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墨遗萍先生的生平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因为好的作品中融合了作者自己对人生的体验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因而读者阅读时应首先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生平经历，这样才能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正确的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墨遗萍之所以写出了二十五个戏曲作品与一本《蒲剧史魂》论着，与其一生经历密不可分。
2.1 1949 年前的墨遗萍
墨遗萍，本姓李，名毓泉，山西河津县南原村人，1909 年古历正月二十五日出生在一个农业兼铁业的书香家庭，兄弟五人，排行最小。墨遗萍他童年多病，九岁才进入初级小学。他的父亲李洪辰是清末“拔贡”,为地方名儒，受孔孟思想影响较深。父亲李洪辰推崇孔孟“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的思想，认为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是大逆不道的，墨遗萍便不认同父亲的观点。因为墨遗萍从小喜欢读《墨子》，对墨翟“摩顶放踵，思以利天下”的勤俭务实精神衷心倾佩。于是父子之间便产生了争论，争论的结果就是父子思想开始分化，各行其是，最终儿子将“墨”字作为改名后的姓，这便是“墨遗萍”这个名字的由来。
墨遗萍在 1923 年秋升入河津县第一高小十八班学习。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国事沉糜，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他看到列强像拿着刀的屠夫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着瓜分中国，祖国就像风雨飘摇中的破舟，随时有被吞没的危险，内心焦急愤懑，忧国忧民，但又苦于救国无门。这时恰好他的同学邓国栋（中共党员）从太原给他寄来了《国际歌》、《向导报》（党报）等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读物，才使得他的思想由“利天下而为之”向马列主义科学领域转变，懂得了必须“重新认识世界以改造世界，重新认识自己以改造自己”,认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26 年秋高小毕业，他先在冯玉祥部当兵，后来回乡养蜂，都没有找到出路，也不甘心如此碌碌无为。直到在 1929 年到 1930 年之间，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新我学术社”,宣传革命道理，主张新思想向旧思想宣战、新的自我向旧的我宣战，广泛联络进步青年学生走向革命，同时积极寻找党的组织。1930 年墨遗萍与运城地下党阎子祥、姚晋太同志取得联系，从此积极从事地下活动，决心救人民于水火之中。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对此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这使得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要求抗日的声浪风起云涌，墨遗萍也与河津地下党同志发动民众，捣毁了国民党河津县党委，成立抗日团体“抗日会”,写文章、深入到乡村田野宣传抗日。1931 年冬天，姚晋太从运城到他家，秉阎子祥意，介绍墨遗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他进一步谋划了晋南地下党的活动方案。
正因为如此，墨遗萍在进步人士眼中是青年表率，在反动派的眼中如洪水猛兽。1933 年，国民党政府坚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镇压中国共产党，镇压民众的革命活动，墨遗萍作为捣毁河津县党部的“要犯”自然成为阎锡山密令通缉的对象。县党部的反动分子张罗布网想要把他置于死地，拥护他的人却不辞万险为他通风报信，如当时县政府的秘书李子春就是亲手接获密令的人，但却先去向墨遗萍透露风声后，才通知公安局进行缉捕。结果当敌人封锁全城搜捕时，他已经出了西门，走向禹门渡口，过了黄河，向通往陕北宜川的路上迈进了。
