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文相关概述

　　第 2 章 契丹文概述
　　
　　契丹源于东胡，是东胡宇文鲜卑的一支。最早有关契丹的记述始建于《魏书？契丹传》。当时的契丹古八部游牧于潢水、土河（今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希拉沐沦河与老哈河）流域，以聚族分部的形式，过着“随水草、就畋猎、仰酪、车帐为家”的生活。约公元6-7 世纪，契丹已由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形成契丹部落联盟；确立了军事首领夷里堇的统治地位，开始迈入国家的门槛，同时，契丹部族也开始发展与周边国家和民族（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这一事件先于耶律阿保机建国约 200 余年[17].

　　2.1 契丹文的历史渊源
　　
　　2.1.1 契丹文的产生及发展
　　
　　公元 907 年，达剌部夷里堇取代了遥撵氏可汗，掌握了契丹军政大权，几年后，阿保机平定了诸弟之乱，消灭本部守旧势力，伏杀了另外七部酋长，东征渤海国、西讨奚族，并于公元 916 年建立了契丹国，年号神册。其后国号时称大辽、时叫契丹（建国初称契丹，947 年改称辽，983 年复称契丹，1066 年再称辽）。到了太宗耶律德光至圣宗耶律隆绪时期，灭后晋、并幽云，并北宋定立“檀渊之盟”,坐享岁贡。至此，辽的国力达到鼎盛，成为“东临于海，西抵流沙，北逾胪句河，年至白沟，幅员万里”的北方强国[16].辽共九帝，延祚 200 余年。公元 1114 年，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起事，反抗辽人压迫剥削，并于北宋结盟，战胜了契丹。同年，辽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部西去，1134年在起儿漫称帝，以八剌沙衮为都城，改元“康国”,史称西辽。西辽 1211 年被乃蛮王屈出律所灭，帝嗣遂绝。契丹有自己的语言，而且在建国之初为了去俗朴、备礼文，微服海内，还先后创制两种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图 2.1）创制于辽神册五年（920），是太祖阿保机命突吕布和鲁布古仿照俗体汉字（隶书）创制的，属于表意系统的文字，契丹小字（图 2.2）是在大字颁行后不久由太祖之弟耶律达刺创制的，属于表音系统的文字。契丹的语言和文字在当时可能流传很广，甚至在辽王朝覆灭后还由金朝的契丹人使用了一段时间，不过随后很快便消亡了，至此，契丹文字成为了一种无人知晓的死文字。

　　2.1.2 契丹文的族属起源
　　
　　关于契丹的族属，中国史籍中的记载基本清晰，多倾向认为契丹是鲜卑的遗裔。据史料记载，学界很早就明确契丹与鲜卑在族属上有渊源关系，认为鲜卑语是契丹语的祖语。关于鲜卑语的系属，希伯和认定是属于蒙古语语族。

　　持契丹语具有蒙古语性质或属于蒙古语族观点的学者比较多。早在 14 世纪，拉施特在《史集》中就提出契丹语与蒙古语有渊源关系的假说[17].后来，豪沃思在《中国北方的比邻民族--哈喇契丹》一书中提出此观点[18].1920 年，希伯和在《亚洲学报》上发表《关于库蛮》，提出“这些辽人或契丹人所操的语言，虽然颚音很重，可视与蒙古语很有关联”的着名论断。接着，李盖提撰作《契丹及其语言》，也较早推断了契丹语具有蒙古语的性质。门格斯《通古斯与辽》在史籍中所记载的契丹语中找到了一些与通古斯的同源成分，但仍然认为契丹语属于古代南蒙古语；爱宕松男《关于契丹文字的解读》也认定契丹语等同蒙古语。贾敬颜《契丹文》认定大多数契丹词语都可以从蒙古语或者与蒙古语有着某种渊源关系的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中找到语源[19].

　　与此不同，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20]则主张契丹语为蒙古和通古斯的混合语。古今中外学者一般认定达斡尔和索伦两个民族为契丹的遗裔。白鸟库吉首先用女真语、满语中的数词与索伦语进行对比，用蒙古语数词与达斡尔语比较，验证了索伦语与通古斯语族、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族的同源关系，从而推断契丹语是一种在蒙古语基础上杂入许多通古斯语元素的混合语。

　　希伯和等所主张的契丹语属于蒙古语族的观点早已为西方汉学家和国内契丹语学者所接受，从根本上说，白鸟库吉认为契丹语为蒙古和通古斯的混合语的观点也可归入这一类。近年来随着契丹大、小字解读的深入，人们对契丹语语音情况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国内的契丹语文学者也越来越倾向认为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是达斡尔语的祖语。
　　
　　2.2 契丹文中蕴含的民俗文化
　　
　　2.2.1 契丹民俗--春水秋山·四时捺钵
　　
　　春、夏、秋、冬，四季有序，这个长期处于大漠之中的游牧民族，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张舜民在《使北记》中指出：“北人打围，一岁各有住所，正月钓鱼海上，于冰底钓大鱼，二三月放鹘子海东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六七月凉淀坐夏，八九月打虎豹之类，子正月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21]”始终保持游牧生活的契丹人，同时也狩猎与捕鱼。辽史《游幸记》记载了射野马、射虎、射野鸡、猎鹰、射兔子、射鹿等等（如图 2.3）。自辽代以来，“捺钵”一词由行宫、行营、行帐的本义演变为泛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22].春水，就是在春季时分来到河边捕猎。契丹人把天鹅来作为祭祀天地祖先的祭品，当猎到第一只天鹅时要举行“头鹅宴”.此外，天鹅以蚌为食，也会吞下蚌体内所成之珍珠，放猎鹰海东青捕杀天鹅，人们便可从中得到质地格外优良的“北珠”.因此这种猎鹰海东青极为名贵，蓄养海东青是一种特权，只有皇族、贵族才能蓄养。如图描绘的正是契丹贵族正在放猎海东青。

