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近代政论文产生新变的文化语境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败给了船坚炮利的英国，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延续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封建地主中的有识之士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些士大夫转变成为近代知识分子。近代知识分子为了能够公开地表达自己对国事的见解和看法，开始学习西方创建自己的报刊，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这些都促进了近代政论文新变的产生。
第一节 时代原因
进入 19 世纪，在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世界格局中，中国要摆脱被宰割的局面，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改变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政治制度。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中国近代先进分子无不走上从西学中寻求治国良方的道路。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为把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改善进行经济掠夺的环境，也需要传播西学为其开路。因此“欧风美雨”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风云，西学东渐成为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现象。
“西学”这个词并不始于近代，明末就已经有了。十七世纪初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编写了一部西方大学教科书纲要《西学凡》，后来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又编了《西学修身》、《西学持家》、《西学治平》等书，因此，“西学”便成为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的代名词。在明末清初，西学的主要内容是指自然科学。
所谓“明末清初”,主要指公元十六世纪后期、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前期前后约两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开始出现西方文化的第一次东渐，这段时间在西学传播史上又有两个高峰期：一是明末崇祯年间，二是清初康熙年间，这是中西文化交流成绩最突出的两个阶段。明末自然灾害严重，民不聊生，因此引发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在边疆又先后有蒙古族和满族的骚扰、进攻，国家处于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的困扰之下，因此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一些进步的士大夫看到西方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与国计民生、巩固边防有关，如《泰西水法》与农业有关，《火攻挈要》有助于军事等，于是一些思想敏锐的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并向他们学习西学，之后还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不少西书。康熙朝也是西学传播兴盛的时期。康熙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处于中国大一统的时代，国力强盛，颇有自信心，因此对西方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的活动持欢迎的态度。他信任不少西洋人，如主持钦天监工作的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就是突出的代表。
明末清初的西书翻译是很有成绩的，它不仅使中国人民了解到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对中国的士大夫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徐光启、李之藻就是受这种影响的代表人物，而且它还改变了中国的学术风尚，促进了求实学风的形成。后来经世致用之学的倡导，对历算、西北史地的兴趣，乃至乾嘉汉学的科学精神和实证学风，显然都受到明末清初这次西学东渐的影响。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这次西学东渐因为清政府对天主教的严禁和罗马教廷宣布解散耶稣会而终止。在中国历史上这次前后持续了二百四十年的西学传播虽有种种局限，诸如：传教士既以传教为最终目的，那么传播科学知识也只是传教的一种手段，但这次西学东渐的历史贡献还是应充分肯定的。
由于清朝中叶开始实行闭关锁国，因此除上面提及的少数传教士译介的一些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的知识外，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的情况鲜有所知。就在清末中国保持着以天朝上国自居，鄙称外国为夷狄的传统心理时，当时世界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已将大部分地区变成其殖民地。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与经济危机的刺激下，为了扩大市场，这些西方国家又把侵略目标集中到中国，战争已不可避免。但国内除少数先觉者，如林则徐曾主编《四洲志》外，整个统治阶级对于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仍视若无睹，对敌人的情况一无所知。终于在 1840 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中，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落后的封建主义中国与先进的资本主义英国交锋的结果，便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为丧权辱国的失败所震惊，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在侵略者的船坚炮利面前，毅然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开始致力于对外国的介绍。但是受到语言、材料的限制，这种介绍还很肤浅，夹杂着很多错误。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洋务派官僚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创建了一系列近代企业，为此集中翻译了一些西方的声光化电之书；1872 年开始，大批留学生被派赴国外学习。这些都从客观上促进了西学的传入。由于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他们只承认中国的武器不如人，而肯定政教则优于西方，幻想引进先进的技术，用西方的枪炮来维持中国的封建统治。除了洋务派主办的制造局外，这一时期从事西学译介的还有传教士主持的同文馆和广学会。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竟然被日本所打败，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至此，不仅洋务运动的目的落了空，而且举国悲愤，士子猛醒，学习西政的呼声大起，西学书籍翻译的重心随之由西文逐渐转向日文。
甲午战败的无情事实是中国人对日文书籍发生兴趣的最重要原因。日本迅速近代化得力于因引进“洋学”而发生的明治维新，这一成功先例对中国的维新志士大有启发，加上中日有“同文”之便，从日文翻译西书便蔚然成风。而最初的倡导者与有力人物正是康有为。还在光绪初年，他已请人系统地购求日本新书，后又向张之洞建议开书局翻译日本书。
他编辑的《日本书目志》于 1897 年由上海大同译书局付印，《自序》说明了以待取译参考的编书目的：
