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文学的日语翻译分析

　　日语翻译论文（完整版8篇范文）之第八篇

　　摘要：百年来, 日本已形成了阅读鲁迅的传统。然迄今为止, 鲁迅文学的日译是否已充分体现鲁迅的文体及其思考值得探讨。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 (L.Venuti) 针对外语翻译, 从domestication (归化) 和foreignization (异化) 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就鲁迅文学的日语翻译而言, 则分别对应为鲁迅文体及现代中国文化的日本本土化与日语语言文化的鲁迅化及中国化。历来鲁迅文学的日语翻译, 大致带有浓厚的“归化”倾向, 其中, 竹内好的翻译可谓最为“本土化”。鲁迅小说的文体特征之一, 便是借曲折的长句绘出迷途般的思绪。相比鲁迅的原作, 竹内译本使用了数倍的句号 (。) , 将原为数行的长句切成众多短句, 将鲁迅迷茫苦恼的思索转译成了清晰简明的思考。文章拟考察竹内的鲁迅翻译中的“本土化”倾向, 探究其原因与利弊, 并着力追索“鲁迅化”的日译风格。

　　关键词：鲁迅文学,日语翻译,标点问题,竹内好,《呐喊》翻译,归化,本土化

　　一将鲁迅本土化的竹内好翻译

　　1909年, 日本媒体刊载了世界首篇与鲁迅相关的报道。1922年6月,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首次将鲁迅作品《孔乙己》翻译成日语, 在北京的日语周刊上发表, 此后鲁迅作品的译本便不断发行。现今以岩波文库为代表的日本主要文库 (“文库”, 即袖珍本) 均收录了鲁迅的作品集, 亦出版多达20卷的全译本《鲁迅全集》 (1) , 可见长达一个世纪的鲁迅阅读传统已在日本形成。

　　然而, 迄今为止, 鲁迅文学的日语翻译难言已充分传达了鲁迅的语言风格与思考。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 (L.Venuti) 从domestication (归化) 与foreignization (异化) 两方面对外语翻译这一文化活动进行了考察分析。domestication指外语、外来文化的土着化、本土化, foreignization则指土着文化、本土文化的外国化, 在中国分别译为“归化”与“异化”。若就鲁迅文学的日语翻译而言, 可分别指代为鲁迅文体及现代中国文化的日本本土化与日语语言文化的鲁迅化及中国化。历来鲁迅文学的日语翻译, 多半富有浓厚的domestication (归化) 倾向, 其中, 竹内好 (1910—1977) 的翻译可谓是最为本土化的作品。

　　竹内翻译的鲁迅作品《阿Q正传·狂人日记》由岩波文库1955年11月首次发行, 1981年2月修订后第二次发行, 可以说这是日本最普及的两个版本。竹内翻译的《鲁迅文集》六卷 (筑摩书房出版) 于1967—1968年间刊行, 岩波文库使用其第一卷发行了《阿Q正传·狂人日记》修订版。修订版承续了旧译版的印刷次数———该书在修订版发行时为第32次印刷, 2016年10月时已达到第92次印刷, 可谓是热门畅销书了。此外, 《鲁迅文集》于1991年被收入筑摩文库。

　　二呈“分解化”的鲁迅思考

　　岩波文库的修订版虽是将旧译版“彻底”修正再版之作, 但仍保续着两大“本土化”倾向。第一大倾向:与鲁迅原文相比, 竹内的翻译使用了数倍的句号 (。) , 使原本数行的长句被切断成为众多短句。鲁迅小说文体的特征之一, 便是由曲折的长句制造出迷途般的思考表达, 然而竹内将一个长句置换成多个短句, 无疑是将鲁迅迷茫苦恼的思索换成了清晰简明的思考。试举《阿Q正传》开篇一节, 将原文与竹内翻译做以下比较。

　　我要给阿Q做正传, 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 一面又往回想, 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 因为从来不朽之笔, 须传不朽之人, 于是人以文传, 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 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 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 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1)

　　鲁迅原文为2句话111字, 然而, 旧译版中竹内翻译如下:

　　私が阿Qのために正伝を书こうという気になったのは、もう一年や二年のことではない。しかし、书こう书こうと思いながら、つい気が迷うのである。それというのも、私が「その言を後世に伝うる」底の人ではないからである。なぜというに、昔から不朽の笔は不朽の人を伝すべきものと决っている。さればこそ人は文によって伝わり、文は人によって伝わる———というわけだが、そうなると一体、谁によって伝わるのかが、だんだんわからなくなってくる。そしてしまいに、私が阿Qの伝を书く気になったことに思い至ると、何だか自分が物の怪につかれているような気がするのである。 (2)

