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协同机制模型与可操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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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 
【1.1 - 1.3】有关村级民主治理的文献综述   
【1.4 - 1.6】农村治理协同机制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第二章】中国村级民主治理的历程、成就及困境 
【第三章】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协同机制模型与可操作化 
【4.1 - 4.3】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协同机制运行现状 
【4.4】村级自治创新实践中的协同机制作用机理分析 
【结论/参考文献】农村地区民主治理协同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3 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协同机制理论模型构建与可操作化

　　3.1 理论模型的构建

　　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 Chris Ansell 和 Alison Gash（2008）基于 137 例个案建构的协同治理模型为基础，结合中国村级民主治理的现状及特点，尤其是前期实地访谈调查情况，构建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协同机制理论模型，如图 3-1 所示。

　　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协同机制的构成要素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协同形成条件、协同运行保障、协同运行过程以及协同结果。良好的协同结果的产生，有赖于协同机制的良性运转。其中协同结果是目标，协同形成条件是目标实现的前提，协同运行保障是目标实现的关键，协同运行过程是目标实现的基础，对协同结果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协同机制四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下：协同形成条件与协同运行保障之间具有相互直接促进作用；协同运行过程对协同结果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协同运行保障对协同结果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协同运行保障通过协同运行过程对协同结果产生间接促进作用；协同运行保障通过协同形成条件对协同结果产生间接促进作用；协同形成条件对协同运行保障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协同形成条件对协同结果产生直接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协同运行保障及协同运行过程对协同结果产生间接促进作用；协同形成条件对协同运行过程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协同形成条件通过协同运行过程对协同结果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协同形成条件的构成要素包括协同需求程度、权利-资源-知识对称程度、前期合作水平、协同激励水平。协同运行保障的构成要素包括领导能力、制度设计、社会资本。协同运行过程的构成要素包括对话沟通、协作承诺、关系整合，构成要素之间是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协同结果的构成要素包括时效、投入产出比、效果。

　　3.1.1 协同形成条件

　　协同形成条件是实现协同结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Wood and Gray（1991）等认为协同前情就是指合作的形成中环境的、问题的和资源的变量，例如复杂问题、利益相关者资源依赖、既往的努力等。①Ansell and Gash（2007）认为协同形成条件包括权力、资源和知识不对称、初始信任水平等合作诱因。②我们认为协同需求程度也是协同形成的一个必备条件之一。在对洛杉矶县域家庭保护计划的研究中，Chen and Graddy（2005）发现在解释协同结果最重要的可变因素是组织对从其他组织能够获取的资源的需求。③如果没有协同需求的话，协同也就没有了必要，主体之间难以形成协同。协同结果的变化同样是随着协同需求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协同需求的程度高，必然会促进协同的形成，协同主体之间有着更加强烈的愿望促使协同主体之间的高度依赖，从而产生良好的协同结果。在协同需求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即使前期有过冲突，也有助于协同的形成，达到各自协同主体的目标及要求。由此可见协同需求程度在协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也是协同形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谢新水（2010）认为合作主体之间资源的相互依赖是公共事务的内在特征，能够促进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为合作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公共领域中合作主体的资源包括不同合作主体所拥有的权威、权力、信息、知识、技术、资金、领导能力、管理能力和合法性等。

　　Ansell and Gash（2007）认为合理的资源依赖结构是合作形成的良好条件。但是，不平衡的资源互依将会使合作无法形成或者扭曲合作形式，对合作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合作主体之间的资源或者组织地位不平等的话，合作过程就会被强势主体操纵，从而也会导致合作主体之间相互不信任以及不能够履行承诺。另外一些公共事务中，如果合作主体意识到自己在技能、经验、知识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话，他们也不愿意参与到合作中来。因此，我们认为权利-资源-知识对称程度是影响协同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将其作为衡量协同形成条件的一个维度之一。

