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云神话研究的方法

　　第三章 孙作云神话研究的方法

　　孙作云曾提到："我对于古史研究的方法或看法，都大致有了一定。这方法就是从社会制度的研究，来判断古史的真伪，用考古学上的实物来证明制度的有无，用文字学音韵学的方法来考证一个名词的得名之故，用民间的俗说、迷信以补文献的不足。我所用的方法不是限于一隅的，是综合的。"孙作云的这一研究方法不仅运用在古史研究上，对于神话的研究也常如此。他研究神话学几乎开篇总会谈到关于神话研究的方法问题。

　　总的来说孙作云的神话学研究方法是在继承前人文字、训诂音韵学方法探求文字起源的基础上，运用民俗学的方法对器物的原始意义加以解读，并从考古学的角度对神话、史实进行考证。本章，笔者主要从这三种研究方法，阐述孙作云对于神话学的研究方式。

　　第一节 文字音韵之方法。

　　孙作云《飞廉考--中国古代鸟氏族之研究》中曾提到:对于神话学内容和事迹的考证，必须要推寻出得名的渊源。在音韵上探求其读音，在文字上理解其意义。这样才能理解神话所蕴含的深层含义。

　　文字音韵学的运用在孙作云的神话学研究中多有运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从文字学上证明蚩尤为蛇图腾"和"从文字学上证明龙即是蛇".

　　孙作云在《中国古代图腾研究》中曾谈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蚩尤是以蛇为图腾的。

　　除了从文字音韵方面窥其消息之外，还从古史神话传说、天文星象、古器物花纹、古建筑的方面去论证。但是，孙作云指出："文字语言方面的证据，是推测古史的一个最起码的证据。"蚩尤是以蛇为图腾的。孙作云从文字、音韵学的角度进行论证。孙作云认为，蚩尤的"蚩"字与它、虫三个字在卜辞中为一个字。最初孙作云在文字学方面的论证主要是采用的《说文》中对于文字的记载。《说文》中关于蚩尤的蚩字有关的记载主要有四。

　　其一，《说文·虫部》曰"蚩，蟲也。从虫之声".孙作云认为这个蟲就是所谓的长虫。"其二，《说文》中又记载"蟲，有足所谓之蟲，从三虫，凡蟲之属皆从蟲。"孙作云指出，三虫其实也就是一虫的繁体。

　　其三，《说文》"虫，一名腹[蛇],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徽细，或行、或毛、或赢、或介、或鳞，以虫为象。凡虫之属皆从虫。"其四，《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凡它之属皆从它。蛇，它或虫也。"孙作云通过对于《说文》中的分析得出"它"即是今日的"蛇"字。它字和虫字本的形体都非常像蛇，这两个字为原始的象形字，后来经过演化变成了形声字蛇（从虫、它声）和形声字蚩（从虫之声）。并且孙作云拿出了更有力的证据即甲骨文的它字作,其繁体字作 之形，前者很明显是尖头曲尾的蛇形，后者从它从止，即是蚩字。所以可以说蚩就是它（蛇）字。

　　从字音的角度来讲，孙作云："古音舌上与舌尖同音（蚩字 从得声，之在端纽，它在透纽），所以蚩就是蛇。"除了对"蚩"字的释读之外，孙作云还从文字学的角度对"龙即是蛇"的原因进行了挖掘。在说龙蛇为神物之思想出于图腾崇拜（说龙）时，就必然会提到龙与蛇的关系。

　　中国的古代遗址都把蛇当作是最为神秘且最伟大的动物。孙作云认为："龙的身体，无论从古文字学上、古艺术上、古文献上以及遗留在现代人的心理上，皆是蛇身蛇尾，外加蛇口与蛇目。"在文字学方面，孙作云从甲骨文的龙字出发。甲骨文的龙字作：无论是繁简，都是像蛇一样的蜷曲之形；其头上的 与后代繁体字龍字头的"立"字相同；它的口，它的口的特点是出奇的大，这也和古代可在铜器花纹上的龙是如出一辙；再看龙身，曲折上翘，也很容易就让人想象到蛇在草上飞行的样子。

