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是诗哲。诗人的敏感使他意识到这个时代的苦闷和人的诗意生活及意义世界的丧失，哲学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又使他不沉沦于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思索解决方法。方东美终其一生的努力以弥补西方主客二分思想所造成的意义、价值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裂。他试图通过形上视域的转变以生命本体的生生不息，运转无穷，圆融不碍的特点实现现象和本质、事实和价值、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和谐，由此建立他别具一格的人生哲学，为我们拯救现代性所导致的意义危机，彰显人的自由与超越本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本资源。
一、人之本真与内在超越的形而上学。
哲学要为人提供生存意义之所，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哲学就应当是形而上学，并且是一种把人的超越境界与生活世界能够统一起来的形而上学，是追问存在者为何存在的智慧。而传统形而上学的追问方式使形而上学背离了作为智慧的原旨而遭到拒斥。要使形而上学担负起本然的作用，只有转变对它的追问方式。方东美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应是超越与内在的统一。与西方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相反，方东美坚信形而上学的必要性，只是认为对形而上学我们应作“超越”而非“超绝”的理解。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超绝的形而上学（或称之为超自然的形而上学），即“由逻辑看来，就是以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完整的人生划分为两截……这二分法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两层世界隔绝了，……于是绝对的真善美的价值世界很难在这个世界上完全实现”,[1]
这种超绝的形而上学导致人的形上与形下，理想与现实的截然分割，是典型的“逻辑化清晰的分离思想。”正是因为有见于此，所以方东美虽然赞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形上界的追求，但反对他们对形下界的鄙弃。而西方实证主义对世界的实证化、事实化理解，虽然有了形下界，但又拒斥形上界，同样造成事实与价值的分裂，科学对哲学的取代，这也正是方东美所要反对的。方东美以“超绝”二字准确而形象地把握了西方实体形而上学的特点，正因为意识到其弊端，方东美才以旁通统贯，一体俱化的天人合一的方式重建意义与价值的基础和立足点，建立超越形而上学。超越形而上学的立论特色是：“一方面深植根基于现实界；另一方面又腾冲超拔，趋于崇高的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
即人立足于现实但又不断的超越现实追求理想。在这种形而上学中，诗意的形上本体与人生活的现实世界密切关联，意义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交融互摄，圆融无碍。超越形而上学与超绝形上学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受现实经验世界的限制向上提升去追求意义与价值的世界，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超越虽然不受现实世界的限制，但是是立足于现实世界之上的，并且这种超越是要向现实回归以点化现实成为理想胜境，而后者则象断线的风筝脱离了现实人间。
方东美又把超越形而上学称为超越与内在统一的形而上学。其意思是说明生命个体虽然以现实世界为基础但不滞留在俗世生活，而是向上提升，超出当下以达诗意的境界，与天地精神和谐一致，而且无论这种超越所达境界有多高，都是通过人的内在活动实现。
换句话说，超越与内在统一的形而上学中，超越一维指的是人生的价值理想可以超越到理想的境界，而且这个追求的活动是人生的活动；内在一维则是指它在人生的活动中由人来实现的理想。所以超越者是指超越现实达到理想，内在者是指内在于人而由人彰显。正惟如此，方东美的超越形而上学才具有现实性。超绝形而上学以理性预设形上之知，虽有超越之维而没有与人生命精神贯通的内在之维，不仅其价值基础极其脆弱，其超越之维也缺乏人的内在热情而无人自觉践约。而超越与内在统一的形而上学则以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之内在蕴含而使人格之完善的追求变得自觉自愿。
实质上，西方的超绝形而上学是从认识立论，而中国的超越形而上学是从存在论立论。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中、西方对待主、客关系态度的不同。西方囿于主客二分，把客体看作外在于主体，作为主体认识、征服和改造的对象，人为的将世界划分为现象界和本体界，在现象界之外寻找本体，作为价值意义的基点，这种超绝形而上学极易幻灭。西方实证主义、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对哲学的解构正是对这种基于主客二分的认知形而上学的反动。中国重天人合一，重生存与生活，人作为知、情、意之整体与世界融为一体，人在这种“一体”中所体验到的，只能是内在于人生活世界之中的东西。方东美虽然没有看到中西方形上视域的差异是由于知识论与存在论的歧出，但是他看到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弊端，继承了传统天人合一的致思方式，建立融合统摄现实生活世界与意义价值世界的超越和内在统一的形而上学。
