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云南抗战音乐运动的艰难发展

　　第三节“皖南事变”后，云南抗战音乐运动的艰难发展

　　1940 年，全球范围内抗击法西斯的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此时，国民党内部人士大提失败主义、投降主义。蒋介石更是为了自保，更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眼里再也容不下共产党的存在，公开开始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破坏。首先遭到破坏的就是国共合作下的第三厅。1940 年秋天，国民党对第三厅进行改组，剔除了所有的共产党人士，把第三厅彻底变成了由国民党一手控制的机构，第三厅原有的作用和意义也就完全不复存在了。第三厅被取消后，原有的国共合作下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也都成了“违法反动活动”.云南也不例外，全省上下充满了“白色恐怖”.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云南省国民党党部派特务四处监视、捕杀文化进步人士，各种进步文艺活动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非法监视和限制。群众自发的音乐活动受到严格控制，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寥寥无几，云南的大街小巷很难再听到抗战歌声的传出了。云南所有的抗战音乐活动都由国民党党部一手组织操办了。云南省各学校里有“三民主义青年团”一手把持学校的音乐活动，社会上还有政府组织的各种合唱团，以及在云南各个地区坚持巡回宣传教育的歌咏戏剧巡回教育队。由于这段时期活动的组织必须交由政府严格审查，云南抗战音乐活动的举行愈发艰难了。

　　1942 年，昆明的时代青年社本着增进社友友谊，提高歌咏兴趣，增加青年抗战激情的目的，向昆明市政府提议设立时代青年合唱团，请示如下：

　　昆明市政府批函31 年 7 月 7 日 敬启者：窃本社同仁为增进青年抗战意识、激发青年战斗情绪、加强其对国家民族之认识、特组织时代青年社 发行时代青年月刊 曾奉昆明市政府批示核准备案 创刊号已于 6 月 1 日出版第二期付印中 兹者本社同人为增进社友健康 提高歌咏兴趣 激发青年战斗情趣起见 特于本社康乐部下设立时青合唱团 除由社友参加外 并徵求社外热心歌唱青年 加入练唱 兹以筹备就绪 定于本月 12 日下午 3 时假省党部礼堂开成立大会 敬请派员莅临指导 谨呈 云南省社会处 时代青年社 时青合唱团长 郑君平 批示请寄 小富春街富春中学时代青年合唱团收。

　　青年合唱团职员名册（20 人）/团员名册（105 人）时青合唱团职员名册 郑君平 24 湖北 西南联大经济学士 通讯云南省党部；李道木 23 湖北 西南联大肄业 副团长 西南联大；张清常 32 西南联大教授 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西南联大；万文萧 21 湖北 肄业 演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施以仁 云南 财政大学训练所毕业 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韩明珠 昆华示范肄业 指导委员会委员；……共 20 人①1942 年 10 月，云南省还在昆明举行了庆祝国庆的歌咏晚会，但是由于需要严格的按照云南省国民党党部规定的人民团体集会管理制度，所有前来的人员、团体必须办理相关手续，凭入场券入场。参加的人员大多都是政界人士，社会普通民众鲜有参与。

　　1943 年 11 月 11 日，云南省文化运动委员会音乐组组长黄相泉等人向云南省社会处提起倡议，以提倡音乐艺术，发扬音乐教育民众的职能，为抗战建设服务的目的，建议组织昆明合唱团。下面是云南省档案馆馆藏资料的记载：

　　呈为呈请备案事 公民等为提倡乐艺 发扬乐教 服务抗建工作 特发起组织昆明合唱团 并依照人民团体组织办法 草拟团章 草案 筹备组织具文连同团章草案呈请备案伏祈 谨呈云南省社会处处长陈 发起人黄相泉：本省文化运动委员会音乐组组长； 赵天民：云大附中音乐教员 林志音：昆华师范音乐教员 李仁荪：护国中学音乐指导 范启新：民众教育馆艺术指导 周廷杰：基督教会牧师 徐守廉：市立中学音乐教员顾义镛：邮工歌咏队队长 董源：峨岷中学音乐教员杨守笃：本省歌咏协会干事 （范启新 林志音 昆明合唱团都已制成卡片）本团通讯处：潘家湾昆明广播电台黄相泉转。

　　昆明合唱团团章草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本团以提倡乐艺发扬乐教服务抗建为宗旨 第二条本团定名为昆明合成团 第三条本团团址暂设昆明 第二章团员 第四条团员分普通团员基本团员名誉团员三种 第五条本团发起人均为基本团员 第六条凡赞同本团宗旨履行团员规约，经基本团员二人以上介绍经理事会通过者得为普通团员 第七条凡赞同本团宗旨对本团事业予以赞助者得名为名誉团员 第八条凡团员都有参加团内学术讨论技术训练及对外公开演奏会之权利 有缴纳团费服从团内一切规约及议决之义务 第九条凡团员有下列情势者经监事会通过后取消其团籍 但团员有不服者得于团员大会提议复决 一有违背三民主义之思想及行动者 二有破坏本团信誉之行为者 三违反本团规约者 四连续三月未缴团费者 第三章组织 第四章经费 第 23 条职业团员每人每月缴纳团费 50 元 学生团员 20 元。

　　②通过上文的历史档案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受制于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的影响，云南的抗战音乐活动受到了诸多的限制。组织音乐会，组织合唱团，不再像抗战初期可以随意的发动群众、学生走上街头。取而代之的是多了许多条条框框，批示核准备案的过程。相比与 1937-1940 年间充分发挥大众力量的抗战音乐活动，这段时期内各种民间音乐团体骤减，民间音乐活动也基本不复存在，抗战音乐活动已经变为了仅依靠政府的单一行为，这样的状况使得这段时期内音乐活动的影响和作用逐渐减少。轰轰烈烈的云南抗战音乐运动虽然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而消沉了，但是她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伟大而不可磨灭的。在歌声的号召鼓舞下，抗战大后方的云南民众坚定信念，不畏艰难，积极投身于各种形式的抗战救亡活动，有力地支持了前方的抗敌战场，为宣传抗日，稳定后方贡献出了不可忽略的力量。纵观整个抗战时期云南音乐运动的发展。不难看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云南社会各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团结。抗日救亡的歌声，更是使得全云南人民的爱国热情就如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共同呐喊出了抗日救亡的口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已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歌词了，这是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把音乐化为武器的云南人民奋起抗敌的真实写照。

　　对比同时期重庆、武汉等地的抗战救亡音乐运动，云南的抗战音乐运动也有着其独有的特点。首先，利用云南龙云政权与国民中央蒋介石政府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领导协调下，云南的政治民主氛围相比重庆、武汉等地宽松了许多，龙云政府也比较支持云南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活动。相对而言，作为战时的国统区，云南省抗日救亡音乐活动的开展，各种限制因素相对较少。其次，受众多内地高校的迁滇，战时云南社会的文化氛围相比于其他地区有着独有的优势，尤其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滇的成立，不仅对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有着巨大的影响，更对整个战时云南社会的社会风气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最后，相比较于重庆、武汉地区，云南的抗战音乐运动，运动的对象相对广泛，尤其是对云南的乡村，不管是学校组织的歌咏队，还是政府组织的巡回教育队，都极大的深入到了偏远农村地区进行抗日救亡歌咏的教唱。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涉及云南社会各个阶层的抗战音乐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