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作为西方生态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分支，其理论和实践在环境保护和妇女事业中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近些年来，国内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在数量上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但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却尚有不足之处，大多或是侧重介绍和评价，或是相对生硬地将妇女与生态问题联系在一起，仍持过于传统的性别立场。在实践方面，也是和作为与实践本来就关系密切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严重脱节。实际上，在中国，环境问题和妇女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具有共通性，解决环境问题和发展妇女事业具有紧密的正相关性。回顾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及其变迁，探讨未国在借鉴和吸收其理论思想时所面临的地方性与境，思考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可能的探索方向，这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丰富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妇女事业的相关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及其演变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兴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妇女环境保护运动。1974年，奥波妮（F. d' Eaubonne）首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概念，希望促使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号召妇女起来领导一场生态革命，并预言这场革命将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以及男女之间的新关系。自此以后，生态女性主义始终是新闻界关注的大众政治运动，内含了妇女权益、环境保护、科技发展、动物待遇、反对核技术和战争等诸多方面[1].
在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女性之所以更与生态问题息息相关，首先是因为妇女与儿童是环境破坏最大的受害者。其次，更是因为妇女的本性和生态运动有着特殊的关系。例如，传统女性的角色能为真正有根基的养育环境伦理学提供基础，女性原则与"养育"和"保护"相关联，它被镇压会导致生态危机与对妇女的统治和剥削；妇女有一种直觉，可不费力地知道地球是生命过程；女性价值体现了较好的生态意识；妇女更接近于自然，更适于考虑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相关的学术研究均通过阐述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强调从性别视角看自然和环境问题能更深刻地体认女性与自然的"他者"身份，更深切地理解女性以环境保护为切人点的平等诉求。
随着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对上述看法提出反思，认为上述观点至多只能算女性的生态学，而不是女性主义的生态学；因为在她/他们看来，妇女与自然的特殊联系主要不是在生物、心理方面，而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它们都是父权制统治和征服的对象[l]56.其中，沃伦（K.J.Warren）和普鲁姆德（V. Plumwood）等进一步从哲学层面分析二者均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根源，对西方的二元论思想展开了深刻批判。普鲁姆德提出，西方理性主义关于文化/自然，理性/情感，男人/女人等系列二元对立概念的建构和强化，构成了统治妇女和自然的文化基础[2].沃伦阐述了西方社会价值二元对立思维、价值等级思维和统治逻辑三者共同导致对女性和自然的统治的概念框架；指出要实现妇女解放就要拒斥这套概念框架，并认为这也是解决生态问题的要害[3].至今，沃伦关于生态女性主义核心假设的总结已达成了共识。这些假设包括：（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十分必要；（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视角。⑷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环保运动同时兴起，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应运而生。总体来看，他们接受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白人中产阶级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主张，即对女性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具有相关性，解决妇女发展和环境问题必须包含生态学和女性主义的双重视角；但同时也因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而呈现出关注主题和学术观点的变化，这在印度着名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席瓦（V. Shiva）的理论主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她更为关注底层妇女的生活实践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尤其注重探讨环境恶化给农村贫困妇女造成的生存困境。其次，她强调理论必须与当地实际相结合，解决当时当地的妇女与生态问题，注重参与、组织、发动有广泛群众参与的基层运动。[4]
第三，她注重宣扬被主流女性主义和环境理论所忽略的第三世界经验及知识体验，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女性主义生态文明的主张，并注意将这一文明同下层妇女的环保运动、人民反对新殖民主义的运动、全球反对恐怖主义的运动等紧密结合。第四，她关注科学技术的殖民性质及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妇女与生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还有不完善之处，其社会实践也许还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它的学术意义和现实影响却很深远，尤其对于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而言更有参照价值[5].
