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调解制度是对中国传统民间调解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与价值追求，是时人的现实需要与理性选择。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化解纠纷维护战时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对未来司法路径的探索。这一时期，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模式给新中国乃至现今社会调解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抗战时人民调解制度的经验教训，也为当代人民调解制度的成长与完善提供了范例，发人深省。
建立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现代法治建设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整个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当西方社会经过数百年法治社会的世态炎凉和“诉讼爆炸”的现实矛盾之后发现人民调解制度的价值所在，他们也不得不为赢得“东方经验”美誉的调解所折服。我们在进行现代化的法治建设过程中，既不能完全抛开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又要在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发展与完善。同时应当注意，人民调解制度本身也确实有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一方面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可以用调解解决，另一方面它无法发挥审判判决所拥有的部分功能，所以在司法过程中，不能无限夸大人民调解的作用，提倡“100%调解”、“零判决”并不科学。就目前而言，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在理清人民调解和审判的关系的前提下，适当重视人民调解，并注重对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从而使人民调解的功能和效用得以充分发挥。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在行文时难免将法学理论的相关知识与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调解的具体运用结合得有些不够，很多问题也没能准确把握。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实践中能继续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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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时光荏苒，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转瞬即逝，掩卷沉思，感恩三年来老师们的苦心栽培，感激同学、朋友、亲人的日夜陪伴，感谢一直以来给予我关心、爱护、帮助的每一个人，向你们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毕连芳副教授。从论文的选题到文章思路的梳理再到材料的收集以及最后论文的顺利完成，都离不开导师的悉心指导、鼓励叮咛。在我三年的学习和生活中，恩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使我获益颇多。导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将永远激励着我勤奋学习，踏实工作，使我受益终生。
同时，我还要感谢任广浩老师、叶立周老师、姜密老师、薛现林老师和贾志民老师，是他们无私教授了我专业知识，为我论文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几位老师不仅传授给我们知识，更使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这些需要我用一生来咀嚼。
此外，我要感谢法政学院，感谢学院领导为我们精心安排理论课程以及丰富的学术讲座，正是法政学院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深深的感染了我们每一位同学。还要感谢我读研期间的同学和朋友，我们在专业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启发，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益启迪，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无数日日夜夜，给予我支持与鼓励，多年来默默地关心我、爱护我，是他们激励我不断前行。
感谢研究生时光，使我成长，为我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夯实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