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分析
1.1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与特点分析
1.1.1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
2010 年，“新生代农民工”首次作为农村问题的特有名词被写入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这赋予了他们和传统农民工截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新生代农民工异于父辈农民工的价值观特征与利益诉求，有了更复杂的问题和需求，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在我国，我们把来到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和劳务的农民称为农民工或者新生代农民工，而后者是有别于前者的新事物，特指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劳动力，一般是从农村中学毕业或辍学之后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员，如今这个群体数量 1 个亿左右，大约占到农民工总数的 70%以上，已成为活跃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力群体之一，他们的发展程度影响着我国城市化运行的进程与方向。不同于父辈只追求经济利益的“城市过客”心理，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找到幸福感，除了经济方面的获得，更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他们以城市青年和城市生活为目标，对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几乎完全陌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表明，他们相对于以往的农民工更加适应在城市里长久居住，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会考虑在城市购买房屋不再回到农村，这里面女性比例（71.4%）又高于男性（50.5%）。①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②的社会群体。
1.1.2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分析
复杂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固有的制度和政策影响，造就了新生代农民工特殊的社会群体地位与特点。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社会时年纪尚轻，是横跨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群体，有着青少年普遍存在的特点，比如猎奇新鲜、感情冲动、模仿他人、心智不成熟等等。这些特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帮助他们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保持对未来生活的新奇与希望，帮助他们快速地适应城市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可能让他们迷失，甚至在无知的情况下被推进犯罪的边缘。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横跨农业环境及工业社会的复杂矛盾体，他们生活或工作在农村与城市的双重环境中，肩负着建设城市和繁荣农村的双重任务，双重身份、双倍付出并没有带来双重收获，他们处于尴尬的地位和状态中，既无法扎根城市实现社会的融入，也无法适应农活，心甘情愿地回归农村，摇摆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夹缝中。
最后，新生代农民工是从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教育模式是无序的散养式，远离父母的管教与约束，更多依靠亲友或者祖辈的照顾，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观念形成、塑造及树立的关键时期，缺乏规范的教育与引导，无法形成规范的、主流的、正确的价值取向，这样在他们面对判断、选择、取舍、误解等情况时，往往容易有不客观、不信任、不服从的想法和表现。
这些特点的形成有被动的社会大环境的作用，也有主动的自身素质的限制，无论什么原因的影响，都是这个群体最真实的反映，是我们分析这个群体重要的参考坐标，对其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是我们理解研究主体的特殊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为处理他们面对的实际问题提供帮助。
1.2 社会融入理论述要
社会融入是外延性较强的学术术语，没有官方给予的确切定义，依据研究领域的时间范畴、视角理论不同，社会融入概念的界定差异性较大。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理论观点：
第一，社会参与视角的“社会排斥论”①，是将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入视为对立概念来反向分析的，消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对待和排挤是社会融入的目的，这样可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等弱势力量各项权利的实现，让他们更加充分参与到消费、生产、政治与互动等各项社会活动之中。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而言，是符合弱势群体特点的，运用社会排斥理论进行社会成员参与度的分析，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表现明显，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社会融入的内涵。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现机制是在互动中完成的，既有参与主体的主动融入的适应，也有融入群体的反馈回应，而社会排斥理论的论述重点在于强调外部压力给予的影响，没有覆盖社会融入的整个过程，有一定的片面性。