二、国内现有相关理论探讨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那么，我们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进展如何？从总体上看，一方面，学术界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已有较多探讨，主要介绍和分析了其理论流派、基本主张、自然观，与其他环境理论的关系，以及它在当代环境保护实践中的贡献等内容。
另一方面，自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在全国妇联的组织下，妇女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也逐步展开，诸如中国妇女基金会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全国妇联为配合国家的环保要求而开展的"妇女？环境？家园"、"绿色家园"、"节能减排家庭社区行动"等系列活动。如此看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发展迅速，理论探讨和实际工作做得都不少，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理论和实践脱节。这导致我们的理论研究仅限于评介外来思想的层次，缺少本土化的、与中国现实相关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探讨；同时，实践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解还存在一定偏差，真正在生态女性主义主张下同时以解决性别问题和生态问题为行动主旨的实践进展缓慢。
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感兴趣的学者最主要来自自然辩证法（包括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与社会）和文学批评（生态批评）领域。自然辩证法领域的学者往往注重从哲学角度分析"性别-自然-科技"之间的关系，文学批评领域的学者则侧重探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意义，并以此作为解析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角度；这两个领域的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核心思想及其变化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但他们均重理论探讨而较少关注实践。比较而言，妇女研究和环境保护领域的文献较为关注实践，侧重探讨女性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但是，这方面的文献也存在问题，一是对妇女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仍存在本质主义倾向，早期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的"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本质联系"的观点仍然较为普遍地被推动妇女参与环保的学者和实践者所倡导和利用。例如"自然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本质上与自然是密切联系的，传统女性美德能够培养更少侵略性、更能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妇女与环境之间的这种深层次关联性，更好地发挥妇女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6]".另一个问题是这些文献大多是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与境中探讨妇女参与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优势，而较少在社会性别的立场上分析妇女参与环保对于性别平等事业的意义，没有体现生态女性主义对环境和性别的双重关注。例如，有文献对全国妇联动员组织的"三八绿色工程"的评价便是在激励妇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做贡献"、"广大妇女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支重要力量"的话语系统中进行的[7].可以说，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对我国实际的"妇女与生态"实践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
要逐渐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必须认真分析我们的本土社会文化与境，包括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特点、科技文化的特征等，探讨借鉴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推进和实践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为实现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性别平等提供可能性。
三、本土社会文化与境及存在的问题
不同于沃伦等学者从纯哲学角度探讨妇女与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本文侧重于从政治体制、经济增长模式、科学文化意识形态三个相对具体的层面探讨我国的性别平等事业和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1.现行环境与妇女事务管理体制及其问题
从管理体制看，我国妇女与环境事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主导型，采取的均是自上而下的实践和管理模式，这首先使得二者深受我国现行社会政治运作体制的影响。以环境而言，我国采取的是"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很多弊端。例如，环境职能部门数量众多，每一个都是独立的执法主体，而对它们的具体职责和权限以及相互之间配合的具体方式，现行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8],这导致部门之间在环境问题上有了相互推诿的机会。并且，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只对本级政府负责，环境保护机构内部上下级之间只是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对下级缺乏应有的制约力，执法过程中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9].再者，以行政区划为标准所设的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和管理体制，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使得跨区域环境问题上的合作治理与保护十分困难。比较而言，管理我国妇女事务的机构是全国妇联系统，与西方妇女非政府组织不同，该组织系统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它是在政府扶持下产生并且接受执政党领导的妇女群众组织，是按照从中央到地方，由全国到省、市、县、区、乡镇逐级向下的组织体系构建的，但上下级妇联组织之间只有业务指导关系，每一级妇联组织都必须接受同级党和政府在人、财、物等方面的领导和控制。这导致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在具体操作中，对妇联组织具体事务和实际运行的干预较多，在资金和工作走向上的控制较大，导致妇联工作行政化倾向严重[10].
