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政论文的历史渊源与新质的出现
近代政论文的变革开始于龚自珍，经过魏源、王韬、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创作实践，近代政论文不断发生变化，直到梁启超创造出了“新文体”,近代政论文的变化和发展终于到达了顶峰。近代政论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继承古代论说文的传统上产生的。“新文体”之所以不同于古代的论说文，是因为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因素，新因素便是“新文体”之所以“新”的原因。
第一节 近代政论文书写的历史文化资源
既然近代政论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那么在研究近代政论文的新变和发展脉络之前，有必要对它的前身--古代论说文做一些基本地介绍。
论说文是一种以发表议论和进行说明为表现方式的文体。起源于先秦诸子，然后逐步发展为以“论”名篇。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是现存最早的单篇论说文，行文酣畅淋漓。
东汉的论说文变得更加精微。唐宋以降，诸论丛出，其中既有治世移俗的内容，又有文从字顺的形式，创作成就斐然。及至元明清，远追汉魏，近绍唐宋，亦不乏佳篇。中国古代的论说文既具有逻辑性，又具有文学的形象性，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个重要门类。
刘勰的《文心雕龙》最早对论说文的性质和写作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文心雕龙·论说》中云：“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①。大意就是，论说文就是总结各种言论、见解，仔细地研究出唯一的道理的文章。在谈到这类文章的形式和写作特点时，刘勰说：“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证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②。意思就是，论作为一种文体，主要的作用是明辨是非。论需要借助对客观事物、现象的深入观察，推求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道理，要求作者能够具有艰苦钻研以求融会贯通，深入底里以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然后通过这种手段来衡量各种事物的得失是非。刘勰的论述，基本上接触到了论说文体的本质。
中国古代的论说文源远流长。先秦诸子散文实际上就是论说文。我国古代的论说文，是从最开始的诸子讲学语录，不断发展形成的。《论语》虽然属于片段语录，但是已经含有论说成分；《墨子》中的“十论”,是墨子讲学的记录，但是每论各有主题，已经粗具论文规模；《孟子》一书基本上是语录体，但是其中以一个中心为议题的某些段落，如着名的《天时不如地利》章等，也已经具备论文雏形；及至《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各家着作，不仅多数篇章都开始以论文的形式出现，而且有的篇章还直接以“论”名题，如《庄子·齐物论》、《荀子·天论》等等。
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单篇论文是西汉贾谊的《过秦论》。《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过秦论》详尽的分析了秦之所以能吞并六国及其灭亡的原因，目的是给汉文帝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鉴。篇中从各方面分析秦所犯的错误，故题名曰《过秦》。
这篇文章在说理时，引用史实作为根据，层层推进，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行文波澜起伏，文笔酣畅淋漓，可谓滔滔不绝，其势不可犯，其理亦无穷。这充分代表了汉初政论文的风格。汉初离先秦时隔不远，一些论说文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策士们的余绪，在说理论政时，常常不自觉的带有先秦策士们的言谈色彩。这与后世所谓的“论”表现出一定的区别。
东汉之后，论文的风格开始发生变化。以“论”作为篇名的作品大部分都只依据一个论点，做周详的推理论证。重在见解精深，逻辑严密，虽然笔法变化多端，但劝说、游说的味道开始逐渐消失。
唐宋以降，经过两次古文运动的洗礼，论说文既有治世移俗的思想内容，又有文从字顺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柳宗元的《封建论》强调指出封建制的形成是由于“势”,不是出于圣人之意。文章以周、秦、汉、唐四代史实作为依据，论证封建制度的缺失，裂土分国，常形成“末大不掉”的局面；“继世而理”①贤、不肖往往倒置；世大夫世食禄邑，堵塞贤者发挥才能的机会；远不如郡县制的优越。这些都反映出作者识见卓越、新颖，立论大胆、坚定。虽然多论古事，然而实际上借以针砭中唐时代藩镇割据，跋扈害民，统治集团腐朽专权，排斥贤俊的现实，有着巨大的战斗意义。通篇论点集中，开阖宏肆，笔力雄俊深切，极具说服力，是作者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欧阳修的《朋党论》针对当时保守势力的诬蔑言论，指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论点。并列举前代兴亡的事例，从正反两方面对比中说明治理国家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②，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政治的谬论，体现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
