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问题解决的策略

　　摘要：通过“钱学森之问”，我们对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于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从学校、以人为本、创新精神的角度来研究对策。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高等教育，对策    
　　
　　一、引言：从“钱学森之问”说起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着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着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举例来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曾几何时，我国的大学教育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高等教育也面临着欣喜的发展环境，大学数量和在校生数量不断增多，呈现出良好局面，但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导致兴起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这无疑是可怕的。高考录取和大学发展也是每年的热门话题，这不禁引起了我们对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的思考。 
　　
　　首先，教育产业化是现行高等教育问题之源。虽然教育部曾宣称“教育部从来没有提倡产业化，也从来不同意大学搞教育产业化”，但人们已清晰的看到现在的教育产业化愈演愈烈了，到底是教育部监管不利放任自流还是学校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之呢？应该两者都有。  产业化必然追求规模效应，目前国内热衷于“211工程”、“985工程”等大工程，导致了高校疯狂扩招、盲目合并和提升规格，造成教学设施和师资不足，培养学生质量一再下滑。扩招造成培养的本科生水平下降是不必说了，关键的是硕士特别是博士的扩招令人痛心疾首。本科生已经泛滥还不过瘾，还要将原本培养质量就不怎样的博士继续拉下水，一个导师带十几个硕士早就不足为怪，现在带几十个博士也非天方夜谈。某调查表明国内每名博导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远远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3名学生的比例。本来科研资源就少，还要分散，加上导师指导不力，忙着赚钱并让自己的学生成为廉价劳动力，培养出的研究生水平高才怪呢。所以就出现了硕士博士数量多了，搞研究的反而少了，热衷于当官的多了，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初衷变了味。 
　　
　　扩招的同时出现了学校纷纷设立新校区、分校，形成了新形势的“圈地运动”、“大学城工程”，学校规模扩大了，但是质量和档次没有得到质的提升。扩招还出现了学校不切实际的不断上马新专业，专科升本科院校等，只注重外在形象，忽视了内在品质，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培养的人才和现实脱节，曾有相关大学校长提出了“专业设置不符合市场经济需求应该取消相关专业，如管理、法律专业等”。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谁又为重复建设买单呢？央视青年歌手大赛中的文化考试也显示出了诸多参赛大学生知识水平的不足，虽然文化考试占的分值不多，但我们失望的看到很多学音乐科班出身的学生对于知识的陌生，比如看图不知道是圆明园的遗址，不知道是谁烧的；不知道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作者是普希金等；倘若因为他是学音乐的对文学历史陌生还有情可原，而说不过去的是甚至对音乐史里的知识都不知道，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念了四年音乐的大学生顺利毕业的时候是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二是诸多学校表现出“官本位”的缺失。现行高校校长很多是副部级官员，学校内部行政也按评定各种行政级别。作为教学的宗旨是教书育人，不是学而优则仕。官僚体制的推行使得校长和学校领导们失去了主见，唯上级意志是从，不敢反对错误的政策，行事求稳，改革起来也畏手畏脚，失去了“自由精神”和创造力。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大教育家蔡元培，他将京师大学堂这个暮气沉沉、培养官员的衙门式学府，改造成兼容并包、招收女生、具有开放精神的北京大学。要说行政级别，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时，什么都不是。而在此之前，他做过前清的翰林，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总长。可后世者几人能知道他曾任教育部总长？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担任北大校长的贡献。而国外那些卸任的总统，即使想到哈佛、耶鲁这样的学府，谋一个教职，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学的地位，本来就不是靠行政级别来体现的，如果一个校长非得靠其副部长的级别来衬托自己的地位，又说明了什么呢？ 
　　
　　三是高校学术环境建设不利，导致教学人才流失。只有靠一流的大师才能造就一流的高校，但目前高校中大师奇缺。部分原因在于高校糟糕的学术环境使海外学成学者望而却步，据有关统计表明我国约四分之三留学人才滞留海外。高校学术环境糟糕，表现为人事制度考评不科学和惩治学术腐败不利。在这里举两个例子，近年来一直有人在批评把SCI论文数作为评职称、评院士、申请科研基金、评价学校学术成绩评价指标的弊端。甚至用发表一篇SCI论文就奖励数千甚至上万元的物质刺激来鼓励，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评价方法很快被滥用了。许多中国科研人员挖空心思地增加自己的SCI论文数，或一稿多发，或将一篇论文拆成几篇发表，或专门找一些被SCI收录、但是发表门槛很低的期刊投稿。据南方周末报道有人向新语丝网站发来一篇稿件，批评宁波大学理学院执行院长郑岳青教授在2002～2004年的3年间就发表了82篇SCI论文，数量惊人，而且每篇论文可获得7000元奖金（后来宁波大学表示为每篇4000元），但是这些论文绝大部分都是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简单的实验结果，发表在影响力很低、来稿不拒的所谓“垃圾期刊”上。这篇文章登出后在网上引起了大讨论，随后几家报纸也做了跟踪报道、评论，称之为“郑岳青现象”。