　　已有冲突很有可能导致信任水平低下，反过来将会产生不诚实的交流和低水平的承诺、操作策略。换句话说，已有冲突将会产生一个怀疑、不信任、刻板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过去协同成功的案例能够产生社会资本和高度的信任，从而产生一个协同的良性循环。因此，如果利益相关者之间有过冲突的案例，那么协同治理不可能成功除非利益相关者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或者采取措施来补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低水平的信任和社会资本（Ansell and Gash,2007）。②因此我们将前期合作水平作为协同形成条件的维度之一。

　　Ebrahim （2004）比较了“印度森林灌溉机构的不同的激励措施表明积极的财政激励措施在森林灌溉情况下对于协同的成功是非常关键的”.③利益相关者的激励的增加能够使他们的参与产生具体的、切实的和有效的政策效果（Brown ,2002）。④激励措施也非常的关键，它能使得协同需求程度较弱的协同主体的需求程度增强，增加协同主体参与协同的积极性，影响最终的协同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协同激励水平也是协同形成条件中的能够影响协同结果的必要的维度之一。

　　在以上国内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村级民主治理的现实状况，我们将协同形成条件划分为以下四个维度，即协同需求程度、权利-资源-知识对称程度、前期合作水平、协同激励水平。

　　3.1.2 协同运行保障

　　协同运行保障是协同过程得以良好的循环运转的关键。登哈特夫妇（2004）认为在协同治理过程中，领导不再被视为有特权的高级公共官员，而是一种团体、组织或社会的一种职能。领导与一些包括自由、平等和正义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有关。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被描述：通过它，双方的目标都得以提升；双方都得到了动员、激励和提高。因此，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领导主要是起着一种引导与激励的作用，以身作则，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引导着协同主体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制度设计是指协同中的基本的协议和基本的规则，这对于协同过程中的程序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领导者要求利益相关者来参与诚挚的协商来探讨如何妥协以及获得共同利益。但是利益相关者经常会以一个怀疑的心态进入协同过程。他们对于公平性的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并且非常关系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担心可能会被操纵”.因此，要建立制度规范防止以上情况的发生，阻碍协同过程的运行。“制度设计包括共同分享合作的信息、合作公共论坛、清晰稳定的合作规则、透明的程序等”.①欧黎明、朱秦（2009）认为协同治理能够利益整合起来，并且能让社会组织合法地反映利益诉求，这些社会资源是个体无法得到的。只有合作伙伴能够满足彼此不同的利益而不是伤害彼此的利益，合作才能发生（Perry、Miller,2007）。

　　如果利益相关者之间没有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或者没有采取有效的方法来提高相互信任度，只要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前有过冲突，那么合作将会难以成功（Ansell and Gash,2007）。因此，如果协同主体之间有过冲突但是又有协同的需求，那么必须通过制度的规范来保证协同过程的运行。弗雷德里克森（2003）指出公共性能够被再创造出来，取决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人的行为。公共性的丧失主要是由于人们不愿意或者不能组织起来参与到以达到共同利益为目的的政治共同体之中。 Mustakallio et al.（2002）认为“互惠有助于形成共同愿景，共同愿景则有利于创造长期价值，从而影响合作双方的合作满意度”.②如果在制度的设计中，我们能够充分考虑双方在民主治理的协同中能够获得的利益，使得各个协同主体的利益达到最大化，那么对协同过程以及协同结果都是会有一定的正向影响的。在民主治理的协同过程中不能没有一个规范的制度，它是协同过程得以运行的保证，因此也被我们作为协同运行保障中的一个维度。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①“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信任关系为支撑的协同治理，在协同者之间能够产生安全感和确定感，从而达成协作意愿，这是协同治理的保证。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②克雷默和泰勒（2003）认为当人们之间有一定的社会联系时，他们更愿意合作。他们对彼此熟悉的人之间会产生一种信心，相信与一个跟他们有社会关系的人的合作会给彼此带来回报。

　　本文基于以上的综合分析，将协同运行保障提炼归纳为 4 个维度，即领导能力、制度设计、社会资本。

　　3.1.3 协同运行过程

　　没有协同运行的过程难以产生一个良好的协同结果。“协同过程包括治理、行政、组织自治、基于信任的规则和互利、互动等变量（Wood and Gray,1991）。”③为了使协同过程顺利进行，促使协同组织的一体化，合作过程中，正式组织角色和合法契约等因素，需要和人际关系、心理契约和非正式的承诺等因素相结合。