元明清的论说文，基本上远追汉魏，近绍唐宋，亦不乏名家之作。如王夫之的《桑维翰论》，这篇文章论述桑维翰献谋石敬瑭，借契丹之力灭李从珂，自称帝，称契丹主为父皇帝，割让幽蓟十六州给契丹的卑屈行径，鞭挞桑维翰的叛唐行为，表现了作者的民族意识。
以上专门阐述了论说文中的“论”.至于以“说”名篇的“说”,另有它自身的含义。
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云：“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③。又云：“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惟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④。显然，这里是把“说”看作是策士进说献计时所做的“游说”之辞。先秦诸子散文中有不少游说诸侯的文辞，特别是在《国语》、《战国策》等书中，游说之辞更是数不胜数。但到秦汉以后，这类文字已经基本销声匿迹。汉以后以“说”作为篇名的篇章论文，基本上是表示说明或申说事理的意思。如曹植的《籍田说》。
唐宋以后以“说”作为篇名的文章，性质上也是理论性的文章，但是它侧重于说明性，解说性。如韩愈的《师说》，周敦颐的《爱莲说》等。
此外，古代还有以“议”作为篇名的文字。议，又称驳议，也是一种反驳、辩论性的文体。刘勰的《文心雕龙·章表》中云：“表以陈情，议以执异”①。从用途上看，议和章表同属于臣属给君王的上行公文，因此刘勰在《章表》篇论到它。但大约又有鉴于它与一般上陈的章表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刘勰又有《议对》篇，把驳议与对策归为同类，而详论了它的特点。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则仍归为“奏议”类，视为公牍文的一种。从实质上看，所谓驳议，实际就是一种带有论辩性的政论文。驳议文始于汉代，是朝廷议事时，陈述不同意见的上书。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以“议”名篇的文章，也不都是上奏朝廷的。因此徐师曾《文体明辨》曾把议分为奏议、私议两种。他说：“学士偶有所见，又复私议于家，或商今，或订古，由是议寖盛焉”②。所谓私议，也就是某些学者有鉴于某些政治、社会问题，而私自撰写的政论文。但它是由奏议发展来的，所以在写法上一般仿效奏议的方式，即先列举出某种成说，然后用辩驳的口吻加以议论。
中国古代的论说文，除了需要说理透辟、语言简练之外，还讲究气势充沛、情理兼备。
有时通过叙述和描写，多方面使用引用、比喻、排比、夸张等表现手法，来达到论说的目的。在写作的过程中，也不完全是按照提出论点、摆出论据、得出结论的方式来进行，却往往是寓言杂陈，多方引申，意在言外，含义深远。这正是古代论说文旨在说理而又具有文学性的原因。
第二节 近代政论文的发展脉络
近代政论文变革开始于龚自珍、魏源，他们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启蒙思想家，最早感受到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因而力主改革以振兴民族，抵御外侮，并从改革社会的需要出发，把政论文创作引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开启了“讥切时政，抵排专制”、“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龚自珍、魏源的政论文，在文体上还没有突破传统古文文体的束缚，在语言上仍是地道的文言，但已经孕育着冲破旧文体的趋势。首先，龚自珍、魏源的政论文“经世致用”的基本方向，密切了政论文与社会的联系，丰富了政论文的题材，扩大了政论文的容量，使近代政论文具有了一种冲破传统论说文狭小格局的内在冲击力。其次，龚自珍、魏源的政论文“讥切时政，抵排专制”、“慷慨论天下事”的文风，作者那种激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在政论文中抒发和表达，必然会破坏传统论说文一向崇尚的含蓄、中和、温柔敦厚的美学风格，从而形成一种急切、透彻、畅快、情感丰富、气势充沛、议论风发的作风和气派。从而带来政论文气质、格局以及语言形式各方面的变化。这两个方面的特点直接为后来的政论文，特别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体”所继承和发展。
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龚自珍、魏源所开创的“经世致用”的政论文创作道路上继续前进，用政论文鼓吹变法改良，介绍西方文明，进一步推动了政论文的文体变革。他们更加自觉，更加明确地从文学自身提出政论文变革的主张。冯桂芬在《复庄卫生书》中提出“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着之于文”,“不烦绳削而自合”,“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①。把拓展政论文内容，倡导自由抒情写意，同反对桐城“义法”、突破旧形式的束缚联系起来，作为政论文改革的目标。
