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社区推行网格化管理的优化建议(2)

　　5. 2. 3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网格化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当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新挑战、新问题。社区党组织是党在社区的战斗堡鱼和社区各种组织、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社会管理工作的成效与党组织作用发挥的好坏是紧密联系的。因此，社区党组织必须审时度势，消化社会改革、企业改革给社区带来的各类矛盾，全面提升社区党组织“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实现社区党建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对接。按照“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中党建全覆盖、资源利用最大化和社区服务优质化的要求，南湖社区应将社区党组织和“两新”党组织纳入“网格”中，形成“纵横到边、覆盖全面、功能互补”的网格化党组织体系，建立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社会组织“三方互动”资源共享的联动体系，统筹辖区党建资源。

　　社区党组织可以引导并牵头组织开展各种有益健康的活动，化解基层矛盾，创造科学、活跃的社区人文氛围。另外，要持续通过派出党建工作指导员等方式加强对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的工作指导，把各类社会组织塑造成为为党组织了解群众心声、倾听民声、服务群众的管道和喉舌。严格落实“兼职委员”制度，充分发挥社区内各共建单位的辅助作用，邀请辖区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党组织负责人兼任社区兼职委员，从内部增强辖区单位参与社区管、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从而形成服务社区建设强大的合力。进一步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发挥、整合好各类资源的作用，按集约化的标准把有关党的建设、行政服务、各类行业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逐步形成一个群众生活便利、办事效率提高、行政成本降低、志愿者踊跃参与的社区综合服务体系。
　　
　　5. 3提升南湖社区网格化管理参与主体的整体素质

　　5. 3.1提升社区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可以从整合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各种社区优势资源入手，例如，管理者可以从人口信息数据库中了解本社区人力资源的优势和特点，引导、鼓励散落在社区的游散人力资源参与到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工作中来，培育、创设社区低报酬甚至无偿的劳动力中介组织，中介组织与现有的社区全自愿的志愿工作相结合，组成一支服务队伍，其以高质量的志愿或者低偿的服务为显着特点。有了队伍，还要注重队伍的服务质量，不论是志愿者还是中介都应该在社区牵头组织下及时了解社区居民，尤其是孤寡老弱、低保户等群体的生活现状，为特殊群体提供特殊的免费服务。另外，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加强社区“两委”队伍的建设。第一，健全针对社区“两委”成员定期培训机制，让社区管理观念能够与时俱进。其次，建强高素质社区“两委”队伍。进一步引导大学生通过考录、聘用等方式充实到社区“两委”队伍中，加速社区适应不断发展的网格化管理需要，为社区服务带来新鲜朝气和新思维。晋安区在2010年已面相社会招收首批53名大学生社区工作者，三年期满后给仍在岗者事业编制干部的待遇，大大激励了这部分新鲜血液的积极性。晋安区还计划今后继续选聘。笔者建议，象园街道或者南湖社区可以自行面向社会聘用大学生，如在编制上无法保障，则可以采用“合同+适当薪酬”的方式留住人才。同时，加大公开性社会服务机构和社区半公办中介机构的培树，以社区出面购买社会服务、社区组织无偿托管等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让老百姓放心、有保障，一条龙式的低偿服务。

　　5. 3. 2挖掘社区届民的潜在力量

　　社区提供的服务是否表达了社区居民的自由意愿，要看社区居民是不是可以获得他们所盼的信息，并根据内容对享受到服务内容进行发自发自内心，不必遮掩、自由的讨论。中国的社区管理还是停留在以政府管理为主的阶段，主要利用行政手段和条块模式管理社区派出机构，居民参与度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在倡导我国的社区自治，并从中不断推动，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我们的这种自治是自上而下在进行推动的过程，服从于上级规划，带有很强的被动性，这也与我国的政治体制的独特性密不可分。社区居民处在管理流程的末端，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但他们却是最重要社区自治主体。现有的社区管理极大依赖着政府，导致了社区功能的过度行政化，政府本身明显就是自相矛盾的，一边在提倡社区自治的，一边又对社区实行根本的行政化管理[58].只有下移社区管理权力，才能让社区居民享有真正的权力进行自我管理，政府要清楚认识到自己现在是处在“外力”的地位，要意识到借力社区居民这一 “内生力”才能实现社区的良好、有序、可持续管理。

　　5. 3. 3创新社区网格管理员人事管理制度

　　德国是政府雇员制度始创国，德意志政府从90世纪50年代开始，发现其公共行政组织出现分散化、弹性化和专业化趋势，为适应这种趋势，他们逐步在政府中引入了政府雇员这一新鲜制度。实行后，德国行政部门内的固定公务员、政府雇员和聘用工人的比例维持在2: 4: 2.德国主动进行探索后，西方各大国家都开始尝试推行政府雇员制，以超级大国美国为例，其政府的常任雇员约占政府工作人员总数的55.5%,日本约为11.9%.我国最早的政府雇员管理规范性文件是2002年6月出台的《吉林省人民政府雇员管理试行办法》，虽然近十年来，中国社会总体舆论认为政府雇员制度在目前的国内变了味，为政府高价聘请外来顾问打着冠冕堂皇的掩护。但事实上，政府雇员的本质不是高薪酬，而是通过缩减政府运营成本、把节约下的成本用来吸引高素质人才，避免政府内人员过于固定，流通不畅，便于规范工勤人员管理及其他。

　　各种主体共同推进是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本身的需要，虽然其中最为规范和负主要责任的主体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但非政府主体也承担着大量的具体工作。

　　2013年下半年，福州市启动社区工作服务站组建工作，采取面向社区“两委”、协管员和社会三方，公开选聘（转任）的方式，招收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一举提高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保障水平。福州市也计划与社区工作服务站人员签订派遣合同，工作服务站人员的身份不是像公务员、事业干部那样的行政岗位，他们属于受制于合同而仅在合同范围内履行义务，其职责是完成社区部分社会事务工作和公益服务工作，权利和义务以劳动合同来明确。但仔细分析此次工作服务站设立的结果，南湖社区仍然存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现象，社区工作服务站与社区党委、居委会并存，90%的人员相互交叉，工作服务站名存实亡，根本无法起到预期作用，社区管理人员仍然没有进入新角色，反而认为自己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因此，笔者建议，应该彻底对社区一级的各类多样人员编制进行规范的整编，不管是社区网格员，还是社区工作服务站专职工作人员，或者是原有的社区“两委”干部，都需要考虑这些人员进入、转岗和退出的可能性。社区一级，除社区的领导岗位外，完全可以全部采用政府雇员制度招纳人员。但是，这种改革涉及面广，牵扯到的利益巨大，因此本论文在此方面不做深入讨论。

　　回归到现状，建议福州市在与社区工作服务站人专职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时，要全盘考虑，为社区工作服务站专职工作人员办理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在劳动合同应当约定社区网格员的职责范围边界，并设置超出边界的活动范围的问责内容。此外，也应建立起制度化和常态化的社区网格员的业务及素质培训，内容可以包括政策法规、业务知识和职业道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