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贾樟柯电影中的边缘人物
当今影坛，影片内容丰富多彩，表现手法形式多样，票房记录频繁刷新，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有一些导演，不被外界所扰，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拍摄风格，在电影创作领域不断探索，贾樟柯就是其中之一。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贾樟柯保持着第六代导演的底层意识，他被称作是“明确的坚守民间立场，标榜以独立影像书写个人记忆的电影导演”①。他的电影以真实再现社会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为主题，边缘人物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美国社会学家帕克认为，边缘人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的人②。本文所指的边缘人是指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群体或在体制中心外徘徊的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贾樟柯的电影被评价为“理性、冷静的现实记录，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次颠覆，是边缘人走向电影中心位置的一次成功尝试”③。边缘人是贾樟柯电影的绝对主题，是电影拍摄的主人公。
（一）贾樟柯电影中的边缘人物类别
当第六代导演集中表现都市生活的人生百态时，贾樟柯把镜头对准了农村。张元、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生活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他们关注的是先锋艺术家、摇滚歌手、女权主义者等都市中的边缘人物。贾樟柯电影则表现出自觉的农村意识，电影主人公永远来自小县城，对农民工、妓女、小偷等县城的边缘人物的叙述和关注，构成了贾樟柯电影底层叙事的主题。
1.辛勤劳动的农民工
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民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群体应运而生。当今中国的农民工，兼具农民和工人的身份特征，在城市最苦最累的岗位都可以看到农民工的身影，他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贾樟柯电影中，农民工是很重要的表现对象，他把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真实的呈现于荧屏。《世界》中，成太生的老乡们到世界公园的建筑工地打工，初到公园的他们对公园里的仿真建筑惊叹，但他们更关心的是在这里打工是否能拿到钱。这些农民工并不像小城里来的年轻人那样对城市生活有所觊觎，他们相对封闭，几乎不会建立和城市的任何联系，不会过多的体验城市生活，只在自己的老乡圈内交往，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拼命工作赚钱，然后寄回老家养家糊口。《三峡好人》主要表现三峡工程给移民带来的系列问题，在影片中真实的再现了农民工的生活。山西矿工韩三明为了寻妻来到重庆，在他落脚的小旅馆里结识了一群干拆迁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租住在环境恶劣的小旅馆里，每天赤身露膀的凭借蛮力进行拆除，最快乐的事就是结束工作后聚在一起喝酒。他们人生的主要目标就是打工、挣钱、养家，为了挣更多的钱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跟随韩三明去山西当矿工。农民工干着城市里最苦最累的活，但他们的生活环境却非常差，生存艰辛，贾樟柯把这些农民工真实的生存状态搬上了荧幕。
2.混世度日的无业游民
游民在中国社会存在已久，学者王学泰认为：“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①。在贾樟柯的电影中，表现出很多没有固定职业的游民，小武、斌斌、小济等都是典型的无业游民形象。《小武》中主人公小武的身份是一名小偷，他没有正经工作，以偷盗为生。影片没有以他的身份大做文章，而是真实的记录了小武的日常生活。小武最大的特点是“对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有特别大的热情与幻想”②，然而他却遭遇友情的背叛、爱情的折磨、亲情的伤害。贾樟柯用一种平视的视角，表达了类似于小武的小城里游民的真实情感及受到打击后深深的失落与茫然。《任逍遥》中，斌斌和小济是两名“待业青年”,家庭贫苦。他俩整日混迹在生活的小城，追求美好爱情，希望出人头地，但他们并不想工作，缺钱时去抢劫银行，最终锒铛入狱。他们莽撞又无知，沉迷幻想却无从下手，终究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贾樟柯通过游民主题，表达了对在多元文化冲击下迷茫的社会青年的担忧和悲哀，借以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3.欲望都市的青年打工者
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大都市，与农民工单纯为了挣钱养家不同，他们希望融入到城市生活。表面上，他们在城市打拼，穿着得体，生活光鲜，仿佛慢慢融入城市生活，而实际上，他们始终是“游离在城市之外的，在城市里‘讨活’的边缘人”①。电影《小山回家》讲述了春节前夕失业青年小山找同乡回家却屡次碰壁的故事。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无论人们身在何处，春节都要赶回家乡，和家人团圆过年。但在《小山回家》中，贾樟柯敏锐的捕捉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留在城里过年的趋势。他们或因没有“出人头地”而羞于回乡，或因利益驱使而延迟回家，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瓦解了传统的习俗。在电影《天注定》中，农民工小辉 17 岁就背井离乡，先在广州的服装厂工作，后又到东莞夜总会谋生，在遭遇爱情的不幸和亲情的冷漠后，最终跳楼自杀。在当代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青少年“进城打工”是比接受高等教育更加现实的出路。具有极强可塑性的年轻人极易被都市生活所感染，常常会形成强烈的心里冲击。贾樟柯关注到这一现实，把青年人进城后受到冲击和生存压力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发人深思。电影《世界》表现的是一群来自小城镇的青年在北京的生活，他们怀揣着对大都市的憧憬来到陌生的城市，白天他们身着华丽的服饰在世界公园里各司其职，下班后则回到狭小、阴暗的出租屋内，在都市的某个角落艰辛的生存。他们在城市里一次次追寻，又一次次碰壁，甚至于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贾樟柯“借一群外来务工人员的眼光看这个缤纷多彩的镜像世界，理想却被现实撕得支离破碎”②。对于年轻的打工者来说，“在城市里，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归属感，游离于现实与梦幻之中，可城市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理想”①。最终，这些小城青年心中城市的光环被现实消解的无影无踪。
4.体制“遗弃”的下岗工人
贾樟柯的电影里还表现了被体制“遗弃”的边缘人，也就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电影《任逍遥》中最早出现了下岗工人的形象--斌斌的母亲。电影里斌斌母亲拿出来一个饭盒，里面装着一沓钱，她给斌斌说“我现在和厂子没关系了，我的工龄被买断了”.
