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银行的操作风险研究绪论(2)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外文献综述

　　起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研究，其中最具权威的规范性文件是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巴塞尔协议》，具体包括《巴塞尔协议Ⅰ》、《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Ⅲ》。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世界组织相比，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是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组织和国际机构，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相应的条例准则对世界各国的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也不具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但是巴塞尔委员会对商业银行管理规范是研究成果早已为世界各国和各国家组织所接受，巴塞尔委员会起草的各项文件的权威性也已经被世界银行业所认可，《巴塞尔协议》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权威文件，世界各国尽管国情不同、商业银行的发展状况程度不一，但是世界各国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以巴塞尔协议为基本指导，根据本国实际经济发展现状和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银行监管方针。《巴塞尔协议Ⅰ》首次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领域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巴塞尔协议Ⅱ》将操作风险纳入商业银行风险范围之中，并确定了操作风险的定义、操作风险的主要计量方法，并首次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资本计入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本金的计算范围；2011 年发布的《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最新的商业银行指导准则，在《巴塞尔协议Ⅲ》中正式要求，到 2015 年 1 月，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上调至 6%,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下限将提高至 4.5%[1].

　　在美国，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f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于1992 年发布的 COSO 报告--《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主要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讨论如何有效的减少资产亏损的可能性， COSO 报告和《巴塞尔协议》，都已经成为国际金融领域各国商业银行应对操作风险的重要法则之一[2].

　　在英国，英国的卡罗尔·亚历山大（2005），《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作者曾供职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他的观点认为，银行的操作风险更多是来源于银行的结构、工作效率和管理层对企业的控制能力方面的缺陷，卡罗尔·亚历山大认为操作风险的防范首先要银行具有完备的系统设计与健全的激励机制，其次才是计提资本金，他主要创新了包括内涵、法律风险、统计模型、损失分布方法等方面的内容[3].

　　安娜·S·彻诺拜，斯维特洛扎·T·维特夫，法兰克·J·法伯兹（2010），《操作风险：新巴塞尔协议资本要求、模型与分析指南》，主要是根据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了操作风险领域的权威性文件--新巴塞尔协议资本要求，重点阐述了构建操作风险模型的不同方法，在书中同时还对不同模型的操作风险管理以及量化进行了研究[4].在瑞士，瑞士银行的 Laycock（2003）、 Michael Power（2003）等学者将研究的主要方向确定为操作风险的成因、操作风险与绩效变动的关联、操作风险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两大风险的关系[5].

　　1.3.2 国内文献综述

　　我国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外内部、外部欺诈。国内金融界对于操作风险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理论与实践没有紧密的结合，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案件屡屡发生，损失惊人，已经引起监管部门和银行管理人员对操作风险的高度重视，我国操作风险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借鉴国外先进的操作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针对5中国银行发展的现状和特点，从多个方面、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魏国雄（2005）重点剖析了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的异同，对三个风险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操作风险所具有的明显的自身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认为操作风险是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始终存在的，我国操作风险主要表现形式是操作失误和欺诈，三种风险往往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不能孤立的来管理[6].

　　陈忠阳（2006）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兴起、起源、分类、特征、性质和操作风险管理方面，认为操作风险管理兴起的主要原因金融机构面临的操作风险日益突出，同时金融机构对操作风险的人生大大提高，针对操作风险的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也在不断出台，提出统一操作风险定义的出现是操作风险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7].

　　叶永刚、胡燕（2006）侧重于委托代理理论对操作风险进行研究，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对操作风险的内在生成机理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认为大部分操作风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雇员或者经理等银行内部代理人与银行股东或者投资人等委托人间的利益冲突，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内部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提出操作风险主要是一种人为可控风险的观点，认为委托代理理论可以为操作风险研究提供新的思路[8].袁德磊、赵定涛（2007）通过对操作风险损失实际发生情况的分析研究，对操作风险损失在各种业务类型、损失的类型和地区分布的特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在各种业务类型、损失类型和地区分布上都呈现出一定的特征，认为从业务类型来看目前国内操作风险事件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线和非业务线信息等方面；损失类型主要是内、外部欺诈和内外勾结等方面；地区分布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是大额度损失多发地区[9].

　　邱胜利（2009）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管理流程，认为操作风险管理流程的缺失和不完善是我国当前操作风险发生的主要因素。从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流程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就建立具有中国商业银行特点的操作风险控制体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提出建立、完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流程以保证商业银行稳健、安全运营，降低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发生[10].

　　梁力军（2010）从操作风险评价体系和提升机制入手，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操作风险存在的内在，认为操作风险的形成更主要是人为因素，组织构建不够完备造成的，提出了以及如何应对操作风险的具体方法[11].闫庆民（2014）认为只有在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理念和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同时立足于中国国情，才能探索出适合中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模式。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商业银行采取“三步走” 路径科学推进、全面实践高级计量法的可行思路，并对高级计量法建模中可能遇到的数据和模型挑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通过自己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明确的提出了操作风险管理“中国化”的概念[12].

　　肖祖挺（2014）认为中国商业银行目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自身风险，二是如何塑造核心竞争力，并提出全面风险管理作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针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现状提出：一是国际范围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念从以前高度重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的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转变，将操作风险也提升到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一样的一类风险的高度；二是与操作风险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才仅仅十年左右，虽然操作风险的危害程度已经为世界银行界所认识，但是如何防范还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方法，特别是如何进行量化操作风险的管理在目前也是处于探索阶段；三是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具有中国特色，异于国际银行业存在的操作风险[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