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个性自由”观形成的背景

　　一、密尔"个性自由"观形成的背景

　　（一）密尔的生活经历。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是十九世纪英国着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自由主义者。密尔 1806 年 5 月 20 日出生于伦敦郊区，其父亲，詹姆斯。密尔，也是英国着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我们通常分别称他们为"老密尔"和"小密尔".

　　密尔的父亲和边沁是好朋友，密尔在其自传中称边沁"是他的另外一个父亲",可见边沁对密尔思想的影响非同一般。密尔从来没有进过学校，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自小在父亲的亲自指导和教育下成长。

　　童年时，密尔就学会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十三岁就学习完政治经济学所有课程，十五岁开始研究罗马法和心理学，直到两年后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老密尔"对"小密尔"的亲自教育才告结束。"老密尔"从一开始就把他当做天才来培养，"老密尔"身体力行，以实际行为教导密尔，为密尔的成长制定周详和独特的教育计划，这种计划只合乎密尔的个性发展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密尔的"个性自由"观深受他的教育经历的影响。

　　密尔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历时三十五年，一直到 1858 年东印度公司的撤销，那年，他五十二岁，密尔在四十五岁那年与哈里特。哈迪结婚。从东印度公司退休后，密尔开始从事英国社会的改良事业，一年后，《论自由》发表。

　　密尔在自己的自传中说到，他的妻子哈里特。哈迪，也就是原泰勒夫人，是一个智慧远胜于他的人，也是一位美丽的人，更是一位不受世俗偏见束缚和追求个性自由的人。密尔不顾家族和世俗意见的阻扰，深深爱着这位已经结了婚的女人长达二十年之久，而哈里特也公开地接受了密尔的爱情，最后，于 1850 年，哈里特成为密尔的妻子。这样的爱情本身就极具个性，可以说，密尔的爱情和婚姻经历对他的"个性自由"思想意义非凡。

　　（二）社会背景。

　　首先，英国正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对外，企图保持和继续扩大殖民地，攫取并垄断世界的原料和市场；对内，要进一步扫除封建势力的残余；因此，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潮要求破除一切障碍，实行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无所顾忌地追求利润，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民族主义和工业主义盛行，大众和集体的权力被推上了神坛，个人的主体性地位成为牺牲品。个体与国家、社会，工业组织和群体组织的矛盾成为尖锐的政治哲学问题。

　　24密尔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时代的问题，"那个时代最好与最有才能的人，如卡莱尔、尼采与易卜生，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需要更多的空气和光线。"英国面对自己取得的成就除了喜悦，还有迷茫。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实现之后该怎么办？下一步应该走向哪里？怎么继续走下去？为了保持英国经济的持续长久的发展，密尔意识到必须进一步的解放人们的思想，必须进一步增进人们自由的精神，帮助人们摆脱社会过时观念的束缚，其中，个人自由和权利理论为其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密尔的《论自由》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

　　其次，密尔生活于 1806-1873 年，距离"光荣革命"成功已有一百多年，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其政权已经得到巩固，而欧洲和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法国大革命带给每一位思想敏锐的人一个新问题，即对民主与自由的关系的重新思考。革命运动和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重整社会格局，在政治上的权力要求成为他们迫切的要求，"普选权"和"多数人的民主"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名词。格雷米。邓肯说过，"在面对民主问题时候，自由主义在十九世纪遭遇两难的困境，当自由主义者用生命和鲜血推翻古老的传统统治后，竭尽全力追求民主政治，争取政治自由，不久又要面临新的敌人，就是民主自已。"不过，这里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也就是托克维尔的"大多数人的民主",这些都是密尔所处的时代新出现的问题。

　　随着大众民主的到来，自由主义者的焦点转移到了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或者说社会与个人自由的关系成为当时政治哲学的主题。

　　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称为"多数人原则".密尔思考的是：为什么少数人一定要服从多数人呢？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根据在哪里？密尔担心的是：如果在普选制的民主社会，多数人原则必定会强制那些少数意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如此，民主也就成了专制的民主，多数人的意见成为民主社会的专制君主。密尔认为，多数人的压制少数人的现象并不比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要好。普选制下的民主制必然走向"集体的平庸".于是最严重的后果出现了，个人再也没有了个性自由，个人的意见将牺牲在集体的观念之下，那么，人没有了"创造性",而创造性的丧失就意味着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将自由主义关注的焦点从政治自由转向社会自由，也就是个人在社会集体中的个性的发展。

