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发生与生态美学的提出

　　1 生态危机的发生与生态美学的提出

　　当今时代，我们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的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沙尘暴、水污染、雾霾……要想解决生态危机这一世界性难题，除了依靠法律制度的约束、媒体的宣传、科学技术的发展等，人类还应该从思想根源上进行检讨，生态学的人文转向就是一个试图在形而上层面上解决问题的尝试。

　　1.1 生态危机的发生及原因。

　　人类常常被称为"宇宙之精魂，万物之灵长",的确，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仅有人类脱颖而出：会使用工具，有自己的语言，可以思考并形成文化而有了文明。但是当人类为这一切而自豪时却发现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早在一九八一年佩切伊就描述过这些问题，这些包含着各个领域的相互交织相互纠缠的问题严重的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些问题中最根本性的最重要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说起的生态危机。发展到当今，生态问题更是日益凸显，我们再也不敢喝未经检测的水，我们怕重金属超标；我们出门要看看 PM2.5 的指数，我们不敢在雾霾天气的时候出去；我们只敢放心吃绿色有机的蔬菜水果，我们怕各种农药和自己也弄不明白的转基因；我们记忆中的青山绿水早已不在，土地沙化日益严重，耕地直逼十八亿亩红线；以前随处可见的小动物很多已经接近灭绝，也许我们现在只能在动物园甚至是自然博物馆才能看到。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收入差距的拉大、饥饿、战争、经济危机、种族冲突……一般来讲生态危机是指由于生态环境遭到长期破坏后无法恢复，逐渐影响到人类的发展，甚至直接威胁到全球生命生存的一种现象。想解决生态危机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生态危机的原因，所谓生态危机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由此生态危机的原因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本身的问题，二是由人类造成的。很明显原因不是前者，因为在人类产生前从未有过生态危机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生态系统是一种本身就可以自我调节的系统，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曾对"生物圈"予以论述，他认为我们地球上的生命都栖息在生物圈之中，生物圈能够维持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可以给生命提供居所。所以只要不破坏这种平衡生活在生物圈中的生命就能够一直生存下去，而实际上，除了人类没有任何一种物种可以获得这种足以打破生物圈平衡的力量，所以在生物圈中可以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衡。这里汤因比所说的"生物圈"相当于本论文里所说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能够自我调节，但是人类出现之后就将这种平衡打破了，那我们反思的对象就落到我们人类自身，是否自然界无法处理掉人类所带来的污染物，无法提供人类所需要的资源。事实上即使按照现代地球上的人口来计算，生态系统仍能够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运转，因为汤因比认为自然界也是一种生命的存在，至少是经过几百万年的发展之后，自然界可以进行自我的调节和控制，而这种能力就像是我们身体中的调节系统，能够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所带来的排泄物、污染物消化处理掉，从而保持一种健康的平衡状态。对此，我们也许会说是人类的贪婪造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我们过量耕种、过度放牧，无限制的开采不可再生资源造成了资源濒临枯竭，环境污染严重。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生态之于人的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永难满足的欲望",但是欲望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生态危机却是在工业革命后才渐渐出现。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当人类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之后，才造成了生态危机，那么现代科学技术就成了罪魁祸首。实际上我们只能说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工具，是人类破坏生态系统的工具，正如杀人的罪责是由杀人犯承担而非杀人的那把刀，所以最终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人类。但是如前文分析既然根源在人类，那为什么漫长的人类历史都没有出现生态危机而是现在才出现呢？这似乎就成了一个走不出的怪圈，成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当我们在表面无法归因时，就应该站的更高一些，形而上层面的思考也许能让我们有柳暗花明之感。此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路，他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也就是说，人类之所以能对自然进行一种无所顾忌的掠夺，其根源在于现代的文化系统。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否就在于人类的现代精神（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性）？

