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众歌咏团”为代表的群众性歌咏团体

　　第三章 以“民众歌咏团”为代表的群众性歌咏团体

　　群众性歌咏运动顾名思义，就是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性的歌唱活动。在整个云南抗战音乐运动过程中，群众性的歌咏运动以其声势浩大和广泛性，成为了云南抗战音乐运动的主体。其中尤其以李家鼎及其领导下的民众歌咏团影响力最为巨大。李家鼎以昆华民众教育馆为活动基地，以民众歌咏团为中心，领导组建了一大批民间歌咏团体，其中有昆明儿童歌咏团、妇女歌咏团、云南大学歌咏队、昆华师范学院歌咏队、云大附中歌咏队、昆华男中歌咏队、昆华女中歌咏队、昆明缝纫工会歌咏队等一大批涵盖了儿童、中学生、大学生、工人等各个阶层的歌咏团体。这些歌咏团体在民众歌咏团的带领下，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积极抗战为主题，广泛的开展歌咏宣传和教育活动，使整个云南的抗战音乐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第一节 李家鼎与民众歌咏团

　　李家鼎 1915 年生于昆明，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就与聂耳等一批进步青年有了很深的交往，这对他后来立志从事革命音乐工作有着很大的影响。1937 年 6 月，李家鼎参加了云南中共党员李群杰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此时他的工作是昆明求实中学的生物学教员。在党的领导下，利用课外时间，李家鼎在昆明基督教青年教会举办了业余文娱班，教唱群众抗日救亡的歌曲，深受大众的喜爱。不久之后，在赵国徽，唐登岷等人的协助下，歌咏班移到了民众教育馆。 8 月 15 日，昆华民众教育馆民众歌咏团正式成立。歌咏团党的宗旨是“用救亡歌曲训练和团结民众，为争取民族的解放而奋勇抗战”.

　　①民众歌咏团成立之初，各级阶层都踊跃参加，除了昆明各校“学抗会”②的进步学生积极参加，还有昆明市的进步青年、工人、店员等 100 多人参加。除此之外，利用民众歌咏团的巨大影响力，还以民众歌咏团为中心，组织了妇女歌咏团、儿童歌咏团及许多歌咏队及歌咏组。（其中活动较多的有：缝纫工会歌咏组、昆明纺纱厂歌咏队、大道生织布厂歌咏队、开智印刷厂歌咏队、火柴厂抗生歌咏队、邮政公会歌咏队、云南大学歌咏队、昆华师院歌咏队、云大附中歌咏队、昆华女中歌咏队、昆华二校歌咏队、昆华男中歌咏队等。

　　③）整个歌咏团活动的时候经常保持有 500 多人参加活动。民众歌咏团配合全省“学抗会”、“妇抗会”④开展各种音乐宣传活动。云南省的歌咏运动在李家鼎及其民众歌咏团的带领下如星火燎原一般在云南全省轰轰烈烈的扩展开来。

　　李家鼎与其领导的民众歌咏团，一直坚持着“以歌施教，寓教于歌”的原则。李家鼎在民众歌咏团叫群众产唱歌的时候，有着自己一套独到的教唱方法。为了能让歌咏发挥它最大的教育作用，李家鼎教歌首先不教怎么唱，而是先朗诵歌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先把歌词的意义理解了，唱起歌来才有感情。

　　⑤这样的方法对于普通的群众来说相当受益，当学歌的群众充分领悟了歌词中蕴含的意义时，把词套上歌谱，再教给他们完整的歌曲的演唱。

　　这样的方法使得群众不仅提高了学唱歌曲的速度与效率，更是使得群众了解加深了对歌曲的理解，每个人在唱歌的时候都特别有感情，都能把歌曲演唱的特别有气势，更加有利于激起人们的抗战情绪。为了推广民众学习歌咏的工作，广泛的培养歌咏人才。昆华民众教育馆还先后举办了 4 期歌咏干部训练班。1938 年 2 月赵国徽、李家鼎、谭惠英等负责举办了第一期歌咏干部训练班。从歌咏团和歌咏队选派骨干参加，并吸收一些中小学校的音乐教师，共有将近 80 人参加学习，为期一个月。除学习音乐理论、歌咏指挥等专业课程，还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方法论》等着作。

　　⑥还根据个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结合实际，研究宣传教育的工作方法。经过培训过后的干部不仅在歌咏活动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往后开展的各项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1940 年 6 月的《歌咏岗位》中曾有这样一篇文章描述了群众对歌咏干部训练班的迫切需要：短文 《一个迫切的需求》火炬游行和青年运动周的艺术宣传日音乐会，在昆明，增给五月不少浓厚的意义。