　　(作为参考, 把竹内日译文重新译回中文:我有想要为阿Q写正传的心思, 已经不是一年或两年的事了。但是, 想着要写要写, 却又感到困惑。这样说, 是因为我不是“将言语流传后世”的人。要说为什么, 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 文以人传———话虽如此, 这样的话到底, 是由谁传下来的, 渐渐不见明晓。这样一来, 想到我为阿Q写传的心思, 总觉得自己心里像有鬼一般。)

　　竹内将鲁迅原文中的2句话分割成6句进行翻译, 使得叙述者陷入困境的思绪变得具有逻辑又浅显易懂。此外, 运用了相当于原文字数约2.4倍的266字, 或许此举意在努力保留鲁迅的复杂文体。

　　相比之下, 修订版中竹内进行了如下修正:

　　私が阿Qの正伝を书こうと思い立ってから、もう一年や二年ではない。しかし书きたい一面、尻込みもする。どうやら私など「言论で後世に不朽の名を残す」柄ではないらしい。というのは、昔から不朽の笔は不朽の人の伝记を书くもの、と相场が决っている。こうして人は文によって伝わり、文は人によって伝わる———となると一体、谁が谁によって伝わるのか、だんだんわからなくなる。それでも结局、阿Qの伝记を书くわけだから、なにか物の怪にでもつかれ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3)

　　(作为参考, 把竹内日译重新译回中文:我决定写阿Q的正传, 已不是一年两年。但是一面想写, 一面又踌躇。总觉得我似乎不是“凭言论留下不朽之名”的人。因为, 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 已是社会定论。人以文传, 文以人传———这样一来到底, 是由谁传下来的, 渐渐不见明晓。然而说到底, 要为阿Q写传记, 也许还是心里有点鬼。)

　　修订版与旧译版相同, 仍旧将原文日译为6句, 但因字数减少20%, 只有220字, 故复杂体也几近消失。随之, “思想里有鬼似的”一种由恐怖感所立撑着的对阿Q的共鸣, 是否也相当程度上被淡化了呢?阿Q这样乍看愚昧的无名之辈, 为何特意为他写“正传”呢?读者的这种疑虑或许会因此减弱。

　　短篇《故乡》结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 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这段话尤其着名。作为前提, 鲁迅以叙述者身份围绕外甥宏儿与闰土之子的新友情, 吐露了如下的复杂心声。

　　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 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 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 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 (1)

　　鲁迅的原文为一个长达3行半的75字长句, 但在竹内的修订版中却被如下明快地处理了:

　　かれらがひとつ心でいたいがために、私のように、むだの积みかさねで魂をすりへらす生活を共にすることは愿わない。また闰土のように、打ちひしがれて心が麻痹する生活を共にすることも愿わない。また他の人のように、やけをおこして野放図に走る生活を共にすることも愿わない。 (2)

　　(作为参考, 把竹内日译重新译回中文:我不愿意他们因为想同心, 如我这般, 过上重重徒劳伤身费心的生活。也不愿意他们如闰土一般, 过上被重压击垮内心麻痹的生活。也不愿意他们像别人一般, 过上自暴自弃肆无忌惮的生活。) (3)

　　“我不愿意……。也不愿意……。也不愿意……。”这样被3个句号分为3部分的短小翻译文体, 尽管像汉文训读 (日本人依日语文法解读汉文的方法) 似的发音明朗爽快, 但是否充分地传递了《故乡》叙述者的苦闷烦恼呢?鲁迅文体特征是以曲折的长句表达迷茫的思考, 而竹内的长句分割法却化繁为简, 译成了清晰简明的日语。竹内是否为了迎合经历战后民主化迈入高度经济增长的日本人所好, 而将鲁迅在传统与现代的缝隙间苦苦挣扎写就的曲折文体进行本土化、日本化了呢?

　　三文学革命中“句读符号”的意义

　　日本在接受鲁迅时, 为何会出现如此过度的本土化倾向呢?笔者认为其因或许在于1910至1920年代鲁迅提倡了“文学革命”, 竹内主要关注了其“革命”, 而对“文学”在意得少些。

　　文学革命理论家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欧洲诸国依靠文学创造出各自的国语 (4) , 中国也应该用白话文作国语, 用白话文学制定标准国语。胡适也许在国语诞生的延长线上想象了国民国家吧。

