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一、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1）选题背景与原因
在整理导师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教育》过程中对题目有些思考：社会融入应是自发状态下循序渐进的实现过程，而有被动地受教育的需求，表明社会融入的自发过程受到了外力的不利影响，出现反复、阻滞甚至倒退的状况，研究发现信任危机是自发过程中的不规范状态，成为影响社会融入实现的重要变量。而导致社会融入难以实现的因素较为复杂，社会环境和政策的限制不容忽视，但现阶段融入过程的反复与社会主体间的信任危机密切相关，以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不和谐为突出表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信任危机会带来彼此人际关系紧张、人情冷漠，降低了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和生活品质；同时，容易引发社会秩序的无章与混乱，加重市场经济的交易代价和运行成本，影响城市化推进与社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实现。无论是背景表现还是影响作用都表明这是极具研究价值的现实问题，值得也需要进行深入理论探讨。
而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作为研究主题，既是基于专业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思考。从研究内容来说，信任及其外延问题隶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连接其理论的关键内容，“马克思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哲学角度运用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信任状况及信任危机进行深刻分析与研究，提出了独特的‘信任异化观’的观点”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对资本主义政府信任的彻底否定、对于工人阶级及其群众的信赖与拥护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中开始的；从研究主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是横跨农业与工业的特殊群体，是工人与农民身份的混合体，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关键，他们的情况和发展隶属于“三农”问题范畴，而“三农”问题解决的好坏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左右我国城镇化的推进步伐，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从我国对待这个群体问题的政策与态度中可见一斑，2004 年至今连续 12 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纲领性和指导性文件，2010 年一号文件中更着重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足见“三农”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事关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构建以及新农村建设。第二，也是基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专研导向的选择。从研究内容来说，信任本是人类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枢纽，有助于和谐美好人际关系的确立及稳固社会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当下社会各层面存在的不同程度的信任缺失，信任危机频发的现实才是信任最突出的表现状态。特别是涉及到新生代农民工，而一旦信任感和信任度的持续走低触碰到底线，对社会发展和个体生活的破坏性将是致命的，如果不进行有效疏导，带来的不良后果将很可能导致社会秩序解体。
（2）问题提出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无论是融入方式还是融入过程，在社会转型中实现已非易事，加之信息供给不足和信息渠道不畅导致的信任危机的普遍存在，左右着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的运行状态，成为影响社会融入程度与状态的重要变量，处理不当就会引发负面连锁效应，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也是与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及城镇化”四化协调“发展趋势相违背的。这是分析问题的关键点，也是解决问题的着眼点。
选择从信息角度入手，在描述主体特征与发展现状基础上，以信息不对称视角为切入点，着重分析社会融入中信任危机的信息不对称特征表现、信息不对称与信任危机的作用机制等，并结合主体在劳动力市场、社会交往与权益表达等方面的存在方式，充分认识到信息不对称对于社会融入中信任危机的影响及意义，并应用信息的可传递、可理解、可反馈等功能，提出缓解信任危机的改善方案，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现提供理论参考，减少社会融入中不必要的摩擦。
二、研究意义
当前，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生活和发展环境复杂多变，纠纷日益凸显，冲突日渐频繁，使我国陷入多种社会矛盾的纠缠中，在不同领域及主体间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中表明了这样的事实：中国的社会信任多次徘徊在警戒线，现在降到了”不信任“水平。在众多的不信任表现中，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危机是最危险的，如果缺乏有效的疏导与控制，随时可能转化成群体性事件，甚至演变成社会危机，带来社会秩序的解体。现代社会环境中，信任危机的发生机制较为复杂，不同社会成员间的信任问题产生的机制与成因不同，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需要区别对待。本文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信任危机的分析则是对特殊群体信任危机的表现、成因、机制等问题新的思考方向，无论是理论角度还是现实意义上都有不小的研究价值。
