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货币哲学的思想资源

　　第 1 章 马克思货币哲学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绝不是异想天开得到的空中楼阁，他对货币的思考是基于其在对时代问题深刻反思中日渐成熟的哲学思想和对以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及哲学家的货币思想不断扬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渗透于他的货币理论之中，二者相互交织，但又不完全等同，它是哲学理念与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对货币理论进行哲学式分析所绽放出的思想之花。可以说，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既批判地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又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家的货币哲学思想。因此，上述两大领域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

　　1.1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资源。

　　自货币产生以来，人们对它的思考就从未停止。早在古希腊时期，受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思维局限性的影响，人们对货币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金银即货币"的初级阶段。

　　欧洲中世纪的钟声绵延千余载，期间宗教神学始终处于至高至上的统治地位，科学丧失了权威性，逐渐沦为宗教神学的"婢女".神学统治了几乎所有思想研究领域，即便是对货币这一经济学范畴展开的讨论，也难逃经院哲学的"庇佑"形成了"神学货币论".

　　"神学货币论"的本质就是神学对货币的奴役，即认为上帝创造了货币，并赋予金银以货币的职能，人在商品交易中得以使用货币，并将其视作财富的象征，也都源于上帝赋予的规定性。

　　十五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中叶的西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日渐强盛，封建制度逐步衰落，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大货币理论派别正是在这一过渡时期逐步形成的。重商主义将商品流通视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将商业中货币的流通作为考察对象，认为商业的目的就是获取货币。早期重商主义将流通中货币量的大小作为衡量商业是否发达的标准。晚期重商主义认为，"人与货币的量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只有增加货币量，才能增强'国家实力'".[20]P67与重商主义相对应的重农主义货币论认为，货币的存在只是为商品交换提供一种媒介，并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实质性影响。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工业生产渐成规模，资本主义不断发展，重商主义逐渐发展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货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古典货币理论的支撑。

　　1.1.1 威廉·配第的货币理论。

　　十七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兴盛，威廉·配第在对重商主义思想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最早创立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成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货币理论的先驱。但威廉·配第的货币理论既有历史进步性，又有局限性。他曾写过关于银和谷物的论断，"假定一个人从秘鲁地下获得一盎司银并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和他生产一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假定现在由于开采更富的新矿，获得二盎司银和以前获得一盎司银花费时间一样多，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在一蒲式耳谷物值十先令的价格和它以前值五先令的价格一样便宜。"[15]P47通过分析配第的论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银被自然地规定为货币；其次，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它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最后，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配第的上述思想成果为后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指出，"配第对商品价值量作了十分正确的分析。他一开始就用需要等量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相同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而且他还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算".[3]P271威廉·配第对货币的本质和价值尺度职能的认识，标志着古典货币理论的初步形成。

　　威廉·配第已经认识到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都由其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但他还没有明确区分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配第除了将劳动量作为价值尺度之外，还用土地对商品的价值加以衡量。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5]P57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认为："一切东西都应由两个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一条船或一件衣服的价值等于若干土地的价值加上若干数量的劳动。因为船和衣服都是土地和人类劳动的产物。"[15]P57如此一来，配第设定的由劳动时间和土地构成的双重价值衡量标准就又背离了他已经做出的"价值是耗费在生产商品时的劳动时间"的正确论断。总之，配第看到了隐藏在商品和货币背后的共同的价值衡量标准，即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量，这就为商品和货币得以进行等价交换找到了理论根据。但由于他还没有认识到商品价值的二重性和货币的社会性，其对商品价值和货币本质的理解终究还是初步的、片面的。

　　1.1.2 亚当·斯密的货币理论。

　　十八世纪中叶，亚当·斯密继承和发展了威廉·配第的货币理论，标志古典货币理论的正式形成。

　　首先，亚当·斯密重点关注了货币的起源问题。斯密认为，货币的产生源于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与商品交换的持续发展。随着劳动分工的复杂化，生产者所占有的劳动产品日趋单一，逐渐丧失了自给自足的可能性，他们要想将生存和生产进行下去，必须用部分自有的劳动成果同其他人的劳动成果交换，以换取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然而，简单的以物换物既麻烦也不科学，于是，货币（金银）就逐步"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24]P25起初是以金属货币的重量作为交换的计量标准，但由于在交换过程中使用金银不可避免会出现金属磨损和利益驱使下的人为掺杂，使得人们不得不考虑使用以金银含量为基础的铸币代替金银。但随着交换的不断繁荣，铸币中金银的重量也逐渐形式化，这样便形成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即斯密所说的"名义"价格，而将铸币的形式化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就是纸币的应运而生。

