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青少年学生自杀心理影响研究(2)

　　2 结果

　　2. 1 中学生自杀行为单因素分析 本次调查的 2 380名学生中，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及自杀尝试报告率分别为 35. 9% （ 839 名） ,2. 1% （ 49 名） 和 1. 1% （ 26名） .其中，高中生自杀意念报告率高于初中生，女生高于男生（ χ2值分别为 57. 841,22. 662,P 值均 < 0.01） .有自杀意念组在自杀态度的“自杀行为性质认识”“安乐死态度”2 个维度得分均低于无自杀意念组，在“自杀者家属态度”维度、生活事件各维度及“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和“幻想否认”4 个维度得分均高于无自杀意念组； 在社会支持各维度及应对方式的“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合理化解释”3 个维度得分均低于无自杀意念组（ P 值均 <0. 05） .有自杀计划组在自杀态度的“自杀行为性质认识”“安乐死态度”2 个维度和社会支持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应对方式的“合理化解释”维度得分均低于无自杀计划组； 在自杀态度的“自杀者家属态度”、生活事件各维度及应对方式的“发泄情绪”和“幻想否认”2 个维度得分均高于无自杀计划组（ P 值均<0. 05） .有自杀尝试组在生活事件的“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和“受惩罚”3 个维度得分均高于无自杀尝试组；在社会支持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2 个维度的得分均低于无自杀尝试组（ P 值均 <0. 05） .见表 1 ~2.

　　2. 2 中学生自杀行为多因素分析 本研究针对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常见社会心理因素，构建理论模型，其中潜变量包括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自杀态度、人口学特征以及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分析变量自杀尝试。最大似然估计法（ Maximum Likelihood,ML）是结构方程模型最常用的估计方法，当数据为非正态分布，ML 估计仍是合适和稳健的，故本研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模型的主要指标，χ2/df = 10. 470,NFI（ 规范拟合指数） = 0. 885,CFI（ 比较拟合指数） =0. 895,GFI（ 拟合优度指数） = 0. 908,AGFI（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 = 0. 887,RMR （ 残差均方根） =0. 055,RMSEA（ 近似误差均方根） =0. 063,显示方程模拟较好。

　　自杀行为影响因素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自杀计划对自杀尝试直接作用大小为 0. 35; 自杀意念、自杀态度、生活事件、社会支持、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和性别特征最后通过自杀计划对自杀尝试起间接作用。间接作用为 0. 036.自杀态度对自杀尝试的 1 条影响路径为“自杀态度-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尝试”,间接作用为 -0. 003; 性别特征对自杀尝试的 2 条影响路径分别为“性别特征-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尝试”和“性别特征-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尝试”,间接作用大小为 0. 014.社会支持、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对自杀尝试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见图 1.

　　根据各变量对自杀尝试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大小之和的绝对值进行排序，计算自杀尝试影响因素的构成比大小。自杀尝试的危险因素排序为自杀计划（ 直接作用为 0. 35,构成比为 61. 21%） > 自杀意念（ 作用大小为 0. 1,构成比为 17. 41%） > 生活事件（ 作用大小为0. 036,构成比为6. 21%） > 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 作用大小为 0. 021,构成比为 3. 62%） > 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 作用大小为 0. 015,构成比为 2. 59%）> 性别特征（ 作用大小为 0. 014,构成比为 2. 41% ） ;保护因素的排序为社会支持（ 作用大小为 -0. 035,构成比为6. 03%） > 自杀态度（ 作用大小为 - 0. 003,构成比为0. 52%） .

　　3 讨论

　　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作为全市惟一的精神专科医疗机构，于 2010 年开展深圳市学校心理健康指导项目，并选取部分学校作为试点学校，重点针对青少年学生的自杀问题进行干预。本研究的自杀意念指终生自杀意念报告率，因评定标准不同，无法与既往深圳开展的一些调查[12 -13]比较，但自杀计划和自杀尝试的报告率均较低，分析可能的原因： 一是抽样方法以及样本代表性不同； 二是 4 所试点学校采取非匿名调查，部分学生因个人隐私而不愿意暴露自杀行为。

　　本文首次应用结构方程探讨3 种自杀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型几个评价指标中，χ2/ df值为 10. 470,大于参考标准（ 要求 < 3. 0） ,杨廷忠等[14]认为对于该指标的评价要求不必很严格，其余指标反应模型拟合良好。结构方程模型很重要的是能否得到合理的解释，调查发现自杀尝试的危险因素与保护因素排序，与赵国香等[3]的调查基本一致。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负向效应的作用最大，提示预防青少年学生自杀的重点在于尽早筛查和识别其自杀意念，另外还要尽可能发挥社会支持的正向效应作用，强化教师、同学、朋友及家庭成员作为自杀防治“守门员”的意义。自杀态度虽然也具有正向效应，但它的贡献比例非常小，说明了从态度到行为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自杀预防中态度并不“决定”行为。结果显示，人口学特征中仅有性别因素最终进入结构方程模型，说明女生相比较于男生，是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与国内的关于青少年女生自杀行为的报告率往往高于男生的结果相一致[12,15].性别特征其中一条路径是通过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起作用，而发泄情绪被认为是中学女生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之一[15].本调查的不足之处在于仅选取 4 所学校，未能代表整个深圳地区中学生。本次调查未涉及到焦虑和抑郁2 个因素，该因素往往与自杀行为紧密相关，未来研究考虑将其纳入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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