（1）理论意义
信任危机的形成机制复杂性较强，特别是涉及到身份特殊的新兴社会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时，更是涵盖了社会、心理、经济等方面的多维社会问题。众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发展都不是单向度因素决定的，多元社会问题需要多元理论支撑，充分的理论探索有助于理清问题的发展脉络，理解问题的实质与内涵，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
以信息不对称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学科间的交叉理解和多样性的方法解释，深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信任危机的理论阐述，把握特定主体信任危机的发展内涵，增强对信任危机危害性与社会融入必要性的认识，对存在问题进行综合、系统的比较与分析，拓展问题的研究视野。在具体研究中，针对信息、信息不对称、信任及信任危机之间关系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理论选择的意义与作用，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将信息的形成、传递及反馈等功能运用到信任危机的讨论中，有助于分析问题的作用机制与影响，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可操作性的路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是对现有的较为成熟的社会融入、信任危机及信息不对称等理论的补充、丰富与扩展。理论是在现实中产生、发展并为现实服务的，正确、丰富的理论知识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才有助于效用发挥的最大化。
（2）现实意义
目前的社会服务供给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实需求，融入过程中的信任危机问题十分严重。以往探讨信任危机时侧重于主体不信任的现象描述和政策变动对信任的影响等方面，将问题成因简单地归结为心理层面或制度因素，将信任危机看成道德沦陷或政策阻滞的单向运动，在选择解决方式时就只从道德途径和政策变动出发，容易造成对信任危机问题理解和处理的片面性、局限性。
在信息不对称视角下对社会融入中信任危机进行解读，是跳出以往过分依靠制度、道德等因素为主导研究方向的新的视角选择。通过对主体信任危机的归因本质和机制方法的探究，寻求及时、有效地控制社会主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失衡状态的方法，保障主体间了解、沟通渠道的畅通，减少融入过程中的摩擦和冲突，减缓阶层分化导致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对立，调动行动主体的参与性，激发社会主体的良性互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积极性，是本质且现实的选择，更有利于信任危机问题的解决。毕竟，”农民工问题是关系未来 50 年中国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之一。“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既是开拓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的保障，也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
本文论述的重点在于借助具体的理论视角分析和解决特殊群体社会融入中遭遇的信任危机问题。而国外就此问题所涉及的相对成熟与系统的理论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外的社会融入理论与社会融合理论密切相关，强调移民迁入后的适应性问题，缺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环节的讨论。因为农民工或者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结构中独特的”现象级“群体，它的形成、发展过程与国外移民城市化的本质和步骤不尽相同，国外移民的城市化是在工业社会充分发展中实现的，农民到市民的地域、职业和身份的转移是同步的，而新生代农民工走的是”农民-农民工-市民“的过渡路线，身份与生活相互分割，是横贯农村与城市的”双重人“.二者的实现路径不同，在借助理论进行问题分析时，要有选择性参考其理论精髓。
国外关于信任及信任危机的研究开始较早，最初对信任进行系统性、科学化的研究来自社会心理学领域，”着重对信任及与信任有关现象的描述，比如涂尔干、帕森斯的‘社会团结’、‘承诺’等含义的研究，成为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则要到 20 世纪 70年代，社会信任问题才得到西方社会理论学家们的关注；之后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开始将信任纳入了分析领域，围绕信任的内涵、外延与类别等方面给予较为系统的解释与扩展。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率先将“信任”划入社会学研究范畴，并指出“信赖是社会之内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②卢曼从新功能主义层面对信任观点的充实，觉得信任是一种可降低环境和系统繁杂性的系统简化机制；弗兰西斯·福山则提出风俗、宗教等伦理道德和文化决定信任的产生，这是对信任形成根源的丰富；以后的研究偏向于信任理论的类型化研究：比如，韦伯对信任实行哲学作用下的区分，分别为根据血缘和地缘共同体为特性的特殊信任和以宗教发展为基础的普遍信任；卢曼根据程序理论和符号功能主义为立场，将信任明确划分为人格信任和程序信任，进而充实了人际信任与规范信任的理念。