人到中年却突然失业，除了一次性补偿没有任何保障机制，斌斌母亲言行中充满不安和无奈。在《二十四城记》中，贾樟柯将下岗职工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向观众呈现了自沈阳迁至成都的原 420 军工厂下岗职工的群像。电影中，贾樟柯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展示了原 420 厂 3 名真实职工和 4 名虚构职工的生活。电影中，420 厂的下岗职工何锡坤回忆起厂子的兴衰不禁潸然泪下，他见到自己的师父不禁言语哽咽，师父早年的爱岗敬业和晚年的凄凉处境，激起人们内心的无限感慨。同是下岗职工的侯丽君，与母亲分别十几年，随厂从东北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四川，最终却因为体制改革下岗，她没有半句怨言，积极再就业，展现出老一代国企人的崇高品格。下岗职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牺牲品”,如今我们在享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给我们的美好生活时，几乎遗忘了这些曾经的中国发展“铺路人”.贾樟柯把 420 厂这样一个经历着中国当代历史巨变的大型国企的故事展示给我们，提醒我们要时刻铭记那些为国家发展而牺牲自我的时代英雄。
（二）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
要探讨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离不开两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从物质层面来看，他们的物质生活贫苦；从精神层面看，他们感情生活都面临危机，精神世界都很贫瘠。
1.物质生活的贫苦
贾樟柯关注的首先是底层人物生存问题，边缘人物大多生活贫穷，经济拮据，这是边缘人物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也是电影不能回避的话题。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没有刻意的突出贫困，但通过他的镜头，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边缘人物的生活艰辛。
（1）经济拮据
边缘人物的生活艰辛，究其原因就是缺钱，钱是不能回避的话题。在贾樟柯的电影中，边缘人群经济窘迫的状况反映在点滴的细节之中。《世界》中的“二姑娘”本名陈志华，跟随老乡从沈阳来到北京打工，为了多挣钱，在工地上完白班又加上夜班，最终遭遇事故不幸离世。“二姑娘”拼命加班挣钱，以此来缓解经济紧张的困境。“二姑娘”
临死前在烟盒上歪歪扭扭的写着欠工友的钱数，最少的 3 元，最多的 50 元。从他的七笔欠款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生前的生活状态。他的欠款金额都不大，借款并不是为了应付急需用钱的大事，而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他的借款次数很多，先后欠了七个人的钱，可见他并不是一时缺钱，而是长期的经济状况都比较拮据。在《三峡好人》中，韩三明和工友们的拆迁工程就要做完了，大家在议论接下来的打算，韩三明告诉工友们老家山西煤矿一天可以挣两百块钱，但煤矿经常出事死人，工友们为了多挣钱养家，毅然决定跟着韩三明去山西。电影通过种种细节，表现了广大农民工贫穷的生存状态。
（2）生活艰辛
对底层人民来说，生活的贫苦表现在物质资源的匮乏上，也表现在生活条件的艰苦上。在《小山回家》中，小山春节想回家过年，但最终却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春节回家的“火车票”,对农民工来说就是稀缺资源。贾樟柯或许没有想到，农民工春节回家买票难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房子对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人们奋斗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建设好自己的家。但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边缘人群蜗居在破旧的房屋里。《小山回家》中的小山租住在一间破旧的平房里，四面徒壁只有一张床，即便烧着煤火冬天也十分寒冷。《三峡好人》中的农民工租住在简陋的筒子楼里，一间房子住十几个人，所谓的床就是一块搭建在地上的木板。《任逍遥》中，小济父子住在自己修自行车的门市里，狭小的空间甚至都放不开两张床，小济和父子住着上下铺。《二十四城记》中，下岗工人们住在工厂以前分配的福利房里，破旧的家属楼、狭小的房屋面积和工厂原址将要开发的新楼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贾樟柯电影中的这些镜头，没有利用道具，没有虚假场景，全部都是实景拍摄，真实而全面的表现了底层人群的生活状态。