　　协同过程是一个通过建立组织角色与个人互动解决合作承诺的过程。协同不能仅仅依靠正式的组织和制度，比如协议、备忘录和标准的操作程序等，更需要在一体化因素和集合性因素之间适当平衡，从而保证协同过程持续发展（Ringand Vande Ven,1994）。Susskind and Cruikshank （1987）描述了一个达成一致的过程即谈判前阶段、谈判阶段、实施阶段。Gray（1989）也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协同过程：

　　提出问题，方针制定，实施。Edelenbos （2005）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过程包括准备、政策发展、决策，每一步都包含若干阶段。协同的阶段模型非常重要，因为随着环境的改变我们要时刻注意协同策略的变化。但是，Chris Ansell and Alison Gash（2007）认为协同过程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因为非线性的关系能够促使要素之间相互影响。Bentrup（2001）认为阻止最初共同利益的探索的沟通是突破成见及其他的障碍的过程的核心。Ansell and Gash（2007）认为所有协同治理都建立在利益相关人自己的面对面谈话。面对面对话是协同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面对面谈话也有可能增加敌对情绪、互相不尊重等。难以想象有效果的协同没有面对面谈话。协同往往似乎有赖于实现一个在交流、信任、承诺、理解、效果之间的良性的循环（Huxham 2003;Imperial 2005）。

　　Margerum （2002）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协同小组的调查中发现成员之间的互相承诺是促进协同的最重要的因素。承诺也造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协同过程中的承诺需要预先去遵守思考结果的意愿，即使他们要朝着其中一个利益相关者并不完全支持的方向前进。当然，协同治理的一致的基础大大的减少了利益相关者们的风险，信任是协同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承诺依赖于信任，即其他利益相关者将会尊重你的观点和利益，承诺中清晰的、公平的、透明的程序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以上学者对协同过程的界定，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与创新，将协同运行过程定义为一个协同主体经过对话沟通、协作承诺、关系整合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关系整合是协同运行循环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关系整合既是在对话沟通、协作承诺之后进行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为下一阶段的循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仅有利于协同主体的进一步对话沟通，而且也是对之前对话沟通、协作承诺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以及更好地稳固协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与联系。如果在协同过程中，前面的对话沟通、协作承诺不顺利的话，那么关系整合将难以继续，这个循环模式将难以运行下去。相反，如果对话沟通及协作承诺都进行的非常顺利，那么关系整合不仅会得到很好的承接，该循环运行模式也得到了良性的循环，而且会对协同主体的关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下一循环中的对话沟通与协作承诺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就像有许多绳子拧合在一起的一个圆环一样，对话沟通使得这些绳子缠在了一起，协作承诺将确定这些绳子的一致缠绕的方向，而关系整合将提供给这些绳子缠绕在一起的动力，让这些绳子在这个圆环中缠绕的越来越紧密。这就是这三个要素在协同运行过程中的各自的职责与运行机理。基于以上学者对协同运行过程的分析，本文将其提炼为 3 个维度，即对话沟通、协作承诺、关系整合。

　　3.1.4 协同结果

　　我们构建的民主治理的协同机制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民主治理。尽管协同的过程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完成的过程，但是我们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的使民主治理中的协同过程变得不仅有效果还要有效率，这也正是民主治理中所要追求的结果。我们将协同机制引入民主治理中正是为了使民主治理的协同结果能够达到1+1>2 的效果，并且能够在达到效果的基础上增进效率。哪些维度能够较好的反映民主治理的协同结果呢？Wood and Gray（1991）认为：“协同结果包括合作的直接成果、组织间嵌入式的社会关系、资源整合能力、集体行动的制度、组织承诺和监控等‖。①周志忍（2000）提出：”公共部门的绩效主要包括三个维度：经济、效率和效益。经济侧重成本的节约程度，效率关注的投入产出比率，效益则着眼于行政产出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包括质量、顾客满意等。“①B 盖伊·彼得斯（2001）明确的将”一个好的政府定义为一种能够高效率、高效力、反应性地运作的强有力的政府“②，”在治理中，效率涉及时效，主要包括处理时间（决策时间、项目工期）的长短等指标（张国庆，2000）。“③在对学者的文献进行梳理及思考中，我们加以概括及提炼，将民主治理中的协同结果划分为时效、投入产出比、效果这三个维度，来衡量民主治理中的协同效果。

