别又怎么能行？
教育难道不是应该发掘和强化两性的不同点、而不是其共同点吗？④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托瑞·莫伊对双性同体的解释更符合伍尔夫的本意，她认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是女性主义对父权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有效解构，是伍尔夫所提倡的创作的最佳状态。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并不是像肖瓦尔特理解的对性别身份的逃避，伍尔夫反对它们，是因为她看穿了父权制度下两性二元对立的本质和阴谋，她要做的正是努力打破这一僵死的对立，描绘两性和谐发展的蓝图。
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两性差异进行完美整合创造了一系列具有”双性同体“思想的人物，其笔下的奥兰多就是一个典型。《奥兰多》是伍尔夫历时不到半年完成的一部笔调轻松幽默、不乏魔幻色彩的作品。伍尔夫在 1927 年 10 月 22 日的日记写下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动机：”我只是沉湎于这一闹剧的写作所带来的纯粹的喜悦之中……《奥兰多》写得清晰明白，期望人们能读懂每句话。故事是以薇塔、维奥莱特·特雷弗西斯，拉斯赛尔斯伯爵和诺尔等人为原型。“①译者任一鸣在译本序中写道：
伍尔夫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本体之中都蕴含着许多自我，正如她在《奥兰多》中所写，一个人可能拥有上千个自我……通过这部传记的书写，伍尔夫表达了自己对大自然的崇尚，以及对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文学与爱情、生与死、异装癖与社会性别的独特见解。在塑造奥兰多这位由男而女的人物形象的过程中，表达了她对双性同体的赞美。
仅从译者序我们就可以看出奥兰多绝对是将伍尔夫提倡的”双性同体“思想付诸实践的例子。伍尔夫在这部作品的第一章第一句话就交代了奥兰多的性别，”他--毫无疑问是男性，尽管当时流行的服装式样多少掩饰了性别特征“③，但是接下来描述奥兰多容貌的语句却让我们对他的性别产生了一定的疑惑，伍尔夫这样描述到：
红扑扑的脸颊上覆盖着细细的绒毛，唇上的绒毛比脸颊上的稍稍浓密一些。小小的嘴唇微微向两边咧开，露出杏仁白色的精致牙齿。鼻梁小巧却挺拔。
深色的头发，精致的双耳，正好与他的头相称。但是，天哪，说到青春美貌，怎能不提前额和双眼。哎，这三样东西几乎人人生来就有。如果我们朝站在窗前的奥兰多望一眼，我们便不得不承认，他大大的双眼如湿漉漉的紫罗兰，水汪汪地充盈着，显得眼睛更大了。他的前额仿佛骄傲的大理石穹顶一般，嵌在光洁团状的太阳穴之间。只要瞥一眼这双眼睛和额头，就会才思奔涌。只要瞥一眼这双眼睛和额头，就不得不承认，凡是优秀的传记作者都会避而不谈关于他的种种争议。
这一段细致入微的外貌描写，让我们知道奥兰多是拥有着女性般柔美和精致的男子。奥兰多不仅在外貌上不同于一般的男子，而且在性格上也相当怪异，”他总是喜欢与下等人相处，尤其是那些怀才不遇的智者，与他们惺惺相惜……与宫廷女子相比，客栈老板女儿的面颊在他眼里更鲜嫩，猎场看守人的侄女在他看来更为聪明伶俐。“①奥兰多是一位脱离世俗观念的，拥有自己内心追求的贵族，他的内心追求就是文学，”虽然命运给了奥兰多如此多的馈赠--衣食丰足，深宅大院，仆从成群，壁挂地毯，寝卧床帷，应有尽有，但他只要翻开一本书，所有的一切便都烟消云散了。“②只要奥兰多手捧书卷，他立刻就感觉与世无争，所有纷纷扰扰都与他无关了。而且他沉湎于写作已经多年，”从未见过哪个孩子讨苹果、讨甜食吃的样子比得上奥兰多讨纸墨那般迫切。“③但是他的浪漫传奇色彩的鸿篇巨制都是偷偷进行的，他从未把这些作品拿给别人看，即使是最亲近的母亲。
因为贵族写书是不可饶恕的耻辱，是与高贵身份不相符合的低贱事情。但奥兰多是敢于直面自己内心的勇士，他明白写作对于他是不可能逃避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他希望自己这些不容于社会的怪癖异秉，他的青春骚动，他的笨手笨脚，他的腼腆害羞，他的长途漫步，还有他对乡间生活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他自己就是神圣作家的一员，而不是贵族中的一员--他生来就是作家，不是贵族。
奥兰多坚信作为一个作家才是他的使命，他不愿仅仅作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贵族而活。在经历了一系列情感纠葛后，奥兰多更加怀疑生命和爱情的意义，于是他主动请缨出使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一次叛乱中，他沉睡了七日，醒来之后竟变成了一位美貌的女郎。即三十岁之前奥兰多是男性，三十岁之后却变成了女性。在性别转换之后，她更加沉醉于文学创作，胸前经常揣着《大橡树》的手稿。