　　再次，密尔所处时代的英国，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各个方面达到了鼎盛，然而，英国在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风尚乃至社会道德上，对人的个性的限制却普遍存在。

　　同时有些学者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秩序以集体优先于个人原则为基础，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时代下善于思考的人来说，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既得不到自由的表达，个人幸福感也不多。学者李宏图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在当时的英国，文化活动和非文化活动之间的分工不断的细化，古老的英国绅士传统文化，例如求知欲望和艺术追求，与工商业的疯狂扩张的世界尖锐的对立。"一个广义上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取代了以前较为宽松的道德规范标准，从而在社会责任的名义下对个人道德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开始感觉到，对社会生活的现状需要有一个更科学更合理的解释，而对社会现状的弊端需要有一个更科学和更果断的纠正办法，"倘若不让一种社会信念阻止社会进步，就迫切需要修改关于人类行为的旧哲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密尔展开自己的思考，在这种新的社会状况面前，他论证了如何才能使人更"自由"的生活，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培养和展现出独特的个性。因此他提出了自己关于自由主义独立思考，即从关注人的"个性自由"出发，论述个性对于人的创造性、人的幸福和社会文明的意义。

　　（三）理论渊源。

　　如果我们追溯密尔关于自由思想根源的话，我们会清晰的看到约翰。洛克、威廉。

　　冯。洪堡，还有托克维尔的巨大身影。如果将密尔比喻为一个自由思想的蓄水池，那么诸如约翰。洛克，詹姆斯。穆勒，威廉。冯。洪堡，托克维尔等人的自由思想的源流在密尔这里找到了归宿。

　　1.洛克的自由观。一般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制度最早出现在英国。阿兰。

　　麦克法兰在《英格兰个人主义的起源》中认为，"英国人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法律关系从 13 世纪开始就呈现出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性，而其最显着的特征是英国的个人主义。"这说明英国人在那个时期已经体验到自由的精神和价值。而谈到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洛克是丰碑式的人物，他是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开创者。约翰。洛克在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的思想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论，其《政府论》是他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的集中体现。在《政府论》上篇中他尖锐而深刻的驳斥了菲尔沫为君主专制的辩护，然后以此为楔子，在《政府论》下篇里，他较为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立场和自由主义观念。洛克以"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用法治取代君主制；以"权力制约"对抗"权力专制".洛克认为，政府的诞生和存在只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与霍布斯相反，洛克认为人们进入社会后并未将主权交于政府，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们的委托，而绝不是让渡。因此，洛克反对强有力的政府，而主张"最小政府".洛克发展了"法治"理论，他认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这种自由".

　　洛克注重政府权力的防范，关心个人自由，尤其关心如何避免权力的堕落成为专断性权力，开创性的提出一套权力分立和相互制约机制，警醒人们"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古典自由主义者洛克的兴趣和目标在于国家政治权力下的政治自由。对于政治自由，正如哈耶克说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政府形式，参与立法活动以及对行政的控制。这种政治自由，处理的是国家和个人的权力和权力关系。然而，近代启蒙思想的发展，自然权利与理性逐渐取得社会思想的主导权，政治革命的普遍胜利，人民获得了权力，实现了政治上的自由，尤其是英国议会改革以后，普选制在英国取得胜利，民主制深入人心，"大多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权者，政治自由已经成为现实。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密尔的《论自由》应运而生，他继承了洛克为自由而战的精神，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关注和探讨新时代的新自由问题。

