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建历史唯物主义影响下的货币哲学

　　第 2 章 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演进

　　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是伴随其哲学及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的逐步发展、成熟而同步发展形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前人货币思想的扬弃，立足人本主义、唯物史观，以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为切入点，科学分析货币的起源，全面把握货币的丰富内涵和在商品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章旨在通过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即从马克思的经典着作出发，结合当时的价值立场、思想方法、时代背景，尝试梳理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将马克思的货币哲学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人本学视域下的货币哲学、初建历史唯物主义影响下的货币哲学、成熟历史唯物主义统摄下的货币哲学。

　　2.1 早期人本学视域下的货币哲学。

　　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与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协调一致。马克思在对货币展开哲学讨论的初期，一方面，由于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其货币哲学多从货币对人的异化角度来解读人和货币的关系，而不能直接深入到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中去研究货币的本质及其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还处在不断积累和丰富中，其对货币问题的理解还很难做到足够的准确和深入。但即便如此，马克思对货币哲学的初期研究依然为今后更加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的货币哲学研究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同时，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人文价值情怀，使其在解放全人类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实。

　　2.1.1 货币问题的源起。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关系密切，青年黑格尔派的先驱者布鲁诺·鲍威尔在卢格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讨论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马克思认为曾经的同路人--鲍威尔的观点"太抽象",于是主动介入这场争论，为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写就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

　　当时，犹太人在普鲁士的解放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犹太人主要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但享有的权利却一直远远低于基督徒。对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开篇就提出："德国的犹人要求解放。他们到底要求什么样的解放呢？公民的解放，政治的解放。"[2]P163而当时布鲁诺·鲍威尔所持的观点是：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能要求普遍的人权，因为他们特定的、独有的宗教必然使他们的要求都归于无效。

　　"只要国家还是基督教国家，犹太人还是犹太人，二者就既不能解放别人，也不能从别人那里得到解放。"[2]P164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问题已不再是普鲁士当地的个案，而已然上升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亦即宗教狭隘性与政治解放的矛盾问题。因此，鲍威尔认为不仅犹太人而且所有人都需要放弃宗教，只有这样才能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对此，马克思反问道："政治解放的观点有没有权力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切人放弃宗教呢？"[2]P168马克思为了进一步批驳鲍威尔，还引证了当时北美宗教实践的例子，就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北美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出了生命力，可见，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但是由于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那么这个缺陷的根源只应该到国家的本质中去寻找。"[2]P169因此，马克思提出，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我们要想消灭宗教的狭隘性就必须先消灭世俗的桎梏。

　　在《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二部分，即对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的评论中，马克思直指犹太人根源性的世俗桎梏，提出："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既然这样，那么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也是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使现代的自我解放了。"[2]P192到这里，马克思终于提出了犹太人问题的实质和核心所在--犹太人与货币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的分析，马克思较之于鲍威尔更加科学并符合实际。马克思看到了货币作为犹太人世俗化了的上帝，其所具有的力量和价值，而在鲍威尔那里，货币带来的影响并没有被合理地纳入犹太人问题的分析范围。而实际上，在犹太人的世界里，他们名义上的政治权利的丧失并没有带来过多的实质上的影响，因为犹太人运用着巨大的金融权力。货币也的确如马克思所言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他具有崇高的地位、无上的威力，一切神在他面前都要退位。马克思在这里就提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也向它顶礼膜拜。"[2]P194这是马克思首次提出货币的异化问题。

　　货币作为物质力量的化身一跃而成为世俗化了的上帝，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这是人与物关系颠倒的一种具体的、突出的表现。同时，马克思还在《论犹太人问题》的结论中概述了他不久将详细论述的异化劳动思想："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2]P197马克思在这个阶段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立场，从人的主体性出发，通过揭示货币对人的异化，旨在强调犹太人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世俗需要的盲目崇拜，只有从经商、私利、金钱构筑的"牢笼"中逃脱，犹太人才能得到解放，人类才能得到解放。这一结论较之于青年黑格尔派对自由主体精神的推崇，更有助于人们认清并逃离世俗的桎梏，也更接近于科学批判市民社会的路径。虽然，马克思还无法从根源上解释清楚货币究竟是如何异化人、代表人、统治人的，但是，货币问题的提出、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已经展示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道路上坚定前行的决心和勇气，也为后续漫长而又复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和平台。