　　当面对创造国语与文学时, 标点符号成为了大问题。清朝末期至民国初期的中国一般不使用句读, 但鲁迅从早期便意识到标点符号的重要性, 他在1909年刊行的《域外小说集》“序言”之后设置了“略例”, 附上了“!表大声, ?表问难, 近已习见, 不俟诠释。其他的有用虚线以表语不尽, 或语中辍。用直线以表略停顿, 或在句之上下, 则为用同于括弧”这样的说明。 (5) 此外, 主导文学革命时期的杂志《新青年》, 在1918年4卷5号全面使用白话文之前, 刊载了语言学家钱玄同的《句读符号》一文 (1) , 提出“繁简二式的句读符号”一案。“繁式”用“、/;/:/.或。/?/!”的“西文六种符号”, “简式”用“。/, ”句读两号。“繁式”与鲁迅在《域外小说集》中实际采用的符号几乎完全相同。此举为中国的标点符号使用做出了范式, 笔者认为将中文的“;”和“:”翻译为现代日语时, 应酌情译为“。”或“, ”。

　　自4卷5号之后, 收录鲁迅《狂人日记》的《新青年》杂志, 采用了钱玄同此提案中的标点符号的白话文印刷而成。如此, 鲁迅等人十余年的苦心经营终于结出果实。1920年2月, 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 几近沿袭了《新青年》的标点范式。

　　迄今为止的鲁迅日语翻译, 对中国制定标点符号历程的关注程度不高, 甚至疏忽了鲁迅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完善国语规则所付出的苦心, 其结果便是产生了如竹内的岩波文库旧译、修订译两版中比原文多用了三倍的句号 (。) , 由此出现了将鲁迅文学过度分解化的本土化翻译。

　　四竹内翻译中的臆译问题———《故乡》的“迅哥儿”、《狂人日记》的“迫害狂”

　　竹内翻译中本土化的第二大倾向, 是大胆的臆译。例如《故乡》的叙述者称呼年长的闰土为“闰土哥”。“哥”是兄长之意, 笔者译为“闰兄”。另一方面, “豆腐西施”的杨二嫂与少年闰土, 称呼叙述者为“迅哥儿”。正如鲁迅将夏目漱石的《少爷》翻译成《哥儿》一样, “哥儿”令称呼方与被称呼方之间并存着亲近感与身份差异, 因此应该将“迅哥儿”翻译成“迅坊っちゃん (迅少爷) ”。

　　鲁迅如此这般在《故乡》中既借“哥”一字表达了年龄差异, 又用“哥儿”一词显示了身份差异。杨二嫂称呼叙述者“迅哥儿”既暗示了一直以来的身份差异, 又表现了因为对方是有钱人所以想占便宜的想法, 故而光明正大地擅自拿物品回家去。叙述者与闰土的关系在少年时代就已不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闰土的“迅哥儿”称呼中已暗含了身份差异, 可以说20年后再会时又通过“老爷”一词表面化了。

　　另外, 笔者推测鲁迅是借用“迅哥儿”称呼, 暗示了叙述者与夏目漱石《哥儿》的主人公同样青涩。实际上没有妻儿身影的叙述者给人一种保持纯真的独身者印象, 加之, 他在即将离乡时仍然犹豫不决, 可言他是尚未成熟的成年人。也许鲁迅在这样的叙述者身上, 投射了20世纪20年代国民国家建设迟迟不进的中国实况吧。类似的叙述者在鲁迅作品中都有登场。 (2)

　　竹内没有如此区别“哥”与“哥儿”, 旧译版与修订版都翻译成“闰ちゃん (阿闰) ”“迅ちゃん (阿迅) ”。战后的日本社会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制度, 身份差异缩小, 或许这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日本社会而将鲁迅文学本土化的表现。

　　《狂人日记》开篇的小序中, 叙述者将日记执笔者的病记为“迫害狂”。仅从字面上阅读“迫害狂”一词, 会理解为病态地迫害他人。现代中国一般对此文解释为“也许因为白话之初, 主动与被动区分不甚分明, 鲁迅所说实际应是‘被迫害狂’, 而不是迫害狂”。 (3) 然而竹内翻译没有任何解释地臆译成了“被害妄想狂 (被迫害狂) ”。我们可以单纯地认为, 鲁迅从一开始便因近代中国的国语尚未成熟而把“迫害”与“被迫害”写混淆了吗?

　　其实《狂人日记》中, 有鲁迅的同乡表弟阮文恒 (1886—1938) 这一原型。鲁迅日记中阮久孙这一名字也多次登场。阮久孙是当时山西省繁峙县的幕僚, 因处理某案件之际受到逼迫而精神错乱, 1916年10月依靠鲁迅逃到北京, 鲁迅将他送入了有日本医生的池田医院。彼时池田医生将其病诊断为“迫害狂”的可能性应该不高。鲁迅爱读的由田中錬太郎编译的《德罗英日医学字汇》 (原文:独罗英和医学字汇) 中, 表示被害妄想的德语Verfolgungswahn被译为“追迹狂” (1) , 没有使用“迫害狂”的译法。