墨遗萍过黄河到了宜川之后，以宜川第一高等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饰，很快就与宜川地下党范世昌、邓敬亭、刘葆璋等人取得联系，继续从事革命。1934 年底，因为父亲病故，墨遗萍他才潜归河津，没料到黄昏时分刚踏进家门，不到半夜就有河津公安局带领近百名骑兵包围了南原村，得利于对地形的熟悉才从村东的悬崖绝壁之处逃脱，在西孝原村的一家马房里藏了两天后又重返宜川。宜川的反动政府闻信也要对他进行缉捕，幸亏有党组织掩护才能脱险。
1935 年春，墨遗萍来到肤施（延安）一带，当时延安还是白区，他与地下党田子玉等接上了关系。因形势的变化，革命的需要，墨遗萍不得不改变身份，曾打入到国民党的部队策划兵变，因兵变未果受疑而被开除；也曾拎着篮子沿街呼唤，卖过烧鸡。直到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这场战役结束之后，他才离开肤施到陕甘宁苏区（洛河川之王家坪）作省委文书。当时支部书记杨文昆因“山陕隔阂，无人证明”,墨遗萍只好再次入党。
党中央于 1936 年 12 月 12 日进入延安。1937 年初，墨遗萍作为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的第一期学员在此学习。1937 年冬天，他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任文书科长，配合艾思奇等人筹办边区文协。1938 年初，任边区战地服务团第二队指导员，领导战地服务团在陕北巡回演出；夏，任边区文协总支书记；秋，与柯仲平、马健翎同志创办民众剧团（今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前身），任支部书记兼教育科长。
1939 年初，任怀庆专署秘书，在此期间他与赵守一、史呼臣等同志创办农村戏校。这一年墨遗萍在延安成立了“南区合作社蒲剧团”,多次为中央首长演出，毛泽东同志还亲自点过戏。这时期南区合作社演出的剧目主要有王茂林的《武大郎托梦》、《取洛阳》，许民智的《出棠邑》、《杀驿》等。
1940 年夏秋间，调至陇东专署任秘书兼科长，主管文教工作，期间成立“小朋友涵谈社”,出版过《函友》周报。谢觉哉、周扬等人都给周报写过不少文章，毛主席也给周报题过词。当时，墨遗萍任周报的主编，他经常是白天上前线各部队采访，晚上撰写文章，然后亲自刻蜡板、油印。每期报刊油印出来以后，他总是设法托人转呈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延安电台还曾向全世界的人民介绍过《函友》报，所发行的油印周报对边区青少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墨遗萍在其后回忆《函友》报时总不能忘记见到毛主席的场景：有一次，他在给各机关单位送完报纸回来的路上迎面碰见了毛主席，他急忙上去敬礼并把刚刚印出来的《函友》报呈给主席。毛主席接过报纸后说：“函友报好啊！我很爱看这类小报。生动、泼辣。你们辛苦了！”②从那时候起墨遗萍他便一直珍藏着这份《函友》报，可惜的是这份报纸在“文革”中被焚毁了。
1941 年孟夏时节，墨遗萍担任陇东粮食调剂处的处长。1942 年初，被调至陇东博义大药房担任经理。1942 年的冬天，在陇东地区的整风运动中受到怀疑，被调至延安大学等候甄别。1943年初，在延安听候甄别期间，他参加校内业余剧团，成为剧团的一名演员，同时兼任剧团的编导，编写出《正气图》、《河神娶妇》剧本，并进行了排演。1944 年春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在整风运动中搞错和搞过头的同志们进行平反，墨遗萍得以甄别平反。1944 年的秋冬，墨遗萍出任延安南区合作社蒲剧团的教师与编导，自此他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戏剧文艺方面。1944 年至 1945 年是他戏曲创作的高峰期，先后编写出《是谁之罪》、《青田县》、《乞巧图》、《飞虎岭》、“清史轶闻系列”等剧本。
1946 年春，因工作的需要，墨遗萍从延安回到了山西太岳区，担任山西省剧协主任，同时兼任《太岳文化》的编辑与《新天地》的主编。在太岳工作期间，结识山西籍作家赵树理，两人一见如故。墨遗萍细细地讲述了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协和延安南区合作社蒲剧团从事编剧、导演及演员的经历，赵树理称赞他是“南路戏（蒲剧）的全把式”.
