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文学为例分析北方文学描写的“地方性生活”话语

　　新时期以来,对北方文学①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和个案研究三个维度上.历史研究是指将北方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学进行研究,梳理北方文学生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还原北方文学的历史现场,在整体上建构北方文学发展链条,主要遵循的是线性时间演进和中国现代历史、社会的发展变迁来阐释北方文学;文化研究是指将北方文学作为具有地域文化特性的文学类型进行研究,在文化空间上探寻北方文学创作与北方地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探析北方文学创作中的地域文化成规,以及因此而形成独特的文体形态、文学风格、审美意义和内在价值,展现北方文学与其他地域性文学的差异;个案研究是指对北方文学内部不同时期和阶段的个体作家写作进行研究,以确认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和历史意义.

　　如果要想突破北方文学研究现有状态和格局,重新为北方文学研究寻找新路径和拓展新空间,重新确立一个新的理论构架和研究视域,那么,以"地方性知识"[1]为理论背景,以北方的"地方性生活"为研究核心,以北方文学的"地方性写作"意义为研究指向,对北方文学进行文化叙事研究,北方文学研究将呈现出另一番图景.要摆脱以往对北方文学文化叙事显性层面的研究,对北方文学的文化叙事研究不能停留在对北方文学中所展现出来的北方地域性的自然地理风貌、生活习性、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地域性文化因素方面的简单描摹,将北方文学的文本作为北方地域民俗文化的文学注脚和转述.应将研究指向北方文学文化叙事的内部空间和隐性层面,将研究视域集中到北方文学所描述的"地方性生活"的话语机制,"地方性知识"的深度阐释和"地方性文学"的去全球化研究三个方面.本文以北京文学为例,具体阐释这种文化叙事研究的整体与细节.

　　一、"地方性生活"的话语机制

　　如果以北京文学为例,"地方性生活"是指从北京地域文化内部滋生出来,未经历过现代理性重新建构的,在时间上具有共时性和延续性,在空间上具有地域封闭性和稳定性,与北京地方性的宗教意识、精神信仰、风俗习性、日常惯例、社会风貌等相关联,并成为北京地域文化积淀物的一种生活样态,始终保持着将这种地方性的独特生活演化为一种常态的欲望,同时谋求进入到群体的精神世界,成为支配群体日常行为的精神原动力和衡量社会的价值准则,以此来确保这种独特的"地方性生活"生长在时间之上而保持不变.

　　如果我们从这种"地方性生活"视域来重新认知、理解和阐释文学,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奠基在地方知识的基础上"的,它是"叙事形态的地方知识、地方生活"[2]38.以此作为逻辑推演,北京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建立在北京"地方生活"、"地方知识"基础上的,是北京"地方性生活"、"地方性知识"的文学表征和叙事形态.因此,"地方性生活"就成为我们进入到北京文学的一个入口和切入点.从北京文学中的"地方性生活"的显性层面,我们可以探寻到北京社会历史变迁和历史文化积淀,展现北京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民风民俗、习得习性等"地方性生活".但我们要将研究的核心集中到"地方性生活"的隐性层面上,将某一特定的"地方性生活"之所以在文学中得以存在和呈现的社会语境、时代背景、文化趋向等隐藏在背后的因素提取出来进行考量.因为,某一"地方性生活"在文学中生成,并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生活"的表象展览,而是与具体的文本情景、历史语境、时代精神走向,以及作家的叙事策略和文学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也就是"地方性生活"的话语机制,"是什么东西将这些话语在形成之前就系统化了,并将其之后不断的转化为新的话语,而且具有其他变形的可能."[3]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将北京文学中的"地方性生活"看作是一个场域,它呈现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和民族整体的存在图景与北京民间话语和北京地域文化图景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的大小背景,并且在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上隐含了作家的某种自我阐释和解读.因此,构成一个相互牵扯、彼此缠绕的复杂事件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把北京文学中的"地方性生活"作为一个历史命题、一个历史事件和一套话语表达机制来看待,探讨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下,在何种权力互动下,北京的哪些"地方性生活"被编织到文本之中,呈现出何种状态.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中经常描写的"混混"形象及其生活场景就是一个典型的话语事件."混混"在北京历史上有着清晰的发展流脉,从西汉至清朝,北京作为中国的"帝都",有着强烈的吸附力,人口流动十分频繁,官宦、商贾、军士、学人、僧侣无不汇集于北京,在频繁的人口流动中,一些脱离当时社会秩序,丧失或主动放弃职业,以暴力、欺骗、陷害等非正常手段谋取利益的人群逐渐增加,他们通常以懒汉、闲人、地痞、无赖、流氓等身份出现,并演化为一个社会群体.同时,民国时期发生了向北京进行移民的潮流,一些移民为了躲避关外严酷的生存环境而迁徙到北京,尤其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直奉军阀混战和日军侵占北京,"混混"更成为北京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直至生成为一种特殊群体的生活方式,成为北京特有的"地方性生活"和文化现象."混混"在北京历史长期存在和发展演化过程中建构了独特的文化认同体系,在行为方式、组织结构、宗教信仰、心性习得、语言成规、生活样态等方面保持着高度的同一性和绝对的认同感,并与"混混"群体世界之外的文化空间保持着差异性.更为关键的是,"混混"独特的文化体系对北京社会的社会秩序、人的存在方式、个体的精神走向和大众的价值伦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塑造北京社会和北京人的文化原点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京派小说中的"混混"形象,到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中的"胡同串"形象,再到20世纪90年代个体写作中的"痞子"形象,北京文学始终对这类人群保持着高度关注.作家对"混混"形象的塑造和阐释不仅仅是对这类人群的文学再现,而是承载了丰富的话语机制.首先,是国家意识形态重新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把北京人独特的生活 经 验、情 感 体 验 和 精 神 指 向 呈 现 出 来.