伴随风险社会来临，学者将研究视野放到了信任危机这一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上，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信任的实质、意义等问题进行深入阐述，产生了现代性制度下特殊的信任观，认为人最终会取代系统完成信任的实现过程，信任危机是现代性的后果；再来是对中国信任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现象和人的判断。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社会，倾向于相对固定的家族和血亲关系的维护，与外人之间的天然屏障造成一种对外人“永远无法改变的不信任”的现象；传教士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着作中给中国人加上了“不真诚”和“彼此不信任”的标签；韦伯则觉得中国人的信任是难以广泛化的特殊信任，大部分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层面上，与血缘以外的人存在普遍的不信任。这些研究结论无不在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信任危机问题。而已有信任危机理论以社会制度和社会现实的描述与总结为主，为我们剖析现代社会的信任课题提供了基础的理论参考，但在面对我国社会主体信任危机的实际问题时，适应性和可操作性有待提高，是今后研究中值得拓展的方向。
信息及信息不对称理论起源于国外，依据时间节点划分不同的研究阶段，但信息不对称现象是一直存在的，目前来说，理论发展也是经历了两个阶段：20 世纪 20 年代开启了理论的建构时期，起源于经济学领域的纯理论研究。F·H·克纳特是最早涉及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学者，在其名着《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就有关于信息及信息活动的阐述；之后的数十年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内涵日益丰富，1962 年马克卢普的专着《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的出版，“被定义为信息不对称研究过程中的里程碑”.①到 70 年代理论发展业已成熟，也是目前应用广泛的信息不对称理论精髓开始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个时期出现了数位开拓性贡献的专家，K·J 阿罗《信息的价值与需求》等文中提出“不对称信息下的决策问题很重要”②；乔治·阿克洛夫创立了阿克洛夫模型，也称柠檬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在理论分析中引入逆向选择的观点；斯蒂格里茨则认为现实社会中应该用信息不对称代替完全信息条件下来进行竞争问题的研究。80 年代随着信息不确定性经济学正式列入美国经济协会杂志，信息不对称理论发展空前繁荣，以三位着名经济学家研究信息不对称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开始，信息不对称理论进入了大众视野，主要以信息不对称的基础理论的学习和传播为主，之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工具性特征有所发挥，用以解释汽车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信贷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背景及措施等。
（2）国内研究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存在多时，而我国对于社会融入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层次。第一是以研究国外移民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和国外社会融入的特征与机制为重要内容。例如通过相对成熟的双重劳动市场理论、新古典经济平衡理论、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和移民系统理论来剖析国际移民的优势与不足的，这在周聿娥、阮征宇的《当代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一文中十分详尽；而关于移民社会融入理论的概念、内涵、类型、归因及模式等方面则在梁波、王海英的《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中有较为全面的论述。第二层面是对于有独特成因与特殊背景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依靠国外移民的社会融入理论来分析相关问题，有一定的局限性，实现社会融入理论的本土化比较关键，目前集中于社会学层面的讨论较为广泛，以王春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关于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成果显着。分析发现，比如从社会学角度回顾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发展趋势与问题表现，在他们其他的着作中，也分别从社会的方针与政策的协调、社会认可程度等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分析研究了如何处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的不客观、不平等的困境。
关于信任危机理论，国内的研究相对较迟，但有关信任的说法历史悠久，朴素的信任理念在我国由来已久。儒家的“仁爱诚信”、墨家的“兼爱重诺”、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法家的“重刑尚信”、韩非子的“去私心、行公义”等在历史上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无不体现“信任”的重要性。《论语》等典籍中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而有信”等观点如今仍被大家广泛的接受和运用。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现代社会关于信任的理论研究才全面展开，起初关于信任的研究是基于心理学维度从人际关系路径等为着手点而开始的；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重点开始倾向于社会学层面，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和视角为中国式的信任问题做出了理论贡献。研究方向大致是两种方式：