　　2.1.2 私有财产向货币的转化。

　　在上述《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站在人本主义立场，将货币批判为异化人的、统治人的、世俗的上帝。而在其之后的长篇笔记--《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对穆勒把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论述做了评论，又进而分析了从私有财产发展到货币的历史性跨越，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只是赋予了人与同伴，甚至与其产品的关系的意义。

　　第一，货币是交换的媒介在原始交换时代，人们通常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诸如用一只鸡换一把匕首，用一头猪换两把斧头。但这种交换方式在实际应用中却不易实现，一方面，人们要携带大量的实物用于交换，极不方便；另一方面，一只鸡的所有者未必需要一把匕首，而一把匕首的所有者也未必需要一只鸡。所以这就需要一种均匀的介质作为媒介，从中协调交换的进行，使不同商品的所有者可以先将商品兑换成同等形式的介质，再用介质进行更复杂、更理想的交换。于是，充当这一媒介的货币应需而生，成为人与人交换过程中的"润滑剂".

　　穆勒等国民经济学家看到了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这一货币功能最直观的体现就妄下断言，认为货币的本质就是交换介质。但透过交换媒介的概念表象，马克思认为：

　　"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相互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间活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8]P18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并不仅仅只是交换的媒介，更是交换双方的劳动异化了的物质化属性，这是马克思站在抽象的人本学立场对货币的本质做出的早期界定。同时，马克思也开始思考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双方的内在等价本质，究竟是什么可以让一只鸡和一把匕首这两种不同属性的物实现等价交换。

　　马克思在对穆勒关于货币的论述展开评论时，已经隐约意识到货币本质的异化性。

　　马克思对货币的异化本质在之后的着作中有展开更加精深的挖掘，这也逐渐形成马克思货币哲学当中最耀眼的思想明珠。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性是人本身的创造者，他是通过在与同伴的合作中作用并改变他外部的世界来形成和发展自身的。在这种人与世界不断前进的相互交换过程中，人的本性起支配作用，他是发动者，是引发这一过程的主体。

　　然而，在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过程中，人的支配力只有在占有货币之后，再通过货币交换才能获得和实现，也就是说，作为媒介的货币开始支配人，人好像由主体变为了客体，并逐渐丧失了对自己命运的支配力，这种控制力已经转移到了货币上，属于人的真正东西已经变得外在于人，并且成为他物的属性。在实际交换过程中，无法转换成货币的物也会丧失呈现自身价值的权力，媒介拥有了表现价值的"真正的权力",具有了上帝的权威，它的外化和异化的本质已经暴露无疑。

　　第二，货币是私有财产的外化直观上来看，货币的出现就是为了方便商品交换，充当连接交换双方的媒介，但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货币的认识，意识到在交换过程中货币具有了私有财产的属性，即货币来源于私有财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出现了剩余，于是出现了私有财产。所谓"私有"指的就是物与所有者之间一种排他性的关系。而在实际交换过程中，私有财产本身的所有者必须通过让渡排他性的所有权，让私有财产与他人发生联系，由我的成为别人的，即实现"私有"的外化，才能换取"万能"的货币。

　　私有财产的外化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主要是因为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物的不同特性有个性化的需要，而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带来的私有财产的单一化无法满足人的个性需求，这就要求人们必须通过私有财产的外化，即交换双方通过交换达到用私有财产相互替代的结果，以便满足自我的个性化需求，好比一名技艺精湛的铁匠只能让渡他的匕首来换取晚餐用的鸡肉。按照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劳动分工不仅促发了私有财产的交换，也使得人们在获取生活资料的社会交换过程中密切了与他人和整个社会的联系；但同时，劳动分工又在一定层面上人为割裂了劳动的整体性、联系性，带来了单一化，使人变得愈发利己，越来越同自己的本质相异化，更加脱离社会性。

