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5 服务模式创新案例--巴东模式
巴东县是传统养殖大县，连续三年入选全国生猪调出大县，是湖北省现代肉羊示范区创建县。全县现有养殖农户 10.5 万户，规模化养殖比重 35.7%,全县生猪、山羊、牛、家禽出栏分别为 78 万头、20.09 万只、0.61 万头、142.66 万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40%以上。面对当前村级防疫员待遇低、技术差、人员老化甚至后继无人的现状，巴东县打造“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村级畜牧兽医服务室+农户”的生猪服务品牌，将基层兽医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以“五包一赔”等模式良好结合，有效调动了村级防疫员的积极性，不断强化动物疫病防控末梢体系建设。
3.3.5.1 巴东模式基本情况
巴东模式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创立的生猪技术服务 “两包一赔”模式（包治疗、包阉割和责任事故赔偿），由于 1980 年中央财政体制改革牲畜保健费和社办公助费全部切块给了地方，资金没有落实到站，巴东兽医站人员工资福利依靠防疫、检疫、治疗的收入解决，而当时散养户对防疫接受度不高，巴东县防疫收费特别困难，所以创立此模式将防疫与技术服务打包收费，解决了生存问题。
2001 年起，中央为减轻农民负担在全国推广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基层政府随之税源萎缩，湖北省大部分乡镇负债，少则几十万，多达千万以上。为扭转局面、甩掉包袱、精简人员，湖北省于 2003 年开始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推行“以钱养事”,乡镇“七站八所”全部退出事业编制管理，原畜牧兽医站转制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事业单位变成了民办非企业，经费自筹。原畜牧兽医站人员和村兽医小部分安置入服务中心，分流的大部分兽医工作人员成了村级防疫员。
改革后，巴东县每个乡镇兽医服务中心只有两三人的“以钱养事”全额工资拨款名额，全县 500 多名村级防疫员未被纳入“以钱养事”资金支持范围，收入大部分靠防疫收费，其余靠村级防疫员补助和生猪技术承包服务费补贴。2009 年 1 月全国取消动物防疫收费，服务中心和防疫员收入大幅减少，为避免“线断、网破、人散和服务缺位”现象，巴东县畜牧局带领服务中心和村级防疫员增强自身能力、拓宽业务范围，帮助防疫员建造村级防疫室，培训兽医服务技术等，生猪技术服务模式作为创收的重要手段得以不断发展，逐渐从“二包一赔”扩充到“五包一赔”,服务费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创时 5.3 元/头，逐步增至 15 元/头。同时，服务中心开办兽药饲料营销店，并以近乎成本的价格直供村级防疫员销售，有效保障了村级防疫员收入。近年，县政府将部分兽医公益服务交给村级防疫员，使巴东模式进一步发展。
每个乡镇设立 1 个兽医服务中心，在全县 492 个行政村设立了 450 个村级兽医防疫服务室，共聘用 478 名村级防疫员，平均每 1.1 个自然行政村（居委会）1 个室，每 1个室 1.1 个人。
3.3.5.2 模式服务内容
一是“五包一赔”生猪兽医技术服务社会化。“五包”为包治疗、阉割、驱虫、销售、技术指导，“一赔”指因兽医操作不当导致的责任事故赔偿。“五包一赔”是以村级防疫员为兽医服务实施主体，与农民自愿以合同约定，对农民所饲养的生猪实行技术服务的责、权、利明确的有偿服务。
二是兽药等投入品主渠道让利经营。全县按照“县畜牧兽医局+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村级畜牧兽医”的服务模式，健全县、乡、村“三级”经营网络，把好养殖环节饲料、兽药等投入品质量关口，确保畜禽及其产品质量安全。
三是兽医公共服务合同确责。乡镇政府将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监督协检、养殖户免疫档案、耳标佩戴、疫情报告等公益服务以合同约定方式承包给村级防疫员，严格绩效考核，以强化监督确保公共服务落实到位。
3.3.5.3 模式开展情况
巴东模式以“五包一赔”为恒久坚持、力透纸背的“一撇”,以兽药饲料主渠道让利经营为支撑辅助、保质惠民的“一捺”,承担政府兽医公共服务作为基本担当的“一横”,合成巴东基层兽医服务的“大”模式。
（1） “五包一赔”生猪兽医技术服务市场化