　　那里，无数的人齐声怒吼的大场面，呈现出歌咏运动的活跃！然而，事实的启示，歌咏运动的激流并不会冲溢进广大的地野；好像在许多地方，根本就缺乏它的流通地道似的！

　　这是目前全国大部分土地上，同样发生的现象。

　　在这里，我们热切地希冀，让歌咏运动随着抗战必胜的呼声流到全国的每一角落，在没有它的流通地道之处，需要刻苦有力的开拓者，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目前，这个浩大的工程并未完竣，原因是有力的开拓者太少了！所以我们希冀；不，简直是刻不容缓的要求，在昆明，快建设出无数开拓者大工程的人才训练的熔炉吧！即是说：目前的昆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歌咏干部训练班！产生无数勤苦的拓荒者；让他们去为歌咏运动开通流通通道，为歌咏运动司灌溉和播种新音乐种子之职有一天，歌咏运动浩大的工程完竣，全国的土地，得到练好的歌咏运动激流的灌溉和勤劳的司肥，而发出新中国生命之芽！

　　1940 年 6 月歌咏干部训练班主要教唱的歌曲1、抗日歌曲以及“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歌曲。如《黄河大合唱》、《赞美新中国》、《流亡三部曲》、《你这个坏东西》、《大路歌》、《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吕梁大合唱》等2、反内战、争民主为主题的《农民谣》、《太平小唱》、《金凤子开红花》、《苦命的苗家》、《古怪歌》、《茶馆小调》、《五块钱》、《豌豆秧》、《民主大合唱》、《青年进行曲》、《山那边吆好地方》、《朱大嫂送鸡蛋》、《送葬歌》等3、中外民歌、名曲。如《国际歌》、《马赛曲》、《祖国进行曲》（苏联）、《夜莺曲》、《伏尔加船歌》、《青年歌》等。

　　①李家鼎带领下的民众歌咏团，除了平时教唱抗战歌曲，宣传抗日之外，还经常组织类似讨论时事的小活动。这种小活动不仅有利于群众之间的交流和相互提高，还是个发掘、团结进步青年，宣传正确抗日观念的好机会。随着来民众歌咏团唱歌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免掺杂着一些凑热闹的无赖和趁机捣乱的国民党特务，而这种小的群众讨论活动，正是把这些人剔除的好办法。当时民众歌咏团的参与者李天柱回忆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晚上在大成殿前面月台上开时事讨论会，国民党特务来捣乱。我们发现有陌生的不速之客，就有所察觉，便不去理他，让他表演，即使捣乱也无非是发表些妙论和反宣传，企图从中混淆视听而已，我们会前已经设想到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做过准备，有组织，有分工地进行辩论，给与还击。像范启新同志和特务辩论时就特别激动；有些同志也放开喉咙驳斥特务的谬论，弄得特务语无伦次，自相矛盾，引起哄堂大笑。围听的人反而越来越多，把旁边茶馆的那些“诸君品茶，休谈国事”的老头都吸引过来了，大概有几百人集在一起，一下就扩大了宣传。

　　①这样活动的意义可以说在有力宣传了抗日正确主张的同时，也狠狠的批判了谬论，打击了国民党特务。

　　1937 年冬天，“学抗会”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强力打压，在此期间，民众歌咏团等一大批抗日救亡团体和救亡活动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使群众歌咏运动继续下去，党组织又秘密的建立了“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李家鼎担任“抗先”的队长。1938 年，随着西南联合大学的到来，“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抗先）”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合并为“民先”.李家鼎任副队长兼任宣传委员。1939 年 2 月，云南省歌咏协会成立，李家鼎任协会主席兼推广部主任。利用这一职位的便利，李家鼎为全省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谋得了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9 月，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云南省歌咏协会在昆明光华体育场组织了万人歌咏大会，在李家鼎的指挥下，所有在场群众情绪高昂的齐唱抗日歌曲，歌咏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举行和反响。1940 年，由李家鼎组织的，西南联大同学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在昆明首次公演，在社会各界都取得了巨大的反响。1941 年“皖南事变”后，由党组织安排转移到了重庆，继续从事声乐训练等工作，并在《新华日报》兼任编辑。