墨遗萍在对上党戏进行调查之前，向赵树理征求有关意见，赵树理给他提出了许多建议，并介绍上党戏剧家王聪文、名艺人段二淼与之相识。自此，墨遗萍和段二淼、王聪文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中共晋东南地委、晋东南行署在 1970 年底为在“文革”中屈死的段二淼、王聪文二人平反昭雪并开追悼会时，远在古都西安的墨遗萍随即写了一份挽联寄到长治以缅怀战友。挽联的内容为：
段二淼、王聪文两位战友千古剧界享盛名会议离别驾兴梨园更忆循循善诱二淼志，艺坛亲实践追思孔三传诸宫调尤思孜孜不息聪文笔。
墨遗萍在太岳工作期间，主动要求到屯留县蹲点，蹲点期间以改革上党戏为重点，主要对屯留县的 4 个剧团进行调查研究，尤其是在绛河剧团进行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曲改革试验。在绛河剧团中排演了在延安时期创作并演出过的新编历史故事戏《河神娶妇》、《正气图》和《青田县》，并带领剧团在太岳、太行解放区各县农村进行演出。1947 年秋，赵树理到长治参加“反对蒋介石出卖祖国紧急大会”,他还专程来到绛河剧团看演出。虽然此次赵树理没有见到墨遗萍本人，但是在看完戏之后对于墨遗萍这一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介绍潞城县大众剧团向绛河剧团取经。潞城县大众剧团派演员李晚喜等人来到绛河剧团，学习、抄录了墨遗萍创作排练的新编历史故事戏《正气图》、《河神娶妇》，并肯定了绛河剧团在表演、化妆方面对上党戏的改革创新。1948 年临汾解放，墨遗萍遂即奉命到临汾做剧团整训工作。
2.2 建国后的墨遗萍
1949 年 7 月 2 日，墨遗萍赴北京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与老朋友赵树理、王聪文相逢。他立即向大会主席团委员赵树理建议，推荐王聪文代表解放区的戏曲艺人到大会发言，介绍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十几年来进行戏曲改革的成绩与体会。赵树理向大会提交了申请，得到大会主席团的批准，王聪文作了以《旧艺人的新生活》为题的大会发言。
墨遗萍坐在主席台下听着老战友精彩的表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1949 年 12 月，墨遗萍参加了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之后留在太原担任了省剧协副主席，之后创办山西省蒲剧学社，并出任社长。1950 年，他担任山西省文教厅创作组组长，兼任省文艺丛书社主任，同时筹办省蒲剧学社直属剧团（实为省蒲剧实验剧团，即后来的省大众蒲剧团）。
在这期间，墨遗萍没有放弃创作，先后写出《灰阑记》、《龙门记》等剧本，同时所创作的《河神娶妇》、《乞巧图》等剧本被编入华东人民戏曲丛书在上海出版。在坚持创作的同时，全面展开了对蒲剧和碗碗腔的研究，先后写成了《蒲剧史骸》、《蒲剧平仄一刻通》、《蒲伶最者列传》及《碗碗腔史话》等理论性文章。因山西省地方戏曲剧种的待遇问题，墨遗萍顶撞了省里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于是在 1952 年的“三反”运动中以严重自由主义为由，未按党章规定程序开除了他的党籍，墨遗萍在政治上遭受了极大委屈。赵树理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立即从北京给在太原省文教厅工作的老同学王中青打电话了解墨遗萍的情况，从中可以感知墨遗萍与赵树理之间深厚的感情。幸运的是，在这一年屯留县绛河剧团应省城文化界的邀请到太原演出，绛河剧团的到来给他在精神上带来安慰。为此，他经常在剧团中帮忙，大到安排剧场、为剧团编戏码，小的甚至给剧团设计海报、联系印刷和张贴广告等事，经常性的与戏曲界的朋友交流座谈。他还参照春秋战国思想家墨子“止楚伐宋”故事为绛河剧团创作了历史故事戏《云梯图》，自己担任导演并参与排练，与演员们生活在一起。同时他以山西省蒲剧学社的名义赠送给绛河剧团一副对联，即：
宋泽州孔三传开创诸宫调八百载遗风未坠，清黎城老四虎提炼落子腔九十年余韵翻新。②1953 年墨遗萍他到山西大学任副教授，讲授“中国戏曲史”等课程。