政府助推，领导抓。“五包一赔”是巴东县重点推广技术服务模式，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每年春防工作会上都会通报各乡镇去年承包服务工作情况，交流经验做法，对当年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自愿签约，责任明。生猪多项技术承包合同每年由县畜牧兽医局统一印制下发，春防期间由村级防疫员与养殖户自愿签订，每份合同都需报县畜牧兽医局和所属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备查。合同中明确双方责任，养殖户需按照出栏数缴纳 15 元/头的费用（只包技术不包药，出栏前死亡的不收费），村级防疫员需严格按照“五包一赔”要求为养殖户提供服务。责任事故赔偿包括：阉割动物 24h 内死亡，村级防疫员按猪价 50%标准赔偿；农户预约 4h 内因村级防疫员未能赶到，导致猪死亡的，村级防疫员按猪价 30%赔偿等。如村级防疫员责任履行不到位，养殖户可直接向所属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和县畜牧兽医局投诉。
强化服务，重质量。全县推行“六上门”工作模式，即春秋防疫“按时上门”、动物阉割“巡回上门”、安全监管“经常上门”、疫病诊疗“及时上门”、疫病复诊“主动上门”、技术指导“定期上门”.通过坚持“六上门”服务，基层兽医服务得到了群众认同，养殖户满意率达 85%以上。
（2）兽药等投入品主渠道让利经营
村级防疫员包诊疗，用药是关键。为把好质量关口，防堵假冒伪劣兽药，县畜牧兽医局坚持源头监督把关，乡镇兽医服务中心设店经营，并直供村级防疫员开展诊疗服务、指导畜主用药，提高了村级防疫员收入，使模式运行得以长期稳定。
（3） 兽医公共服务合同确责
职责分明，考评严格。按照“政府聘用，部门考核”的原则及“一年一聘，一岗双责”的要求，巴东评聘了 478 名村级防疫员进行畜牧产业发展指导、动物疫病防控、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落实惠农政策等公益性工作。考评一年两次，县、乡、村逐级考评。县对乡采取“一听（听汇报）、二查（查资料）、三看（看现场）、四评（综合评定）、五检测（检测抗体）”的方法进行明查暗访，乡对村采取随机抽查走访、测抗体的方式定性定量考评。考评结果都将作为兑现绩效工资奖励的依据。
横向考评，加强督办。考评除涉及强制免疫、检疫监管工作外，还横向考评兽药饲料及添加剂使用情况、技术承包服务和群众满意率情况。县畜牧兽医局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抽查，了解服务情况，也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兽医公益服务考评全面贯穿了村级防疫员的所有兽医服务，反映了巴东基层兽医服务的统一性。
3.3.5.4 模式先进性
一是开展多种兽医服务提高收入，稳住了基层防疫队伍。如果仅靠政府购买服务，优秀村级防疫员一年全额能获得 7200 元报酬，加上政府缴纳的 3200 元养老保险，也只有 10500 元，相比出外打工或者替人种地 200-300 元/天的劳务收入，村级防疫员身负的职责和较高的劳动强度与补助不成正比。而开展“五包一赔”服务模式，一个村级防疫员少则年服务出栏生猪 800 头左右，多则可达 2000 头左右，可增加年收入 1.2-3 万元左右；兽药等投入品销售会增加 0.3-1.5 万元不等的收入。如野三关镇、沿渡河镇、溪丘湾乡等工作开展的比较好的乡镇，村级防疫员通过兽医服务市场化、兽药等投入品主渠道让利经营，年平均增收分别可达 2.5 万元、2 万元和 7000 元。2013 年巴东县村级防疫员年收入区间为 2.3 万元-7.8 万元，平均为 3 万元左右。收入水平的提高，稳定了村级防疫员队伍。
二是有效提升防疫员技术水平，促进服务模式在全县推广。从防疫员管理角度来看，严格兽医服务绩效考核与奖惩挂钩调动了防疫员的积极性；实施“五包一赔”服务模式，促进了防疫员加强诊疗技术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基层兽医人员的专业化、专职化；每年评选优秀村级兽医赴北京培训学习，激发了工作热情，提升了技术水平。从养殖户角度，按照生猪多项技术承包标准进行服务收费对比未承包地区临诊收费降低约 10-20 元的支出，减轻了经济负担。2014 年，巴东全县共签订生猪多项技术承包合同 8.68 万份，生猪多项技术承包服务的覆盖面已超 85%,其中野三关、沿渡河、溪丘湾等乡镇承包覆盖面达到 95%以上。