　　或许《狂人日记》序文的叙述者也像“大哥”和村民一样, 觉得“狂人”认定周围的人为“吃人的人”而迫害了他人。若如此, 也有可能“狂人”痊愈后并没有奔赴外地, 而是如同“狼子村”的“大恶人”一般, 作为迫害他人的恶人被杀了吃掉了。竹内翻译把中文的“迫害狂”一词意译成“被害妄想狂”, 封闭了《狂人日记》中蕴含的另一种阐释的可能性。

　　顺带一提, 不知是否因为《狂人日记》中如这般的谜题较多, 鲁迅在晚年编辑《鲁迅自选集》 (2) 时未收录《狂人日记》, 同书《自序》中称“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 却特地竭力抽掉了”。 (3)

　　在战后的日本社会, 竹内凭借大胆的臆译与分解的翻译文体, 成功地将鲁迅文学本土化。所有的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都收录了《故乡》等作品, 使作为外国文学的鲁迅作品, 享有了日本国民文学般的待遇, 这可以说是竹内翻译的巨大功绩。然而另一方面, 竹内翻译恰恰丢失了既否认传统又对现代持有深深怀疑而陷入迷茫苦恼这一鲁迅文学的原点。

　　五竹内对鲁迅小说的苛评与臆断

　　竹内好在东京帝国大学 (现东京大学) 学习中国文学, 1934年3月毕业前后与武田泰淳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1943年11月, 在战争中完成了评论着作《鲁迅》。他在该书脱稿的第二个月即应征入伍, 被送往中国前线, 《鲁迅》经其盟友武田泰淳校对后于1944年12月由日本评论社出版。

　　竹内的《鲁迅》在不作任何评论和解说的情况下单刀直入, 用严厉的措辞作了“鲁迅的小说索然无味” (4) “《肥皂》乃拙劣之作, 《药》乃失败之作” (5) “《伤逝》乃恶作 (竹内日语原文) ” (6) 之类的判断。

　　对于竹内的这般苛评, 笔者曾撰写如下批评:其着“作为以政治和文学为中心的鲁迅论, 发表的是无价值的议论。笔者之所以做出‘无价值’的评价, 是因为, 对于战争环境中的竹内好来说, 作为其《鲁迅》主题的‘政治与文学’虽然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但在鲁迅生活的1910年代至1930年代的中国, 政治和文学的状况与竹内面对的战争时期日本的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差异” (7) 。

　　竹内好对鲁迅小说的理解尚未深至精髓, 进而导致了不甚尊重鲁迅的过度“归化”翻译。这种臆断的现象在竹内的鲁迅《故乡》日译版亦有体现。例如其中有叙述者与闰土再会, 闰土介绍他的儿子水生的场面。

　　他回过头去说, “水生, 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 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 只是黄瘦些, 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 (8)

　　竹内将“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臆译成“30年前”, 其理由为, 叙述者与闰土相遇是在30年前, 因而此处是鲁迅误写了。这里可以臆断而单纯归因于鲁迅的笔误吗?现代日本文学研究者、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田中实 (1947—) 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认为, 叙述者与闰土相遇是在30年前, 但其后叙述者直到20年前离开故乡时都在惦记着闰土, 所以离乡20年后与闰土再会之时, 会觉得“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

　　笔者亦认为田中所言原由的可能性较高。竹内将“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臆断为“30年前”, 关闭了更深层阐述《故乡》的探索之窗。竹内翻译鲁迅小说之际, 数倍地增加句号的意译方式, 减弱了对鲁迅作品的尊重, 凭个人独断臆想去改变了文本。频繁的臆译、超限度的本土化翻译而导致文本原意改变或误译的频出, 并不仅限于竹内个例, 历史上, 无论中译日、亦或日译中, 多少会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结语:鲁迅文学日文翻译的Luxunization (鲁迅化) 尝试

　　拙译《故乡/阿Q正传》, 并未将鲁迅本土化即现代日语化, 而是通过日语译文的“鲁迅化”来努力传达生存于时代巨大转换时期鲁迅的深层苦恼。因此即使表面看来是微小的差异, 在翻译之际亦如实地区别对待, 对待矛盾之处在无法确认的情况下不臆断, 而是注意尽可能地直译, 句号也原则上遵照鲁迅原文, 因此拙译许多文章与明快的格调相去甚远。在高中任国语教师的友人, 读了拙译的感想是“这样可不会被教科书采用啊”, 但这是靠近鲁迅文体的结果, 才能还原真实的鲁迅。

　　韦努蒂针对通过翻译实现的本土文化的foreignization (异化) 说道:“译者寻求建立与外来文化融合的一个共同体, 在此基础上甚至允许外来文化改造和发展本土价值和体制。” (1) 在日本读者中建立一个融合鲁迅文学的共同体, 并通过这种共同体重新审视和促使日本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际, 希望拙译能有些许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