　　其次，斯密初步认识到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斯密认为，"'价值'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特定物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二是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即交换价值。"[24]P25再次，斯密第一次权威性地阐述了古典交换价值理论。他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24]P26在此，斯密与配第观点相同，无论是商品，还是金属货币都是劳动的产物，这就使得二者具有了共同的价值基础，也赋予了二者得以进行交换的客观平等性，因为二者在发生交换时，都以"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24]P26作为共同的交换标准。

　　最后，斯密还区分了商品和货币的"真实"价值和"名义"价格。在他看来，商品和货币的"真实"价值都取决于生产二者所需的劳动量，而商品和货币的"名义"价格则不完全取决于劳动量，还与供求状况关系密切。

　　虽然亚当·斯密的思考对古典货币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其理论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关注到了商品的二重性，初步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但在区别二者的同时也忽略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他对商品二重性的认识还不够成熟。

　　1.1.3 大卫·李嘉图的货币理论。

　　十九世纪的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货币理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古典货币理论，使古典货币理论日趋成熟。首先，他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充分肯定商品与货币的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并把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区别开来。其次，大卫·李嘉图确立了货币数量论，认为商品价格同投放到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成正比，从而初步发现了货币流通规律。最后，其对支付手段、世界货币也作了初步研究，从而使货币职能的分析趋向全面。

　　大卫·李嘉图的货币理论在其资产阶级立场影响下所产生的理论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他与亚当·斯密一样都没有把货币视为一种特殊商品，以便从商品交换发展切入去揭示货币的起源，而是把贵金属自然而然地当作天然货币。如此一来，便人为赋予了金银以天然价值，从而再次违背了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他虽然对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四种职能都作了初步论述，但其论述的重点还是主要集中在货币的流通手段以及对货币流通规律的探讨上，这势必会造成对货币其他职能的浅尝辄止，尤其对货币所具有的贮藏手段更是没有触及。因此，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最终"抹煞货币除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以外的一切其他职能".[3]P167
　　
　　1.1.4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货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较之于以往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家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其阶级立场和方法论上的超越，即从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出发，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引下，对古典货币理论进行全面地剖析，从而批判地继承了其中诸多合理思想，并在对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对古典货币理论进行了一次最深刻的革命，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也为其货币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土壤。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地吸收古典货币理论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刻改造和发展，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因素的观点，即抽象劳动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左右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形成了更加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其货币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前提。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古典货币理论中没有将货币的本质清晰地界定为一种特殊商品的观点，在把货币放到商品生产关系中去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明确提出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并做出了"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的着名论断。[3]P115同时，通过对商品二因素内涵矛盾性的深入考察，揭示了货币的产生源于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根本冲突。

　　再次，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货币理论中关于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职能的观点，对货币的职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并将货币职能丰富为五种，在突出了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即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同时，对货币的三种派生职能即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也做了开创性的详细阐述。

　　最后，马克思在古典货币理论关于货币流通规律的观点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真正揭示了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并以此为切入点，彻底揭开了通货膨胀之谜。此外，马克思还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深刻分析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产生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并指出了破除拜物教的根本路径，从而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伦理价值和阶级属性。

　　1.2 以往哲学中的货币哲学资源。

　　当哲学家开始脱离对货币质料的关注，不再仅仅从龟甲、贝壳、金银等构成货币的材质出发来展开对货币的思考，而是从现实经济活动中人的欲望和需要出发，从交换过程中人的道德行为出发，从经济过程中商品的内在矛盾出发，来揭示货币的起源和本质时，一幅美妙绝伦的货币哲学研究的历史画卷就徐徐在我们面前铺陈开来，由于相关研究汗牛充栋，笔者思海拾贝，从中拣选对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影响深远的哲学家的思想进行简要梳理。

　　1.2.1 亚里士多德：货币是属人的存在物。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从哲学视角探讨货币问题，并将货币与人联系起来，指出货币为了满足人的交换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货币是属人的存在物，自存在之初就与人性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亚里士多德的货币哲学思想带有鲜明的人学色彩和经济伦理的特点。

　　首先，亚里士多德研究了货币的起源问题。他说："货币是这一需要的一种公认的典型。这就是把它叫做货币的原因，因为它出自于社会的存在而非自然地呼唤，人们在社会的发展中有能力使之变化发展。"[26]P26由此可见，亚氏将货币的产生与人相联系，认为货币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在商品交换的起初，物物交换行为不易实现，于是在人们的习惯和约定下直接交换逐渐发展成为间接交换，货币也就应运而生了。

