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起导演电影转型的客观原因(2)

　　二、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

　　美工出身的霍建起，是与“第五代”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一起赶上了 20 世纪 80年代初计划经济的最后一班列车，这一时期他们的创作是毫无压力的，他们以陌生的面孔，惊人的爆发力，立即赢得了无数的喝彩。而这一时期，中国也正处于自己的黄金时代。因为霍建起亲身经历了“第五代”的艺术探索热潮，所以他们的艺术表达自然影响了霍建起。对“第五代”导演的反思使得霍建起积累了做导演的经验。面临着 20 世纪90 年代市场化转型，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多元并存，“第五代”做出的选择也为霍建起提供了借鉴。然而，随着 21 世纪电影市场的产业化转型，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叙述方式的探索也为霍建起的创作提供了经验。

　　（一）对“第五代”的反思

　　霍建起导演经历了“第五代”的辉煌，也经历了“第五代”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审查和商业浪潮双重冲击时的坎坷。因此，霍建起是一个对中国电影的现实语境做出反思的导演。霍建起在访谈中就说：“他们（第五代）的艺术看法和判断对我是有影响的。在10 年间，我看到了成功的例子，也看到了其中的弱点。我会想，’这么拍会不会更好？‘这是一个长期思考的过程。”[19]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第三代、第四代导演仍然在继续奋斗耕耘的时候，第五代导演的横空出世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从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开始，中国电影界陆续出现了一大批区别于前代的电影，如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吴子牛的《喋血黑谷》和黄建新的《黑炮事件》等。在《电影艺术词典》中把“1949 年后出生，’文革‘后进入电影圈的同龄导演拍摄的影片统称为’第五代电影‘.第五代电影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趋于成熟。”[20]

　　特别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电影市场的变化，这一’代‘群体开始向’人自为战‘分化”,而“’第五代‘已成为一个历史的现象和称谓。”[22]“叛逆”的第五代电影专注于“在变革的影像造型、突变的时空对比和冷峻的文化反思、深刻的人性剖析中将历史解构。”[23]

　　然而，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随着商品化大潮进入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随着电视在中国的广泛普及，电视这种更具有“亲民性”的娱乐方式直接影响了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的娱乐化时代来临。而这一时期，中国电影选择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忽略”以及对电影“消费娱乐功能”的重视。代表精英文化的“第五代”在九十年代迅速向市场靠拢，纷纷开始试水娱乐化创作。从内容上讲，这一时期导演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做着个性化的尝试。例如九十年代的代表导演张艺谋的创作总体上就呈现出向日常化的生活审美的转变。在消费文化影响下，“第五代”的导演自觉谋求市场认同、艺术个性、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平衡的探索。作为很晚进入电影创作的后五代导演之一的霍建起，也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寻找着自己所代表的精英意识与急剧变化的社会语境的平衡点。

　　霍建起在早期的电影创作中深受第五代导演艺术探索的影像，在自己一步步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诗化的影像风格，拍出了《那山那人那狗》、《暖》等优秀的作品。

　　根据彭见明小说改编的《那山那人那狗》，采用简单的叙事策略，冲淡了故事的情节，以塑造“空故纳万境”的意境为主。单线索的叙事，细腻的人物塑造，使得霍建起骨子里带有的精英意识在当下语境中获得了宣泄的渠道。霍建起导演在转型前的作品中一直延续着这种诗化风格。《暖》以回到故乡的井河所见所感串联起整个故事，借助时空的自由转换，弱化了影片中一些强烈的戏剧冲突，加之对于一些具有特殊意象的道具比如雨、秋千、伞等传递脉脉温情，使得影片在含蓄温婉的叙事节奏中，传达出一种唯美浪漫的情感色彩。霍建起导演在电影转型前的作品中，以一种温情的手法表现对淳朴乡土文明的眷恋，“农村”成为寄托霍建起文化想象的对象。这也体现出霍建起处在高速发展的后工业文明时代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以浪漫化的农村叙说和温暖的人性表达凸显了在消费文化中霍建起的人文坚守。但面对着新世纪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消费文化的崛起，政府开始加强对主流文化的宣传和弘扬。一方面近几年电影政策和审查制度的宽松；另一方面对多种类型和风格电影的探索，主旋律电影受到近几年来中国电影人越来越多的重视。为了在电影界继续立足，霍建起导演走向了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体的道路。