　　3.2 变量的可操作化

　　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协同机制模型中的各个变量均为潜在变量，都不能准确、直接地测量，我们结合相关理论与研究为每个潜在变量设计了多个观察变量来提升测量的准确性。本研究首先采用了个案访谈的方式对部分县干部、镇干部、村干部及村民进行了面对面访谈，以期了解该区域的大致状况的情况。目前学界尚未出现有关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的协同机制状况的测量量表，因此本文借鉴现有的相关理论研究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自行设计。本文使用了问卷中的多数题目以 5 分制 likart 量表方式。1~5 分分别为不同意、不太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根据问卷填写者的选项，便能得出各测量题项的分值。自行设计的量表需要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来剔除不适合的测量题项。本文在协同形成条件、协同运行保障、协同运行过程、协同结果的衡量模式上，将这四个潜在变量分别设计了一些维度，在各个维度下面分别设计了若干个题项，将各个题项计算出来的均值作为各个维度的值。例如将协同形成条件划分成协同需求程度、权利-资源-知识对称程度、前期合作水平、协同激励水平这四个维度，然后分别以这四个维度来设计相应的题项，将题项的均值作为各个维度的值。此时，这四个维度就被视为协同形成条件这一潜在变量的观测变量，我们以此来有效地缩减衡量指标的个数，确保测度的有效性和结果的可信度。

　　根据对协同形成条件的相关文献整理，我们将协同形成条件划分为了四个维度。因此要对这四个变量进行测度，即协同需求程度、权利-资源-知识对称程度、前期合作水平、协同激励水平。为了测量协同形成条件，我们以 Wood and Gray（1991）、Ansell and Gash（2007）、谢新水（2010）、Ebrahim （2004） 、Brown（2002）等研究为基础，结合我们的初期访谈，我们将测量协同需求程度、权利-资源-知识对称程度、前期合作水平、协同激励水平这四个维度。其中，协同需求程度设计了 7 个题项、权利-资源-知识对称程度设计了 3 个题项、前期合作水平设计了 3 个题项、协同激励水平设计了 3 个题项（见表 1）。为了测量协同运行保障，我们以 Ansell and Gash（2007）、Robert Putnan（2001）、欧黎明，朱秦（2009）、 Ann Marie Thomson,James L. Perry（2007）、。

　　张成福（2003）、Mustakallio et al.,（2002）、Janet V Denhardt,Robert B. Denhardt.（2004）等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将协同运行保障归纳为 3 个维度，即领导能力、制度设计、社会资本，并分别设计了相应的题项予以测量。其中，领导能力设计了8 个题项、制度设计设计了 3 个题项、社会资本设计了 4 个题项（见表 3-1）。

　　借鉴 Huxham（2003）、Imperial（2005）、Ansell and Gash（2007）等对于协同运行过程的研究并结合实地调查情况及访谈的内容，本文将协同运行过程提炼为 3 个维度，即对话沟通、协作承诺、关系整合。其中，对话沟通设计了 10 个测量题项、协作承诺设计了 4 个测量题项、关系整合设计了 2 个测量题项（见表3-1）。

　　借鉴 Wood and Gray（1991）的研究并结合实地调查情况及访谈的内容，本文将协同结果划分为时效、投入产出比、效果这三个维度。为了测量这三个维度，其中时效设置了 6 个测量题项、投入产出比设置了 2 个测量题项、效果设置了 4个测量题项（见表 3-1）。（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