　　其次，亚里士多德触及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存在形式。亚氏在商品交换过程的背后看到了货币作为各种商品公约的等价形式，使得商品交换得以实现。他说："货币是一种媒介物或中间体，它可以衡量万事万物，尤其显着的是，它可以使有余和不足归于平衡，除非使鞋、房子或一餐饭在某种意义上是相等的，否则交换或联系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如前所述，这就发生了对单一的、普遍性的标准度量的需要。"[26]P26马克思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最早触及了货币中所蕴含的等同关系即价值形式的存在，从而"闪耀出他天才的光辉",[12]P161但由于缺乏价值概念和社会历史的条件限制，阻碍了他作进一步的研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究竟是什么。

　　再次，亚里士多德还从伦理的角度批判了商品交换行为的正当性。在他看来有两种获取货币的方式，一种通过农耕劳作、家务管理，以自己的劳动换取货币收入；另一种是通过商品交换，即贸易的形式赚取货币。亚氏认为前一种是为了生活而进行的交换，因而是必要的、正当的；后者是一种谋取利益的交换，是人们为满足贪欲而进行的行为，因而是违反自然的，应当受到谴责。亚氏在谴责第二种方式的同时特别提出了对高利贷行为的反对，认为那绝不是对金钱的自然使用，而是以金钱赚取金钱，通过利息的方式进行增值。

　　最后，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了占有货币的正当性问题。他主张人们在获取货币时应当坚持中庸原则，对货币的占有并不是越多越好，那只会助长欲望的膨胀，对货币的使用也必须合乎德性的要求。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对货币进行伦理学意义上的谴责，对贸易机制也持批判态度。

　　马克思认为，正是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主阶级立场造成了他对商品交换行为的片面认识，使得他看不到贸易的发展对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

　　1.2.2 休谟：货币与幸福。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经济学范畴展开哲学讨论的思想家逐渐对货币与人的幸福的关系问题产生了兴趣，其中以休谟最具代表性。对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休谟与亚氏的看法基本相同。他明确指出，货币的产生是人们商品交换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贸易繁荣的内生需要，因此货币就社会经济来说只是保证贸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工具性价值存在。然而，休谟这种将货币与贸易等简单结合的考察方式，否定了货币是在商品内在矛盾逼迫下成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内在价值，只看到了货币的流通职能，使货币沦为简单的工具。当然，与亚氏不同的是，休谟不再以道德为标尺审视贸易的合法性，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幸福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上。在休谟看来，人生活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获得幸福，一个人努力的程度构成其能否获得幸福、获得多少幸福的行动基础。货币在人努力获得幸福的过程中确实能够起到激励人更加勤勉的作用，因为更辛勤的劳作的确可以带来丰富的财富。如此看来，货币不仅是商品流通得以实现的工具，也是刺激社会生产不断强劲、顺滑发展的"兴奋剂"和"润滑油".

　　休谟还进一步提出讲究和奢靡促进货币在交换中的快速流通，这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经济发展。他认为："缺乏钱币本身绝不会对任何国家造成伤害，因为只有人和物力是任何社会真正力量之所在。……相反，勤勉和讲究享受却使金银，不论其数量多么少，无孔不入地在全国扩散，使它进入每一项交易和契约，打个比方说，就是把它消化后吸收入每一条血管。"[29]P36休谟的货币哲学思想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本着刺激资本主义繁荣的目的提出的。

　　他否认货币起源和本质的内在价值，从唯心史观出发强调货币的利己性，马克思对此持批判态度。

　　1.2.3 穆勒：货币是人特性的外化。

　　詹姆斯·穆勒对货币的哲学思考也为马克思构建货币哲学体系提供了参考。马克思曾引用穆勒对货币的定义："交换的中介是这样一种商品：为了实现其他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换，首先在同其中一种商品交换时获得它，随后在同另外一种商品交换时把它付出去。"[18]P163可见，穆勒对货币起源的理解依然沿用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典定义，即将货币视为满足商品交换发展而独立出来的特殊商品。他较之以往对货币本质的考察有所深化的是提出"不与货币相交换的东西对于货币来说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18]P163即将货币提升固定为一种价值符号，使货币具有了通约一切商品，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能力。

　　马克思认为穆勒将货币视为人之特性的外化，货币方便了交换，即是方便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往，货币的特性是在交换中实现的。