　　"混混"在时间上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态环境都与"混混"发生直接关联.新时期初期由"乱"到"治"的政治转向,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的文化转型,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的经济变革,新世纪世俗化的社会转轨,都直接体现在"混混"形象上;其次,启蒙话语通过对"混混"自由主义精神和强悍生命意识的张扬,批判民族主体的颓废和衰败,以及北京文化本身存在的消极因素;再次,地方话语通过对"混混"日常生活习性、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描写展现了北京文化的独特性,在北京文学中,"混混"形象是关于个体如何重建自我人生的历史,为了占有社会财富、获取政治机会、拥有社会地位,他们一直在试图挣脱国家、社会和历史的限制,并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对人生、社会、命运的独特感受和非常态的成长轨迹.

　　二、"地方性知识"的深度阐释

　　如果我们将视域集中到北京文学,那么"地方性知识"是指与北京文化相关涉的事物、人、行为和情感,包括由此而整合成的一些常规性、地方性的常识、概念、意象,以及如何来认知这些常识、概念和意象的组织原则.例如,与北京文化相关的古都、中心、大、奢、礼、首善等概念和意象.这些概念、常识和意象构成北京文化的知识谱系或者具体知识形态和特别的知识观[2]39,它常常和北京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习性习俗相结合,并在时间的积淀中,将自己变成文化成规和集体无意识,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观念,成为北京 人 行 为 模 式 背 后 的 主 导 性 的 "信念"、"知识库"和"技能",最终形成一种文化体系和文化地图,并浓缩为一系列文化符号,这些符号有地理风貌、服饰、语言、习俗、宗教仪式、空间单位等等.文学世界中的人物、社会和事件通过这些被赋予了特定文化意义的符号进行交流,并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相互结合形成意义体系,表达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展现出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精神趋向.尤其是在关涉到北京城市的建筑、起居、生活、结构、布局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例如,在北京文学中,经常出现对"四合院"这一北京独特建筑形式的描写,对"四合院"的建筑形式、结构布局、风格细节,以及居住在其中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常态进行详尽的描写.但以往对"四合院"的阐释,大多集中在北京独特的民风民俗上,如果我们把"四合院"作为北京文化的一个基点和独特的观察点,甚至可以说是制高点,作为北京人具有普遍性质的心理机制和精神指向,作为北京文化所特有的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情感"和"社会心理"来进行深度阐释,注重研究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这一符号的展示方式,这种建筑形式在协调个体精神变化和迎合社会环境变迁,以及构建个体认知体系所展现出来的象征意义等方面,那么"四合院"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本相和真相.具体而言,在对"四合院"的一整套异常复杂和极为繁琐的规则进行叙述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从审美视角对"四合院"进行审美认同,把"四合院"作为北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审美体现、精神指向和文化精神,正如刘心武所言"现在我们走进了钟鼓楼附近的这个四合院,我们实际上就是面对着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4]