　　由上可知，一方面，货币规定私有财产的外化过程。货币给私有财产的交换双方牵线搭桥，私有财产也通过货币在交换过程中打破排他性，与所有者之外的人和物发生联系，扬弃原本的"私有"概念本质。另一方面，货币规定私有财产的表现形式。私有财产的表现形式原本是多样的，但这种多样性带来了交换的频繁和复杂，也促进了货币的诞生。占有更多的货币就可以交换到更多其他的物，所以货币是一种特殊的私有财产，它将规定并统一私有财产的表现形式，可以是金银等贵金属，也可能是现代票据，无论哪一种形式的货币都将成为私有财产外化的形式，使私有财产脱离原有形态的桎梏，获得一种全新的，更加高级、自由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在讨论私有财产和货币之间关系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到人们对私有财产交换带来的货币数量的关注已经超越了用于交换的私有财产本身。人们在交换过程中总希望自己拥有的私有财产更能满足他人的欲求和需要，更能被他人寻求和依赖，这样他人就不得不让度和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来加以满足。从而私有财产的占有者本身可以在交换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占有更多的货币。在这个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奴役人的异化物，物不再是依附于主体的客体，反而变成了控制人的欲望、支配人的行动的物。在这种异化物的统治下，人们开始不断追逐物的数量的增长，为了获取更多的私有财产，人们又转而需要占有更多的作为私有财产的可通约的普遍形式的货币。正像马克思说的，对货币数量的追逐逐渐超越了对事物本身的关注，拥有货币的多少意味着交换权力的大小，这种权力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的界限，具有了人性的、心理的、伦理的新内涵。由于货币能购买一切东西，所以能够弥补一切缺陷，能够夸大人的能力。就像马克思引述的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描绘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年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18]P141货币似乎是万能的上帝，可以补偿个人生命中的所有失落，这使得人们对货币的欲望更加膨胀，直至沉迷于近乎疯狂的追逐。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人就是人，所以一切都有确定的人的价值，只能用爱来交换爱。

　　2.1.3 货币的异化。

　　马克思在写作《穆勒评注》的前后这段时间，实际上一直都在作大量的、内容丰富的关于古典经济学、共产主义和黑格尔着作的笔记。这些文献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1844 年手稿》为人所知，其中的内容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并被一些人认为是马克思唯一重要的着作。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继续沿着人道主义的路径深化对货币的研究，以抽象的人本主义作为研究货币的哲学基础，深入讨论了货币的人学本质及其对人的异化。

　　第一，货币的人学本质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货币篇中，马克思集中探讨了货币的本质和特性。首先，货币的本质具有普遍通约性。正如马克思所言："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18]P140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能购买一切东西，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它可以把各具特性、相互差异的事物、人和行为协调统一起来，各种特殊的价值都可以被货币通约后加以衡量和计算，进而规定价值并进行交换。货币就像社会的"血管",连接着社会上的人、物、组织，为他们提供所需并使其保持关联。

　　其次，货币的特性延展人的特性。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18]P143货币外化了私有财产的同时也扩展了私有财产所有者的外在本质，货币的购买能力，即为货币所有者的能力所在，货币成为衡量人力量的标尺，也改变着人的属性和界限。正如马克思举的例子，"我--就我个人特征而言--是个跋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跋子".[18]P143.

　　再次，货币现实化人的需求。人的需求最初只是一种意识和观念，而要想把这种意识转变成现实的、感性的存在，就需要货币的"催化".货币连接着人和人的需求，通过购买和交换，可以把意识变成存在，把愿望变成现实，就像马克思所言："货币把这些本质力量的每一种都变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18]P144,没有货币的出现，人也一样拥有愿望和需求，但是缺乏货币的"催化",需求就很难从想象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到头来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无法从观念上升为生活。

　　最后，货币具有混淆和替换的力量。这是由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本质所决定的，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货币的这种本质包含在人的类本质之中，是人异化和外化的力量的显现，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

　　第二，货币对人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劳动异化，原本体现人的本性的劳动逐渐与人相分离，劳动不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劳动不再属于人的本质而是外在于人，并属于另一个人。基于劳动异化的内在基础，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私有财产，也逐步与人相异化和外化，由属于人的东西变得外在于人，甚至支配着人，进而体现出与人本质的内在关联，成为具有人学向度的货币。

　　第一，货币异化人的本质。通过占有货币，人之为人的本质可以得到充实，甚至可以实现超越。人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可以通过货币来完成，人原本所不具有的自然特性可以通过货币被重新赋予。货币成为了推动人的本质异化的手段和工具，这种工具化直观地表现为，人的力量的大小可以通过占有货币的多少来衡量，货币成为了丈量人性的标尺。