　　在读音上来说，龙的读音"Long"在《说文》中是"童省声".孙作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并且提出龙字古为复辅音，其本音应该是t-l-,但是在中国的复辅音中，t-l-与k-l-可以互换，所以这个字的发音可作为k-l-.并且孙作云还发现在中国凡是一种圆形的东西有滚动的动作，往往都用舌边音L来表示，如复辅音t-l-、k-l、p-l都是这种现象。对于龙字来论，蛇的身体也是浑圆，用的则是t-l-的复辅音来表示的。所以就有了"蛇龙"这个名词。"蛇龙"其实就是指走起路来突罗突罗的蛇。

　　在对此类字词的解释，还有"咸池".孙作云认为："在文字上，声音上通假的关系来求一个名词的解释，这是后代学者们惯用的技法，在太古之世，在野蛮的社会的酋长们的脑袋里不会有这种文字上的把戏的。"孙作云对于"咸池"的释读也是运用文字音韵学方法进行的。

　　在文字学方面，孙作云认为"咸"即是动词砍；"池"即为它字蛇字蚩字。对于"池"字来讲。考甲骨文中并无"也"字，也字即为它在。在《说文》中也记载并无也字，也字从它，如他字作为佗。所以，"咸池"中池字古本是作为沱。孙作云认为，池字古作沱，沱字从水它声，它字前面证明蚩字时已说明，它即为蛇字。也就是说，"咸池"即为咸蛇。

　　那么咸是什么意思呢？孙作云认为是"砍"的意思。首先，《说文·口部》："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戎。戎，悉也。"孙作云指出，咸字像斧钺之形，本为名词甲骨文作 ,金文作 （咸口鼎）作 ,其为刀兵之形益明。刀兵是砍伐的武器，所以这里应是砍伐的意思。

　　从音韵学的角度，孙作云认为咸是砍伐的意思，因为 、戡、砍这些字与咸出于同一源头。咸字古音在《覃部》，高本汉（B.Karlgren）《国文解析字典》假定音值为"Kam",、戡、砍，全都在《覃部·见组》字，皆读Kam.

　　文字音韵学的运用一般是从文字的字形、音、义三方面去观察。对于字形的考察多是对于殷墟甲骨文进行判断；声多是从复辅音的角度去分析；意义多求之于古书、古成语。

　　第二节 民俗学之方法。

　　孙作云对于民俗学的研究非常多，他曾常年致力于神话学与民俗学的研究。孙作云认为，神话学的研究必须要结合民俗学，诚如他在《说鸱尾--中国建筑装饰上图腾研究之研究》中说："在遗痕的研究中，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书本上的，二是实物上的，三是风俗上的。书本上的遗痕又可以分三种：即语言文字、历史记载、神话传说。实物上的遗痕也可以分三种：即实物形态、图案花纹、装饰美术。风俗上也可以分为三种：即民间信仰、风俗制度、民间艺术游戏。我几乎每作一个题目，无不从这三方面观察研究；每提出一个说法，总想在这三方面求其融会贯通，即在论证上求其互相调和而不矛盾。"除此之外，孙作云对于自己研究神话学的方法多次提及，他认为"古史的研究，不但取材于书本，而且要取材于古物，所谓两层证明法实在是治史的不二法门。"并且同时还指出"应该在古物之外，再加一个古俗，用古代的风俗来帮助文献和考古之不足；这个方法可以叫做三层证明法。"认为研究神话学必须在书本、实物的基础上加上民俗才能更加完整的表现出神话传说的本来面貌。对于民俗学的发展孙作云在研究神话学中可谓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并且有许多开拓性的贡献。笔者现总结如下：

　　一、民俗学解读花纹的原始神话意义孙作云认为运用民俗学解释花纹的原始神话意义主要集中在对于图腾遗痕的研究中。昔人如黄伯思、罗沁都是单凭书本与直觉而得出蚩尤、饕餮为贪。而孙作云是结合神话学和民俗学去推论，一般是从神话学的角度去探索此种花纹的神话学意义；由民俗学的角度去解释此种花纹之原始性质。对于花纹，我国先秦的古物上多刻有动物花纹，有作龙鱼的，有作鸟兽的，这些花纹的解释，一般都是作为考古所研究的课题，然而花纹的造作由来，很少得到解释。而孙作云对于花纹作出了民俗学的解释。对于中国的铜器花纹，在美术欣赏的观点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美术图案。若在民俗学的角度看，它的涵义似乎不再简单。

