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浪费服饰的起源与演变

　　第 2 章 零浪费服饰的起源与演变
　　
　　服装通过漫长的历史演变才形成了今天的适合人体特征的合体服装，其演变的过程从形态变化上来看其实是人类对自身体态特征由浅到深的认识过程。设计一款现代版型的零浪费服装实属不易，但探究零浪费服饰的鼻祖，我们竟然发现其最初的形制是如此简单--一片布。而伴随着织造技术的发展，一片布的服装演变产生了领、袖等部位，并且逐渐向人体特征靠拢，去除了胸腰、腰臀间的差量，加入了人体基本活动所需的空间量，彻底演变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三维服装形式。

　　2.1 零浪费服饰的初始形态
　　
　　零浪费服装并不是什么新兴的服装，它始于服装的初始“一片布”的时代，可以说是服装的“鼻祖”.这里的一片布不同于后文中提到的三宅一生的 A-POC 的概念，而是指那些没有经过任何缝制及裁剪的全幅宽面料，基本穿着形式都是直接将整幅面料通过折叠、缠裹或者直接披挂于身，从而形成了最初的“服饰”概念。这类服饰包括围巾、披风、系腰带的半裙、围裙及缠绕式的连衣裙或长袍等。许多服饰到目前仍被沿用，例如我们日常使用的围巾、披肩、手帕等，都是从矩形的一片布形式发展而来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西方古代时期，由于经济条件和织造技术还十分落后，因此织物的产量很低，以至于服饰的价格非常昂贵，能拥有一件服饰几乎可以说是富贵的象征。加上当时的思想条件也还不发达，古代服饰的共同特点是造型单一朴素，几乎都是一片布的形式。古埃及的丘尼克（Tunic）、罗印·克罗斯（Loin Cloth），古希腊的希顿（Chiton）、希玛纯（Himation）等都是通过全幅宽面料的缠裹和折叠形成的。

　　古埃及的服饰种类并不多，单从造型上来说，古埃及的服饰可分为有垂褶和无垂褶两种形式，罗印·克罗斯则是有垂褶服饰的典例，而丘尼克则是无垂褶服饰的代表。罗印·克罗斯是一块缠腰布式的服饰，主要用于下身。穿着时一般腰部有绳作为固定，从腰部缠起，绕过裆部缠裹一圈后又返回腰部固定在腰绳上，因此缠裹出的褶皱是其最大的特点，图 9 是罗印·克罗斯的各种样式及典型穿着方式。丘尼克在服饰形制上是一种紧身合体的筒裙，其顶部在人体腋下位置，下摆则有长有短，面料在人体上缠裹一圈后进行固定即可。

　　丘尼克的固定方式有多种，最简单的方式是揪出整幅布的一角，塞入胸前，就如同现代缠裹浴巾的方式相同；也有的用绳系住上端的两角，绕过脖子挂于胸前，或是将两角用皮带或直接系于左肩，如图 10.古埃及的服饰种类虽然不多，但他们用智慧在布料的表面做出了多样的装饰--织花、压褶、染色、刺绣、滚边等，其装饰手段之多使得服饰堪比装饰品，由于当时纺织品的稀有和昂贵，不同面料和装饰工艺的服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区分阶级的象征。

　　希腊服装在世界服装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复杂优美的垂褶是它的一大特点，甚至到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的新古典主义时期，希腊风的服饰又在时尚界出了一把风头。从整体上来看，古希腊的服饰朴素、典雅、柔美，人体和服饰达到浑然天成、高度和谐的状态。

　　希腊人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这“一块布”的艺术。古希腊时期的希顿、希玛纯等服饰都是通过将整幅布折叠、缠裹和披挂而形成的服装。多利亚式希顿（Doric Chition），如图 11,也叫派普洛斯（Peplos），是一种最单纯的无袖服饰，它的表现形式是将两块矩形的布向外翻折，并使得翻折量长度正好达到腰线，然后用别针在肩部固定，使其自然悬垂出褶皱，形成一款优雅的“假两件”连衣裙；希玛纯在古希腊时期泛指当时的所有外衣，没有固定的大小和造型，但最常见的希玛纯的形式是一块巨型的毛织物，其长约 3 至 5.5米，宽约 1 至 2 米。希玛纯具有多种披挂方法，其中的一种常见披挂方式如图 12 所示，穿着时先把衣料披在左肩部和手臂上，使身前的面料长及地，后身的面料经背部绕过右侧腋下再披到左肩垂在身后。