　　在我们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界定一下什么是现代性。实际上，现代性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本论文中，"现代性"是作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出现的，而正如前文所说生态危机是工业革命之后渐渐出现的，因此为了我们更容易看到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考察一下作为历史范畴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说："我把'现代性'视为一个历史时期，他始于西欧 17 世纪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变，后来达到成熟。"也就是说，"现代性"是指 17 世纪之后的西方国家逐渐发展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等方面。由此，现代性的特点总结如下。首先，现代性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必定受到当时科技成就和方法论的影响，卡西勒在他的《启蒙哲学》一书中曾论述到理性是 18世纪的聚焦点和核心，人类不顾一切的盲目追求理性。因此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是科技理性的思维模式。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是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大卫·雷·格里芬（Griffin,D.R.）就曾说："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的确，现代性之所以倡导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其原因显而易见，现代性具有理性的特点，人类作为理性思考的主体必定要追求自由，渴望获得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人类日益挣脱愚昧、宗教的束缚，也不再迷信传统，逐渐开始独立思考并且大大增强了自我批判和反思的能力，从而具有了自我意识；在这基础上制定新的社会规范和日常准则，不再受宗教或团体的束缚，能够自我决定；而在这种束缚解除的前提下，人类就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生活特色，形成个性化，从而使得自我实现有了可能。现代性的第三个特点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是现代性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完全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它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一句话，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显然，当我们确立了理性和主体的地位，人作为主体掌握理性，就有了权威，相比之下自然就是不具有自我价值的，其充其量不过是人类的资源库罢了。因此现代性的第三个特点是由前两个特点决定的，确切的说是我们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成就的结果。

　　毋庸置疑，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果得益于现代理性精神。在现代理性精神下人类采用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人类将自然当成一个研究客体，认为自然是由基本的物质实体按照一定的规律组成的，自然界表现出一种"完成"态的特征，这里我们可以将其比喻成一架复杂的机器，人可以对其进行研究，甚至为了研究的需要可以将其进行拆分，这样我们的科技就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在现代理性精神下，我们坚持唯物观，我们不相信万物有灵，我们从自然中开采人类需要的资源，人类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提高。在现代理性精神下，我们人类将注意力放在当下，只关心当前的满足。总之在这种现代理性精神下，人类的力量变得空前强大，人类运用现代技术使整个人类生活的更便利，人类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来保证整个社会的运行，人类社会达到空前的"文明"状态。

　　可以说，现代性为我们的"进步"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我们人类凭此取得了空前的进步。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这种将人类带入文明的现代性，也给我们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现代性的理性至上的特点使得理性成为人类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而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使得人看不到自身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割裂了人与自然、文化、道德的关系，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则为我们破坏生态环境提供了理由，人类张扬了被认为是本性的理性从而使人类获得了空前的地位。总之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现代性确立了人类的中心地位，肯定了人的价值，人发现了自己的力量。而自然却没有自我价值，如果说有所谓的"价值"那也是因为自然可以为人类提供资源，可以充当人类的资源库的角色。人类又由于过度张扬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追求人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关系，没有了审美和伦理上的关系。正如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所说"现代性将人摆在自然之巅的一个玻璃盒子里，坚持人与自然界其他事物彻底分离的态度。"也就是说人类与自然相隔离了，人类无论是在生产生活还是意识审美上都与提供给我们生存的生态相脱离，人类在自说自话。人类成为了强大的一方，取得了主体地位，自然作为弱势一方，成为了他者，人在自然面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很明显在这种关系下，自然很难得到人的爱护，生态危机就出现了。

　　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性的持续危及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由此，后现代被提出，其旨在克服现代性的弊端，这里我们对后现代的理解采纳以大卫·雷·格里芬为代表的观点即"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与以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观点不同，后者是在摧毁、解构、否定向度上的理解，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对现代性的超越，有积极性、建设性的一面，具有创造性，其建设性向度上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倡导对世界的爱护".