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
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①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又代杨深秀拟《请派游学日本折》与《请开局译日本书折》，并自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使取道日本学西方的思想深入、普及于社会。
为了培养日文翻译人才，1896 年同文馆也添设了东文馆。但日文翻译的主力军仍是留日学生与避难东渡的改良派。同年清政府开始向日本大批派出留学生，到 1905 年、1906年，在日留学生总数已增至万名左右。而日本作为改良派在海外最重要的基地，也集结了相当多的人才。经过这些人的努力，戊戌以后传入中国的社会科学着作，从日文翻译出的便占了绝大多数。为了满足国内知识分子对新学如饥似渴的需求，那些仓促之间翻译出来的文字往往采用将日语的宾语与谓语的位置前后颠倒、略加变化的直译方式。
近代西学东渐特殊的输入途径和特殊的输入方式，使得日本的文体对中国的文体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表现在近代政论文上，梁启超的“新文体”受到日本着名的政论文学家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的影响，尤其是后者。他们文中的思辩色彩和重视逻辑推理对梁启超都有一定的影响，“新文体”“条理明晰”的特点显然由此有关。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在中国传统典籍中，知识分子一般被称为“士”,所谓“士农工商”,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利益集团的基本划分。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吏的基本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基本目标，故在一般意义上，传统的“士”或“士大夫”,也包括政府的现任官和候补官。因此“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的一般指称。
在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是具有强烈地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的。他们在不同的王朝和历史时代，以其敏锐的政治意识，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治国平天下”的方案，平且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历代统治阶级为了保持其统治秩序，也广泛地吸收士大夫参与政治，为自己寻找谋士或智囊。
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参与政治的意识虽然强烈，并且也通过这种参与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进步，但是却始终处于依附的地位，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具备在共同利益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思想目标的群体意识。因此，在王朝兴衰更替的过程中，在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互相斗争中，特别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保守与革新、中央与地方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中，传统士大夫往往依附或背离于某一政治集团，形成互相容纳或彼此对立的阵营，在历史上起着进步或落后的作用。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的命运是与封建王朝的兴衰荣枯相始终的，成为王朝治乱、更替的政治工具。这种附庸的地位，往往使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成为专制政治的牺牲品。
对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一般都承认知识分子就是指某个历史时期通过接受学校教育，获取某种知识和某种思想，并且以此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他们特殊作用的人。作为社会文化传承的主要承担着，知识分子同其他社会群体和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具有非常自觉、非常积极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因此，“要成为知识分子，有两个条件必须具备：他必须是以承继和创造某种规范性、学术性、观念性的知识体系为志业的知识者；他必须是关怀世事，介入社会，秉公判断，仗义执言的公共事务的参与者。”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由批判的精神。知识分子直陈时弊，想要开创社会的新风气，甚至敢于站在当时社会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决意要打破旧秩序，消除旧思想。这一特点也较为充分地体现在了西方传统所界定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上--对社会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对社会采取批判的态度。因此，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权力的眼睛”.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伴随着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缓慢变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结构、素质、心理结构也发生了缓慢的变化。近代中国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由传统的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当然，这种转化过程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近代化过程一样，是缓慢和渐进的。
传统士大夫与近代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在于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否。传统士大夫以维护传统的封建伦常制度为己任，治学也多重在历代圣贤的各种谟训和教条的训诂与诠释，在政治上则依附皇权，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近代知识分子受近代西方科学与文化的熏陶，从儒学的传统中挣脱出来，形成了新的知识结构，并与先进的工商城市及近代社会文化发展密切联系，逐渐形成独立的意识，与皇权渐次疏远，以至于走向了皇权的对立面，从甘作帝王师佐转向致力于近代民主国家和宪政政府的实现。
在参与政治的方式上，也由传统士人的科举、充幕、归隐等不能摆脱皇权阴影的模式，转向独立地要求参与政治，即以民主制度为保障地参与政治的模式，并且逐步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增强了自主意识。把自己当作社会历史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主导力量，负有指导和领导社会其他阶级与政治力量的责任。这种现象，表明近代中国正在形成一个与传统士大夫完全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摆脱传统的依附状态，向着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方向凝聚。