　　在昆明这短短的 4 年时间当中，李家鼎及其领导下的民众歌咏团，通过教唱抗战歌曲，把抗战的歌声变成了一股抗战的力量，团结教育民众的同时，极大地鼓舞了云南社会各阶民众的抗战热情。也极大的带动了云南整个抗战时期歌咏运动的发展，为云南的抗战歌咏运动的蓬勃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节 其他音乐歌咏团体的抗战音乐活动

　　1.西南联合大学的歌咏团体

　　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高等学府。她在抗战中诞生，在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的特殊年代，她不仅为战时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还承载了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存续与复兴，在抗战时期享有“民主堡垒”的美誉。在云南的红土地上，联大的同学、学者、爱国民主人士与云南社会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相结合，使得联大校园的文化抗战活动迅速兴起。联大校园抗战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当属联大校内的各种社团，这些社团所涉及的领域很是广泛，包括音乐、美术、话剧、文艺、壁报、服务等领域。其中音乐社团以其独有的灵活方式在历次抗战爱国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9 年，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了以“民先”和进步同学为主的大型学生社团--“群社”.群社建立后，便定期组织同学们教唱抗日救亡的歌曲，不管是何种集会，还是课余活动，经常都是在歌声中开始，在歌声中结束。不久，群社中喜好音乐的同学们便自发成立了群声歌咏队，歌咏队的指挥是徐树仁同学。群声歌咏对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歌唱团体，队员大多是以普通学生为主，主要是为了给同学们普及抗日救亡歌咏。平时同学们最喜欢唱的歌曲有《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游击队歌》、《松花江上》等一些救亡歌曲。

　　除了群社之外，联大的其它比较有影响力的社团也经常组织搞一些歌咏活动，比如以联大工学院学生为主的“引擎社”,在云南省歌咏协会的协助下，成立了引擎歌咏团。歌咏团在歌咏协会的帮助下，定期学习《红缨枪》、《保卫黄河》《生产大合唱》等抗战歌曲。学完之后还上街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演唱抗战歌曲鼓舞民心。

　　除了较大的群社（群声歌咏队）、引擎歌咏团外，联大还有一些同学们自发组织的小型歌咏团队，由于存在时间较短，活动比较少，所以很难从资料中找到他们具体的活动，我们只能从张清常①先生留下的关于联大音乐活动的文章中找到一些线索。

　　……抗战前的清华大学有一支小型军乐队。抗战时，师生们轻装南下，都没舍得丢下心爱的乐器。

　　无论在长沙还是在昆明，号角声和琴弦声时刻伴随着师生们的学习生活。

　　1940 年我到昆明后，他们便邀我参加他们的音乐活动。每逢周末晚进行练习。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乐谱，仅有一支西洋的进行曲对付着练。我把西南联大校歌加上几次变奏，搞成一个乐章。 “配器”之后，终曲的地方再奏“千秋耻，终当雪……”那一部分主旋律用小号吹出，以管弦乐轻轻衬托，打击乐加强节奏，其雄壮慷慨，破石惊天之气魄，是我后来指挥男女声四部合唱时无法达到的，令人难以忘却。这样，我们在工学院 1941 年新年晚会上的演出便热闹非凡。第二学期我因有三门课，实在忙不过来，加上空袭的增多而忍痛离开了那个小管弦乐队。以后，我又做了联大校内集会合唱的指挥。内容有两种，一是唱《联大校歌》，每年新生入学后由我教唱。一是在联大师范学院每年 12 月 12 日院庆时指挥唱《传播光明》。

　　院庆晚上开营火会联欢，结束时全体唱这个歌：

　　①张清常：曾任西南联合大学传播光明…………这个歌，词句简单，曲调朴素，音域不广，谁唱起来都不费劲，小娃娃都能即刻上口。如果“齐唱”,索然无味。我指挥时这样安排：一、采用“轮唱”的形式。把营火晚会围着篝火团坐的一二百名师生分成东南西北四个组，顺时针方向一组一组起唱，一组一组结束。什么时候起唱，什么时候结束，全看我那一组的手势。二、注意掌握歌曲的快慢强弱，起伏节奏。三、一般每组唱两遍就行了，但往往大家情绪热烈，可以加到三四遍。这样一来，改单音齐唱为混音轮唱，声音谐和和雄浑，富于感染力，大家的劲头儿就起来了。在熊熊烈火的映照下，师生们群情振奋，斗志昂扬，集会在热烈愉快的高潮中结束。但在抗战后期，联大师范学院本科学生锐减，很不景气。院庆只是食堂架个菜而已，不再举行聚会了。