2.感情生活的危机
对人物生存状态的关注，除了物质生活层面，还有精神生活层面。在感情生活上，这些底层人群大多存在着诸多的不如意。正是这诸多感情的不如意，加重了底层人群生活的辛酸。
（1）亲情的冷漠
家是温馨的港湾，是漂泊灵魂停驻的地方。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他们的家庭大都支离破碎，家庭无法带来安全感和保障，在家庭中得不到任何温暖，亲情的冷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些边缘人物悲剧命运的催化剂。《小武》中，小武母亲为了讨城里的儿媳欢心，把小武送给她的金戒指转送给了城里的儿媳；小武父亲让小武出钱给哥哥结婚，被拒绝后竟让小武滚出家门。小武在遭到友情和爱情的伤害后，本想回家寻找一丝温暖和依靠，但父母只想从小武身上得到金钱，把他当做了赚钱的机器，并不关心小武的成长和生活，父母的冷漠让小武绝望，加重了小武的心灵创伤，小武最终盗窃被捕。《任逍遥》中，关于巧巧父女的电影画面很少，但却直接揭露了父女之间亲情的冷漠。中国人讲究养儿防老，尤其在父母生病的时候，儿女应该在床前尽孝。但在电影中，巧巧和父亲之间感情生疏，父亲生病住院，巧巧没有守在父亲床前伺候，只是欠费时到医院交钱。巧巧的父亲因欠费被医院挪到楼道里，巧巧交钱后去和父亲见面，父亲老泪纵横的和巧巧说着什么，但巧巧表现的极不耐烦，从医院出来后还和朋友吃喝蹦迪，一点都不挂念生病的父亲。老人生病时是最需要关爱和呵护的，巧巧却对父亲漠不关心，维系父女关系的不是情感，而是冷冰冰的赡养义务。
（2）友情的摇摆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很多人把朋友看作是相伴一生的财富。贾樟柯电影中的这些底层边缘人物，大多数虽然讲义气、重友情，但有时候却也背信弃义。
对于底层人民来说，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质保障，当处境相同时，两个人可以结伴而行；但当一方的处境发生改变时，两人很可能就会各奔东西。《小武》中，小武信守对小勇的承诺，在小勇结婚之际给他送去两斤钱的礼金。小勇却碍于小武的小偷身份，不愿别人知道自己和小武是朋友，不但没有通知小武参加自己的婚礼，还要拒绝小武在严打期间冒着被抓的风险而凑齐的礼金。小武把小勇当作同甘共苦的兄弟，希望得到小勇同样的回应，但小勇飞黄腾达后急于和小武划清界限，小勇的行为让小武心寒。《世界》中，小桃和刘有有本是同住一室的好姐妹，她们彼此依靠，相互帮衬，小桃撞见刘有有和穆经理约会替她守口如瓶。但当刘有有靠出卖美色成为主管后，不但不感激小桃为自己保守秘密，还不顾曾经的情谊，蓄意报复小桃，故意把没人干的工作安排给小桃。曾经的好姐妹却突然反目，刘有有的行为刺痛着小桃的神经。本来同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彼此是有真情实意的挚友，但随着一方境遇的改变，友情遭到了无情的背叛。小勇和刘有有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他们急于脱离底层社会，昔日的友情也就土崩瓦解。
（3）爱情的虚无
爱情对于底层人群来说更像是奢侈品，他们渴望爱情，希望能在爱情中寻找到在亲情和友情中缺失的温暖，但结局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小武》中，小武和胡梅梅的感情朦胧而单纯，小武在卡拉 OK 认识了梅梅，想要认认真真的和梅梅谈恋爱，然而还没来得及正式表白梅梅就不辞而别，跟着太原的有钱人远走。虽然梅梅是歌厅的陪侍女，但小武却并不介意梅梅的身份，他对梅梅付出了真感情，想要和梅梅认认真真的谈恋爱。
但梅梅最终还是选择了有钱人，她的不辞而别让小武的爱情还没开始就已结束。《天注定》中，同在夜总会工作的服务生小辉和“三陪女”莲蓉相互爱慕，在异地他乡的陌生环境中，两个孤独的年轻人互相关心，相互取暖。随着感情的升温，小辉想要带着莲蓉远走高飞却遭到莲蓉的拒绝，爱情受挫的小辉独自离开了夜总会。莲蓉拒绝小辉因为她已经是一个三岁女孩的母亲，她需要夜总会这份付出少却赚钱多的工作来保障女儿的生活。她对小辉有感情也有不舍，但与自己的感情相比，她必须首先保障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对于这些边缘人群来说，面对现实生活的压力，生存是最重要的事情，爱情对她们来说是不敢企及的奢求。
3.精神家园的贫瘠
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也是社会转型期阵痛最明显的国家。在物质文明突飞猛进之时，精神文明没有跟上物质文明的步伐。对于社会变革，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尚且产生“精神休克”,底层人民则遭遇价值观念崩溃，精神家园被摧毁，与社会发展“格格不入”.