第二，社会公平视角的“社会融合论”①，是同向性的研究，是将社会融合与社会融入看作具有相似内涵与模式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社会融合理论是社会团结理论和社会整合理论的集成升级版，强调文化与价值的趋同性，重视个体或群体的认同感和社会关系的强弱。“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建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
强调参与各方的主动参与过程，依据参与的方式与程度的不同，有不同的分类方法。诸如，迈尔斯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社会融合③、斯考特的以个体在群体中身份认同、价值取向和个人意愿等为重点的情感融合和以人际社会互动频率和强度为重点的行为融合④及朗德克尔的文化性、交流性、功能性和规范性融合。而社会融入是弱势群体为了最终自我价值的实现渴望加入强权社会的过程，是对社会融合的完善，不仅有不同群体之间的互相配合与适应，也有弱势群体在适应后融入社会的结果，且后者更为关键、更值得重视，是实现群体社会互动和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要义。
第三，市民化视角的“移民融入理论”,是对参与群体融入的实现状态和过程的描述。作为西方移民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外的研究重点是渐进式的移民发展过程，移民融入是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实现的，认为社会融入是“适应发达国家中的现代生产体系和现代性的社会互动规范，并随时间推移，最终成为适应新社会生活的社会成员”⑤的过程。依据不同的研究旨趣，将移民融入与类似的融入概念，诸如“同化”、“社会适应”、“社会融合”、“文化适应”、“社会吸纳”等等，进行类型化、结构化的研究，以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等四维视角和以新古典主义、人文资本、行为决定及结构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视角描述移民的融入状态，比较着名的移民理论有莱温斯坦的移民规律研究、伊沃里特的移民因素研究及马卜贡杰的乡-城移民模式研究。我国社会融入的研究主体较为单一，一般是特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融入问题，以技术、资本等因素选择移居国外的移民融入不在此次研究范围内。而研究的理论主要是从“现代性、社会化、社会整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网络等视角来进行分析的，如何运用、创造资本和信息资源，加强与原有群体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新环境中的自我调整、自我适应，最终完成市民化的过程”①是理论关注的重点内容。
每种理论的视角不同，解释的重点不同，无关对错，各有利弊，但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融入的内涵意义与运行机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论述的社会融入的内涵主要对第三种理论的延伸研究，认为“社会融入是特定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通过结构调整和主体自我适应，能够享有就业、社会服务、城市文化生活、政治选举等方面的广泛的社会权利与平等参与的机会，逐步融入主流社会。”②根据特定社会主体的属性不同，有乡-城移民、城-乡移民等分法，本文主要是在乡-城移民内的讨论，主要表现为摆脱低效益农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城市谋生的长期的、单向的移民过程。
1.3 信任危机理论概述
信任是属人的社会现象，“是否愿意给予信任，最终是由人来决定和展开行动的。”③信任问题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社会。“信任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它不仅能减少个体心理上的复杂性从而获得本体安全感，而且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④信任一旦出现危机，就意味着信任的基础功能遭到破坏，将会寸步难行。
信任危机最初并不是专有名词，对其讨论最多的就是将其作为信任研究的外延状态或不良表现进行表述，单纯地视其为信任的缺失、丧失。其实，信任危机是具有复杂理论体系的概念，信任问题在中国一直存在，只是在初期未将其问题化、理论化而已。在以往西方的众多学者中，我国一直是“非现代社会”的代表，特别是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严重缺失。《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阐述过这样的观念，长期的儒家教育和封建统治没有让人民产生对理法和道德应有的尊重，相反他们只是片面的看中对物质生活的追求。⑤信任危机成为显学，形成有序的、完善的理论是不确定因素增多，风险社会来临之后实现的。当整个社会的成员不再自觉遵循以往的道德规范，人们的交流与互动不再有道德观念的约束，对周围的人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的时候，信任危机就真正的出现了。①最初将其定位为社会现象，是对社会中某些不合理行为的客观描述。而在国际全球化的影响和国内改革的深化的两面夹击下，各社会成员间的利益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锐，信任危机频繁发生，信任危机已经成为必须加以解决的阻碍经济发展与生活安定的社会问题。
如此以来，简单的现象或概念的描述性研究不足以满足现实的要求，为了更好地解释及解决问题，必须不断增强问题研究的细化性，类型化研究成为重点。我们对信任危机的分类是形式多样的，不管是不一样的表现范围（如商业、公共产业、人际交流、价值取向等）还是不一样的表现症状（包括对体制的、阶层的、逐利的、差序的等），又或者是不一样的作用领域（经济、政治、社会等）都是我们分类的原则依据，而依据作用领域不同的划分，可将信任危机区分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危机、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危机、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不同的主体和关系赋予信任危机的表现和内涵不同，但对于信任危机的机制复杂、信任危机的后果严重的看法是达成共识的。本文论述的信任危机在上述分类中有交叉，既有阶层性信任危机的内涵，也有一般社会成员信任危机的意义，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