　　联大校内我指挥过的歌咏队先后有 4 个。若算上联大师范学院附中，就是 5 个。第一个是群社的男女声齐唱的群声歌咏会。 1940 年秋我到昆明后，他们找我去。我记得当时是在新校舍南区靠北边的一排教室里练唱，参加的人很多。他们原来唱的是抗战救亡的歌曲，慷慨激昂，热情很高。当时我觉得，在抗战歌曲之外还应该教唱一些艺术性更强的名曲，便选了一首舒伯特的名曲《鳟鱼》。只练了一两次。皖南事变后，联大群社停止活动，进步学生出走，群声歌咏队就结束了。第二个歌咏队叫回声，是男女声四部合唱，约有 20 多人。它在 1941 年秋季开学时组成，直到该学期结束之前，歌咏队自己开了个除夕晚会就自行解散了。这个歌咏队的主要成员是联大师范学院 1939 年秋入学的学生，歌谱就有一门课程的讲义那么厚。中国歌曲有黄自的《旗正飘飘》，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刘雪庵的《长城谣》等。西洋歌曲有根据德沃夏克《来自新大陆交响乐》第二乐章改编的《念故乡》，有根据董尼才第“ O Italia Italia ”改编的《我所爱的大中华》，有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柴可夫斯基的《花的圆舞曲》等。这个歌咏队曾在联大师范学院院庆、联大新年晚会、昆明广播电视公演过。第三个歌咏队是大风男声四部合唱，法学院学生组织的。男声四重唱的谱子平时就难找，何况在那个年月。我也忙不过来，多是他们自己干。后来曾邀他们与回声联合演唱《我所爱的大中华》等。第四个歌咏队简称校歌队，全名是联大校歌混声合唱队，是学校 1941 年召集的。正队长是谭庆双（女高音），副队长虞佩曹（女中音）。队里有许多校内学生中有名的歌手，生物系教师曹景熙担任男高音独唱部分。用梅贻琦先生的话来说，还没有见过哪个学校的校歌以这样庄严、优美的形式来演唱的。梅先生对此很满意。可是由于召集起来很困难，校歌队就无形中解散了。

　　①从张清常老先生的口中我们可以发现联大的音乐活动的丰富多彩，以及同学们积极的参与热情。不管是西洋音乐，还是抗战歌曲，不管在教室还是在校园，联大的音乐无时无刻都在传播着光明与进步。

　　1940 年的“五四”运动 21 周年纪念会前夕，在群声歌咏队的基础上，组织了一批同学成立联大歌咏团，经过认真的排练，参加了纪念会的表演。纪念会的地点是在昆中北院的一间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大教室（大约是“乾坤正气”）里，曾昭抡（群社的导师）先生参加了庆祝大会，还发表了讲话。大会结束时，由徐树仁同学指挥，大家一起合唱了《五月的鲜花》、《中国不会亡》等歌曲。

　　②自此以后，联大歌咏团渐渐被熟知，得到了同学们和社会上的赞许。

　　1940 年 7 月，昆明电台成立之前试播节目，联大歌咏团就被邀请前去演唱抗战歌曲。8月 31 日，昆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当天也为给抗日将士募捐寒衣，联大歌咏团再次前来演出。演出是在昆明广播电台的播音厅举行的。为了演出的正式，所有演员还统一了服装。女高音一色地穿月白色旗袍，女中音则穿蓝阴丹士林布旗袍，至于男声部则清一色的白衬衫，黄卡机布长裤，③整体看上去很正式，很体面。当天晚上，联大歌咏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抗敌歌》、《旗正飘飘》、《太行山上》等曲目，所有的演唱都有钢琴伴奏（这是西南联大歌咏会的首次钢琴伴奏），其中《黄河大合唱》更是是首次在云南演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由于联大合唱团这次的演出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不久之后，受昆明南屏电影院落成开幕时的邀请，再次参加了演出，演出的内容和在广播电台演出的内容大致相同。

　　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迫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许多进步学生被迫转移，联大合唱团此时同学校其他社团一样，也纷纷停止了各种救亡活动。

