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出生世代和不同同胞结构对族群的教育获得差异的分析

　　五、不同出生世代和不同同胞结构对族群的教育获得差异的分析
　　
　　根据已有的研究，兄弟姐妹数、性别比、出生顺序等都会对教育获得产生影响（郑磊，2013），为此我们在兄弟姐妹数的基础上区分了兄弟数和姐妹数以比较他们影响的差异。
　　
　　表 6 报告了兄弟数和姐妹数对受教育年数的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模型 1、2 和 3 是基准模型，目的在于估计兄弟数和姐妹数对教育年数的不同影响。模型1a、2a、3a 是加入控制变化后的模型，目的在于估计兄弟数和姐妹数的净效应。
　　
　　模型 1b、2b 和 3b 是交互效应，目的在于估计兄弟数和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不同影响。从总体看，姐妹数对受教育年数的影响小于兄弟数。
　　
　　出生世代为 1949-1970 年，兄弟数对受教育年数有显着的负效应，每增加一个兄弟，平均受教育年数下降 0.156 年，姐妹数的负影响不显着。模型 1a 中加入交互项后，汉族与兄弟数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不显着，兄弟数的主效应系数也不显着，表示兄弟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均受教育年数都没有影响，汉族与姐妹数的交互项系数不显着，姐妹数的主效应也不显着，表示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均受教育年数都没有影响。简言之，对出生世代为 1949-1970 年的人来说，兄弟数和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数都没有影响。
　　
　　出生世代为 1971-1980 年人来说，与最年长的出生世代比较，兄弟数和姐妹数的负影响更大。具体来说，每增加一个兄弟，平均受教育年数降低 0.216年，每增加一个姐妹，平均受教育年数降低 0.21 年，兄弟数和姐妹数的负影响较为一致。模型 2a 中加入交互项后，汉族与兄弟数的回归系数是 0.581（p<0.1），表 示 每 增 加 一 个 兄 弟 数 , 汉 族 的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数 降 低 0.173 年（=-0.754+0.581=0.173），兄弟数的主效应系数是-0.754（p<0.05），表示每增加一个兄弟，少数民族的平均受教育年数降低 0.754 年。兄弟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有显着差异，每增加一个兄弟，少数民族比汉族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低 0.581 年。汉族与姐妹数的交互项不显着，姐妹数的主效应也不显着，表示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没有显着性影响。总而言之，兄弟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数的负影响有显着差异，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更大。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数的影响没有差异。
　　
　　出生世代为 1981-1988 年的人来说，与出生世代 2 相比，兄弟数和姐妹数的负效应更加具有统计显着性（都在 0.01 的水平上显着）。具体来看，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个兄弟，平均受教育年数降低 0.689 年，每增加一个姐妹，平均受教育年数降低 0.36 年，兄弟数的负影响大于姐妹数。在模型 3a的基础上加入交互项后，汉族与兄弟数的交互项不显着，但系数为正，表示兄弟数对汉族没有影响，但兄弟数的主效应回归系数是-0.88（p<0.1），表示兄弟数对少数民族有轻微的负影响，即每增加一个兄弟，少数民族的平均受教育年数降低 0.88 年。汉族与姐妹数的交互项系数也不显着，表示姐妹数对汉族没有影响，姐妹数的主效应回归系数是-0.649（p<0.05），表示每增加一个姐妹，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数降低 0.649 年。总的来说，兄弟数导致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差异不太明显，姐妹数造成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平均受教育年数的差异更加明显，换言之，兄弟数和姐妹数对汉族的受教育年限都没有影响，姐妹数对少数民族受教育年数的负影响更大。
　　
　　从表 6 中的模型可以得出，同胞性别结构会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数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与郑磊研究同胞性别结构对个人的教育获得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性别之间有差异，有利的同胞性别结构（有姐妹）对男女同样有利，不利的同胞性别结构（有兄弟）只影响女性而不影响男性（郑磊，2013）。叶华的研究显示，兄弟数对性别也有差异，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比对男性更大。那么如何解释兄弟数和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不同影响呢？根据已有的文献，最年长的出生世代，兄弟数和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都没有影响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家庭内部资源稀释不明显；出生世代为 1970-1981 年，兄弟数对少数民族的负影响更大，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没有影响。一是因为在家庭内部，兄弟数更多，对家庭资源的稀释更明显，存在资源争夺。二是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对父权制文化的认可度更高，在这一阶段对女性的歧视更严重，更愿意将资源投入在儿子身上，降低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或者在这种父权制文化中成长的少数民族女性，按照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自己，自愿放弃自己的受教育机会，而参与到家庭的劳动与经济生活中。
　　
　　因此，在这一阶段，与汉族相比，兄弟数对少数民族的负影响更严重，而在父权制文化的影响下，姐妹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没有影响。出生世代为 1981-1988 年，兄弟数和姐妹数对汉族的教育获得没有了影响，换言之，在汉族家庭，不存在因为家庭内部的资源争夺和资源稀释而对教育获得产生影响。这一阶段，兄弟数和姐妹数对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都有负影响，但是姐妹数造成的负影响更大，这表示在给定的家庭经济条件下，少数民族家庭中存在资源稀释，而且在父权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或者是父母出于“儿子养老”的观念，对儿子投入了资源，对女儿投入的资源用回报率来衡量，因此姐妹间存在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姐妹数的负效应更大。这也反证了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兄弟姐妹数和兄弟姐妹构成的不同，拉大了汉族和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差距。
　　
　　从表 6 还可以看出，最年长的出生世代和 1971-1980 年的出生世代，男性的受教育年数高于女性，分别高出 0.842 年和 0.974 年，且二者的差距不断拉大，但在最晚的出生世代，女性的受教育年数反而高于男性 0.638 年，这与表 4 得出的结论一致。也与已有的研究认为，生育率的下降，男性和女性受教育年数出现平等化趋势，甚至有女性反超男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