　　第一，饕餮纹与夏人性贪的习俗；关于夏以贪叨为名的习俗是据《尚书·多方》"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钦，劓割夏邑。"得到印证的。孙作云认为夏人以贪叨之名，后世遗风未泯。而饕餮纹是源于夏人祭祀其祖先的图像，饕餮即蚩尤。饕餮纹中也多有反应"贪"的习性。中国古代器物花纹中最早且应用最广的当属蛇纹。孙作云整理出了许多器物上所存的花纹，并且把与蛇相关的习俗传说来解释花纹的意义。

　　第二，关于饕餮蚩尤性贪的记载。在铜器花纹上的记载，《吕氏春秋·先识览》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谓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这说明铜器周鼎上刻画的饕餮记载了饕餮的性贪。孙作云同时证明了饕餮即蚩尤，并且蚩尤和饕餮一样都有"贪"的习性。关于蚩尤的性贪记载在《大戴礼·用兵》篇曰："公曰：蚩尤作兵欤？

　　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一作没〕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饕餮和蚩尤都是性贪的，即饕餮为蚩尤。《吕氏春秋》中周鼎著饕餮性贪和夏的贪叨习俗之名是一致的。

　　第三，后世"龙"形象源于饕餮原始象形蛇。古代宫廷的铸器大师，在饕餮文在钟鼎之上用两种方式只刻兽头，来表现它的蛇身。据孙作云统计，现有的铸器大概有两类：（一）是除了有首无身的饕餮纹外，有身的都是两个夔文合体，身上刻有蛇纹。孙作云指出现存的有容庚氏《武英殿彝器图录》五十二页"门祖丁簋",二十三页"饕餮纹鼎"、五十一页"饕餮纹无耳簋"容氏《颂齐彝器图录》六页之"事父簋"等等。（二）如若有首无身，则其两角或作夔纹。孙作云指出，现存有黄濬氏《邺中片羽》第三集卷上二十九页"饕餮文壶"等。或在腮边填以夔纹如《武英殿彝器图录》十四页"饕餮鼎",罗振玉《梦郼草堂吉金图续编》"父丁鼎"等。除了间接表现饕餮为蛇的器物之外，还有许多直接记载的器物，如于省吾先生《双剑誃吉金图录》卷下"商句兵"四，再见于黄氏《邺中片羽》第三集卷下"饕餮文铜柄玉矛",三见于日本梅原末治博士《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图版第三十七"嵌石虺龙文古式铜戈",及图版第三十八"嵌石虺龙文铜柄玉矛",图版第四十五"嵌石饕餮虺龙文铜钺"等器物。当今中国艺术上的"龙",必多是怒目大口，形状好似兽头，有角伸爪。这种作风很明显就是蛇形的一种承袭，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风俗。并且饕餮就是蛇，饕餮本就是兽首蛇身，而龙与饕餮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现在的艺术家所表现的"龙",和饕餮的花纹几乎一样，所以现存器物中的饕餮多为蛇形便是风俗的遗留。孙作云运用现存的古书，指明在中国的古书和俗语中龙蛇二字都是并用的，并且龙和蛇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并且蛇的崇拜风俗几乎是全世界的。

　　第四，蚩尤造五兵与刀饰传承的风俗。在古籍上有很多蚩尤造五兵的传说，已成定论。然而在古代铜器上饕餮纹旁也多缀以刀兵的形状，并且是五个。如有《武英殿》十五页"伯鼎",《十二家吉金图录》固始张氏藏鼎一等。还有在这种刀纹附饰间施之于目旁的，又如《尊古斋》卷一四六页"亞口敦"是。还有施之于脊上的，如孙壮编《瀓秋馆·吉金图》册一"卿鼎"等。此种刀饰很少见于其他文饰的。孙作云认为这种刀饰作蛇足肯定是有神话传说作为底素的。古代作器物都是视之为吉祥，而饕餮似兽头，刀兵也是凶器。此上记载的刀纹附饰遗痕明显，在器物上作此凶恶之图，应是具有悠久的传承的风俗。