　　附：《歌咏岗位》刊登的关于联大合唱团的一篇通讯《联大歌咏素描》 亮戈草坪上，宿舍中，以致学校附近的各处；近来，宗洋溢着雄壮的抗战歌声。

　　这是一九四零年的春天，从祖国受难的怀抱里，被“希望”和“热情”孕育的“联大合唱团”激破平静的期待出世后扩散出来的气息。

　　“联大合唱团”吸食“忙碌”制造成的乳料--考书忙，交报告忙进图书馆忙--这些已成为家常便饭的东西，并不会使他的消化器官发生毛病，反而使他活泼地健壮起来。

　　日子一天一天被“忙碌”侵蚀去，当每星期六到来时；在分散的各个宿舍中，兴奋透进很多人的心里；傍晚，昆北大教师的座位上，早已坐满了从新校舍，昆师，工校，南院及师范学院赶来的男女歌手。紧张，纯洁，热烈的学习精神在一个指导员双手的挥动下，流露出来。虽然，这种学习的机会，是深深受到时间的不容许，还不到十次。

　　事实上，这种学习的收获，已带来了不少进步的种子，给予那些醉心于不合时代要求的洋歌追随者，及风花雪月的所谓“音乐圣手”们一个强有力的回击特别是在五月六日，青年运动周艺术宣传的音乐会中，两个价值最高的四部合唱歌曲的演出，从听众热烈和深厚的情绪里；见到“联大合唱团”特有的姿态，首次献出“圣婴”的面颜，揭开这平静领域中遮蔽“新音乐”的幕幔，将忠诚地为民族音乐执行任务，在大时代中占领服务的一环！

　　在抗战胜利的新途程上，以雄壮的歌声，吼出被压迫民族的愤恨，震撼茫茫寂静的黑夜，黎明的凯旋就要到来！

　　2.王旦东与农民救亡灯剧团

　　花灯是一种在云南地区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一种乡土艺术，它以不同的民歌小调，加进传说故事，逐渐的成为了一种演唱形式，而且它不受舞台条件的限制，村里坊间都可以随时的露天演出。其中发展最为成熟的便是流行于滇中地区的玉溪花灯。

　　1936 年 10 月，云南省教育厅成立教育电影巡回讲映队（第一队），任命王旦东为队长。

　　成立后的教育电影巡回讲映队被派往宣威、陆良、蒙自等地展开巡回教育工作。王旦东在深入农村乡镇的巡回讲映中意外的发现了花灯艺术对乡镇村民宣传的重要性。教育电影巡回讲映队的工作一般是晚间放映教育电影，白天便集结当地民众，教唱抗战歌曲，并自备小乐队伴奏。王旦东为了让影片和歌曲更加浅显易懂，便发挥自己的特长，把原有的解说词或是歌词配上云南本土的花灯调，并且所有的词语都改为当地的土语，唱调根据不同的地区选用不同的调子。群众对这些改编后的东西很熟悉，听起来亲切易懂，给群众留下的印象也极为深刻。

　　1937 年底，教育电影巡回讲映队回到昆明，王旦东便联系了玉溪花灯艺人：熊介臣、胡家荣、瞿竹庆、佘家有、佘家柱、赵兴汉、丁力本和昆明艺人、进步文艺工作者董义、汤明祥、李润组织了文艺花灯队。

　　①在王旦东的带领下，花灯队根据多年搜集的素材，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以花灯调为基础，创作加入了抗战救亡的唱词。改编了诸如《张小二从军》、《茶山杀敌》、《新四郎探母》等现代花灯剧。并且向省教育厅民众教育委员会呈报，经过几番波折，得到了省教育厅民众教育委员会主任王汉生的同意。1938 年 2 月 24 日春节期间，花灯队在昆华民众教育馆内首次上演了新花灯剧《张小二从军》，连续演出四场，场场爆满，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花灯队也借此机会正式改名为“农民救亡花灯剧团”.成立后的救亡灯剧团深入到各地农村巡回演出，给广大农民用最贴近他们的方式宣传了抗日救国的思想。1938 年 5 月 1 日，救亡灯剧团第二次在民众教育馆公演《茶山杀敌》。演出依然取得成功，长期被人所歧视的花灯艺术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的赞誉和肯定。下面是摘抄当时昆华女中十个进步同学的给救亡灯剧团的来信：

　　“……我们……喜欢唱唱歌曲，对乡村中农民所唱的山歌尤其爱学。因此便一齐参加到歌咏团中，学习救亡歌曲。但是歌咏团中并没有教农村的曲子的，于是只好到出乱学，可又学不到什么。就是学的也全是些不合乎时代的调子，不但没有救亡的意义，而且也零碎的可怕。这都是一大缺憾呀！幸而好，不久以前民教馆中的农民救亡灯剧团，上演《茶山杀敌》、《张小二从军》……等有意义的灯剧……我们有了空闲的时候，便一齐跑到民教馆中去听，满想学一点点，是我们到农村宣传的时候，好把它拿出来……范立华 赵秀英 蔡慧月 李沛模 肖文荣 陈瑞芬 王晏玲吴美荣 汤桂仙 张惠芳”