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这一过程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就已经开始的。这一转变的过程，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过程而同步进行的。中国传统的经济、政治结构是一个完整与严密的系统，具有自我调节的内部机制，各种内部的调节与变革只能在其容忍的范围内进行，其结果便是强化了它的调整机制，造成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周期性发展。因此，传统经济、政治结构不能从内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而只有在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才能走出传统的封建政治经济的圈子，建构近代意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知识分子在这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同样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学说的传播与发展而逐步实现的。
鸦片战争时期，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危机和清朝的王朝末年危机，士大夫中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人，开始了探求社会变革的道路，形成了一个主张经世致用、面向社会的经世派士大夫群体，这个群体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旧的士大夫的群体。但是，由于他们所采取的经世致用的治学与治世的态度，表现了一种务实、讲求功利的、比较开明的思想，这与旧的士大夫务虚、不谈功利、只讲义理的价值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在西方侵略与文明的冲击下，经世派士大夫能够敏锐地感觉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不是用夷夏之防、科举八股就能抵御得了的。他们继续向前探索，终于得出了学习西方的结论，开始从旧式士大夫的藩篱中走出来。因此，经世致用之学是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之间的桥梁，经世派士大夫则是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的中介。提倡经世之学的经世派士大夫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即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学习西方的主张，成为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也成为了从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尝试者。
经世派士大夫开始的新变化，在洋务运动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洋务运动虽然是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主的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并且标榜“中体西用”,但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它是进步的，是中国经济与政治走向近代化过程中必然的环节。洋务派及其受洋务思潮感染的士大夫，在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又迈进了一步。洋务运动及其思潮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在中国创办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打破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封建经济结构，并使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动摇，也对封建的政治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洋务运动通过设立西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及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培养出一批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迥异于传统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结构，并为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借鉴的方向。
但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处于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过程中的传统士大夫。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态度还处于传统与变革之间。这是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的经济环境与西学东渐的初期阶段相适应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因素还很微弱，传统因素却根深蒂固，这就必然给予转变中的知识分子以新旧共存的矛盾性格与特征。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说的进一步传播，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转变迅速发生，这就是集中表现在维新派士大夫的迅速崛起。
维新运动时期，是中国旧式士大夫的大蜕变时期。维新派士大夫不满足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之类的器物，而对西方近代的制度、文化即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特别是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成为完全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以新型知识分子为主体，倡导了以变革政治制度为目的的戊戌维新运动，显示出新型知识分子日益觉醒的群体主体意识和变革政治的实际能力，说明近代知识分子已具备了成为社会的独立力量的雏形，开始引起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注目。维新派所倡导的维新变法，造成的深远影响与实际政治效果是巨大的。1901 年清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新政，不能不说是由于维新派致力于推进政治改革的结果。而新政所实行的废科举、兴学校、派游学、奖励工商业等一系列措施，又为知识分子群体的近代转变的完成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就有了 20 世纪初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初步形成，与登上近代民主政治变革历史舞台的出现。
正是由于传统士大夫或近代知识分子对参与政治具有极大的热情，所以他们会创作大量的政论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而他们的身份在近代发生转变，使得他们的政论文也发生了变化，从以前依附于皇权的传统士大夫的政论文转变成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政论文。传统士大夫的政论文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对前代的继承，而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政论文就不同了，由于他们是独立的政治力量，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批判精神，敢于直陈时弊，因此他们敢于揭露别人不敢揭露的事情。为了适应文章的内容，政论文的形式必须有所改变，便产生了富于鼓动性，便于时用的“新文体”.