　　1.2.4 黑格尔：货币是抽象物的价值形式。

　　黑格尔对货币哲学式的思辨分析启发了马克思对货币与价值关系的认识。黑格尔认为，物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而价值是对物的普遍性的抽象。"在使用中之物是在质和量上被规定了的单一物，并且有特殊需求的关联。但其特殊的用途，由于作为商品有一定数量，可以与世界上其他同样有用的事物在实质上有类似；内容切实的满足特殊需要同时是一般的需要，因之它至少能与别的事物在非普通性的方面类比。物之为物就在于非普通性。"[27]P70具象来说，面包可以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所必需的能量，但这种需要的满足与人们对衣服的需要不同，是一种较之其他特殊的需要，而需要面包提供能量的人又是众多的，因而面包所能满足的特殊需要又具有了相对的普遍性，因此面包和衣服可以在抽象的价值上进行类比。黑格尔通过强力的思辨进一步指出，物之所以为物的内在规定性还是其所具有的抽象价值，货币正是这种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可见，黑格尔认为货币是抽象物的价值形式，正如黑格尔所说："物的真实的实体性就在这种价值中获得规定，而成为意识的对象。"[27]P701.2.5 赫斯：货币异化。

　　赫斯是 19 世纪德国着名社会主义理论家，他的名篇《论货币的本质》曾在《德法年鉴》发表，当时的编辑恰好由马克思和卢格负责，因此，赫斯与马克思在当时产生了直接对话。他的货币异化思想深刻影响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对货币的认识，甚至使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变化。赫斯认为货币本来是为商品交换提供服务的媒介工具，但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和交流必须通过货币才能实现，货币使得交换关系中的人出现了异化。

　　赫斯对货币异化的认识，一方面表现在赫斯认为，"现代商业世界的本质即货币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因为生命是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21]P179而货币割裂了人与社会的直接交往，造成了人与社会的间接性。因为人的每一次交换，每一次与社会的交流都必须通过货币这一中介才能得以实现，这就使得人没有直接生活在类当中，而是生活在离间、虚伪和敌对当中，生活在个体与类的颠倒当中。另一方面，货币异化还表现在货币对人的量化上。货币原本只是充当交换的中介，协助人实现其生命活动，但是当人只能凭借劳动换取一定数量的报酬以实现个人及家庭的生存时，货币摇身一变成为衡量人的能力唯一工具，人开始逐渐被数字化。赫斯明确指出人的活动构成了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是绝对不能被数字量化的，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无价的。因此赫斯认为，人正在被货币所奴化，货币正是奴隶制在现代社会延续的标志，货币使人们带上重重的枷锁。赫斯进一步指出，货币异化的根源还是在于人对自身的异化，是人对货币的盲目崇拜葬送了自身的自由。赫斯认为，"货币是彼此异化的人外化的人的产物".[21]P187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为彼此视对方为自己获取财富的工具，社会中充斥着谎言和伪善。

　　对于如何消除货币异化，赫斯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社会将会抛弃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阶段。这是一个"没有自我毁灭的人类社会，并且实现一个多种多样的和协调一致地共同活动的生产，有同人们的各种不同的生活目标和多种多样的活动相适应的有组织的活动范围的、合乎理性的、有机的人的社会，以便使每一个受过训练的人都能够按职业和爱好在社会中自由地表现其能力和才干。"[21]P183这也就意味着雇佣劳动会被消除，人们不用再通过劳动换取少得可怜物质资料以维持生计，如此一来，货币奴役人的基本前提就会被取消，人们可以重新追求自身的价值，货币异化也会随之消失，人们都将会获得全面的发展和个性的解放。

　　总的来说，赫斯的金钱异化理论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人本学批判提供了重要阶梯。但其对货币带来的异化的批判是相对空洞的，因为他还没有进入现实的资本生产领域，认识到劳动生产所带来的异化。因此，在赫斯的理论基础上，马克思从劳动生产异化出发，提出了更深刻、更完整的异化理论。

　　1.2.6 马克思对以往哲学中货币哲学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马克思在对以往哲学中的货币哲学思想进行深入地梳理和反思基础上，批判和继承了前人的货币哲学资源。他在《资本论》中指出：以往货币理论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5]P98上述哲学家共同的特点就是仅仅对货币对现实的影响进行就事论事的批判，而没有真正进入资本的领域，因而不可能对货币问题提出正确的结论，这一点也是马克思在后续思想完善中想要竭力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