在完成了形上视域转变之后的方东美并没有急于转向对形而上学体系的重建工作，而是转向对人的“正名”,即人就是人本身，既不是宗教视域下的“有罪者”,“被救者”,也不是科学视域下的“纯客体”.只有将人看成人本身，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才会真正从人，从人的生活世界出发而不是从人之外的他在世界出发，从而真正成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人是一种既有现实基础和现实关怀，又有形上追求和超越向度的存在。如果只追问人的意义和价值，自由与超越而忽视现实生活基础，人就只是一种充满神性的假设；反之，若只关注人的客观物质生存则导致人的意义世界的沉沦。前者是宗教视野下的人，后者是科学视域下的人，方东美认为二者对人的理解都有偏差。
宗教给人提供一个超验的彼岸世界，作为人意义和价值的寄托，而人之为人的根本便在于获得上帝的救赎以进入永恒的天国。
以宗教的途径看人，在神和上帝的眼中，人的现实生存充满罪恶与苦难，人生的整个意义就在于忍受苦难以获得拯救。人生活的此岸世界只是人通往天国的暂时居所，充满罪恶，人的希望便在于对超验的追求，通过成为上帝的选民获得拯救从而实现永恒。显然，宗教把人的价值世界和现实世界对峙起来，对人生存于其间的现实世界充满鄙弃。因为在宗教的理论中，现实世界“无论是大化流行的领域，或历史变迁的场所，或尽性力行的园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降宠，便根本是有罪的。”
完全否定了人生存的现实世界和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甚至取消了人的肉身存在的真实性，导致现实世界和人的虚无。在神或上帝的逼视下，人只是消极的等待救赎的无意义的存在，最后归于寂灭。
而从科学主义的视野中看人，人被平面化、客观化和空虚化。
其实，科学最初是建立在对人的肯定，对人的理性的自信之上的，可当人发现人可以凭自身的力量为自己作主时，理性的滥用开始了，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对人的消解和否定，这是人所始料不及的。
方东美并不反对科学，因为科学增强人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他反对的是“科学主义”,反对科技理性的滥用，反对科学的逻辑化、数量化和对象化思维所导致的现象界与本体界，超越维度与现实生活的割裂，“漫将客观的存在与宝贵的价值区分为二，而断其连贯，……宇宙的终极目的，人生的至善理想往往浮游无据，濒于幻灭”.
科学对人的异化所造成的世界图景，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有略显夸张而不乏形象的再现。故方东美说：“科学是宝贵的，但科学主义却是要不得的！”
以科学主义的视野去审视人，其实质是将人作为客体而加以解构、分析与还原，方东美曾多次提到的人在近代遭受的天文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三大打击，其实就是科学主义对人的逐步吞噬。在这三大打击下，人类的高贵、理性、尊严与神圣不复存在，尤其是心理学的打击之后，“人性被分化后，几乎都成了兽性，……人类各种怪模怪样都显现出来了”.
而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就不是交流与对话的平等关系，而是互相作为客体而存在的敌对关系。可以说，在科学的视野中，人从崇高走向卑贱，从伟大走向渺小，而当人被看成丧失所有尊严的“纯客体”时，人并不比一块石头或一头牛高贵多少，甚至会因为人的欲望的无止境而比它们更贪婪，卑劣。这都不是人应该采取的态度，都偏离了人本身。
因此，无论是从神或上帝的眼光将人看成有罪的存在，还是从科学主义的眼光将人客体化，都是站在各自立场将人上看或下看，都是没有从人本身来看，与人平视。方东美反对用“牛羊眼”即上帝的或科学的眼看人，他深知无论是向上看人还是向下看人，都失人之为人的本真，人都被扭曲了。只有坚持从人本身去看人，人才成为人。方东美认为人是生活于现实物质世界又不断超越现实而达理想的存在，所以应以“高度心理学”的方式看人，拿人的眼光来看人，既看到人生活的客观物质基础，“人不能够在太空里面、空气里面过日子，他要脚踏实地的生活在现实世界上面，而这个现实世界从最初的基点是物质世界”,这一物质世界是人生活的场所而不是人要逃避的罪恶的渊薮；又看到人的生命精神能超越和提升到很高的境界，实现理想的人格。从“高度心理学”来看，人是立体的，既避免了宗教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否定又避免了科学将人平面化。以“高度心理学”成就的即如《易传》所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大人”,或者如庄子所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至人”、“神人”、“真人”.从人的 眼光看人，其结果是“赞美人的伟大，提高人性的价值，使我们所处的宇宙价值愈益提高，我们所有的生命意义更加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方东美此处所说的“赞美”“提高”等语不是从神的角度立论的，而是旨在说明人对现实的超越意义与人的自我提升。方东美关于人的论叙隐含这样一层意思：即人虽然忙碌、活动于物质生活世界，但是人有超越性，人不断的超越在场以达不在场，生存于世又不滞留于世，不断的提升、完善自己以达到理想境界。
这一点，是理解方东美人生哲学的关键，他的所有思想都可看作这一思想的体系性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