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对市民化的影响
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本章将通过教育培训、健康状况、农民工的迁移几个方面来看待我国农民工当前的人力资本状况。在分析中，通过对流量存量的区分，对比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后的人力资本状况的变化，深入探讨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困境以及对市民化的影响。
（一）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在研究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现状时，通过加入时间维度，我们就能得到分析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的两个角度。一方面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存量，截止到某一时点，农民工受教育状况、健康状况及技能状况，衡量其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人力资本状况。另一方面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增量，在一定时期内农民工自身的体能、技能、经验知识等变动的情况，衡量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人力资本状况。
1.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存量角度
由于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还是农民的身份，接受培训的比例偏低，所以本章从教育和健康两个方面来分别考察其人力资本状况。
（1）教育方面
纵观世界各国，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该国或该地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因此，本文也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个指标来衡量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如表 3 所示，从 2009 年到 2014 年这六年间，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超过一半的农民工接受过初中教育。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处于平稳、缓慢上升的趋势。从具体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民工比例，从 2009 年到 2011 年有每年接近 2%的增速，而之后的三年时间，比例相对稳定，保持在 15%左右。这种由缓慢增长到相对稳定的趋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大，使得适龄儿童都能顺利接受小学教育，而随着小学教育在全社会全覆盖，增长过程也趋于稳定。从 2009 年到 2014 年，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农民工比例逐年下降，而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农民工人数则平稳上升。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初中毕业的农村学生都未达到国家法定的劳动年龄，外出打工的机会少；另一方面再加上高中阶段教育的广泛普及，许多地方都取消了上高中的“借读费”,我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这就导致了近年来受过高中教育的农民工人数的上升。
总体上看，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还是比较低，大多数没有经过技能院校的培训就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同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伴随农民工教育程度上升的同时，近些年农村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根据史耀疆、易红梅等人所做的《中国农村中学辍学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初中、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累计辍学率高达 63%,①这不仅会使即将进入城市的新一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更低，从更长远的角度讲，也会造成代际贫困，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2）健康投资方面
首先，从总量方面查看我国对于卫生医疗的投入，从表 4 可以看出，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对于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大，我国与中等收入国家在总量结构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人均医疗支出已经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我国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美国 2012 年的人均医疗支出是我国同期的27.65 倍。
其次，具体到内部，从城乡结构方面来看，我们可以用城乡人均卫生总费用和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来考察健康方面的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从表 5 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从 2005 年到 2014 年，城市和农村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绝对数量都在逐年上升，但是城镇与农村的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之比在这十年间由 2.16 扩大至 2.57.这反映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卫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仍然比较大，城镇居民享受到了更多的医疗资源。从 2000年到 2014 年，城镇和农村的人均卫生费用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从 2007 年到2013 年，城镇与农村之间的人均卫生费用之比从 4.23 下降到 2.54,且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反映出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的投入加大，特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95%以上。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一方面，在有限的医疗资源情况下，优质的医疗资源都被配置到了城市，农民一旦出现大病就会去大中城市治疗；另一方面，现实中农村地区的卫生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短缺的问题仍然广泛存在。总体来看，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在健康方面的差距明显，农民工在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存量仍然较低。
2.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增量角度
从增量角度分析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由于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方面就是职业培训和职位流动，而健康等方面的投资和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变化不大，故可以忽略不计。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说明了对企业员工的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最有效的途径。以美国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针对企业的调查统计得出，对职工培训每投入 1 美元就能得到 50 美元的经济效益。
因此，本章将首先分析政府、企业对培训的投资状况，然后分析农民工的流动所带来的利益。以此，来分析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增量。