三是保证了动物疫病防控质量，提高了兽医部门的管理成效。“五包一赔”服务模式按最终生猪出栏数付酬，有效增强了防疫员的防疫工作责任心，使其尽最大可能避免操作技术等问题导致的应激反应，免疫密度及抗体检测合格率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兽医公共服务合同确责和绩效管理，改变了之前干不干一个样、村级防疫员难指挥的局面；兽药饲料主渠道让利经营，县局源头把关，利于畜禽投入品监管工作开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畜禽及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使乡镇兽医公共服务运行更加高效，疫病防控工作质量得到保证。
3.3.5.5 模式存在问题
（1）体制不顺，政企难分
一是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巴东县乡镇兽医站转制成为乡镇兽医服务中心，这种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质是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社会组织，但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实际是在履行社会管理的公益性职能（动物防疫监管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管村级防疫员，甚至开展执法活动，但由于其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理论上讲一执法便犯法。二是乡镇兽医服务中心工作经费基本靠经营性服务自筹，难以专心履行其公益性服务职能。三是村级防疫员从事兽药等投入品让利经营的终端销售活动不符合现行兽药 GSP 管理规定。
（2）村级防疫员队伍能力不强
基层兽医工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较差、社会地位偏低，工酬极不平衡，尽管巴东模式发挥了稳定队伍的作用，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村级防疫员专业化水平低、老龄化严重的局面，全县防疫员队伍中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 188 人，占防疫员总数的 38%,40 岁以下的 65 人，仅占防疫员总数的 13%,尚无一人取得执业兽医资格证书。
3.3.6 民营科研诊疗机构--余姚市禽畜病防治研究所
余姚市禽畜病防治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是浙江省最成功的集中了高科技人才的民间动物疫病诊疗服务机构，在完全实行自收自支的条件下，建立起先进的管理机制，广泛开展高质量的技术服务，为广大养殖场户解决疫病防治技术问题。
3.3.6.1 研究所概况
研究所创建于 1989 年 10 月，在改革开放随着养殖业发展、广大养殖者迫切的兽医诊疗需求下应运而生，2003 年 1 月从国营企业改制为市级民营股份制科研单位，归属余姚市农林局管辖，研究所作为上世纪 90 年代靠兽医服务技术和兽药科研能力兴起的基层兽医科研诊疗机构，发展历程很有代表性。
研究所主要以兽医门诊及“四技服务”为主体，包括畜禽、宠物诊疗方面的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兽药经营、日夜开展接待门诊等。目前职工总人数 26 人，其中技术人员 13人，管理人员 6 人，综合服务人员 7 人。经营面积 5800 平方米，设有畜禽门诊部、宠物门诊部和科研实验室，近三年平均年接待门诊量都在 1.2 万例以上（70%畜禽、30%宠物病例），服务对象除当地养殖户、规模场外，还有省内外慕名而来的规模养殖户，在业界颇有名气。
3.3.6.2 发展历程
上世纪 90 年代，研究所刚成立不久遇到小鹅瘟和番鸭“三周病”大流行，这两种病来势凶猛，死亡率极高。全所同志经过近 2 个月的日夜攻关，试制成功了抗小鹅瘟血清和番鸭免疫抗体，临床应用效果非常好，研究所名声大振。而后研制的“灭败灵”、“强力抗”和“三包剂”等禽病防治新药当时在全国 1000 多个县、市推广应用，为广大养禽户挽回经济损失累以亿计，通过研制中药制剂和多种卵黄抗体完成了企业原始积累。先后主持和合作完成科研成果 17 项，曾开发新兽药产品 24 个，荣获省部级、市级科技进步奖 36次，出版发行《禽病防治 500 问》、《鸡鸭鹅鹑鸽疾病防治新技术》等专着 14 本，被评为浙江省模范集体、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单位，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研究所成就达到了顶峰。2002 年市政府为支持研究所发展，划拨土地给予研究所建设发展，研究所职工自筹资金建起 5800 平方米的兽医门诊服务大楼，购置仪器设备，有了更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服务条件，成为宁波市开展禽畜病诊疗、检测实用先进技术的社会公共服务平台。
