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云神话学的影响

　　第四章 孙作云神话学的影响

　　孙作云作为中国神话的一位重要的神话学研究者，对于中国神话学的发展研究有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一些学者开始对神话有了关注和研究。他们被称之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先驱。蒋观云的《神话历史养成人物》就是中国神话学上的第一篇神话学论文。蒋观云的这篇文章是他在1903年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日本横滨）第36号上以"论丛"为栏题来发表的。他认为"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在许多知识分子竭力学习西方的背景下，蒋观云更加重视神话服务于现实的历史，强调的是神话的积极作用；并且还提出"神话之事，世界文明多以为荒诞而不足道。然近世欧洲文学之思潮，多受影响于北欧神话与歌谣之复活，而风靡于保尔亨利马来氏。……盖人心者，不能无一物以鼓荡之。鼓荡之有力者，恃乎文学，而历史与神话，（以近世而言，可易为小说）其重要之首端矣。",是把文学的作用加以强调，即是把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观点去看待神话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神话学研究还很幼稚，并没有专门的文章去专门研究神话学。与蒋观云先生同一时期的鲁迅、周作人虽然也在神话学的研究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也并未真正的开始对中国神话或神话学展开专门的研究。

　　我们可以从中国神话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神话学的进程进行探讨。孙作云研究神话学的盛行时期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期间，而这一时期神话学处于社会战争的大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在神话学典籍研究和田野调查方面的研究有所深入，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孙作云的导师闻一多。这一时期许多神话学研究者走向田野，走向少数民族。

　　抗战时期，南方民族的一些民族材料成为民俗学家和神话学家的研究对象。这些礼俗、信仰被用来揭示神话中所隐含的图腾神话和制度。如龙蛇图腾、鸟图腾等图腾部落民族通过神话建立更深的民族认同感，并揭示他们所拥有的共同的血缘关系。所以，这一时期图腾神话与制度的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如岑家梧《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

　　这些都极大的体现了民族精神；其次，这一时期的神话学研究都是有组织的科学调查。

　　许多知识分子都开始由抗战前的个人活动研究转化为有计划、有组织的以调查为主群体活动研究。但由于时局的原因也都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陕甘宁边区、云南、贵州、湖南等地，知识分子们往往都是有计划的调查民间的民俗事象，诸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秩序以及文学等材料并把所调查的材料放到整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上进行综合比较得出新观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少数民族的文章，如闻一多《伏羲考》、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等。抗战时期，对中国现代神话学有巨大贡献的一位学者就是闻一多。郭于华在《论闻一多的神话传说研究》一文中谈到："闻一多结合了各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在一个深远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在各民族文化相互联系的整体中探求神话传说的内在本质和民族文化的基本形态，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构想。他的研究与抗战时期神话学方法开拓新的领域，有利地推动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进展。"马学良在《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中谈到"朱自清先生热情地赞扬闻先生关于少数民族的神话研究是'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而闻先生正是沿着这条大路，决定而坦然地力排众议，写出许多独辟蹊径的著名论文。"孙作云深受其影响，也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孙作云沿着闻一多先生的路子，在方法论方面运用多重证据法，特别是图腾理论、语言学派等方法的融入。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神话学还有另一个巨大的飞跃。

　　那就是神话开始有了新的研究领域--"古史与神话",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顾颉刚和杨宽。

　　到了孙作云以后，五十到七十年代，是中国神话的低迷时期。主要的研究代表是袁珂和丁山的少量著作。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神话学的快速发展时期。

　　在1977年到1981年间，中国经历了十年文革大动乱，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最为突出的就是袁珂校注的《山海经》；1982年到1992年间，中国的神话学研究达到了繁荣发展。一是袁珂的"广义神话"的提出；二是中国神话协会在1984年正式成立；1993年至今，神话学发展稳步，趋向于传统的考古和田野作业。

　　我们通过对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可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历程对孙作云研究神话影响至深。不论是孙作云对《山海经》、《楚辞》、民俗内容研究，还是从历史还原神话方法的研究，又或者是国外神话的影响，都对孙作云神话学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方向。在此基础上，孙作云还开创了"游戏钩稽古史"的新方向。如史学家姚鉴（茫子）称："雨庵兄每持人类学家犀利之观察，整理古代散漫之传说，将之组成极有趣之神话系统，用以说明历史上之事实，皆能洞悉其底蕴，发明其真相，道古人所不能知，而成一代伟业者。今此《蚩尤考》文中，因蚩尤黄帝之战及鮌禹治水之事，而得考知蹴鞠之戏、咸池之乐、战神兵主之祀皆始于鮌禹治水之传说。是雨庵兄于神话传说之外，更注意于游戏之历史，以为吾人若探索其源，颇可考得一部分历史事实，此又为他人所不能知，而为雨庵兄所独自抉发者也。"可见，孙作云对中国神话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方法论上，孙作云发展了王国维、闻一多等的"二重证据法",这种研究方法为后来的神话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许多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中国神话时都开始运用这种方法。特别是叶舒宪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重证据法".