　　1.2 人类的应对--生态学人文转向。

　　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在各个领域人类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国家立法部门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法律政策，科技部门正在努力研制各种绿色能源，媒体正加大普及生态知识的力度……但是，生态危机的发生是全人类的错误，只采取这些自然保护的措施是治标不治本之策，正如李奥帕德曾论述保护野地时所说比喻的，土地就像是人体一样，也会生病，生病时表现出症状的器官和确实有病变的器官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就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这些措施是有必要的，但不可和治疗混为一谈。"因此要想使我们的病患彻底康复，我们需要的是"治疗".如此看来，我们要想化解生态危机就要寻找"治疗"之策。只有在形而上层面上予以"医治",生态问题才能解决。并且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我们对现代性的一些认识误区，是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价值观，使得人与自然之间仅存在一种经济关系。当生态危机仅靠技术解决不了的时候，自然科学为了解决问题就会出现人文转向，生态学的人文转向就属于这种情况。

　　首先说一下生态学。1866 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在当时生态学只不过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是局限于生态生物领域中的生态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是海克尔的关于生态学的定义却是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的，海克尔的定义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学科，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存条件。"这个貌似缺乏严谨性的定义没有使得生态学失去自己的独特内容，相反其包容性使得生态学不仅可以大量引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扩大自己的学科内容，而且在借用社会人文学科的概念方法的同时出现了人文转向，衍生出了一些新概念。如在 1922年，哈伦·巴洛斯（Harlan Balows）用生态学的理论来关照人的生存，提出了"人类生态学".生态学的含义逐渐丰富，这里我们借用阿伦·奈斯的说法来看这种变化，1973 年，阿伦·奈斯（Arne Naess）针对"浅层生态学"提出了"深层生态学"的概念，"浅层生态学"即指海克尔意义上生态学，奈斯认为其局限于人类本位的环境和资源保护，这是一种相当不彻底的环境运动，试图在不变革现代社会的生产消费模式和不改变当前社会基本结构的条件下，仅依靠当前社会机制的不断改革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深层生态学"则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其关心的是以大自然为中心的利益，并追问环境危机的根源，包括社会、文化和人性等多方面，自此生态学成熟发展起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两者的结合。

　　由于生态学的对象是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又具有整体性的特征，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法，借用余谋昌教授话那就是："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把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即生态学方法。"这样生态学就成了一种方法，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来，就产生了"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运用到人类的精神层面上那就产生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

　　但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生态危机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根源就在于人对现代性的一些认识误区。当在形而上层面上解决生态危机时，无论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还是生态美学，都需要在哲学上找到解决方法。但是我们却发现这很难做到，因为现代性是在西方哲学下发展起来的，想要在同样的哲学基础上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必然困境重重，因为西方的哲学传统是以理性精神为核心，弘扬主体，在这种背景下自然很难找到自己的地位，因此试图在不改变哲学传统的背景下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们将目光转向了东方，投向了中国古代的审美文化。其实就这一转向来说，季羡林老先生早有预见，他认为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文化。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否有生态智慧呢？答案是肯定的。

　　也许我们会质疑，因为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生态危机，那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也就不会有生态智慧。但是我们知道自人类出现开始人类就面临着生存问题，因此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就包含着丰富的生存智慧。而生存智慧就为我们应对当代的生态问题提供了借鉴，为了表述的方便和一致，在本论文中将生存智慧表述为生态智慧。中国的传统文化包含有丰富的生态智慧，中国的哲学思想具有整体性、和谐性的特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倡导人与自然要和谐统一。其中被人提及最多的当数"天人合一"的观念，这可以说是中国生态智慧的最集中的表达，季羡林就曾经说过中国的哲学基础就是"天人合一".早在远古时期我们就有"敬天保民"的天命观，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此外在具体做法上，孔子认为我们应该节约资源，不能铺张浪费，此外如果统治者想要让百姓服役应该选在农闲时候，应不违农时，即"使民以时";还有当我们在大自然获取我们需要的生存食物时，要有生态保护的观念，获取河中的鱼类我们应该"钓而不纲",对天上的飞禽要"弋不射宿",从而使得鸟兽虫鱼不至于灭绝。在对植被的保护上孟子认为"斧斤"应该"以时入山林",对森林资源的砍伐要讲究时间间隔，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森林资源，不至于因无节制的砍伐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张载还有民胞物与的思想："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圣其合德，贤其秀也。"（《西铭》）这方面的思想还有很多，由于本论文的目的不在于全面挖掘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所以不一一列举。