第三节 报刊的出现与传播方式的转变
中国的新闻事业起步比较晚。邸报是最早出版的处于初级阶段的报纸。邸报起始于唐朝，由各地驻派都城的邸务留后使负责传发，所以称为“邸报”.其后，宋、元、明、清几个封建王朝都沿袭了这一编辑发行邸报的方式。在一些文献中，邸报也被称为“邸钞”、“阁钞”、“朝报”或者“京报”.邸报的主要内容是皇帝的诏书和封建王朝颁布的政令、政府官吏的升迁与任免的通告、各级官僚的奏疏和皇帝的朱批等等，不刊登一般的社会新闻，也不对重大社会事件发表评论。邸报发行所针对的对象是各级政府官吏，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没有机会看到邸报的。所以，可以说邸报是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是完全由政府控制、以发布政令为主的内部参考消息。其主要目的是让地方官员了解中央政府的主要法令。邸报的消息传递是单向的，即由最高政府下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官员需要向中央政府表明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则通过上奏折的方式来进献，而不能通过邸报。应该说，邸报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报纸，它更接近于政府发布的内部通告。作为现代报纸的雏形，邸报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鸦片战争前后，一批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以创办报纸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近代意义上的报纸由此传入中国。西方人所创办的报纸根据其使用语言和发行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中文报刊和外文报刊。外文报刊针对的对象是在中国的或者西方各国的西方人，其主要任务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自然和人文情况，为本国政府采取相应的对华政策出谋划策，制造舆论。应该说，外文报纸对于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有很大影响，有些报纸曾经充当过本国政府制定对华侵略政策的帮凶。当时精通外文的中国人屈指可数，因此，《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2 年 5 月创办于广州）、《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50 年 8 月 3 日创办于上海）等英文报纸虽然是在国内创办的，但是对国人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对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也没有产生相应的促进作用。
真正影响国内新闻业发展的是西方人创办的，以中国读者为阅读对象的中文报纸。为了实现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的大中城市创办了一大批以中国人为读者的报纸，一方面宣传本国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引导中国人改变对西方国家的看法。这些报纸大部分是由教会和传教士创办的，有的是由洋行、洋商为了赢利的目的创办的，前者如 1868 年 9 月 5 日创办的周报《中国教会新报》（1874 年 9 月 5日改名为《万国公报》），后者如 1861 年 11 月字林洋行创办的《上海新报》，这是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等等。其中，1872 年 4 月 30 日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伍华德（L Woodward）、普莱雅（W.B.Pryer）和瓦其洛（J.Wachillop）等四人联合创办的《申报》，是上海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中文日报。初创时为隔日出版，四个月后改为日报，除星期天外每日出版。《申报》采用活字印刷，用毛太纸单面印刷，开始“所载多诗文之类，间及中外近事，类皆信笔点缀，如传奇小说然，人皆不甚重视”①。这些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开始刊登一些社会新闻和西学知识，原来作为点缀的新闻报道内容趋于翔实，这反过来促进了报纸的发展，销售量大增。《申报》创刊时，销售量只有 600 份，到1876 年迅速增加到 2000 份。这些报纸的创办形式与发行方式对其后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迪、示范作用。
1874 年一份完全由华人集资出版的大型日报《循环日报》在香港正式发刊，着名文人王韬担任该报主笔。《循环日报》除星期天外，坚持按日出版，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日报。
《循环日报》的第一版为“香港目下棉纱、花布头、杂货行情”和“各公司股份行情”,第二版为新闻版，基本的栏目有“京报全录”、“中外新闻”、“羊城新闻”三部分，第三版和第四版为船期和广告，排版形式同《华字日报》相近。但是，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王韬经常用“弢园老民”、“天南遁叟”、“遁窟废民”、“欧西寓公”等笔名撰写政论文刊登在“中文新闻”栏内，“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论说一篇，多出自王氏手笔。