3.3.6.3 发展面临困难
一是诊疗技术本身收费难。虽然研究所人才队伍素质高（学历上有硕士 1 人，本科和大专 10 人，高中和中专 12 人，技校毕业 3 人；专技职务上高级职称 5 人，中级职称4 人，初级职称 9 人），兽医服务能力强，但仍改变不了兽医诊疗收入靠兽药来支撑的市场现状，规模场检测、诊断也基本免费。二是浙江环境保护拆改项目的推进使得养殖户大为减少，客户量下降。目前一年营业额在 1200-1300 万元，大约 20%的利润率，即年盈利 250 万元左右，加之房屋出租、政府支持补贴和课题经费 100 多万元，扣除人员工资 150 万左右，剩余资金不足以支撑更换仪器设备和进行面向生产的科研活动。
3.3.7 饲料、兽药公司兽医服务情况
当前，为占领农村养殖饲料、兽药市场份额，很多企业使尽全力，增加了兽医服务功能，主要是以推介自家产品为主要目的。形式多样：一是举办兽医防疫技术在内的生产经营管理技术培训。一些饲料厂、兽药厂经常聘请科研院校和大型养殖企业的兽医专家到农村举办兽医技术讲座，养殖户从中学到的知识比较前沿且有系统性和针对性。二是对较大规模的养殖场户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开展送样检测等服务帮助农户诊断防治疾病等。三是兽药、动保企业开办兽医院、兽医服务中心等，如山东鲁抗动保成立鲁抗兽医院，打造由特邀专家、执业兽医师、技术服务部构成的三级技术服务体系，并通过互联网以在线方式随时随地解答难题，从而更好服务养殖户。四是创新开办可以进行疫病快速检测的兽药超市。广州农利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农资兽医服务连锁超市”,在每个药店设立 20 平方米的检验化验中心，投入价值 20 万元的设备与试剂耗材，由兽医师检测诊断后对症下药。还有创办在线养猪大学、进行网络教育的模式等等，这些企业联结农户机制作用显着，时刻关注市场，注重模式创新，服务水平相对较高。
3.3.8 专业养殖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兽医服务情况
专业养殖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在特定养殖场户群体中作用巨大，他们依托自身的经营实力、市场优势、信息、技术和资金力量与养殖场户形成了利益分享风险共担的联结机制，兽医等生产服务工作更具日常化和规范化。如广西武鸣利源科技养殖公司拥有加盟农户 1300 多户，公司负责向农户提供种苗、饲料、兽药、饲养管理和防治技术指导，合同定价回收商品肉鸡，农户出养殖场地，按公司规定的饲养管理程序养殖，疫病防控按要求做得好就可获相对稳定的回报。加盟前，公司对养殖户进行系统培训，养殖过程中也有技术人员定期到场指导。因此，龙头企业特别是养殖风险共担企业在兽医服务中做得较为扎实且服务质量有保障。
3.3.9 兽医托管服务
随着中国养猪业的集约化发展和“兽医服务意识”的萌发，在行业竞争的催化下，一批为猪场提供专业化兽医技术服务的企业应运而生，衍生出兽医托管服务。
3.3.9.1 兽医托管概念
兽医托管是一种单项指标托管，是由托管方为规模猪场提供生猪疫苗或兽医药品，并选派 1 名兽医技术人员负责兽医免疫、保健方案制定与执行、免疫效果抗体检测、疾病实验室检验诊断等工作。对猪场指标实行“三定”:⑴定猪场疫病死亡率，全群生猪死亡率一般是控制在 12% 以内；⑵定技术服务收费标准：按出栏商品猪的头数计算，每头出栏猪一般收取兽医技术服务费 35 -60 元 ;⑶定奖励和赔偿标准 :全场核定年利润指标，完成任务猪场老板向猪场托管方按利润总额提成奖励（一般为 3%左右），反之不予奖励；死亡率若超过合同核定指标，每增加 1 头死亡，由托管方支付猪场老板协定金额（一般 100 元左右）作为补偿（黄若涵，2014）。
3.3.9.2 托管行业概况
国内首家开展兽医技术托管服务的企业--北京和谐阳光农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07 年创立药费承包模式，即约定技术服务费（包含药费）和生产指标，将猪场每头猪从出生至出栏的药品耗用包干，通过驻场技术人员的一系列兽医服务，减少猪只死亡率，努力提升生猪出栏和存栏增量，提高猪场经营效益的兽医服务模式。