王韬和友人郑观应都在《循环日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鼓吹变法图强，向西方学习，联系社会实际，大胆直陈时弊，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王韬在政论文创作上主张直抒胸臆，畅所欲言，不拘格套，条理明畅，议论纵横，表现出文体解放的趋势。王韬、郑观应的政论文，为报章文体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先导。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为了进行变法维新的宣传，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吸收了自龚自珍、魏源以来政论文改革的成果，特别是王韬等人创作报章政论文的经验，广泛吸收了当时因为翻译文学的兴盛，而传入的外国先进思想、科学知识和新的词汇、语法等，对政论文文体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形成了一种摆脱一切古文家法，平易畅达，自由通俗，富于鼓动性的“新文体”.这种文体虽然并未完全摆脱传统古文的规范，还只是一种浅近的文言，但从其内部构成上已经添加了许多新的因素，孕育着一种更为全面彻底的文体变革的潜在力量。它是近代政论文文体改革的最高成就，是现代政论文的先声，代表政论文改革的方向。
传统政论文内部的变革，开始于龚自珍、魏源等人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政论文。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整个社会处于大变动的前夜。龚自珍、魏源等人面对“大变忽开”②的局面，顺应历史的潮流，力倡社会和文学的变革。主张为文应切近社会，干预时政，经世致用，在政论文的形式上，则要求打破桐城“义法”的束缚，不拘格套，直抒胸臆。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给当时保守、沉滞、恹恹无生气的文坛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龚自珍作为近代文学的开山祖师，也是近代政论文改革的拓荒者。他的政论文虽然依然运用了古文的形式，但是他却以一个启蒙思想家的敏感和改革家的恢弘气度，真切有力地传达出了自己对所身处的时代的总体感受：那种“日之将夕，悲风骤至”③的“衰世”景象，在黑暗势力地压制与束缚下，人才与个性被摧残，他们的痛苦与抗争，改革者对未来的向往，对扫荡腐朽实力的呼唤，作者在描述这种末世景象，传达处于这一时代里人们的愤疾情绪时，所需要的是另一种笔墨，另一种文章的格局。这就势必要在表现方式上打破由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美学风格所决定的传统政论文的形式，打破统治当时文坛、标榜“雅洁”的桐城古文“义法”,而带来政论文形式的革新。
引经讥政、借史议政的政论文容易写的枯燥，但是由于龚自珍具有卓越的见解和激越奔放的感情，又吸收了先秦诸子纵横雄辩的议论方式，并且善于调动多种表现手法，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因而能把政论文写的有声有色，而句式的变化多端，语汇的丰富多彩，又喜欢用排比、博喻、顶针等修辞手法，使得他的政论文具有汪洋恣肆、跌宕多姿、俶诡雄辩的美学风格。
魏源的政论文与龚自珍一样，多引经史为据，借古议今，犀利深刻，切中时弊。他的文风与龚自珍的奇诡瑰丽不同，魏源的文更加“明畅条达”①，说理透辟。魏源的政论文不受桐城“义法”的束缚，既不宗汉魏，也不法唐宋，而是自铸伟词，独抒己见，论述深入浅出，既博大精深，又明白晓畅。
随着近代社会要求变革的思潮进一步发展，政论文创作领域出现了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一批近代早期维新派作家。在创作上继承龚自珍、魏源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因为他们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了更多、更为深入的了解，思想更加开放，这使得他们能把近代政论文的改革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
冯桂芬的政论文不仅眼光犀利，表现了作者思想的深刻和认识上的卓见，而且文笔畅达，具有很强的表现力量。冯桂芬善于运用对偶、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增强语言的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抑扬顿挫、铿锵悦耳，有一种音乐美，从而增强了文章的表达能力和美感效应。
王韬的政论文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为了适应报刊的发表，首先在篇幅上多数较短，基本上在一两千字左右；其次在语言上，作者尽量采用通俗流畅、浅显易懂的文言文，用典不多，使语意显豁，容易被读者接受。在这方面，它体现了近代政论文社会化、通俗化的走向，对文体的解放和革新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郑观应的政论文笔调清新，语言简练质朴，以真挚坦诚的感情陈述救国救民和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有一定的感染力。在近代政论文的发展上，王韬和郑观应等人的报章政论文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
“新文体”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近代散文变革中的一种创造。它是为了适应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历史要求而产生的，也是近代散文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新文体”的建立有梁启超所做的独特贡献，同时也包含着梁启超的同代人乃至其前辈的共同努力。康有为便是传统古文向“新文体”过渡这一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之一，谭嗣同则足可称做开路先锋和最积极的实行者。
