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人民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问题探析(2)

　　将卢卡奇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这一不同声音萌发于1978年，子幸翻译波兰学者K.奥霍斯基的《关于G.卢卡奇的争论》一文，介绍了卢卡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活动、哲学和文艺理论方面广泛成就，指出卢卡奇坚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才能消除一切物化和对象化（即异化）：“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优越的地方不在于它具有特殊的研究现实的科学方法，而在于只有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才能理解社会的总体，同时又为改变它创造前提。社会是一个自我解释的总体。人民自己赋予历史以意义”①，从而肯定作为人 民的 无产阶级的重要地 位与价值。1980年在《哲学译丛》第1期上发表的另一篇小文《卢卡奇的思想》，扼要介绍了美国学者巴尔的专着《卢卡奇的思想》，传递了巴尔将卢卡奇及其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同年，舒谦如先生介绍了思想界对卢卡奇的三种不同评价---“有的把他奉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有的却把他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先锋';还有的则认为他虽然犯有错误，但整个说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②，从其革命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出发，肯定了他在扞卫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的努力，赞赏他在文学与文化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所作的贡献。戴侃译介英国学者D.麦克莱伦的《介绍几本有关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近着》（《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一文，在看到卢卡奇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的同时，将卢卡奇及其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思想倾向已然流露于字里行间。
　　
　　中国学界明确提出将卢卡奇及其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的主张，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在卢卡奇百年诞辰之际，受国际学术界对卢卡奇重新评价研究的影响，尤其是苏联、匈牙利等国将卢卡奇纳入马克思主义研究动向的推动，中国学术界在《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国内哲学动态》等刊物上译介、刊发了一系列相关文章，不同程度上传递了与徐崇温先生相异的声音。以杜章智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事实上在1983年就已明确主张将卢卡奇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指出国内外学术界存在对卢卡奇及其理论的割裂、片面研究等问题，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尽管存在些许问题，“无论其中有什么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问题”,肯定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财富”③，因为卢卡奇不仅坚持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念，始终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始终是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而且掌握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杜章智赞同当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文化政策工作部拟定的《纪念乔治·卢卡契诞辰一百周年提纲》，认同《提纲》中对卢卡奇的评价，肯定他“自从成为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以来，直至生命的终结，始终不渝地扞卫和继续发展马列主义的经典遗产”④的贡献，批判以往将卢卡奇笼统归入“修正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研究倾向。之后，杜章智在《谈谈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等文中，鲜明提出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等问题，同徐 崇温先生进行 商榷，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象徐崇温同志这样加以借鉴是否合适，的确是需要好好加以考虑的问题”⑤，然后进行反驳，批判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的理论脱离实际、地缘特性等方面问题，认为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是要恢复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要义”⑥，是为了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要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既是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又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⑦，虽然他们各自理论均有不同程度的失误或错误，但仍不影响 将 他 们 “统 统 作 为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探 索 看待”⑧，而不能笼统地、错误地将其视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此外，冯植生的《关于卢卡契及其论争》（《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2期）与《匈牙利研究卢卡契的近况》（《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张西平的《历史概念的二重奏》（《哲学研究》，1988年第12期）与《卢卡奇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哲学动态》，1988年第12期）等，先后不同程度表明卢卡奇是20世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批评家、美学家的观点，肯定其物化理论、历史概念、主体性思想、阶级意识理论等内容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属于也理应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针对以上不同声音，围绕如何评 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及其物化理论的性质范畴归属等颇具争议的一些问题，徐崇温先生再次撰文①回应，明确阐明“西方马克思 主义”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因为它们在指导思想方面存在迥异，认为卢卡奇等人始终是站在西方现代哲学的价值立场来解读、评析马克思主义，而非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来补充和发展，导致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②，批评杜章智等人未能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路线方面存在的根本性错误。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后期的这场论争，双方虽未形成固定的阵营，未摆脱浓郁的政治语调，未留下太多的有益的学术积淀，但理论主张针锋相对，观点鲜明，不仅推动国内思想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译介，深化了对卢卡奇等理论家及其思想的认识，尤其是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化认识，而且破除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非此即彼的单一的模式化的思想局限，某种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的创新发展和多样化进程，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尤其是为推动现实主义文论的发展，做了思想准备和理论铺垫。
　　
　　二、“人本论”与“阶级论”之争
　　
　　新时期“解放思想”的文化需求在推动哲学界发生讨论、变革的同时，势必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文学艺术领域，这一时期围绕“卢-布之争”以及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论范畴的讨论便是明证。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针对20世纪30年代以卢卡奇为首的现实主义和以布莱希特为代表的表现主义之间的论争，以及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围绕这场论争而重新展开的追捧布莱希特为革新派、认定卢卡奇为“伪古典派”的保守派的争论，中国文艺理论界进行了一次持续时间较长、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大辩论。这次辩论由最初的“抑卢扬布”到肯定二者对于建设创立无产阶级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方面的积极贡献，具体内容请参阅《论中国新时期“卢-布之争”大讨论的价值与意义》（《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6期）一文，讨论实际上是借他国文学之争，反思以往将文学僵硬化、机械化、政治化以及工具化之偏颇，明确今后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之路。叶廷芳先生称“卢-布之争”为“同室操戈”,看到卢卡奇对表现主义在艺术上全盘否定、政治上进行清算，实则是“指责表现主义是与法西斯主义一脉相承”③，批判表现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反现实主义文艺，推崇“现实主义的胜利”,追求真正大众化的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现实主义文学应具有“风格的广阔性和多样性”.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文学艺术如何能更好为人民服务，交到人民手中，应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问题，卢卡奇推崇19世纪以来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布莱希特则主张艺术的道路应该不断实践、试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