　　……②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花灯艺术，经过王旦东的改编，云南花灯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其中最主要的原众的抗日情绪相吻合，所以受到了群众极大的欢迎。王旦东巧妙的把花灯艺术与时代主流内容的相结合，更是他本人爱国主义精神的直接体现。将民间传统艺术与时代内容相结合这一艺术的创新形式，在当下，也仍然值得我们去效仿去学习。

　　3.昆明职工青年及妇女组织的救亡音乐活动

　　1938 年 10 月，抗战局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接连失利，广州、武汉纷纷失守。日军的魔爪向中国内陆不断延伸，华北、华中地区越来越多的工厂和学校相继撤退到云南，越来越多怀着国恨家仇的进步青年涌入滇省。此时的抗战音乐运动也在发生着变化，大规模的街头活动渐渐的变为了各个组织、单位的分散宣传。1938 年底，由进步职业青年组成的“昆明业余联谊会”（简称昆联社）成立。“昆联社”以活跃业余生活，增进友谊，提高业务水平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昆联社”成立后便建立组织了歌咏队，由李家鼎和王树久教唱职业青年救亡歌曲，他们经常在工厂、公园、茶馆等地组织救亡活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大路歌》等歌曲。在昆明职工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中起到了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1937 年 8 月，昆华女中学生抗敌后援会、妇女抗敌后援会、女青年抗敌后援会等一批妇女组织相继成立。这些妇女组织以组织歌咏活动的方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她们走街串巷，所到之处必有歌声，她们还在街头表演话剧，组织群粽教唱抗战歌曲，活动方式多种多样。此外，这些妇女组织还积极发动女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妇女运动，并对女学生进行基本的医疗知识培训，随时准备支援前方将士。1939 年，昆女中社会教育委员会在呈贡开办了夜校，让妇女和儿童积极参加，对她们进行识字教育、音乐教育和美术教育。这些活动都极大的带动了云南妇女的抗日救亡积极性，团结了大批民众，对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4.宗教团体的抗战音乐活动

　　1912 年云南成立了云南基督教青年会。不同于其他的宗教机构，基督教青年会不是基督教的传教机构，而是基督教的社会活动机构。云南基督教青年教会的成立几乎是与上海青年会同时成立的。青年会一经在云南成立，就在会所内创办了英文学校、球队、无线电报实验等。1935 年，青年会还开办了了补习学校、篮球场等文化娱乐设施。其中补习学校是当时昆明规模最大、历史最久、门类最齐全的补习学校，许多进步青年都在补习学校里进行过补习学习。抗战爆发后，云南社会各界都积极支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去。为了积极地配合抗战宣传，基督教青年会也在此时利用本会进步青年居多的优势，相继成立了音乐社、音乐班、学生救济会等音乐宣传组织，配合原有的歌诗班，积极地开展各种抗战音乐活动。会员们还利用周末时间，举办周末唱片音乐会。在会上，会员们不仅组织群众欣赏国外音乐，还教导组织群众和会员演唱各种抗战歌曲，用以提高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会及其补习学校，组织举办了大量的进步活动，青年会以其独特的声望和名气对社会对民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教育民众进步思想，启发民众爱国热情上，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云南的抗战音乐歌咏运动几乎涵盖了儿童、妇女、学生、老师、工人、农民、教会、军队等各个社会阶层。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抗战期间仅云南的歌咏队伍就达百余个，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泛可见一斑。虽然他们身份不一，力量不同，但是他们都以音乐作为自己的武器，都不约而同的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战音乐运动大潮中，为抗战，为民族解放，为自由，贡献着自己应有的力量。

　　不管是在城市、农村或是学校，带有群众性质的抗战歌无疑是一支力量强大的生力军。

　　组织形式自由灵活，面对对象为广大民众，面对面的传唱方式是其最大的特色。不仅仅是在云南，同时期重庆、桂林等地的抗日救亡音乐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群众性质的歌咏运动。究其盛行的原因，是跟当时特殊的抗战形式密切相关的，什么样的抗战形式决定了什么样的救亡活动。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只有能联合所有大众的艺术形式才能得到认可，才能起到抗敌宣传的有效作用。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歌声。群众性质的歌咏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壮大空前的爱国运动，她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意志、精神高度统一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