　　北京作家刘心武在小说《钟鼓楼》中用了很长的篇幅对"四合院"进行了详尽的描写:我们已经迈入其中的这个四合院不仅方位最为典型,其格局、布置也堪称楷模.如果说整个院落是一个正方形或准正方形……从街面到院门,一般都设置三至五级的石阶,石阶终端是有着尺把高厚门槛的大门,双开厚木门的密合度极高,想透过门缝窥视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来,四合院是没有贵族身份的中层官吏、内务府当差的头面人物、商人、士绅、业主、名流,以及从平民中涌现的暴发户和从贵族社会中离析出来的破落户这类人物居住的地方.

　　从刘心武的描述中我们发现:(1)"四合院"在叙事时间上呈现出完全的封闭性,发生在其中的事件没有明确的公元纪年作为事件的时间标志,只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背景,这种叙事时间的设置使事件失去了明确的时间对应,切断了与历史因果联系.但在丧失时间感和历史感的同时获取的是一种生活感,这种地方性的建筑形式在文本中演化为一种具有普遍认同基础的超稳定性的、自主性的现实生活.低微卑贱、穷苦残忍、随意偶然、杂乱无序的生活在"四合院"中的重复上演中,获得了面向未来的生命跨度和延绵空间,生活不再是周期性的循环和重复,而是在"四合院"的起搏下重新找回了推进个体存在的历史效能和理由;(2)呈现了在戏剧场景下,"四合院"中的北京人以一种怎样的心理参与到现实生活中的精神,人们对"四合院"的感知、体验和认同,以及由此在精神世界中所激起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愉悦感、幸福感和自由感,弥补了外在生活世界与内在心理世界之间的差距和裂隙,挣脱了现实世界对人存在的束缚.北京人的生活并不是像一个流程一样被安排,而更像是在意义与虚无之间的来回波动,以及发生某种有意义的事件与无意义事件有节奏地变换的过程.也就是说,"四合院"是北京人社会生活流程中的一个常态,是为抵制的生活现实予以最强有力的表现.如果没有"四合院"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那么,便无法全面、深刻地认识北京人的封闭与沉静、惰性与优雅、消极与开拓等等相互对立的性格;(3)"四合院"与功利的物质主义之间没有全然的联系,摆脱了实际的或期待的物质衡量尺度,而是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意义的象征.在被传统文化所掌控的北京社会中,"四合院"是一种尊严和地位的象征.虽然个体的社会等级秩序并没因为"四合院"而出现颠覆性的改变,所获得的也只是瞬间上升的虚伪假象,但个体是以"四合院"为媒介间接性的、隐喻式的重新塑造了一个道德化的自我形象,虽然这种道德化形象具有显着的非理性因素,但对于仍旧被禁锢在传统道德范畴内的北京人而言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给生命以意义是人类存在的主要目的和首要条件,因而对意义的获得比补偿经济代价更为重要."[5]

　　三、"地方性写作"的去全球化

　　"地方性写作"是随着全球化成为一种普泛性趋向而凸显出来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逐渐推演,西方文化不断地侵入到其他文化体系内部,以文化霸权的思维方式对"他者"文化进行"东方主义"式的重新塑造和殖民化篡改.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正逐步走向趋同和统一.因此,为了规避后工业时代全球化进程中的这种缺陷,我们要重新考量"地方性写作"的重要意义,"地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的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6]