康有为的政论文感情充沛，气势宏伟，笔锋犀利，纵横恣肆，常常糅合古今中外的典故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加上他又善于运用排偶来增强文章的气势，句式或骈或散，骈散杂糅，无一定格，文中多杂佛语、耶教语和新名词，因而使他的文章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可以说，康有为的政论文一扫传统古文的旧习，力求文体解放，成为后来梁启超完成“新文体”的先导。
谭嗣同的政论文气势丰沛，笔锋犀利，条理清晰，语言畅达，在长短不齐的句子中又杂以俗语、俚语和外国词语，使作品显得清新活泼，富有生命力，从内容到形式都大大地突破了桐城“义法”的束缚，对后来“新文体”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新文体”的最后完成以梁启超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这十年间所发表的大量政论文为主要标志。对这种“新文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做过总结：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①梁启超的“新文体”主要是为了适应维新变法的宣传和思想文化的启蒙，而形成的一种明白晓畅，富有感情色彩和鼓动性的通俗文体。它自觉地吸取欧西文思、外国语法和新名词，形式活泼，文笔流畅，舒卷自如，别创一格，它是梁启超思想解放、勇于创新、面向世界的文化心态在政论文创作上的反映。
第三节 近代政论文的新质
古代论说文的结构一般可分为绪论、本论和结论三个部分。绪论是文章的开头，本论是文章中用于论证的部分，结论是文章的结尾。
苏洵的《六国论》中申述“六国破灭，弊在赂秦”②的观点，意在借古讽今。苏洵对宋代统治者自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以来对辽国、西夏岁输银绢，屈辱妥协的政策，进行讽诫，告诫北宋统治者要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全文共六个自然段。
文章的第一个自然段就是绪论。首先摆出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③。指出六国破灭的主要原因在于“赂秦”,观点鲜明。
文章的第二至第五自然段是文章的本论部分，也就是文章中用以论证的部分。文中以史实为依据，分别就“赂秦”和“未尝赂秦”两类国家从正面加以论证，又以假设进一步申说，如果不“赂秦”则六国不至于灭亡，从反面加以论证。进而得出“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④的论断。最后一段是文章的结论部分。最后借古论今，讽谏北宋统治者切勿“从六国破亡之故事”⑤。文章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论证，既深入又充分，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龚自珍的《明良论二》对封建官吏的寡廉鲜耻做了深刻的讽刺，并指出其根源。在龚自珍眼中，士林风气最大的特点是虚伪无耻。士大夫们自步入官场的那一天起，羞耻之心就荡然无存了。他们为了功名利禄，使尽一切无耻伎俩，同时又使尽一切虚伪手段。这种无耻行径，已经成了国家的巨大耻辱。全文共五个自然段。
文章的第一个自然段是绪论。首先提出论点：“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⑥。指出士大夫不知道羞耻是国家最大的耻辱，观点明确。文章的第二至第四自然段是文章的论证部分，也即本论部分。揭露清朝官员的昏庸无能和腐化无耻。
“政要之官”只知巴结逢迎，追求高官厚禄；“清暇之官”只知苟且偷安，但愿保职安荣。这些官僚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一旦国难临头，就会像鸠、燕一样各自飞逃。他强调指出这正是君主对待臣下如狗马、奴仆一样的必然结果。龚自珍还用历代君主敬重大臣，同臣下坐而论道的故事，说明有明君，才有良臣。最后一段是文章的结论部分。总结全文，论证君待臣以礼，臣报君以节的道理。“故曰：厉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无以劝节，非礼非节无以全耻。”
通过对以上两篇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近代的政论文在结构上与古代论说文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由绪论、本论和结论三个部分组成的。
古代论说文的语言具有准确、概括、生动三点。“准确是指使用的语言能准确表明需要论述的对象--即事物和道理，揭示它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②“概括是指为了论证的需要，使用简明、精炼的语言对某一道理作集中扼要的叙述和对某一事物做本质和典型的说明。”③“生动是指论说文中的语言应当力求做到生动活泼，形象鲜明，通俗易懂。”④如《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章云：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⑤文章能够紧扣中心论点，反复论证，主旨突出，说理充分，层次清楚，表达流畅。语言准确、概括、生动，气势磅薄。
近代的政论文学习并继承了古代论说文的这一语言特点。如魏源的《默觚下·治篇十二》中云：景运之世，言在都俞，其次言在旌木，其次言在庭陛，其次言在疏牍，其次言在歌谣，其次言在林薮，其次言在腹臆；言在腹臆，其世可知矣。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士在阿谷，其世又可知矣。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故世昌则言昌，言昌则才愈昌；世幽则言幽，言幽则才愈幽。