（1）培训方面
首先，通过表 6 中接受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的比例可以看出：从 2011 年到2014 年，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的比重从 31.2%上升到 34.8%.这部分得益于近些年国家在农民工培训方面出台的优惠政策的支持，也与许多企业在 2008年经济危机后转型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员工的培训有关。但是，农民工的培训覆盖面还是比较小，大部分农民工没有获得技能培训的机会，也没能由此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同时，农民工的培训存在这样的特点：文化程度越高，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高。以 2010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数据为例，文盲半文盲农民工、小学文化程度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农民工、高中程度农民工、中专文化程度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分别 26.3%、33.9%、46.9%、53.4%、62.9%,这给我们今后更加重视农村教育投入以提高农民工的培训程度以启示。
其次，具体到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方面来考察，企业作为员工培训最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其对农民工的培训投入至关重要。然而，从表 7 可以看出，约 82.9%的被调查样本企业，仅花费占员工工资比例不到 2%的经费对员工进行培训，约 35%的样本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投入。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规定的一般企业要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 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的最低标准相差甚远。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农民工所从事的不同行业的培训经费占企业销售收入的不同情况，来查看农民工的受培训状况。从表 8 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就业比重高的行业的培训经费投入普遍较低，大部分企业对员工的技能提升不重视、投入严重不足。
（2）迁移方面
考察迁移给农民工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时，由于农民工由农村到城市务工经商的第一次迁移所带来的收益已经实现，本章将重点考虑农民工职位流动状况来近似表示迁移方面的人力资本状况。如果职位的变动会带来工资的提高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那么就会激励农民工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的努力。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提到，“工人在国内大量流动，以适应变化的就业机会……一旦人们认识到这种迁移所需的费用是人力投资的一种类型，那么，这种迁移当然也就具有经济意义了”①。但是，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农民工在没有进行教育培训的情况下进行职业流动等原因，导致这种流动难以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始终跳不出简单重复性的非技能型工作的范围。如表 9 所示，农民工在再次职位流动时，地位保持不变的高达 72.7,这说明了他们的职业流动是低水平的、无效率的，没能够从职位流动方面带来收益。
刘士杰通过调查发现，虽然有超过半数变换过工作的农民工对当前工作的主观评价好于前一份工作，但实证结果却显示变换工作并不能显着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农民工的就业的岗位多集中在低端重复性的体力工作上面，变换工作时更多的是同一行业同一分工领域的横向流动，缺乏职位升迁等纵向流动的渠道，因而无法明显的提高收入水平。②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的状况，存量不足加上增量提升困难，造成了农民工在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陷入了困境。
（二）农民工人力资本困境对市民化的影响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决定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能力、竞争能力、生存和发展能力，通过影响职业流动、工资收入、城市融合发展等途径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能力。
1.职业流动
农民工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不足会减少他们在城市的预期工作年限，导致他们过早地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在进入企业后由于人力资本提升的瓶颈，使得他们从事的多是低水平、重复性的“三 D”体力工作，①这对他们的身体素质、反应灵敏度要求较高，年轻的农民工在这方面更能够胜任，进入中年后的农民工通常无法继续在城市就业，为此，有学者指出近些年出现的“民工荒”,实质上是青年农民工的短缺。②这样，当他们工作几年后会面临继续在城市工作还是回农村工作的选择。老一代农民工通常会选择回家，因为回家一方面可以帮子女照顾孩子，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种地或在当地打些零工来获得收入；新生代农民工在晋升无望的现实下，则会选择频繁跳槽或者回家乡打零工。种种原因导致他们过早地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而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种现象被称为“农民工早退”.有学者研究指出，农民工在城里待的时间只有 9 年。③然而，农民工如果选择在城市定居，那么农民工夫妻婚后必须连续工作 30 年左右。
2.持久收入
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会降低其持久收入，持久收入的降低则会影响市民化的意愿和能力。在我国的现实中，通常可以认为经济因素是农民工在城市立足和进入城市社会的首要因素和基础性条件。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消费不取决于他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取决于他的持久收入。农民工定居城市实现市民化，需要巨大的现时消费和远高于农村的日常生活消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低下会使得他们的持久收入流量很低，无法覆盖市民化的高昂成本。我们可以用贝克尔在其《人力资本》一书中关于人力资本对于收入和年龄之间关系的曲线来说明。
如图 1 所示，人力资本低下的农民工的持久收入如 UU 曲线，收入不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提高；然而，通过培训等方式提升人力资本的农民工的持久收入如 TT 曲线，培训期间的工资较低，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得到更高的工资。人力资本的提升，一方面会使收入年龄曲线倾斜，另一方面也使曲线更凹，即人力资本提升会使得青年时的收入增加率要比老年时的收入增加率高。
3.城市融合能力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低下会影响其城市融合的能力。农民工要真正融入城市的话，不仅需要其物质方面满足市民化的需要，还需要其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融入。较高的人力资本能够促进他们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增强主动融入新环境的能力，提高自身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同时也会使他们的交际圈更为扩展，进而社会资本也会得到提升。然而，在农民工人力资本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即使他们能够留在城市，也很难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的生活，会对城市文化环境产生抗拒，并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方面形成自我封闭的“亚文化”圈，造成农民工虽然实现了居住环境的城镇化，而生活方式的“非标准的市民化”这种不和谐的情况。因此，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就必须加大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