当她摆脱了性别和身份的桎梏后，她的思维更加开阔，她的情感更加丰富，这使我们相信正是双性同体的头脑造就了《大橡树》的成功。正如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说到的：
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任何纯粹的、单一的男性或女性，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任何创造性行为，都必须有男性与女性之间心灵的某种协同。相反还必须相成。
伍尔夫十分赞同柯勒律治所说的，睿智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对此，她的理解是”雌雄同体的头脑更多孔隙，易于引发共鸣；它能够不妨碍地传达情感；它天生富于创造力、清晰、不断裂。“②伍尔夫把柯勒律治、莎士比亚等伟人的头脑全看作是雌雄同体的。
在毫无痛苦下彻底完成性别转换的奥兰多，初期喜欢穿着那种不分男女的土耳其外套和长裤。她寄居于吉普赛人的部落中，她深信她的神是大自然，此时她并没有感到两性差异对她的影响。但是当她离开吉普赛人，穿上当时流行的女士衣裙，坐在代表现代文明的英国商船的甲板上时，她意识到性别差异对她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她都很少关注自己的性别，这似乎有点奇怪，但却是事实。
也许与她长期以来的着装有关，她一直穿着土耳其长裤，这分散了她对性别差异的关注。而吉普赛女人的着装除了一两处特别的细节外，其余也都与男人差不多。不管怎样，当她感觉到围在大腿四周的裙摆，当船长殷勤地提出要为她在甲板上搭一个遮阳篷时，她才大吃一惊，恍然意识到性别身份带来的好处和弊端。
从此，奥兰多的内心开始了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的较量与平衡，因为性别的转换受到世俗完全不同的对待方式，她开始思索父权社会对于男女两性不公平的定位与要求。她震惊于规范女性行为的整个架构的基石--贞节对于女性的不可小觑的约束作用，她思考到：
以我短暂的女性经历来看，女人并非一定生来就得顺从，贞洁，体味幽香，衣饰精美，这些优雅魅力都是她们经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不然，按照陈规旧俗的说法，她们一生将毫无快乐可言。单单梳头一件事。
这就印证了波伏娃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建构的“.奥兰多在享受船长亲自为她切牛肉的虚荣的同时也做出了让步，她的让步不仅仅是勉强吃下那一片她不想吃的肥肉让船长愉快，而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将男性中心强加给妇女遵守的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但是在深深的自我反思之后，她内心的反叛意识又开始暂居上风，她觉得为了避免一个水手从桅杆上摔下去，所有女人都得将自己的魅力遮盖起来的做法简直是荒唐可笑，”她平生第一次意识到，如果她生来就是女性，儿时受到的教育必定是何为女性的神圣职责。“当她清醒地意识到因为性别的转换，她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头戴冠冕、昂首阔步、率领军队，而只能是唯唯诺诺、沏茶倒水、侍奉主人，她心底对男性的憎恶就一下子代替了以前对此性别引以为荣的感情。但是奥兰多”在指责男性的同时也指责女性，好像她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确实，她似乎一直都在摇摆不定中，她时而是男人，时而是女人，她了解两性的奥秘，也明白两性的弱点。“①她经常陷于超越性别意识的哲学思考以及什么是人类本质的思考中，”她头脑处于极度困惑、极度晕眩的状态。懵懂无知的悠闲安逸不复存在，她成了狂风中摇摆不定的羽毛。
她同情一种性别而反对另一种性别，发现两种性别都存在可悲的缺陷，不能肯定自己究竟属于哪一种性别。“②奥兰多作为一个变化发展的主体，其性别模式和身份是多种多样的，她的思想、意识、立场、心智也在不停地变化。当她适应了女性这一新的身份后，她开始对自己的性别自得其乐甚至几乎到了以自己的性别为荣的痴迷境地。但是她觉得”无论上岸后有多么舒适、富有、地位显赫、受人尊重（她无疑可以嫁一位王公贵族，作为他的配偶，统治大半个约克郡），但如果这同时意味着因循守旧、遭人奴役、受人欺骗、剥夺爱情、束手束脚、三缄其口、保持沉默，那她宁愿调转船头，再次扬帆远航，投奔吉普赛人。“③所以，奥兰多作为双性同体的个体，超越了性别的局限，克服了父权中心文化的偏颇，突破了两性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伍尔夫所提倡的”双性同体“的内涵不是两性之间绝对的平衡，而是两性气质融合、流动的过程。奥兰多四百年的变化和整合正是对这一过程的清晰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