文章论述广开言路与社会的关系，说理透彻，条理清楚，层层递进，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古代论说文中常见的修辞手法有设问、反问、反语、反复、比喻、借代、引用、层递、排比、对比等。古代论说文中大多采用多种修辞手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如《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章中使用了反复、引用、排比、对比等修辞手法，《孟子》的《鱼我所欲也》章中使用了借代、反复、排比、对比等修辞手法。古代论说文中如此频繁多样地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就是为了能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使别人能够信服自己的见解。
近代的政论文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特点。龚自珍、魏源、王韬、梁启超能够有意识地使用各种修辞手法来生动、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加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如前面引用魏源的一段话，其中就使用了排比、对比和层递三种修辞手法。
此外，古代论说文在论证某一观点或见解时，会使用一定的论证方法。常见的论证方法有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假设推理、引申推理、旁证推理、对比推理、分层论证等。这些推理方法在文章中有时单独使用，有时联合使用，以达到论证说理时效果的最大化。近代的政论文学习并继承了这些论证方法，使得近代的政论文读起来说理透彻，条理清晰，逻辑性强。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和翻译文学的兴盛，以及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近代的政论文有了重大发展。特别是近代报刊的兴起，对旧文体的突破具有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维新派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他们首先是以创建报刊来开展政治活动的。
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政论文在舆论宣传中的作用，经常借助政论文来开展宣传。他们以变革的精神对政论文进行变革，促进了近代政论文新质的出现。
从篇幅上说，古代论说文一般篇幅短小，如贾谊的《过秦论》。近代政论文也有篇幅短小的文章，如龚自珍的《平均篇》。除此之外，还出现了篇幅比较巨大的文章，如梁启超的政论文，洋洋洒洒，每数千言至数万言。从体制上说，古代论说文一般都是单篇论文，很少有关于某一问题而出现的成组的文章；而近代政论文则出现了关于某一问题的成组的文章。如龚自珍的《明良论》四篇，是为了论述明君跟良臣之间关系的文章，每篇主题各有侧重，总体上体现为层层递进的推论结构。
古代论说文使用的是传统的文言文。因为近代报刊的发展和宣传变法图强的需要，传统的文言文早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近代政论文的语言由文言文逐渐变成浅近的文言文，到最后变成了文白参半的语言。王韬作文主张直抒胸臆，不尚虚文，因此，他创作政论文时使用的是浅近的文言文，使普通百姓可以读懂他的文章，为他的变法改革思想做宣传。梁启超的“新文体”虽然未能全脱文言的范围，但是它却比以前和同时代其他名家的散文平易畅达的多，他不避俗语、俚语，以使语言、文字二者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使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读懂。
清朝末年，大量新事物和新思想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些从未出现的新事物需要大量相应的汉语词语来表达。除了可以借用旧有的词语之外，还需要创造大量的新词。王韬、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在创造和引入新名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我们使用的很多词语就是那个时期留传下来的。
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即在古代论说文中使用的词汇也是以单音节词为主。而近代论说文中的词汇却以双音节词为主，还出现了四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王韬的政论文中已经出现大量的双音节词和四音节词，单音节词逐渐减少。梁启超的“新文体”中双音节词和四音节词更是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近代政论文对古代论说文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在结构上继承了绪论、本论、结论三段论的写法，在篇幅上既继承了短小精悍的特点，又出现了长篇巨制和大型成组的政论文；在语言上，既继承了准确、概括、生动的特点，又迈出了从传统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第一步；在修辞和论证方法上继承了多种修辞和论证方法；在词汇上，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双音节词和四音节词逐渐增多，单音节词逐渐减少。正是因为近代政论文在语言和词汇上对古代论说文的创新，所以才最终出现了梁启超的“新文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