　　孙作云对于神话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对于神话学方面做出许多独特之论，以及对于研究方法的发展，这都值得后来的学者借鉴、继承和发展。神话学从创立之初的不成熟，理论方法的不健全，孙作云的神话思想也必然存在了许多的不足和缺点，他虽然为神话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作为一个探索者，他的神话学理论仍然需要不断的完善。许多学者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也曾提到了他的不足，甚至孙作云本人也有意无意中透漏出他的缺点。

　　首先，孙作云个人对于神话学的判断过于武断，有失偏颇。刘锡诚在《二十世纪，民间文学学术研究》中引用孙作云批评马克斯·缪勒"语言疾病说"的两句话来评价他的图腾神话研究--"历史的实证少而抽象的思维多行之太过而又限于一隅".这与赵光贤在《评孙作云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所评价的孙作云的缺点"有时固执己见，不免武断，是其所短"不谋而合。孙作云在研究神话学的时候往往确实有许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

　　对于"羽人"图像的来源，这种傅翼形于人或者兽的图像，在远古至东周前期的遗物中从未发现。而最早的羽人图便是战国时期的"猎壶".在"猎壶"上是把两种毫不相干的东西（鸟和人）揉合在一起，从而变成一个半人半鸟的混合物。孙作云认为,这种图像非常的离奇，应当是某与民族的图腾信仰。然而对于孙作云的说法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徐中舒先生认为："就东方民族固有之传说而作之图像".

　　也就是说古代是由这种神话传说的，但是到了春秋战国人们才画成了图像。而徐中舒先生所说的神话传说并不同于孙作云的图腾信仰。并且徐中舒还提出，这种图像有可能是外国传人。并且郭沫若也赞同此看法，他说："此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之物近时海外学者多称为'秦武',命名虽云未当，然有疑会受斯基泰艺术之影响者，于事殊有可能。……杕氏壶，新式器之翘楚也，实中山人所作。中山之俗古称好康乐歌谣，则其人盖艺术的民族，是则外来影响盖由中山人所介绍。"赵制阳《孙著"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质疑》一文中就指出：孙作云在研究神话时太过于迁就"图腾"这一观念，在研究神话时过于主观，所以他的佐证就显得顾此失彼。

　　对于图腾学说的研究，李学勤先生也曾说:"西方学者创始了图腾这一学说，把这一学说与中国之历史文化相结合，并不简单。但是对于图腾的接受也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不假思索的接受。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笔者以为，对于神话学的发展历程来说，学术之间的百家争鸣，仁者见仁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就像李学勤先生说的，不能每当谈到图腾不能一味的接受，也不能毫无理由的拒斥，应当合理的去研究。

　　其次，孙作云神话思想受到了时代的局限，缺乏实地考察。孙作云在《泰山礼俗研究》一文中论证泰山中存留的各种遗迹，孙作云说："我们从《汉书·五行志》所记的泰山'冠石',以下推论到泰山极颠的'鸳鸯石',岱阴东的'仙台岭','仙桥石',岱阴西襁负山的'镜儿石',天空山的'尧观台',玉女山的'石屋',岳顶北麓的'懒张石屋',还有在《史记·封禅书》明明说到的汉武帝所禅的石闾，总共合在一起，竟有九处之多，这些巨石遗物可以说皆有桌石坟的可能。我虽未到过泰山，也没有到过泰山的朋友，告诉我一些目击的事实；但我相信我的推想不至于无一是处。假若我以上的推测是对的话，泰山可以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桌石群的所在地了。"也就是说孙作云的一些神话研究是缺乏实地考察并且是自己的主观推测，对于泰山的遗留以及传说都是听朋友谈及，并未自己亲身经历感受和考察证实。

　　孙作云神话研究的成就对后世的贡献有多位学者评价过，史树青说："这部著作（指《孙作云文集》），对我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神话传说、文物考古等大有'凿破浑沌'之功，于后学研究工作的启迪和教育既深且远，其书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