1956 年山西根据全国剧目工作的精神，要求山西艺人口述、抄录传统剧目。省剧目组派墨遗萍、刘鉴三、李星五等，与专门从北京来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郭汉城、祁兆良、俞琳、余从、沈达人、刘乃崇等人，以及晋南戏曲工作者杜波、行乐贤等，共同进行蒲州梆子剧目的鉴定工作。
1956 年，墨遗萍他得到赵树理的推荐，被调到北京《剧本》月刊任编辑，当时刘乃崇任《剧本》月刊戏曲组组长，其妻蒋健兰任《剧本》月刊“农村版”编辑。他们一起工作，配合默契，经常一起阅读、研究来搞，一起发稿、校对稿件。墨遗萍对工作非常认真，每读一个剧本，都要在阅稿笺上详细的写明自己的意见，而且把这份详细的意见写给作者。作为一名戏剧家，他非常懂戏，非常了解舞台，同时对于中国的历史也非常熟悉，常给一起工作的同事一些中肯的意见，使得他们得到很好地启发。在讨论剧本的时候，他对一些人物性格写得比较单薄、矛盾冲突写得无力或者是缺少艺术性的剧本，常这样说：“这样的剧本，汤多肉少，既不解渴，又不解饱！”这一句话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出戏就是要有拿人的东西在里面，轻描淡写总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
墨遗萍勤勤恳恳工作，很少休息，工作之余，还在挥手不停地写作。这一时期，他在工作之余主要是给《墨子》作注解。他对《墨子》研究有素，很有心得，经常和刘乃崇、蒋健兰他们交流，他们都觉得收益匪浅。
墨遗萍生活简朴，常常为同志们所称赞。他住在东郊芳草地宿舍，《剧本》编辑部在东四头条，别人都是坐公共汽车去上下班的，他却上下班都是步行，从不坐车，且衣食极其简单，只是抽烟抽得比较厉害。他抽烟也只是抽那种价钱最便宜的，总是一边谈话一边抽，一天不止一包，抽完一包烟后，就把香烟外皮包纸留下来，整理舒平了，积成一叠便订成一个小本本。
他的《墨子》注解就是写在这样的小本本上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一本又一本，不知道他共写了多少本。
1958 年，刘乃崇调到《戏剧报》编辑部了，蒋建兰下放到怀来，墨遗萍回到了山西，虽然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可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存在着、延续着。刘蒋夫妻通过《蒲剧艺术》读到墨遗萍的一些诗文，了解到墨遗萍的一些情况。1981 年他们到临汾来参加蒲剧着名表演艺术家张庆奎同志演剧五十年纪念活动时想与墨遗萍会面，却因墨遗萍身体健康原因未能参加此次活动而没有见到。他们就赶忙写了一封信到西安去问候他，并告知墨遗萍他们在这次活动之后还要到忻州去参加庆祝北路梆子着名表演艺术家贾桂林同志的舞台生活纪念活动。在一九八二年一月八日，他们在北京接到墨遗萍的回信，信中写道：“拜读来信，欣慰之至。因病未得去临汾一晤，殊歉殊憾！最近在家，服草药治疗中。自去年（81）五月十五住够四十五天出医院后，一直在家休养，遵医嘱，已戒烟。估计再活六年即到 80 岁，问题不大吧？”
墨遗萍的这封书信他们一直珍藏着。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所见的墨遗萍生前最后的遗墨，更在于墨遗萍在信上写下了两小段有关戏曲史料的文字。这两小段文字是：
假如我在临汾，除引你俩游广胜寺外，还引你俩游‘古平水’和‘忘八坑',因为它们都和戏曲史料有关也。
你（俩）二月到北路见小电灯（贾桂林）后，代我向她问好！老早的蒲伶进京师通过北路宣化、大同、张垣这条路线，以故，蒲州梆子、北路梆子而京梆子（今称河北梆子），从旋律上与音节上……都存有不少相似之处。
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这位体弱多病的古稀老翁，偶尔与同行故交写上几个字的问平安的信也不忘写上一些戏曲史料。