　　第二，货币异化人的需求。人应当通过征服和改造客观世界即对象化的劳动过程来满足和实现自身的需求，因为劳动是体现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根本途径。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同他的劳动产品和生产行为的相异化，使得劳动不再是满足需求的直接手段。工人与他们的劳动成果相分离，劳动产品被以工资即货币的形式所代替，所以，工人从事劳动的目的不再是获得劳动产品，而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工资。这就使得人们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段演变成了尽可能多的占有货币。只有拥有足够的货币，人才具有实现需求和愿望的权力。

　　第三，货币异化人的生活感受。货币可以满足人的欲望需求，只要拥有货币，就可以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正如马克思所言："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院，它能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政治权力，它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18]P123生活本应在货币的协调下更加精彩纷呈，但因为人们对货币的过分关注，逐渐被欲望和金钱蒙蔽的双眼看不到生活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反而使生活变得枯燥而乏味，最终丧失了生命力。可以说，货币异化了甚至是挟持了人的生活感受。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货币的人学本质及其异化的分析中，处处体现了他的人文关怀。他在论述的最后，更意味深长地指出扬弃货币的异化，逃离货币的奴役，对于实现人类解放意义深远，袒露了他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希求。这也表明他对货币异化本质的人学探讨还仅仅是个开始，在未来的思想建构中，他一定还会对货币在人类解放的向度上寻求更加深入的、精妙的探讨。

　　从提出货币问题的《论犹太人问题》到尝试论述货币异化本质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整个思想发展历程构成了马克思早期对货币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超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从人道主义的站位来阐释货币的本质和意义，揭示了货币的内在矛盾。

　　但不可置否，由于受到抽象人本主义的局限和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支撑，马克思早期的货币哲学思想难免流于空乏。通过对后期成熟的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梳理，我们发现，只有建立在坚实而先进的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货币哲学才能够赋予货币历史的、哲学的思辨理解，真正揭示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哲学内涵。

　　2.2 初建历史唯物主义影响下的货币哲学。

　　马克思对货币的理解和分析与他的哲学基本立场相一致，他的早期货币哲学由于受费尔巴哈人道主义影响，对货币的思辨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本主义基础之上。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实现了伟大转向，从费尔巴哈静止的和非历史的人道主义中脱离出来，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货币的思考，也随着新哲学视角的确立，呈现出更深层次的质的飞跃。

　　2.2.1 货币哲学新生长点的确立。

　　1845 年春，马克思写下了着名的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被恩格斯公正地称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初马克思首次阅读费尔巴哈着作开始，他从来就不是完全毫无批判地接受它。但不论是在《巴黎手稿》中，还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都只是赞扬了费尔巴哈"真正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彻底反思费尔巴哈静止的、非历史的人本学思想，所以他对货币的哲学思考还保留了相当深刻的人学烙印。但随着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日益关注，他逐渐意识到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并开始与费尔巴哈的立场相脱离，进而写下了这惜字如金的十一条提纲。

　　在《提纲》中，马克思首先对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进行批判，强调应当把事物、现实、感性都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而这种实践不仅仅是经验性的历史过程，而是连接主客体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一定社会关系中展开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并强调这种历史条件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时间维度上的延展，而是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接下来，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相结合，进一步指出人是"社会化"的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2]

　　P5而社会生活的最终根源是实践。在提纲的最后，马克思通过实践概念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提纲》把人定义为社会中的人，就赋予了人以社会的属性，而货币作为人与社会的"牵线人",游走在人与人之间，广泛连接着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自然也具有了社会属性，并促进了社会一体化。

　　马克思在《提纲》中，深刻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科学阐发了人的社会性本质，正确阐述了社会实践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及把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观点，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天才萌芽，更为货币哲学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科学的、先进的理论立足点和生长点。

　　2.2.2 货币是具体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经济学的关注较之以往大大加强，并开始尝试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框架。他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确立了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并且逐渐把注意力放到对于生产物质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上。马克思着眼于社会生产的本质，具体而又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实际上是发展的、历史的过程，这一点与马克思的观点不谋而合，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性，是有条件的，是人们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换句话说，每个个体都处于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之下，都处于一定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之中，必须用具体的、历史的眼光去审视每个人，清楚地看到他背后的时代背景和其所处时代的生产实践关系，才能更真实、确切的认识到个体的个性，才符合历史前进的规则与秩序。