　　其实，鼎最初的花纹为饕餮，而饕餮又非蚩尤莫属。蚩尤之为图腾即以蛇为图腾者。

　　在当时的北美洲印第安人，古埃及的雕刻都刻有鳄鱼、蝎子、毒蛇等，皆是图腾的表征。

　　此时的人民也多佩戴鸟兽的饰物。这与夏人以蛇为图腾，在器物上刻有"饕餮"有异曲同工之妙。日本住友氏的"双鸟盖饕餮纹鼓"即是半人半兽。饕餮一方面是"兽头形",一面是人相。这种半人半兽的图像在孙作云看来是其初或是晚期图腾社会由图腾崇拜进至祖先或族长崇拜时代在艺术上的表现。此器为乐器，与祀典攸关，与宗教有关迷信有关。到了后世这种图腾兼部落图腾演变为普通的美术花纹，这都是从民俗学和神话学的角度所考知的。

　　运用民俗传说来证明铜器花纹的意义，同时孙作云也多次用铜器花纹证明神话传说，二者取舍不同但殊途同归。并且饕餮之图也有避邪的作用，到了汉代甚至更晚，这种信仰也一直存留。西周后期，带有地方特色的穷曲纹也是饕餮纹的后世发展，迷信的意义衰退了，装饰的作用不断的增强。

　　除了关于饕餮的花纹之外，还有羽人图，鹤的图腾神话也都与民俗有极大的关系。

　　羽人图是源于鸟图腾崇拜的神话，据孙作云研究是特指后羿射乌。即后羿灭了九个以乌为图腾的氏族，这次事件非常的重大，并且中原夏人（《左传》叙述后羿，是录自《夏书》），觉得他们的风俗与之不同。在古代是非常震惊，所以传说也多。到了后世，艺术家根据传说，编译神话。艺术家就把故事结合出了艺术品。就有了猎壶上的弈射九乌图。

　　随着时代发展以及艺术家的创作，有了一人射鸟的图。鹤的图腾崇拜，在安东省辑安县（今吉林省集安县）通沟地方三国两晋时代高句丽的诸王古纹中的壁画，画有羽人乘鹤飞升。后世的民间古人也有许多关于鹤的观念和迷信，如把鹤当作长寿的代表，为仙人的坐骑，圣人在位则与凤凰翔于甸等。

　　关于现存的铜器花纹，神话图像还有许多，但是运用民俗学的方法去解读饕餮纹、羽人图等多个案例，在20世纪40年代的神话学研究中可谓是新景观，也是这一时期的先行者之一。

　　二、民俗的其他神话解读。

　　孙作云神话学的研究中涉及到的民俗不仅仅限于铜器花纹、图像、礼俗，还涉及到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各种衣食住行方面的民风民俗。

　　首先，在服饰上。凡崇拜一个图腾一般都会把图腾之像为冠。羌（姜）是以羊为图腾，故姜羌这两个字都是从羊，从人，看起来就是人戴着羊头冠的模样。帝高辛的辛字与凤鸟的头相似，甲骨文中的凤（即风）字上有辛字，或凤（孔雀）冠之形，即高辛就是高凤，即东方的鸟图腾。古书《汉书·地理志》说鸟夷"被服容止，皆像鸟也".《蚩尤考》也有这种风俗。盘瓠族有狗头帽，而浙江的畬妇，其髻如狗头，故温州人称之为狗头公主，孙作云引用了畬民族人民唱的歌中当做证据，这些都体现了古代的图腾崇拜。

　　其次，在居住上。推想古人月图腾部落人居住地。首先，《史记·封禅书》说秦始皇东游海上，祀八神将，八神将是齐地自古以来相传的溯祀，其"六曰月主，祀之莱山。

　　皆在齐北".对于这种古俗的记载，孙作云认为这种古俗即是东夷中以月为图腾的民族对于其图腾物的一种礼祀。其他史料也能作为辅证，《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营丘，……莱候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

　　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第三，《春秋》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齐侯灭莱。"定公十年书公会齐侯于夹谷，孔丘相，齐侯使莱人以具劫鲁侯，孔子杀莱人以退其兵人，即其人。

　　第三，对所奉为图腾的风俗加以保护，不敢杀害的风俗。对于此风俗的解读，孙作云引用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记载的盘瓠的故事内容和《后汉书·南蛮传》的记载，他们都是以狗为图腾并且对所信奉的风俗加以保护。洪庆善说东海人祭禹庙有一个习俗，不用熊肉及鳖为膳。这大概也是认为鳖是禹所化，祭祀禹庙时恐神见到有所忌讳，所以不以鳖肉为膳。当今，我们都是从后世的禁忌来推知图腾的渊源或者由后世的迷信推断古人之图腾信仰。