　　秋山，指的是秋高气爽时节到山间打猎。《辽史？游兴表》记载：“塑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邵浓，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23]”在契丹人的游猎生活中，马一方面被当做骑乘工具，另一方面被当做运输货物的工具。契丹人在狩猎活动中普遍使用马匹出行（图 2.4），所以图画中会大量出现骏马驰骋捕猎的场面。

　　契丹人喜饮饮酒，甚至有的名字就叫“酒杯”.只要可能，都要饮酒。尤其是契丹皇帝和贵族阶层，无论正式礼仪场合，或是日常酒宴，少不了边饮酒、边歌舞，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四时捺钵”不仅仅是对一种生活习惯的怀恋，从某种意义来说，还有坚守尚武精神，在游猎中达到练兵习武的目的，皇帝也借机考察官吏，体察民情。

　　2.2.2 契丹文中的释与道
　　
　　契丹族本无佛教信仰。唐末，契丹族遥撵氏耶律阿保机掌握军政大权，统一八部，有意吸纳汉人来扩张领地。首先就是融合内地的宗教文化，广修寺院，普度众生。苏轼写到：“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24]”.

　　除了大范围的修建寺院以外，还在寺院周围的村落大批量的兴建民居，并且还施以农户土地，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得契丹的佛教能够健康发展。为了推广普及佛教知识，辽学僧也积极从事音译的工作。着名的作品有崇仁寺沙门西林所撰《续一切经音译》十卷，对于辽地经典的写刻校订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辽朝的佛教典籍有汉文、契丹文，几乎每册都有佛画像，或在封面，或在内首页，有的封底绘有法器，有些经书还以银材料装帧，足见辽人对佛教的崇拜与重视（图 2.5）。

　　契丹人何时开始信奉道教已无从查证，有学者认为应该与唐早期奉道教史祖老子（李聃）为李家始祖有关。因为契丹大贺氏曾被赐姓为李，当时道教就已传入契丹。辽朝历代皇冠上都錾有道教人物，特别是老子形象，就是证明。为适应多民族的统治需要，辽朝统治者从建国开始就对儒释道三教实行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政策，使三教都能为其更好地为管治多民族国家服务[25].

　　道教在辽代的发展远不及佛教、萨满教兴盛，但也得到了一些统治阶层的推崇，也曾一时兴修道观。上行下效，下层民众，对道教的崇信也非同小可。契丹建国初期，国内的道士甚少，多数来自内地游历道士，辽朝发展至鼎盛时期，在契丹辽国境内已经有了很多本土的道士，道观的数量也逐年上升，道教在辽的影响范围在逐渐扩大。辽人信奉本命年，有拜祭本命神的风俗，以求延寿。本命年说法也来自道教等等，都说明辽代道教已深入辽代社会各个角落。大量辽代的形式各异的、镌有契丹大小字的辽代道教符牌的发现，则进一步说明辽代道教已经本土化，契丹化。道教在辽朝能够发展得益于统治者的推崇，同时道教在流行的过程中，也主动与契丹民俗文化相融合，融入生活，贴近百姓，如对四方神的崇拜，对十二生肖的崇拜，对门神的崇拜，都是道教与契丹人的固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26].

　　辽代道教的典籍主要有汉文的《灶王尊经》与契丹文的《河图洛书》，它们的出现都证明道教在辽地曾经的兴旺（图 2.6）。总之，契丹道教文化的发展，对契丹人深刻汉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2.3 契丹文中的建筑典籍
　　
　　辽朝全盛时，疆域幅员万里，卓有成效地接受了汉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促进了契丹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融合。作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本来不需要城镇，对于建筑是外行。但当幽州归辽后，契丹人不仅获得了土地，更获得了如汉人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等建筑技术方面的人才，为京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记录与遗迹考古证实了草原上不仅有了城池，还有中原形式的宫殿，城市建设水平也到达一定高度。

　　辽国的皇帝信奉佛教，建寺造塔成为风尚。辽塔是辽代建筑艺术的珍品，据初步统计辽国五京之内，目前幸存的辽塔有 100 多座，应县木塔更是名扬天下，还有武清的玉皇阁[27].现存各地的辽代建筑都是表现出精湛的建筑艺术（图 2.7）。据载，辽代严禁书籍出国，中原遗存辽代书籍极少。有关辽代建筑方面书籍的报道与记录只有辽史及个别刻记中有载。最近学者在整理收集到的古籍中翻检到一本契丹文书籍，其中有几张插图表现的是建筑布局（图 2.8）。这不是一般民居，应该是皇家建筑，图中表现有大门楼、殿堂。有的四个方面均有门楼，门楼中有正门、偏门之分，门楼重檐清楚地表明为几层的结构，殿堂开间大小不一。在画图方面别具特色，将建筑物以立面的形式放在平面当中，让人一目了然。

　　这些插图都是建筑布局，没有如《营造法式》那般细部制作描写。并且此书文字尚未译出，但通过图片来分析整本书的内容，也可以看出辽国人的建筑达到相当高水平。

　　此书可谓填补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空白，何况这是与《营造法式》同时代成书的，无论是从建筑学、文字学还是从出版学方面来说都是非常珍贵。

　　契丹族先民除了擅长弯弓射猎，游牧驰骋，还有很多安静柔美的文化生活，抚琴作画也十分擅长，虽然不像汉人那般精湛，也别具一番风格。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都证明了契丹文字中蕴含的民族文化思想，是我国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