　　因此,"地方性写作"的意义主要是指北京文学在对北京地方性知识的叙述,以及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所起到的范式作用.地方性知识对北京文学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在作家的心理经验、知识结构和思想根源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老舍、刘心武、邓友梅等作家都深刻地体会到北京地方性知识对自己文学创作所起到的作用,这些地方性知识化约为一种生命经验、意识形态和童年记忆潜沉在作家的精神空间中,并在外界的诱导和刺激下成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例如,老舍对老北京城的诗性描写与北京的自然风貌在其童年记忆中留下的深刻影响相关;刘心武对北京普通市民的塑造,与其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有着极为熟悉的体验有着内在的关联,成为他文本的精神指向;邓友梅对北京民俗文化的迷恋,王朔对北京"混混"的精神认同等等都与北京文化的地方性知识有着或显或隐的关联.他们对地方性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和理解,而且对于地方性写作的理解并非是建构在先验文化存在论基础上的,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境、时代语境和现实生活中铺展的.也就是说,北京文学的地方性写作是存在于某种理解境遇之中,作为生活在北京文化体系内部中的创作主体,将对北京地方性知识的阐释、融汇和灌注到文本中,是对自我文化的阐释和解读.而这种在文本释意过程中涵纳了大量繁复、相互叠加、杂乱无序的地方性知识和信息.因此,作家首先就要面对地方性知识本身,在充满陌生、变动和跳跃的地方性文化中寻找具有典范性的文化符号和表征,然后去把握、翻译和阐释它们.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自己的理解渗入到具体的社会事件、个体行为和道德制度中对其进行阐释,对地方性知识的书写和解读不仅要直面地方文化本身,还要在创造性的重新阐释过程中触摸到地方文化的内核,以及进一步凸显地方文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

　　但我们强调"地方性写作"的去全球化意义的最终目的在于对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位置的重新安放,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东方主义"式的窥探和排挤,而不是将中国文学封闭和沉溺在自我想象的文化圈内,拒绝与世界文学进行交流与对话,或者以一种优势文化的姿态和抗拒批评的心态去对抗西方文学.因此,"地方性写作"应该以"地方性知识"为写作背景,以"地方性生活"为核心内容,在时间、文化、叙述三个方面谋求重新进入世界文学的资本.

　　具体而言,"时间"是指"地方性写作"实际上包含"时间"和"意义"两个层面的内容,意义层面指向"地方性写作"的内部,注重"地方性写作"的本土文化因素,而时间层面指向"地方性写作"的外部,注重"地方性写作"的世界性因素.因为,"时间"相对于"意义"而言,具有十分显着的多元性、中立性、独立性特质.时间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可以将世界文学的一切信息涵纳在"地方性写作"中,以此来塑造"地方性写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为,无论是西方文学还是中国本土文学在"意义"层面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在"时间"层面上却共同处于线性时间链条上.因而,一些在"意义"层面上与中国本土文化观念相冲突的文学都可以被"地方性写作"所接纳;时间的中立性可以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唤询,淡化"地方性写作"的政治倾向性、思想皈依性和评价的主观性,从而使"地方性文学"能够回归到文学本身,而不是一种政治话语的文学表述;时间的独立性可以使一些个性的思想得到凸显,真正做到"地方性写作"与"人"的对照和互通,为"地方性写作"的完整性和个性化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

　　"文化"是指"地方性写作"在本质上是中国本土文化的表征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本土文化对"地方性写作"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地方性写作"应该重点呈现中国本土文化的优秀因子,而不是为了满足西方社会的猎奇心理,将中国文化中的劣根性进行无限地放大.如果想要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效对话,"地方性写作"一方面要保持中国本土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互文",另一方面,"地方性写作"要突出中国本土文化因素的观念变革、内涵延伸、对象拓展等微观细节与世界文化的对接,以此来丰富"地方性写作"的内容和内涵.

　　"叙述"是指"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生活"具有显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地方性写作"对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有效讲述就形成了"地方性写作"的一套完整的叙述规则.但"地方性写作"的叙述规则应该具有世界性,"地方性写作"要不断地在世界文学的叙述规则、美学方法和阅读经验中寻求突破自身叙述的路径,并且随着社会文化转型而不断地衍生和扩展,以此形成"地方性写作"叙述的特定性、情境性、具体性、时代性和世界性."人类思想的积累不单单是思想重复的过程,更有赖于思想的创新,通过创新提升民族思想的质量,增加人类思想的容量,为学术研究开拓新的视野.如果长期的研究都在重复前人的思想和已有的成果,其结果不仅仅是造成时间的浪费,更重要的是造成思想的停滞."[7]"地方性写作"在中国文学中已经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学类型,但如果想要变得更为丰盈,仍然需要不断地拓展和突破自身的拘囿.

　　[参 考 文 献]

　　[1][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

　　[2]葛红兵,高霞.小说:作为叙事形态的"地方生活"---中国小说类型理论中的"生活论"问题[J].文艺争鸣,2010(7).

　　[3][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8:137.

　　[4]刘心武.钟鼓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

　　[5][美]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33.

　　[6][美]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38.

　　[7]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