第一，是从社会整体出发，对具体理论和概念内涵中进行剖析，以纯理论研究为主，以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视角对信任危机进行现状分析、对策探讨、根源研究、机制构建等方面的解读。较早的有学者彭泗清在其社会学着作《我凭什么信任你-当前的信任危机与对策》中将信任危机定位为“社会病”,认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信任危机，通过对信任危机在服务、熟人、制度等不同方面的“症状”进行阐述，认为信任危机形成是来源于强调传统社会熟人关系的人际信任和受道德性规范要求的社会信任体系逐渐瓦解，新的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核心的社会信任还未树立，同时给中国的信任危机指出了在完善制度、加强监督、遵守规则等方面进行改进的“药方”;郑也夫在《中国的信任危机》中强调信任关系在时间差、不确定性、绝对判断的前提中产生，以一种简化机制发挥功能，以人格信任、专家信任等信任结构为视角，论述了当代社会信任危机的内涵、成因及路径等问题；高兆明在《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中以社会哲学维度来论述，认为信任危机是由于世界根本性变革带来的传统断裂、制度性承诺的乏力和存在的孤独造成的，并严重了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之后也有洪波在《当前信任危机的阐释与消弭》中从社会伦理角度分析信任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是利益失衡、制度缺失和观念变迁，选择调整利益格局、加强权力监督、建立契约信任、弘扬传统文化的路径来实现信任的重建；李萍在《从现实人格失范维度看信任危机》中将信任危机视为社会规范不利或缺失带来个人行为和心理混乱状态的影响，并从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等方面努力重建社会信任关系；王莉在《信任危机的人文反思》一文中从人文层面开拓信任危机问题的制度性解决方式。第二，是从特定群体出发，对群体间、行业间存在的信任危机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臧豪杰从行政学角度在《信任危机根源探究与对策》中对政府、专家、企业等群体的信任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发现民间监督力量过于薄弱、社会管理水平较低、信息公开不足、客观中立第三部分的缺乏是信任危机产生的根源，要从增强民间监督力量、增大公共服务供给、发展与扶持第三部门等方面加以努力；景军在《艾滋病谣言的社会渊源：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和郭晓科《制造信任危机》的论述中都以噱头十足的社会事件为出发点，重点分析了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的关系，提出传媒、记者和政府在解决信任危机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刘双在《大学生信任危机及对策分析》文章中以大学生为研究主体，在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多要素共同作用下分析其在信仰、道德、人际和政治方面的信任危机，采取引导模式对大学生进行理论灌输和意识培养，为构建社会信任机制努力；王伟杰在《当今中国医患信任危机的成因与出路》一文中从制度信任视角探究卫生经济制度、医疗内部制度及监管制度的问题造成医患信任危机的频发，提出重构医患信任机制的制度性方法。特别是涉及到农民工信任危机的研究多是社会学视角的调研形式，张连德在其基于皖北 D 县的调查文章《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的生成原因与对策探讨》中以社会排斥和信任机制缺失为切入点分析信任危机之所以产生在于文化、教育、制度、市场、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的排斥以及熟人关系、组织、道德等约束机制的弱化，提出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引入非正式组织建设及增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等措施；曾笑在以厦门市农民工为蓝本形成的调研报告《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研究》中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城市适应等因素分析农民工对城市信任度与融入程度间关系。
随着国外信息学专着引入中国，我国关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探索就全面铺陈开来，大致也是经历两个阶段。最初的研究基本上以理论介绍和叙述为主，1988 年林德金《信息经济学导论》是较早的专业着作，在这以后，葛伟民、刘希印、张守一、罗贵权、马费成等学者均以《信息经济学》题目从信息网络发展、信息的形成与配置、信息的经济效益与功能等不同角度论述信息及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发展态势和现实问题，充实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内涵，提高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和指导性。之后细化研究成为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重点方向，是将信息不对称引入微观领域，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比如引入资本结构、就业、保险等市场主体以及医患、汽车、网络、旅游等行业主体中，用来进行参与主体间的关系表现与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比如，张竞超等在《从信任角度及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医患关系》中重点研究了医患间信任关系的紧张、矛盾不断的现状，从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息不对称视角分析医患间激励不相容的不信任关系；杨凤勇、李娟在《信息不对称与农民工就业》一文中分析了“民工荒”与农民工就业难并存的根源在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对称，以加强政府的信息服务作用、完善市场中介信息服务功能及提高农民工获取信息能力为解决就业的重要举措。