（1）信仰的缺位
面对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底层人民彷徨、焦虑、迷茫。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其他的意识形态就会趁虚而入，毫无应对能力的底层人民很容易崇信封建迷信。在贾樟柯的电影中，也关注到边缘人物信仰缺失的现状。在电影《天注定》中，贾樟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反衬出信仰的混乱与遗失。影片伊始，一辆载着圣母圣子像的三轮车缓缓经过毛主席雕像，圣母圣子像和毛主席雕像形成鲜明的对比。众所周知，毛主席雕像被看作是共产主义信仰的标志，而圣母圣子像是基督教的标志，影片中看似游离于主题之外的闲笔，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共产主义信仰和基督教并存的现状。影片中，刚刚在寺庙祭拜完的村长，被大海射杀在寺庙的门口。村长是国家公职人员，本应坚定的信仰共产主义，是无神论的拥护者，但他对佛教心存敬畏，然而佛教最终也未能保他平安，反讽意味浓厚。抢劫犯三儿过年回家，在除夕之夜点燃三支香烟祭祀被自己杀害的人，用这种方法来救赎自己不安的灵魂。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切违法犯罪活动最终都将得到法律的制裁，三儿想要靠封建迷信来救赎自己凸显了他淡薄的法制意识。小玉被打之后拼命逃跑，躲进了“命运天注定，灵蛇知祸福”的灵蛇表演车；莲蓉和小辉去河边放生，还请了尊佛像，希望以此来解救自己的灵魂，这些都是主流信仰缺失的结果。以上的片段中，基督教、佛教、封建迷信杂存，有的还成为了人们灵魂的支柱，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主流信仰的缺失。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大的特征就是思维，人的思想活动必定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主流信仰失声、失语、缺位的情况下，人们的科学、民主、法制意识就会越来越淡薄，其他的思想意识形态就会趁虚而入，人们久而久之就会被其同化。影片中这一个个的镜头，看似简单的罗列，却是导演匠心独运的安排，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灵魂信仰的真空状态以及看似多元的信仰实际上的虚妄与无力。
（2）自我的迷失
随着中国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的发展，给人的思想观念带来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突然崩塌，内心惶恐不安，急于找到精神依靠，急于宣泄自己膨胀的欲望，很多人于是迷失了自我，没有理想、没有追求、虚度年华，过起了随波逐流的快意生活。
《站台》中，文工团里前卫时尚的年轻人被喇叭裤、港台歌曲等流行文化元素包围，他们热爱自己的演艺事业，但是随着文工团的改制，他们很多人埋没了青春梦想，尹瑞娟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尹瑞娟喜欢跳舞，舞蹈是她生命的灵魂，但在文工团改制和感情遇挫后，她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舞蹈梦，成为了一名收税员。公务员的生活固然轻松安逸，但却牺牲了尹瑞娟的青春梦想，她只能自己晚上在办公室翩翩起舞。《世界》里有一群从小城走出来的年轻人，赵小桃是其中一员。她在北京世界公园打工，对大城市充满渴望和向往，希望自己可以出人头地，可以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但面对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她需要拼命工作维持生计，尤其在遭遇了男朋友的背叛后，她的精神遭遇打击，忘却了自己的梦想，选择了殉情来终结生命。《任逍遥》
中的斌斌本来在工厂工作，后来因为不喜欢老板辞职，在母亲训斥他时还声称不要小看自己。因体检不合格而不能去当兵后，斌斌整日和小济混迹街头，无所事事，没有人生目标，无视人生责任，逐渐迷失了自我，最终走向了犯罪的道路。这些缺失信仰、迷失自我的边缘人物，最终难逃悲剧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