广州猪个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兽医服务模式有两种：一是提供短时间的兽医诊疗服务，主要针对猪场重大疫情的快速临床诊断和控制；二是提供长期兽医托管服务，针对猪场实际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后，提出常年整体疾病防控流程，并建立长期服务沟通热线，对猪场发生的各种疾病进行指导服务，协助猪场达成“平安九五”（95%）的饲养成活率标准。
以上两家公司都是第三方兽医托管服务主体，核心竞争力是兽医防疫和诊疗技术。如对烈性传染病的准确、快速诊断和控制能力，非传染病性病原引起的疫病因素的全面掌握、准确判断和快速解决能力，以及对市场上流通的疫苗、兽药质量效用的经验以及跟踪分析和快速反应能力等。而一些大型兽药、饲料企业为了延伸产业服务链，争取市场份额，也纷纷开始提供兽医托管和全程养殖托管服务。
虽然目前发展存在一些困难，一是对兽医托管技术人员能力要求很高，此类人才较为缺乏；二是猪场管理标准和操作程序没有建立和完善。由于托管猪场设施设备建设不一致，开放式老猪场、半封闭式旧猪场、新的现代猪场都有，其猪场管理与生产操作也完全不一样，无法进行标准化管理，猪场生产定额不一致，兽医技术操作五花八门，托管猪场生产成绩差距巨大。但兽医托管模式填补了规模场对全方位兽医防疫技术的市场需求空白，使未建立起得力内部兽医团队的被服务猪场能够节省药品采购成本，有效降低死亡率，实现了服务公司与猪场的双赢，对于兽医技术供给主体来说体现了其兽医技术服务本身的价值，是未来特别有潜力的兽医服务模式发展方向。
3.3.9.3 由托管拓展的保险金融服务模式
随着金融保险业的不断发展，集中高水平兽医力量的第三方兽医托管企业正逐渐成为连接养殖场户和银行保险机构的纽带--兽医托管企业凝聚中小规模场形成大体量养殖联盟，保险公司对大体量养殖联盟提供商业保险，养殖联盟凭借保单以生物资产抵押形式向银行借贷促进企业发展。目前养殖商业保险已经在保额达到千万级别以上的大型牛羊猪场开展，保障范围为一切险（包括自然灾害、疾病、偷盗等、政府扑杀等）。
以存栏一万头奶牛企业为例：牧场 A 存栏 3000 头、牧场 B 存栏 5000 头、牧场 C 存栏2000 头，投保价值（保额）以实际奶牛评估价值为准，大致估值为泌乳牛 RMB23,000/头、青年牛 RMB18,000/头（牛龄超过 3 个月可以投保），此万头奶牛企业总投保价值约 2 亿人民币。保险费率与免赔率（免赔率是指不赔金额与损失金额的比率）成反比，若选择免赔 5%,则保险费率为 1.5%（保费约为 RMB3,000,000）；免赔 15%,则费率0.9%（保费约为 RMB1,800,000）；免赔 25%,费率 0.7%（保费约为 RMB1,400,000）。
奶牛企业购买保险后，凭借保单可以向银行以生物资产抵押形式借贷，贷款额度可达 1亿人民币。作为兽医服务第三方的兽医托管企业，凭借其专业高水平的兽医技术能力和对常驻养殖场的深度了解，是商业保险公司的理想保险公估人，能有效降低保险公司风险，参与出险定损理赔事宜。而缺乏资金周转的中小规模场可以通过第三方兽医托管企业为纽带形成千万级别以上的生物值资产联盟，购买商业保险到银行质押借贷，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同时，此种模式对于动物疫病防控大有裨益，保险公司和第三方兽医服务机构为确保自身利益，会加大各环节科学防控力度，有效降低疫病发生风险，养殖商业保险负责包括政府扑杀损失在内的全面赔偿，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因政府扑杀补助低导致的疫情瞒报现状，实现了社会公共效益和各方主体利益的多赢。
3.3.10 新兴互联网平台兽医服务
近年来互联网思维实现了传统商业的大洗牌，兽医服务网络平台也大量涌现，如开展兽药、兽械、饲料和种猪电子商务销售的平台兽药通，手机应用软件平台微牧移动等。
在线兽医公共平台的服务模式多样，如邀请专家教授、兽医师提供免费兽医技术咨询，通过远程视频及解剖图片传送、开展网络合议庭式专家会诊等开展有偿兽医服务，在线兽医师根据远程诊断提供兽药处方，进行兽药线上销售等。网上平台同时导流线下服务，开展动物疾病检测、药敏试验、抗原抗体测定服务，兽医师出诊服务，新兽药产品（疫苗和药品）田间试验（即新兽药的中试承包业务）等。
网上诊疗、开处方、销售兽药，移动互联网时代催生了新型兽医--云兽医，随时随地在线的移动兽医，兽医可以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在线方式提供咨询、有偿诊断和兽药销售，形成了云兽医+兽药电商的新模式，促进了兽医技术服务人员的人力资源有效配置。但同时这一新兴模式目前还处在监管盲区，除执业兽医外，即便是规模场兽医和专家教授也没有处方权，如何监督网络平台兽医的资质，以及如何开展网络电商平台的 gsp监管随着兽药电商的发展，日益成为打击非法行医和假冒伪劣兽药制贩销售、规范兽医诊疗市场的战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