　　2.2 二维平面式缝制服装的发展
　　
　　也许在是人对自身体型特征认识逐渐深入的过程中，经最初无缝制的服饰发展出现了简单的缝制服装。从这种简单的缝制服装的形制特点上来看，与今日的斗篷式服装类似，其最大特点是已经有了“领”的概念。桃乐丝·金·伯纳姆（Dorothy K. Burnham）在他的书中这样描述：最初的简单缝制服装出现在当时的许多地区，其中以美国中部和南部最出名，它形制结构是在一块布的中间裁出一个容许头部钻入的洞，对折后将侧缝缝合，在侧缝上端留出手臂可以伸入的洞，形成袖窿，如图 13 所示，这样一件简单的无袖服装就诞生了。

　　在古埃及的服饰中，有一种服饰叫卡拉西里斯（Karasilis），在《西洋服装史》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卡拉西里斯在古埃及服饰中的重要性仅次于罗印·克罗斯，它是的形制是把一块相当于衣长两倍的布对折，在正中挖一个钻头的洞，两侧留出袖子部分后缝合而成的一种宽大的贯头衣。”此段描述中的卡拉西里斯与桃乐丝的描述几乎吻合，也侧面证实了当时的这种斗篷服装在亚非大陆的存在。

　　古希腊的服饰中也有与这种斗篷服装形制相类似的简单缝制服饰，它就是爱奥尼亚式希顿（Ionic Chiton）。爱奥尼亚式希顿也是一块长方形面料，材质主要是亚麻绉布，其长边的长度等于两手平行张开时左手腕到右手腕距离的两倍，短边长度则为人体脖口到脚踝的长度再加上绑腰带时的提拉量。穿着时将两短边对折缝合成为筒状，上侧使用一排安全别针固定，留出头部和手臂的空间，并绑上腰带使其合体（图 14），便于人的活动。[21]

　　爱奥尼亚式希顿与上文的无袖衫或贯头衣都是通过矩形面料的对折并进行简单的缝制和固定留出头部和手臂的空间，而不同之处在于矩形面料对折的方向不同，且爱奥尼亚式希顿还使用了别针和腰绳对服装加以固定和装饰。在简单缝制的“无袖衫”后，服装又逐渐演变出现了有袖的服装，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这些服装有更明确的定义和解释，但都是早期男女的基本服装。大约到中世纪初，当时的服装如达尔马提卡、丘尼克等，基本上都是由带领部开口的衣身及两侧的袖子组成。

　　桃乐丝在他的书中还提到：有一项关于衣衫裁剪发展史的研究还证实了织机的织布宽度对于“有袖衫”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2]

　　在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技术条件的作用下，服装已形成了衣、领、袖的基本形制，且款式也具有一定变化。不过这些有袖衫的相同点是，服装的平面结构几乎都是类似人体躯干的 T 字形样式。从 T 字式服装的发展变化我们也能够看到些许规律，最原始的 T 字服装的衣身和袖子都是矩形，后来为了袖子由矩形逐渐演变成梯形结构，或在矩形袖片的腋下部位加入了方形的插片，以方便人体手臂的活动，裁剪下的多余面料被用来作为衣身部分的插片，以增加下摆量（图 15、16）。以上服装样板的裁片都是由简单的几何形状构成，如三角形、矩形和梯形等，而这些简单的几何形状已经基本能满足人体的体型特征，并且具有多样的变化。但人们还不满足于对人体特征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服装也进一步被推向三维立体形式。

　　2.3 三维立体服装的年代与零浪费的没落
　　
　　中世纪的服装起初是古罗马式的南方型宽衣文化，经拜占庭文化的润色和罗马式、哥特式时期的过渡，逐渐发展成为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北方型窄衣文化。至此，西洋服装脱离了古代单纯的平面结构，进入了追求三维立体构成的时代，哥特式时期也成了现代与古代，西方与东方服装分道扬镳的交叉点。