而目前我国将信息与信任结合研究最为着名的是张维迎，在专着《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和《信息，信任和法律》中对信息不对称进行了深入的应用性和细化性研究，将信息与信任结合分析，将信任分为个性、制度及信誉内涵下的分类，将产权作为处理信任危机的有效手段；而将信息视角切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加以论述的是李全喜，在《信息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中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视为时刻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有效信息的获取是实现融入的基础与支撑，之后又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信息短缺问题研究》中从信息论角度分析信息短缺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制约作用，建立相关制度和增强农民工信息能力等是应对信息短缺的有效方式。
综上所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社会融入、信任危机、信息不对称等理论在其本论建设中均有不同角度的发展性论述，各有侧重点，在各自研究领域及主体范畴内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现有的信息理论的功能性研究重点分别在信任、融入的方面，缺乏两者结合性以及信息功能要素的探讨，特别涉及到社会转型期异军突起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时，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复杂性、关键性以及特殊性为在增加了融入实现可能性的同时，也加大了融入实现的困难度，以信息不对称视角为切入点是新的探讨与尝试，在处理社会融入中现实的信任危机困难时，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值得研究的方向。本文的立意是用成熟的理论观点列入社会融入的条件下，强调理论的结合应用，以信息不对称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的信任危机，是在广泛吸收和借鉴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对类似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困境，了解信任危机的内涵、表现、机制及影响等方面，为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信任危机问题，拓展理论思路和实际路径。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构思
（1）研究思路与方法
首先，运用贯穿始终的文献研究法，针对文章涉及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信任危机及信息不对称等概念及理论进行界定与分析，收集、整合国内外前人研究成果，充分理解与掌握研究问题的内涵与意义。
其次，通过比较研究法对社会融入与信任危机的相关性，信息、信息不对称、信任及信任危机等关系进行比较分析，较为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内在逻辑与发展关系，针对社会融入的现状及信任危机的表现及影响等问题进行解读，对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状态与社会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掌握，正确看待、处理社会融入中信任危机的现实问题。
再次，借助相关理论公式阐释信息不对称与信任危机的作用机制，运用规范分析法以信息不对称视角对信任危机进行学理性的价值判断与分析，认识并准确把握信任危机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相关领域中的作用机制、具体表现以及影响要素等问题。
最后，则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信任危机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从外部环境和内部寻找缓解信任危机的改善方案，以加强信息沟通与对称的方式开拓社会融入的新途径。
（2）研究的框架构思
本文在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论文中涉及到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信息不对称、信任危机等概念内涵与相关性加以界定，并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必要性、存在方式及社会融入中信任危机的表现、成因、危害等方面进行阐述，在信息不对称视角下，从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入的劳动力市场、社会交往及权益表达等具体领域加以解读，从而试图分析出能够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信任危机的途径与措施。
全文分为导论和四章内容。导论通过分析社会现状及选题背景提出研究问题重点所在，对研究内容的国内外理论成果进行总结；第一章是对论文相关概念及理论的界定、特点、相关性以及信息、信息不对称、信任及信任危机间关系的解读，对问题内涵与意义有充分的理解与掌握；第二章在分析社会融入的必要性的基础上，着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方式、影响变量等内容进行探讨，把握信任危机在社会融入中的作用；第三章是重点区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相关领域中信任危机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和影响；第五章则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信任危机的风险，在信息不对称视角下开拓有效的社会融入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