　　第三节 考古学之方法。

　　孙作云的研究方法中，对于考古发掘材料的重视非常明显。除了在相对比较集中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汉代的画像石的专门研究之外。孙作云在神话传说研究中也多有涉及考古学的新材料。这一类的方法在孙作云神话学中运用很多。

　　通过笔者总结主要集中考古学重大发现的在以下几个地方。

　　首先是，自1928年对于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以后，殷墟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商代的都城建筑遗址以及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等。孙作云跟随新的材料，新的研究方法寻求史论的新证据。如在孙作云《中国古代图腾研究》与《中国的第一位战神--蚩尤》中，孙作云大量引用殷墟的考古发现。其中殷墟出土的白陶上面刻有饕餮纹，半人半蛇。这种花纹是一个人身有手而一足（尾）之形。但有的有首，有的无首。这一重大发现成为孙作云神话学研究的重大证据。

　　除此之外，孙作云《中国古代图腾研究》、《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之研究·夏史新探》和《饕餮形象与饕餮传说的综合研究》中都有谈到，山东嘉祥县汉武梁祠的出土文物。武梁祠是我国东汉晚期一座著名的家族祠堂，其内部装饰大量的古代画像石，其中有一些石画像得到孙作云的重视，其中刻有东汉的打鬼图也就是大傩图，它与现行的风俗年节与元宵节相互印证，显示的是大鬼的方相氏；还有鼓吹图，汉武梁祠出土的鼓吹图是非常珍贵的一幅，因为它表示出是黄帝所作的鼓吹图，这种鼓吹图又见于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室的石画像。除此之外武梁祠画像石中还出现大量的"羽人图";伏羲女娲图即汉武梁祠石刻伏羲女娲之象，皆作蛇身交尾之状。对于山东的武梁祠的画像石都成为孙作云研究神话学的考古学证据。

　　另外，孙作云《中国古代图腾研究》、《中国的第一位战神--蚩尤》文中把河南安阳出土的大理石鼎，出土的刑天纹：两目巨大，口在乳下的记载，除此之外还有安阳出土的白色陶器也是邢天纹，它的样子是两手高举，看似缴械投降。民国十五六年间张中孚、董彦堂在河南南阳发现汉墓画像石，有一乐舞图，画上有鼓吹的骑士。这些都是孙作云在研究图腾和蚩尤时所运用的现存考古学资料。

　　除了以上记载，还有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时代的楚墓中"镇墓兽".对于"镇墓兽"的考察，孙作云在1957年曾经发表论文《我国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信阳楚墓介绍--兼论大"镇墓兽"及其他》，文章中谈到在1957年七月末，孙作云和郭人民先生、朱绍侯先生去洛阳、郑州等地参观考古发掘、发掘品以及一些名胜古迹。在孙作云的神话学研究中把参观的考古情况运用到了其中；吉林省辑安县通沟地方三国两晋时代的高句丽古墓，并且此墓张还有"羽人图"和日像，其中有三足鸟。四川重庆沙坪坝发现的汉代石棺，常任侠先生指出，其大棺的前额刻有一个人首蛇身像，一个手举日轮，中有乌。

　　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室的石画像中的日像，即画了一圆日中有乌，即是三足乌，金乌的神话传说的具体表现。

　　1931年，日本人因修旅顺大连之间的火车道，在营城子村沙岗屯附近发现有壁画的汉墓，在第二号墓中有一壁画上有一门，右侧是一人立形的老虎，张着血盆大口，作吃人吃鬼的样子；门旁还立着一只虎面神人，手里操蛇，即对蛇的虐待。孙作云认为："此虎即大傩时吃鬼的强梁（虎），其张口奋须之形，正表示要吃鬼的样子。"并且营城子的汉墓壁画中还有表现死者飞升的壁画，源于鸟种族对图腾的崇拜而产生的一种飞升思想。这些考古学的发现都是孙作云研究的有利证据。

　　考古学以及结合其他方法的使用，体现出孙作云深厚的学术造诣与渊博的知识结构。这也可以看出孙作云是积极吸收新材料重视多学科互相印证的方法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