1958 年初，墨遗萍被调回晋南蒲剧院任副院长。他在临汾工作期间，创作条件是非常差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这一时期，他的许多资料、手稿等，是写在用各色各样的烟盒纸装订成1“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墨遗萍便知自己被划在“反动艺术权威”一列，在劫难逃。挨过几回批斗后，墨遗萍愤愤不平，找来白纸写下“墨遗萍之墓”五个大字自上而下糊在自家的大门上。在批斗会上他毅然威武不屈，宁折不弯。曾有一场这样的批斗会：批斗会安排在大礼堂里，造反派在主席台上大声吼叫着口号，会场上播放着语录歌，这是墨遗萍被押了进来。他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头上戴着一顶帽子，一言不发的坐在批斗对象的位置上，也不把帽子从头上拿下来。会场上的人看到这种情况，都对他吼道，要他把帽子下了，要他脱帽。墨遗萍这时才一边脱帽，一边慢悠悠地开口说道：“我早就知道，你们会亲自开口要把我头上的帽子摘掉的。”会场上的人听到这话愣住了，随后才反应过来墨遗萍话中的深意，立刻会场上的人大吼道“打到墨遗萍”,墨遗萍自己却坦然的坐在批斗席上。
也正因为墨遗萍被打成“反动权威”,他被关进牛棚，受到摧残，甚至他的一个儿子也受到株连而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始终大义凛然，始终相信黑暗终究会过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对神圣的样板戏“三突出”问题提出质疑的人中便有墨遗萍的声音。1972 年的一个冬天，在一个所有的窗户都被报纸糊得严严实实的一间教室内，墨遗萍掏出一摞写满讲义的烟盒纸。他讲课谈到了戏曲的结构，他认为戏曲的结构无非四句话：一江春水向东流，大雨催来浪奔流，怒涛狂卷江心处，余波未己船到头，也就是起承转合，这是中国戏曲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自己的特色。讲着讲着，他话锋一转，拿样板戏说事：“什么三突出？老戏就是三突出。在皇帝登台之前，太监宫女先登台热闹一番，皇上这才出来亮相。让李玉和唱一大段，就是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徐策跑城，边唱边舞，比杨子荣演得精彩多了。所以，从结构上说，三突出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是老套子”③。
1979 年 12 月，在马文瑞的要求下，墨遗萍调到陕西戏曲研究院工作，担任艺术顾问一职。
墨遗萍在西安与秦腔的艺术家们交谈，谈到了蒲剧的历史，眉户剧、碗碗腔的形成和秦腔、京剧的改革，还谈到了戏曲中的曲牌体、板腔体的演变，以及中国戏剧的起源和戏剧的祖神等，也谈到了“唐代梨园”.他了解到李尤白多年来积累很多有关“梨园”的资料，便去问李尤白：
“你既在考证梨园，究竟梨园遗址在哪儿？梨园弟子雷海青因怒击安禄山而被毁害的凝碧池在哪儿？”李尤白回答：“根据《旧唐书》和其他资料，梨园遗址在当年禁苑中，即今西安城北郊，凝碧池也定离梨园不远。”墨遗萍先前以为梨园在西安城南曲江池一带，因为曲江池是唐代京城的文化风景名胜区。然而在听取李尤白的根据之后放弃自己的想法，认同李尤白的观点。
其后为了帮助李尤白写成《梨园考论》，他把自己珍藏的日本过听花着的《中国戏曲》借给李尤白参考，同时提出建立梨园会馆的建议，并希望李尤白能够给政府写一篇关于建馆的倡议书，二人随后针对倡议书提出相关的内容，由李尤白撰写，这才有了《关于建立中国唐代梨园纪念馆的倡议书》。
1982 年 3 月 4 日，墨遗萍因病逝世于西安。在临终前的那晚，他还在看资料写作《梨园故都》。74 岁生日那天，他对在身边的子女说：“我于 1930 年参加革命，不为高官，不为厚禄，一生勤奋，一生清贫，我过去的稿费、剧本的演出费，早都用在剧团发展戏剧事业了，没有留给你们什么好处，只希望你们做老实人，办实际事，不要忘记共产党，不要脱离人民。”①语中凸显出的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戏剧家为文艺事业贡的赤诚之心。
墨遗萍在西安逝世后，周扬、赵守一、贺敬之、曹禺、郭汉城、李健吾等同志发来唁电并送来了花圈。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月刊编辑部、陕西省文化局、山西省文联、中共山西省临汾地委宣传部等单位也送来了花圈。黄植、方杰、黄俊耀等负责同志及墨遗萍生前友好共五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