取西制之合于我国者，讽清廷以改革。《弢园文录外编》即集该报论说精华成之。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两。”②王韬曾经谈到，从创办报纸以来，他几乎每天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政论文写作上：“自撰日报以来，境比丝纷，事同猬集，终日握管，手为之疲，几于万马依言·····虽笔墨之间，不求刻画，而才尽之叹因之”③。
《循环日报》是中国历史上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它在开张布告上声明：“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④。报纸的总司理为陈言，王韬为正主笔，他们均是由中国股东共同选举产生的。其他协助办报的也都是中国人，如中国最早留美学生黄胜，留英学习法律的伍廷芳、何启，广东秀才洪士伟，担任西方资料翻译的张芝轩、胡礼垣等等。王韬对于中国人独立办报这一点非常重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表独立见解，而不是处处由西方人控制。他认为，香港、上海所创办的一些日报，担任主笔的虽然是中国人，但是报馆是由西方人开设的，所以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辞命意，未免径庭······欲矫其弊，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
既然开办报纸的是西方人，那么报纸刊登的内容或者其思想倾向当然由他们定夺，担任主笔的华人没有决定刊登内容的自主权，所以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情况和中国人的看法和思想。《循环日报》则有效地避免了这一弊端，它以中国人自己独立办报作为创办宗旨，坚持以中国人的立场看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外交涉事务提出自己的看法，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影响了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895-1898 年间，在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逐渐达到高潮的同时，同样也掀起了一次办报的高潮。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创建的报纸，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新闻舆论的主导力量，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也扮演着重要参与者的角色。继晚清影响最大的政论性报刊--《时务报》之后，各种要求变法图强的刊物，像《国闻报》、《知新报》等二三十家政论报纸先后创刊，而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维新派的重要报刊，在《时务报》异常成功的影响下，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每期都必不可少的报刊政论文的写作上，“以《时务报》的成功为榜样，多以政论作为自己的灵魂，刊首刊有‘本刊撰论',对社会变革和公务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大规模公开议论国事，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形。”①“《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皆仿时务，若唯恐不肖然者。”②尤其是澳门的《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报刊传播的条件和特点：第一，传播速度快。报刊与书籍的传播虽都不受空间的限制，但在时间上报刊较书籍要快得多。在清代乾隆聚珍版之后，民间多以木活字印书，木活字印刷较之一般木刻本是前进了一步，但印刷一部小说或诗集仍需很长时间，少则数月，多则经年。在报纸或杂志上刊登作品则大大缩短了印刷周期。
第二，平民化。刊印小说或诗集并非一般人所能负担的。在古代刻书往往是上层文人或富商大贾的事，一般平民文士是比较难以办到的，但投稿给报刊则容易得多，不但不花钱，而且还可以受到一定的稿费报酬。另一方面，报刊写作的预设对象是平民百姓，他们可以自由对话，这也就无形中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差距，使文学更加向民众靠拢。
第三，通俗化。通俗化是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目标，也是文学近代化的理想之一。就像梁启超所分析的：“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③。近代报刊肩负着双重使命，为达到传播西方文化和开启民智的目的，必须要求报刊语言通俗易懂，同时报刊作为通俗化、平民化的大众传媒，在语言走向上也要沿着通俗化的道路前进。这便使近代报刊始终具有通俗化的属性。
第四，都市化。报刊的存在和传播都离不开都市。近代都市的形成，都市人口的增多，是报刊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报刊的存在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需要大批有经济力量的读者，至少能买的起报纸。二是有一定的文化需求，即需要看报。这两点近代都已具备。
因为报刊有传播速度快、平民化、通俗化、都市化的特点，而且近代大部分的政论文都是发表在报刊上的，因此近代的政论文为了适应报刊的这些特点，便产生了王韬、梁启超的政论文。他们的政论文大都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而且还杂用俚语、俗语、外国语法和新名词，为政论文文体的变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