1.4 信息不对称述要分析
信息是对社会生活中可传播的一切内容的统称，追溯信息的历史不难发现，信息是普遍存在，其含义和方法渗透至各科学领域，只因信息所处时代、地域、领域的不同，传播信息方式和路径的不同，赋予了信息多元化的解释与内涵。中国古代的“消息”、台湾地区的“资讯”、通讯领域的“数据”、电子系统的“信号”等不同概念从本质上讲都具有信息的内涵，领域不同形成的表达方式不同。哈特莱在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首先对信息理论进行了初步阐述，这标志着人类开始将信息看成显学展开探究，但信息的真正含义还是维纳给出的，在他的理论中，信息来源于人类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并被用以改造外界的环境，与外部世界进行互相交换的内容和名称”②为信息论确立了规范化的概念表述，而香农以通讯领域为研究方向的论述，形成了一系列着名的信息观点：
“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③、信息的不确定性关系到信息量的大小、信息熵来解释信息的量化度量问题等等，则奠定了现代信息论的基础。然而，由于传播渠道和社会发展的限制，信息的理论研究最初局限于物理、通讯等领域，其他学科和领域很少将其纳入理论研究范畴，对于诸多问题和现实的分析、解释有限制性。因为信息是一种有效的社会要素，是人类获取、认识和区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应享有与物质、能量等同等程度的关注。
也正是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信息理论在各学科、各领域有了抽象性、理论性的发展，信息不对称进入更多领域专家的研究视野，在最初的克纳特对信息及信息活动的描述及马克卢普对信息不对称“里程碑式”的专门研究之后，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信息不对称理论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也是目前被大众熟知与运用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成型和成熟的阶段。最早是阿克洛夫在其着作《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中对于“信息市场”概念的界定，柠檬市场即信息不对称市场，信息不对称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活动中的参与方拥有的信息的多寡和有效差异性的表述，标志着信息理论进入市场经济的研究视野，此后，信息不对称研究不断外延，乔克·阿克洛夫等三位美国学者着重研究了不对称市场在商业、金融业和劳动力等领域中的表现，他们的这些研究被广泛的认知，将身份、信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要素作为研究变量得出了重要理论成果，并且因为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对于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对市场运行机制的贡献，在 2001 年被共同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信息不对称认为：市场中往往卖方比买方更有信息优势，占有更多的信息资源；信息占有的多少导致信息需求的产生，占有较多信息的个体可以出卖自己的信息来谋求利益，这种信息的分配不均达不到信号所起的作用，后者可以通过自身作用填补由前者产生的经济发展受阻的现象。信息不对称起源于交易市场的买卖双方的信息及信息重要性的研究上，但这项研究不应该被限制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信息来源途径、信息占有量对市场参与者收益风险的影响等方面的探求。
我们可以通过对相关网站的查询来进一步了解信息不对称对社会生活中的各项生产生活的消极影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发进一步深化加强的关键时期，正是由于时期的特殊性这种消极影响的表现会更加明显，因为它会导致社会生产各项风险的提高，出现逆向选择带来的不利结果。逆向选择充满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选择改变了以往的参与者在事情发生以前进行主观选择的状态，它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所直接导致的，占有更多信息的参与者会通过自身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操纵市场交易，使信息不足的参与者受到损失，进而破坏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律，消极影响市场发展平衡。道德风险泛指的是“从事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种情景多体现在人们通过给他人带来损失的方式来给自己带来利益，损人利己，是当自身受到保护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更加严重。比如目前城市社会中，政府对于区域内本地居民相关政策的保护和倾斜，对于外来人员的偏见与歧视的情况，就容易造成道德风险的出现。
1.5 社会融入与信任危机的相关性解析
之所以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的信任危机问题，是因为信任危机与社会融入有密切的关系。从总体上看，社会融入是社会学科中的基本概念，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均会影响社会融入的范围和程度，其中，信任危机成为影响社会融入程度的突出因素之一，主要体现在文化和心理层面。目前，经济环节的有效释放为社会融入打下了基础，政治环境的相对放开给社会融入提供了支持，信任危机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却在不断扩大。社会融入和信任危机虽然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内，但是两者的相关性十分明显。
1.5.1 社会融入与信任危机的动态性分析
融入，取融合、混入之意理解，是对抽象关系运行的动态表达，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融入体现的就是在社会范畴内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融合的动态的参与过程。