　　12 世纪后半叶，一种名叫布里奥的丘尼克式服装开始收腰身，先从服装裁片的腰部两侧裁掉多余的量，在后片领口处往下开口，挖上汽眼并以绳相系，也有的直接在前后片收腰处挖汽眼，同样用绳串起并系紧，大致就能得到和身体躯干相近的外形（图 17）。13世纪，由于受到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影响，服装的裁剪方式出现了三维式的新突破。新的裁剪方式从前、后、侧较均匀地去掉了胸腰和腰臀间的差量，并且在侧身的袖根到下摆处加入了数条不规则的三角形布，这些布之间出现了许多菱形空间，这就是现代“省”的最初形式（图 18）。[21]

　　正式由于这种新型的立体式裁剪方式，使得服装的裁剪从平面二维形式进化成了三维立体形式，同时，西方服装也逐渐脱离零浪费服饰的轨道。与西方服装的重“形”相对，东方服装重“意”的观念使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仍保留了平面的裁剪形式，而把设计的重点放在服装的表面装饰上，因而东方世界人们对于物料的珍惜和善用的观念更加根植于民族文化中。大约从 19 世纪起，西方服饰文化的侵袭对东方服饰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东方服饰文化受到强烈的影响，两者相互碰撞交融，逐渐确立了今天以西方服装为基础的服饰文化，而数千年的东方服饰几乎土崩瓦解。

　　中国古代服装几乎都是平面直线裁剪，上衣和袍服大多以通袖线（水平）和前后中心线（竖直）为轴线的十字型平面结构为主，[23]这与西方早期的服饰的形制产生了“必然的巧合”.而这种朴素的结构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中包涵了零浪费的表达，在我国五千年的漫漫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此外，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服饰也都传承了零浪费的裁剪方式，如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裙装和裤装。苗族的百褶裙[24]是其中之一，层层叠叠的褶皱使得腰部合体同时又容许了下肢的活动量，并且漂亮美观。且不只是苗族，百褶裙在不同的少数民族间有多样的变化，有的上部有育克，下部是褶皱，但最初的功能目的都是一致的。“幅布裙”其实是筒裙的最初形态，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以幅布为裙的习惯，但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些“幅布裙”逐渐不同程度地在向西方筒裙靠拢。我国少数民族的裤装也有不少零浪费的例子，如靖州花苗的男裤（图 19），通过将整幅布折叠缝缀，形成了与现代低档裤类似的裤装；还有哈尼族的缅裆裤（图 20），其结构分解开来是数片矩形布和小片三角形布，通过组合排列可以使其严丝合缝，不留一点空隙。[23]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少数民族的服饰也受到西方服饰文化的严重冲击，其版型同汉族服饰一样，也在被西方服饰的结构同化，与零浪费渐行渐远。目前还较完好地保留着最原始的零浪费服饰形制的服装要数印度的“纱丽”,它仍沿袭了几千年前最古老的披挂和缠裹的方式，在印度被奉为“国服”.纱丽其实是一块长约6 至 9 米，宽约 1.5 米的长方形面料，一般作为外套穿用，穿着时从腰部缠起，绕过胸前，在左肩部作褶固定，再把多余的部分披到背后（图 21）。纱丽作为印度最具特色的服装，它能保留至今与印度的地域气候和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初的纱丽是印度人在宗教仪式时才会穿着的服装，而随着织造和加工技术的发展，纱丽的色彩和形式逐渐变得艳丽繁复，深受印度女子的喜爱，由此才逐渐演变成了印度女子的基本服饰（图 22）。此外，纱丽轻薄透气的特点又刚好适应了印度炎热的气候，穿着纱丽时女子腰部半裸在外，在透气的同时又体现了女性身体的曲线美。[2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服装的传承与其所身处的地域和文化特点决不能割裂开来。然而，现代的服饰像纱丽这样的既能满足人的外观和功能需求，又具有可持续性的已经寥若星辰了。总的来说，服装从平面到立体形制的发展过程其实在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靠拢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纺织品物料的稀有和价值的昂贵使得人们对它惜之如金，而随着纺织、缝纫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纺织品价值一路走跌，人们开始忽视它的价值和其背后的环境代价而大量的肆意浪费，逐渐形成了一种由摇篮到坟墓的单向时装系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将对人类展开反向“报复”.自此，许多设计师也逐渐意识到服装中包涵的环境价值，开始了漫长的创新改革之路，服装设计中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也将逐渐向人与自然相互和谐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