其实这在国内学术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郑教授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也不是最严重的。而另一个典型是因肺癌去世的上海交通大学讲师晏才宏，这位老师的死引发了争议，他终年57岁，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广受赞扬，但由于没有论文，去世时还仅仅是个讲师。有人说他上课已达到了这种境界：一杯茶、一支粉笔随身，从不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知识早已烂熟于胸，例题信手拈来，讲课条理清晰、自成体系。加上一手俊秀的板书，洪亮的嗓音，他的电路课被誉为“魔电”，几乎场场爆满，座无虚席。这样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为什么至死连个副教授也评不上？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论文。根据高校现行考核体制，教师评职称主要看科研论文的数量，而晏才宏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像样”的学术文章。上海交大一位负责人这样解释：在中学，这样一个老师可被评为特级教师；但是大学要求教学、科研并重，教师既要传播知识，又要创新知识，两者不能偏废。以此衡量晏才宏就不够全面。学生非常满意的老师因为没有论文到死也没有评上教授到底是不是悲剧？ 
　　
　　四是大学生伦理、社会良知和人文素质的匮乏令人心痛。举个简单的例子，学校考试作弊大家习以为常，学生的借口是大家都作弊，这是学生缺乏正确价值观念引导和随大流的悲哀。社会良知是价值取向、价值观的表现，是人类世代都面临的挑战，我们不仅要主张学生多学人文课，关键还是正确的教法，因为学习了人文课程，并不保证有社会良知，否则在社会上就不会看到济富劫贫的律师，只顾公司盈利不顾员工生活的首席执行官，或是文科毕业的贪官。正所谓教育的效果，内涵固然重要，教法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我国高等教育问题解决的策略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首先，要有鼓励创新的氛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做产品、做商业不一样，它是一种创新，是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东西。我很赞同这样一句话：“科研能否成功，就是要看走到悬崖能不能再向前走一步。”要明白，一个了不起的想法，真正做出成果来是相对较长、比较痛苦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培养一流创新人才，鼓励创新的氛围很重要。科研需要鼓励，甚至鼓励大家去犯一些错误，做一些看起来不太会成功的事情。 
　　
　　其次，敢于否定的精神非常重要。一旦下定决心进行研究，首先就要敢于否定别人的成果，并想一想：前人的成果有哪些是不对的，有什么方面可以改善，有什么地方可以加强。当然，培养这种批评精神的同时，更要培养自我批评、愿意接受批评的精神。中国的科研，也许是文化的原因，崇尚谦虚谨慎，对待别人成果以肯定居多，敢于否定的意识薄弱。其实，在科研和学术方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应该再加强一些。 
　　
　　再次，学校要赋予学生三个“法宝”，即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就是在大学期间引导学生往科研方向走，注重营造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氛围。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立志做科研，但至少要创造出引导他们、吸引他们的机会。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行为转化为自主行为，让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学生只有变成学习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活，教师的教学才能最终提高效率。 
　　
　　最后，要“以人为本”。我个人理解，教育“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往“批量生产”的学校教育视学生为物品的一种理念变革。是尊重学习者、服务学习者、 促进学习者可持续发展，为其终身受益的一种新兴教育的原则精神的体现。“以人为本”并非一味地顺从和迁就学习者率性而为，而应该是在原则正确、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地帮助学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个性优势，扬长避短，不断增强学习的信心和探索问题的兴趣与勇气。在此原则之下，学校、家庭和社会对学习者仅有“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尊重、交流、换位、倾听和真诚的批评，并给其适当的锻炼和考验。  
　　
　　四、结语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  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需要引起政府，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培养人才需要社会、学校、家庭、个人同心协力，多管齐下才能取得好的成效。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在杰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方面形成更高共识，凝聚更大合力，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载《人民日报》，2009年11月5日第11版
　　2. 刘尧：《辩证思考_我国高等教育问题》，刘尧，《煤炭高等教育》，2004年9月第22卷第5期 
　　3. 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 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载《新安晚报》，2009年11月11日
　　4. 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潘懋元，《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年01期 
　　5. 蒋波，吴鸣：《高等教育现状研究》，蒋波，吴鸣，《科技资讯》，2008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