　　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点的确立，为马克思在货币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更为广阔的视野，开启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理论空间和视角。这与马克思早期的建立在的抽象人道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对货币哲学有着本质上的升华，实践观点的确立，为货币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货币是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这不是仅仅停留在普遍的、一般的、抽象的人学意义上的理解，而是要把货币置于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实践当中来加以考察，揭示货币的产生的根源及其本质，阐释货币的表现形式及其职能；就是要通过实践观点引领下的、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将货币视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而非永恒的上帝，认清货币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异化和种种弊端；就是要从批判的、历史的视角来审视货币存在的历史阶段性，不能盲目地把货币神话，要在认清货币本真面目的基础上，从根本上阻止资本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肆虐，从而保持对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货币的职能和本质的理智而清醒的认识。

　　2.2.3 批判中的货币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视角实现了由抽象的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的伟大转变之后，对货币的新的思考和定义首先集中反映在《哲学的贫困》一书当中。它于 1847 年发表，是马克思源于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作。在这本着作中，马克思第一次尝试比较系统地、完整地阐释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因此，其理论价值可见一斑。马克思在该书当中大胆采用了一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以往的形而上的、离开人类历史和现实的、抽象的反思和批判，而是通过俯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人的具体实践活动当中，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社会经济范畴展开分析和研究。虽然此时的马克思还是更多的停留在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当中，特别是受到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已经在这本书当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并尝试通过架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开辟新的理论空间和视角，从而刺激和推动自己哲学思想的发展。

　　为了批驳蒲鲁东观点的荒谬性，马克思以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理论阵地，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展开了"狂轰滥炸",从而清晰地指出了蒲鲁东的错误所在。"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2]P93基于此，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的社会实践得出的结论，因而是基本正确的，而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由于脱离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规律，因而从始至终都是错误的、臆想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也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学派的关于商品价值的观点，即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是劳动社会的客观规律，价值是一个商品背后的生产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客观反映。

　　马克思在批驳蒲鲁东的所谓"金银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的谬论时，阐述了自己的关于货币价值的理论，"金银除了像其他商品一样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商品以外，还具有普遍交换手段，即货币的特性".[2]P118对于蒲鲁东提出的"把金银作为货币的特性运用于由劳动时间衡量价值的一切商品",[2]P122马克思予以否定，并认为，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形式只能是在交换过程中借助另一个商品实物来体现，具体来说就是用货币加以衡量而不能直接以抽象的、模糊的、缺乏统一衡量标准的劳动时间概念作为价值标准。马克思还分析了交换价值同价格以及货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明确指出："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格的货币表现".2]P88同时对蒲鲁东主张在保留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取消货币的观点进行了严厉地抨击，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货币来源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过程，所以，商品生产规定了货币的产生，货币也依附于商品生产。

　　马克思在批驳了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后，接着对蒲鲁东关于货币形成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也进行了驳斥。针对蒲鲁东所谓"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只有毫无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P122在上述对蒲鲁东的这一驳斥中马克思同时阐释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即经济决定政治，而非政治决定经济。这一结论在货币起源与君主的关系问题上就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不是因为君主占有了金银而使之成为交换手段，而是因为货币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才使得君主愿意占有金银，使之成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最为重要的是，金银同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也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进而是客观的，所以君主也好，旁人也罢，并不能肆意对货币加以规定。由此可见，金银成为货币既不是来自于它的天然属性，也不是依赖于君主的强权，即我们常说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马克思对货币的本质还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讨论，在他看来，虽然货币以物的形式呈现，但它的社会实质却不是物，而是一种经济关系。即"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2]P88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破中有立，不仅对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和货币起源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入而彻底的批判，更对货币的社会关系属性，以及商品和货币的内在联系展开了科学分析。虽然马克思阐述的价值理论和货币哲学思想还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是，为他之后逐步理解货币和商品的内在本质联系，进而通过分析商品交换和价值形式的发展，揭示货币的起源和本质，提供了基本的线索。而这些理论设想也自然而然的在其后的《伦敦笔记》中逐一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