信任是属人的讨论，信任与否多是对人与人相处的状态描述，暗含主动的意义，选择信任或者不信任，都是基于不确定、不可控、不可测未来的一种冒险但又积极的参与，从这个方面来看，二者讨论的范畴内容都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关系发展的轨迹、状态都是动态性的。社会融入中的信任危机是在社会范畴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停顿、反复、颠覆的过程，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虚伪、欺骗，而使选择与预期不一致的后果表现。
1.5.2 社会融入与信任危机的交互性分析
社会融入与信任危机是相互作用的，这种交互性是两方面的。第一，各自意义中的交互性。社会融入表示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合，是参与各方共同作用、共同互动的结果；信任危机带有利益色彩，是关系范畴内的讨论，施信与受信的双方是交互作用的。
第二，两者之间的交互性，社会融入和信任危机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共同体，两者之间呈现相互依存、此消彼长的负相关。社会融入的顺畅与否，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信任危机风险的高低；信任危机问题解决的是否合理有效，影响着社会融入实现的可能性的大小。
1.5.3 社会融入与信任危机的流动性分析
这里的流动性是纳入社会融入与信任危机影响因素中的讨论。社会融入强调流动性，而流动性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表现明显的特征之一。但是过分频繁的流动性却是形成信任危机的潜在条件，是影响社会融入程度的。拿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幼时过度的流动性和间断性造成他们基础教育培养流于形式，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机和精神状态，无法有效培养其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造成自我调适、诚实守信等习惯多有缺失，主观上就容易造成不信任他人的印象。成年后的工作领域，频繁的流动性造成他们的职业教育难以连贯，针对工作做到有的放矢的提高，使得雇主或同事对其稳定性、技术状态与能力产生怀疑，往往形成不被信任的局面。
社会融入，重视社会共同体各个部分的有机融合，无论是初期的就业、住房等经济要素融入，还是后期的认同感、归属感等心理观念融入，都对信任有要求，融入程度与信任程度密切相关，各主体之间的互相信任和奉献以及相互之间的忠诚度，才能保证社会的运作地正常运行。如果持续陷入信任危机的状态，无疑会增加社会运行成本阻挡社会融入目标的实现，也与实现和谐社会的愿景相违背。
1.6 信息、信息不对称、信任及信任危机的关系分析
而选择以信息不对称作为切入点来进行论述，是基于信息对于信任的重要性，信息已经成为影响信任问题、导致信任危机的重要因素。
首先，信息的客观性特征决定了其中性词的词性，对它一般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表述，只依据信息传播渠道的不同和信息承载量的多寡就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对经济社会的行为主体来说，所有有关的参与者都知道的信息叫做”公共信息“或”共同知识“,而一方参与者知道，对方却不了解的就叫”私人信息“,是拥有信息一方的私人信息。信息告知一人，不影响其他人分享信息的权利和利益，具有明显外部性特征，这里的信息指的是公共信息；而参与者拥有的信息越多，就越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或决定，这里的信息往往是私人信息，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具有私人物品的属性。现实生活中，正是因为私人信息存在的关系，才使得参与各方拥有的信息量始终处于不一致的状态中，一部分人无法获得充足的、准确的信息，才导致了”信息不对称“,也为决策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当在没有足够信息，并且无法形成有效沟通传递信息的前提下，所做出的选择往往是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却损害对方利益的，如此反复过程中，不信任甚至信任危机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中的人对自己身处环境和外界事件有天生的关注与敏感，对于信息的需求既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也是交往互动的前提，只有准确把握机会、规避风险，依据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保证自身获得更高的信任与被信任的概率。
其次，信任本身已包含有信息不对称的含义，信任带来的风险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主要是来自相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对于不确定的人或事做出判断时，已有的可供参考的信息可能是有限的，并且有限信息的真实性也是有待考验的。卢曼认为”信任总是从已有的证据进行推断“,①当已有的证据无法满足我们选择信任的条件时，信任的风险最大化。同时，信任本质上就包含着承担风险的意愿，什托姆普卡将信任视为对未来的赌博，选择信任就是愿意把自己的信任交给对方，并愿意为信任的后果负责的过程。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来都是相互的，而对人或事物的信任，往往是其对自己的信任外向投射的结果。身处信任他人的互信关系中，人格都会得到滋养和提升，而在互相不信任关系中，不相信他人，也无法得到他人的信任，没有人是快乐的。换言之，一方想获取对方的信任，只有通过自身的言行，给对方提供信服的相关”信息“,且”信息“要具有稳定性及连续性，形成明晰的”信任信息链“.一旦”信息链“出现断裂或者”信息元“不令人信服，必然会导致信任危机甚至完全的不信任。
最后一点，信息传递有助于信任传递，”面对已得到信任的人需要给予充分的信任，而正在获得信任的人也要给予有条件的信任。需要学会怎样依照不同情况、风险和信用，来适应该区域的信任传递；同时也需保持信任倾向，不要因存有风险保留信任。“②”信任结构受制于社会结构、文化和制度等因素，而信任危机也同样会造成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的断裂和失衡。如信任感失去，其功能得不到发挥，就会导致现今社会结构以及功能的断裂，而人在其中将承担所有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