　　（二）主流意识形态对霍建起电影转型的影响

　　进入 21 世纪，一方面随着中国电影政策的宽松，审查尺度的放宽，主旋律电影在类型化叙述方式的探索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艺术片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举步维艰，导致霍建起在电影的选题和风格上开始转型的尝试。霍建起在这一时期看到了主旋律电影在类型叙事上进行艺术性融合的可能性，开始转向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体的道路。

　　正如霍建起在回答创作《愚公移山》的访问中所说的：“这个人就是一个苦出身，技术工人，一直这么干下来，一辈子爱厂，爱国，爱党。他家里人说他还有很多话我们没表现出来，从他的角度来讲是真实的。这部电影确实像你说的，是命题作文。但是当我见到李双良之后，还是有感动，编剧也这么说，我相信见到他的人都有这种感动，那是一个有魅力的人。”

　　因为感动，才有了艺术创作的动力，才有了霍建起在转型后的作品中的一次次尝试。从霍建起近几年的几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与早年的影片存在明显的差异。霍建起近几年的新作《愚公移山》、《秋之白华》、《萧红》，根据真实人物的真实事件进行改编，借助于复杂的叙事结构，诗意化的视听手段，使得转型后的电影作品变得厚重、博大，霍建起导演在这一时期创作上的转变其实是与当前文化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分不开的。

　　由于进入转型初期的中国电影市场，各种文化形态的汇流，体现国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被娱乐化大潮挤到了“边缘”.尽管当时出现了大批追求商业性的娱乐片，但在制作质量上出现了粗制滥造的现象。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电影市场依然没有改变低迷的情况，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逐渐加强，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努力寻找着既能满足大众市场需求又能充分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片。1996 年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正式确立启动电影精品“九五五○”工程。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艺术口号。尽管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入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但真正能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站得住脚的作品却是屈指可数的。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下，主旋律电影也开始向市场靠拢，主旋律电影商业化或者是商业电影的主旋律改造，形成了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中国式主流电影，代表作品有《黄河绝恋》、《紧急迫降》、《离开雷锋的日子》等。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失去了生活原生态的质感，缺乏艺术想象力，有违代表精英文化的“第五代”导演的艺术原则，但迫于现实语境的压力，“第五代”导演电影的创作都在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一定的妥协下，依然坚守着自己的艺术阵地。

　　进入 21 世纪，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者在“融入”和“渗透”上做着尝试，更加注重运用艺术化的手段来宣扬主旋律精神。创作者开始对早期相对外露的宏大叙事进行创新，“融入”细腻的人物刻画，将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渗透”进崇高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中。这种创作的转变影响了霍建起，他在艺术创作上开始了厚重历史叙事深度的挖掘。《愚公移山》中的李双良，虽然是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但霍建起在塑造英模李双良时，选择的却是人物生平经历中闪光的几个点来塑造人物，比如“退休代表讲话”、“惩罚徇私舞弊的记账员”等事件，将“神坛上的人”进行平民化处理，从人性化的角度塑造人物，表现个体化的历史，彰显现实的共同价值和道德标准。《秋之白华》在表现早期革命领导人瞿秋白时，以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作为故事的叙事表层，这也是为了适应以年轻观众为主导的电影市场做出的改变。但是，影片深层次上是为了体现瞿秋白崇高的革命精神与无私奉献精神，只是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善于把这种创作意图巧妙地隐藏起来。从创作方面上看，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在叙事策略上从原来的“高大全”模式和套路逐渐转变为追求人性化的表达方式，并且将商业化、类型化的叙述方式融入其中，使得中国主流电影的创作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在艺术创作上，这一时期的主流电影以细节和细腻的情感塑造人物，从人性化的角度对人物的心灵和精神进行新的诠释。而霍建起在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中，融诗于史，融艺术于思想，使作品在思想深度上跃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