　　1.3 生态美学的提出。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来源于现实又干预现实，生态美学也不例外。在当前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生态美学。生态美学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可以解当前急难又能解决我国在美学界的失语现象。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解决生态危机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的审美文化资源，在这一点上曾繁仁教授也曾指出"它（我国传统的生态智慧）恰是我们建设当代包括生态美学观在内的生态文化的基本立足点和最重要资源".

　　在这方面做好了生态美学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虽然同是在生态学人文转向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生态美学与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不同，它是由我国学者首先提出，是我们在美学领域的一个突破。1994年 8 月邹广文在《哲学动态》发表了《审美文化的未来走向》一文，文中将"着力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化导向"作为未来审美文化建设中需要我们努力的四个方面之一，并指出"生态美学的视角则视自然与人一样具有自身价值"的重要观点。同时佘正荣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 8 期发表了《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并区分了自然美和生态美，探讨了生态美的特征、深层义涵和意义。同年的 12 月李欣复教授在《南京社会科学》发表了《论生态美学》一文，这是我国第一篇在生态美学方面取得重大理论成果的学术论文，自此生态美学的概念在我国正式提出，标志着我国生态美学的萌芽。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一直到进入 21 世纪，学者们开始加以重视，出版了一系列的专着，建立起进步的理念以及一整套概念、范畴、体系。生态美学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我们这里采用其广义的概念，即"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生态美学以后现代为理论背景，树立了一种崭新的生态世界观，重点在于探索人和自然之间如何重新恢复审美关系，同时也会涉及到与社会、宇宙、人类自身等的关系，最后致力于恢复生态平衡，改善人类当下的生存状态。生态美学自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截止到今天已有将近 30 年的研究历史，根据曾繁仁教授在《生态美学导论》这本书中的梳理，生态美学的发展按照时间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87 年到 2000 年是萌芽期，2000 年到 2007 年是发展期，2007 年之后是新的建设时期。当前生态美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利用好中国传统文化，解决生态危机，才能在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总之，生态美学发生的现实基础是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理论基础是生态学的人文转向和后现代的语境。人类生存状态的恶化使人们看到了现代性的不合理之处，之后力求纠正这些不合理之处的后现代出现，其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生态美学发展的前提。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前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尚未完成，那就谈不上后现代了。如此看来，生态美学在中国就没有基础可言。

　　根据霍兰德在《后现代精神与社会观》中的论述，当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分别是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实际上，这三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不能将其分开来看，"正是由于受到了现代意识的束缚，我们才把这些问题看成是支离破碎的，互相排斥的。这使得我们无法形成一种真正的全球性的整体观点。"由此我们就得出世界中各个国家虽然发展程度不同，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同，但是这些问题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尚未完成，但是我们不加批判的接受了西方科技的进步模式和思维方法，造成了过度张扬工具理性、张扬人的地位、无法正确认识自然等问题。因此，我们同样需要深刻全面的反思现代性中的不合理之处，也正如霍兰德所强调的，我们"需要对现代性基础进行一场文化革命".

　　因此，我们有对现代性反思的必要，而这也正如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中曾论述的，西方世界由于其现代化的弊端已经犯下了一些错误，中国需要做的是认识到这些错误，避免再犯这些错误，从而就能有效防止现代化对中国也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此一来，中国实际上就是"后现代化"了，生态美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也就有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