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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唐朝时期墓志中赋文体的化用(3)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郑真先;戴伟华
发布于:2017-06-03 共13563字
  (二)闲居类
  
  闲居是一种生存状态,体现了墓主的志向追求,可能是撰者对墓主品性修养的忠实记录,也可能是一种谀辞。然而无论作何种情况来看,诗酒琴书的生活是为人所企羡的。
  
  纵观唐人墓志,闲居的母题事实上来源于先唐赋。如《大唐故上骑都尉益州新津县丞丘君墓志铭并序》“乃追张衡之素范,归田旧庐;慕潘岳之高踪,闲居养性”[2]102-103;《唐禹君墓志铭并序》“时逢道丧,屡构艰虞,怀道迷邦,希高慕古。于是闲居洛涘,守潘岳之清尘”[2]115-116;《唐嶲州邛都丞张君墓志之铭》“抗志闲居,且述安仁之赋……进处朝廷,则周行之鸣凤;退归林壑,则嘉遁之蟠龙”[2]617;《大唐故封州司马董公墓志之铭并序》“眷安仁兮闲旷,平子兮归田”[2]639;《故上骑都尉李君墓志》“地邻朝市,就潘子之闲居”[2]829.以上例子涉及张衡的《归田赋》和潘岳的《闲居赋》,其中又以后者屡屡见于墓志。魏晋士人不受礼法所拘逍遥自得的生存状态,如王羲之《兰亭集序》所写的“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是唐人所倾羡的,而以《闲居赋》为代表的文本为后人展示了一幅美妙的人生图景,若追溯其源,又可见于《归田赋》。
  
  潘张二赋,前者载于《文选》卷一六“志下”、《艺文类聚》卷六四“居处部四·宅舍”,后者载于《文选》卷一五“志中”、《艺文类聚》卷三六“人部二十·隐逸上”.潘岳《闲居赋》,李善解题:“《闲居赋》者,此盖取于《礼》篇不知世事闲静居坐之意也。”[13]224此赋有序云:“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
  
  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灌园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13]225这种自给自足、逍遥自得的祥和景象显然是理想化的生存状态。赋中云:“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涘,身齐逸民,名缀下士……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篱。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13]225-226如此人生图景怎不令人心生向往!
  
  在此之前的《归田赋》已经着力描绘了一幅美妙逍遥的人生图景。张衡《归田赋》,李善解题:
  “《归田赋》者,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赋中有云: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睢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 .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13]223虽然对潘岳的人品有不少质疑,但事实上,其人品和文品并不矛盾①。而且如以上引文所展示的理想境界,无疑为后人所企羡。古代士子无非仕、隐二途,《归田》《闲居》二赋为士子们描绘了一幅桃花源式的理想图景。因此,唐人在勾勒墓主的生存状态时屡屡关联《归田》《闲居》等赋,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三)士不遇类
  
  士之不遇是另外一种生存状态。人固然向往闲居的悠然自得,但那毕竟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不易获得。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倒似乎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常态。士不遇的主题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追溯到屈原的《离骚》,但表现为一种固定的文学题材,则要以一系列的士不遇赋为开端,如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由此可见,先唐赋开启了士不遇的文学题材,而在唐人墓志中便可以看到对这一题材的接受,其中尤以贾谊《吊屈原赋》《 鸟赋》为典型。
  
  关于贾谊《吊屈原赋》的创作缘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简要的记录:“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14]2492另外,《文选》卷六“吊文”载《吊屈原文》,即《吊屈原赋》,其序有云:“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自喻。”[13]831-832至于《 鸟赋》,《史记》亦载:“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 '.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14]2496另外,《文选》卷一三“赋”所载《 鸟赋》序中有云:“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 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 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13]198从以上所引的材料来看,无论是贾谊本人的遭遇,还是他的《吊屈原赋》和《 鸟赋》的创作缘起,都绕不开“士不遇”的主题。每当唐人遇到同样境况,便自然会从贾谊那里找到同病相怜的体验,一来宣泄心中郁闷,二来也是一种心理安慰。
  
  考察唐人墓志,可证以上之说。如《大唐故张君墓志铭》“贾谊将终,止座之妖先兆”[2]136;《大唐故将仕郎段府君墓志铭》“长沙怪鸟,因贾谊以兴祆”[2]352;《□□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刑太常伯李公墓志铭并序》“长沙卑湿,方叹恶禽”[2]494;《唐相州汤阴县故令王君墓志铭并序》“止座灾禽,能催贾谊之命”[2]521;《大唐故薛王傅上柱国司马府君墓志铭并序》“长沙地卑,俄闻作赋”[2]1387;《唐故正议大夫行袁州别驾上柱国苑府君墓志铭并序》“公以忠见谪,思贾谊之长沙;地邻汨罗,吊屈平于湘水”[2]1543;《唐故榆林郡都督府长史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贾谊投湘,初因群小;屈原去国,本为材高。冀昭洗于明时,何暗忽于玄夜”2]1656;《唐故宁远将军左卫翊府右郎将内供奉彭城刘府君墓志铭并序》“贾谊自伤,屈平卒亡,哀哀彼苍,如何他乡”[2]1704.
  
  综上可见,唐人撰墓志时遇到表现贬谪遭遇的情况,往往会试图从前人那里寻找相似的素材。
  
  从他们对屈原和贾谊的化用来看,又可以看到贾谊出现的次数似乎更多,其中缘由,或许正如白居易所言,贾谊的悲剧意味比屈原要浓得多,白诗有云:“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
  
  三、唐代墓志以赋笔行文刍议
  
  司马相如论作赋之法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15]93这是汉大赋的创作法则,重在一个“全”字。就唐赋而言,王芑孙曾云:“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①指出唐赋在形式上已经十分成熟。唐代科举大部分时间以诗赋取士,为适应科考的需要,士人们创作了大量的律赋,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指导律赋写作的赋格类着作,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
  
  载,有张仲素《赋枢》三卷、范传正《赋诀》一卷、浩虚舟《赋门》一卷、白行简《赋要》一卷、纥干俞《赋格》一卷,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均已佚。今仅存佚名《赋谱》一书,可资参考。这说明到唐代中期,赋的创作有了系统的指导理论,而这些规范也渗透到墓志的写作中。
  
原文出处:郑真先,戴伟华. 赋与唐代墓志[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01):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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