其次，这种管理和实践模式易造成环境保护和妇女事务的政治化和形式化。换言之，我国妇女和环境问题的实践易受政府导向和相关政策的影响。在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和妇女事业给予高度关注的背景下，逐级机构不得不响应中央的号召和政策，组织实施环境保护和推进妇女工作，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往往是将其作为政治任务来对待，缺乏对环境和妇女问题的深入体认。这使得在实践过程中，环境和妇女往往都没有成为关注的焦点。以环境问题为例，中央的政策到地方常会因为政绩考核偏重经济指标等原因而出现形式化的倾向，加上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地方保护主义策略，将环境问题转嫁给其他地区。再以妇联推动的妇女保护环境实践来看，参与环境保护对于妇女而言的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认识。这与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背景存在较大差异，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主力推动者是非政府组织和普通女性，其实践基础在于妇女对社会体制、思想观念中与环境及妇女问题相冲突的内容有了较为自觉的意识，是妇女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实际需求而展开的自发性实践，内在蕴含着弱势群体、草根阶层在环境和社会平等问题上的政治诉求，倡导的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化理念。而在我国，由于妇联组织的特殊性质和定位，其作为妇女利益代表者的角色很难与其作为党群组织的角色进行协调或分离，因而其组织的妇女参与环保实践，较多侧重从妇女的天性、妇女的养育角色等角度强调其参与环境保护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国家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并凸显妇女在其中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妇女被本质化和工具化的可能性，而这和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妇女环境实践存在内在矛盾。
环境问题与妇女问题本质上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也因此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它对普通公众尤其是妇女在环境、健康、科技发展等各个方面权益的争取和维护上。妇女在环境问题上有参与权、决策权、话语权和监督权，这些权利应该嵌入现有的管理体制之中。我国现行环境与妇女事务的管理模式与实践现状，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所强调二者互为关键视角，以及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所凸显的政治性、草根性、自发性、差异平等和文化多元等理念还存在很大差距甚至矛盾冲突。借鉴和本土化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要求积极改革我国现有的环境与妇女事务的管理体制，甚至从根本上改变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模式与实践方式。
2.现行经济壜长模式及其问题
生态女性主义在过去几十年致力于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之间的深刻关联，揭示了其背后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和机械论的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的是一种生态经济学，主张经济发展必须嵌人环境正义的核心思想，它所追求的生态文明具有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深层内涵。换言之，在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经济发展必须同时保证环境可持续和性别平等（包括其他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正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我国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贫富差距等问题十分严峻。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发展必须包含的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这两项重要内容，正是我们目前所面临诸多问题的核心所在。
以环境角度而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资源利用效率低，髙速的经济增长以资源的髙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代价。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水平成为衡量和反映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怠慢。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成为地方与中央协商的筹码，国家环境政策才难以得到有效执行[11];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加剧了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增多，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进一步恶化。以性别角度而言，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和妇女状况的改善。具体而言，妇女受教育的机会、资源的占有率、经济收益以及在国家政治与经济活动中的参与权和决策权等，均不必然因经济的增长而得以波善或提高；不仅如此，妇女的地位甚至会随着GDP的增长而进一步被边缘化。
1995年至2005年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所反映出来的数据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者也为此呼吁积极推进将社会性别意识纳人到所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的主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步[12].
可以说，在对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片面追逐中，环境、妇女和其他的弱势群体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这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中可以找到大量例证。事实上，在西方曾经走过和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工业现代化过程中，自然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妇女及其他弱势群体地位与作用的提髙，并没有成为衡量其"进步"和"发达"的硬性指标；相反，它们却均因被认为与所谓的"现代性"和"工业文明"无关而遭忽略。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资本全球化的背后，裹挟而来的是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丧失。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环境问题和性别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仅仅通过将环境意识和性别意识纳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流之中就可以实现的，真正需要转变的是关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环境友好的思想观念与文化图式，需要打破的是关于发展和进步的现代主义神话，同时更要警惕全球化的危害。生态女性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指向这一道路的概念工具，它倡导的正是一种关于经济、性别、环境和发展的新范式。这一新的范式倡导从东方的、第三世界的、底层人的、女性的、自然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彻底反思和批判工业现代化的进步叙事，进而开创一种具有包容性、文化多样性、供养性的生态经济。正如萨勒（A. Salleh）所言，未来生态女性主义和其他绿色群体必须共同致力于三个基本目标，即生态的可持续性，保护物种、性别和代际之间的物质/能源相互依赖性；社会-经济正义，保护新陈代谢价值和对共同生活基础的主权；文化自治，保护"差异"和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多样性[13].对于我国而言，本土化发展生态女性主义，不仅要为国内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提供理论借鉴，更应为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如何兼顾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和文化自治提供概念工具。
3.科学文化意识形态及其问题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均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域中，科学文化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如同一对孪生子，二者共同建构了对环境和女性的定义，导致了对自然和女性的压制和剥削。
西方女性主义科学批判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探讨近代科学革命之于女性和自然的深刻影响，主旨在于揭示科学的父权制本质，挑战关于科学革命的进步性神话。在我国，科学自引人之初便是披着神话的外衣而来，它被知识界视为能挽救民族于危亡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物质力量；科学技术在我们随后的经济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最鲜明的表述。这一表述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科技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在考察本土"发展、自然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无法回避科技及其文化意识形态在其中的影响。
就环境问题而言，2005年发生的"敬畏自然"的讨论便集中体现了我国学界和民众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和观点。从主张"人类无需敬畏自然"的一方的文献中不难发现，科学被作为反对环境保护的一颗重要棋子，并已在某种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这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以及对现实环境问题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敬畏自然"是与科学思想相对立的一种非理性的、蒙昧的观念，现代科学的基本假设是物质世界的无意识性，在自然和生态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是始终必须坚守的基本立场，主张敬畏自然就是反科学，甚至是反人类[14].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早已为生态女性主义所广泛批判，麦茜特（C. Merchant）的工作表明西方近代"科学革命"最深刻的影响就在于导致自然的死亡。在她看来，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机械论的自然观把自然看成是死气沉沉、毫无主动精神的粒子组成的，全由外力而不是内在力量推动的系统，这一机械论的框架使得对自然的操作合法化[15];这种受近代西方科学意识形态影响的机械主义为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提供了辩护"[15]236.从本质上看，科学主义倡导的是一种去多元化、去地方性和去差异性的所谓的客观性话语，这与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理念存在深刻的内在冲突。
以性别问题观之，与西方近代科学一同被引人中国的还有其基本的隐喻特征（包括理性、逻辑、客观等，甚至被极端化为真理和正确的代名词），并且这些隐喻特征很快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所批判的二元论在我们的本土与境中同样存在，并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一影响在实践领域有鲜明的体现，从生理性别角度看，中国女性参与科技活动的总体比例仍然不高，身处金字塔顶尖的女性更是寥若晨星，性别分层仍然是科技领域的普遍现象；从社会性别角度看，女性气质在隐喻上依然是作为科学的对立面而在科技领域被贬低和压制，实现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平等因此也更为艰难。国内的学者做了很多统计研究，对我国科技领域的性别现状有了一定的认识，要求将社会性别视角纳人到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之中。相比之下，对于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而来的文化观念以及科学主义的本土形式，及其对我国社会性别观念和女性参与科技实践的影响，却仍然缺乏探讨。在这方面，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贡献是特别突出的。例如，有代表性的席瓦的《失窃的收成》一书，就从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的视角反思了跨国公司对于全球农业的掠夺问题，对于转基因技术对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严重问题和令人担忧的前景，进行了深人分析[16],在思考第三世界发展方面颇有令人聱醒的意义。
然而，文化观念层面的影响往往是更为潜移默化的，科学主义和二元论的缺省配置一经形成，其对于现有的科技发展、环境保护、性别平等、社会改革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将是深人骨髄的。为此，要借鉴或发展生态女性主义，要求对我们的科学文化尤其是其中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深入探讨，分析其在我国迈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自然和包括女性在内的其他弱势群体，以及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性别关系结构的深刻影响。
四、结语与展望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缘起于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其特点在于公众对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危害，对于妇女权利的争取及其重要性，以及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等，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社会已逐渐进人了一个反思工业文明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阶段，生态女性主义对环境和性别问题的分析也因此经历了从关注实践领域的环境问题和妇女解放问题，过渡到了对西方社会二元论等深层次意识形态的反思和批判。这些分析和探讨对于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是，第三世界国家有其特殊的国情，它们大部分正在努力或已经开始步人工业现代化的道路，实现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是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同时这些国家的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也存在很大差异，生存和基本的物质需求对她们而言往往是更为迫切和重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内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关心的是现实领域的性别状况，尤其是环境破坏对底层女性的影响，关注西方科技和资本入侵（例如转基因技术和相关的大型跨国集团）对本土农业、工业、经济和环境的破坏与深远影响，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
对于我国而言，一方面要借鉴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以及科技领域的性别政治问题，注意科学被意识形态化对于环境和女性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要借鉴其他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的入侵及其对本土经济社会（包括环境和性别）的巨大影响，关注本土科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与自主发展，同时致力于自身的内部改革。然而，无论是借鉴西方还是其他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推进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发展，都要求深人分析和探讨本土的社会文化与境，避免照搬照抄。本文在此只是初步分析了我国本土与境的几个重要方面及其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构成了本土化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障碍，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其可能的探索方向和研究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我国的性别平等事业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同时纳人对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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