　　2.威廉。冯。洪堡对密尔自由观的影响。关于国家与个人的界限，密尔曾经坦言："唯一我想与之交流的作者就是威廉。冯。洪堡".可见，密尔的内心充满了对洪堡的仰慕和敬佩之情。洪堡是 19 世纪德意志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其不朽之作《论国家的作用》，这不仅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是无可代替的一笔财富，而且对其以后的政治哲学作家产生难以替代的影响。《论国家的作用》体现了洪堡对法国大革命的深思和警惕，在这篇着作中，洪堡提出了他对国家的见解。他认为，国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国家只不过是人们理性需要的产物，国家只是为了人民的财产、安全和自由而存在，是人民实现幸福的手段。"除了公民仅靠自己无法办到的事情即促进安全之外，国家永远不得把任何其他事情拿来作为它发挥作用的对象。"法国革命的过程和结果，提醒了洪堡这样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萦绕在他思绪中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革命后的法国推翻了专制制度，却为什么摆脱不了专制下的生活？洪堡担心，这种新出现的专制要比以前的专制更为恶劣，这种专制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细微的方面，影响着人们的判断，控制着人们的意识和思想。"整个国家总是试图寻找一种途径，将所有人都塑造成统一的模式，而不是鼓励人们发展自己的独立性和多样性。"而正是洪堡对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论述对密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洪堡认为，人的性格应该是各不相同的，如果人只是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形式，每个人被同一种力量的控制，那么，人的性格就会趋同。在这个问题上，国家的作用应该受到限制，国家不能对人的多样性和个性的发展进行任意干涉。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每一个人的个性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每一个人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选择其行为，他的行为仅受其自身的力量或不可战胜的外部要素所限制，只要他的行为不伤害他人的利益。洪堡关于教育与个性自由的关系的论述也很精辟。洪堡本身就是着名的德国教育改革家，他提出普通教育理论，这种理论强调不应把人功能化，不要把人束缚在个别特长上，而是使人以其真实的个性面目出现。通过对现存国家教育的观察，洪堡发现一种日益明显的势头，即国家对人的终极目的毫不关心，把人变成机器。国家期望个人完全服从自己的任务安排，个人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特征的躯干，毫无独立意志的服从无穷无尽的工具化需要。

　　公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洪堡关注的另一个主题。洪堡认为，公民自由的实现仅仅从限制国家权力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们不仅容易遭受政治专制的奴役，而且还要受到公众舆论和社会习俗的抑制。如果要摆脱这些因素的束缚，公民应该培养自己的人格独立和选择的自主。洪堡的这些思想对密尔的"个性自由"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托克维尔对密尔的影响。托克维尔的"多数人的暴虐"和"社会的暴虐"理论对密尔有较大的影响。格雷认为，正是因为托克维尔的明智见解，才启迪了密尔注意专制政治的同时开始关注民主政治的弊病了，后来，密尔把调和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方法作为一个严肃的命题去研究。过去，人们关心的政治自由主要来自政治的专制和君主的暴政，而近代的现实问题是，当出现"多数人的暴政"的时候，人们的自由应该如何得到保障呢？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多数的暴政"是托克维尔，他认为，我们不必要担心民主政府的软弱无能，相反，我们应该警惕民主制拥有的难以制约的力量，这就是托克维尔忧虑的"民主的暴政".

　　托克维尔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无论什么人都没有资格拥有无限的权威，除非上帝。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为其本身值得尊重而不可侵犯，能够让人心悦诚服的承认它可以随便发号施令。在托克维尔的意识里，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只要他或者他们被授予决定一切的权力的资格，那么这样的资格就已经给暴政播下了种子。很显然，托克维尔已经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民主政府的"多数人统治".接着，托克维尔明确了一个人的无限权威和多数人的权威的区别。他认为，一个人的权威是指君主的权威，而君主的权威只是依靠物质手段对人民进行控制，而多数人的权威不仅仅依靠物质的力量，他们还要对人民的精神进行控制。

　　君主的统治方式比较的单一，统治的力量比较弱小，管理的手段相对间接，而多数人的权威则无孔不入。托克维尔认为，"君主的统治力量仅限于物质力量，君主的势力触及不到人民的精神领域，而多数人的统治既用物质力量又用精神力量，这样，人民的身体和灵魂都受到控制。"因此，托克维尔说，多数人暴政的危害远大于君主专制。

　　密尔借助托克维尔的"社会暴虐"的概念来警醒人们。托克维尔认为，"多数人的暴虐"的危害在于它会通过政治机构做出决定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和意识，但是善于深思的人们已经看的更远，也就是说，"多数人的暴虐"可以通过公共措施而发挥作用，导致多数人的意见成为社会的意见，这时，社会势力就取代了暴君的地位成为压迫个人自由的主要敌人。托克维尔说，当我们的社会成为暴君，集体权威就会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社会的集体权威颁布诏令来干涉个人的自由，而不管这样的干涉有没有正当的理由。

　　这就是托克维尔关于"社会暴虐"的论述。

　　密尔支持托克维尔关于"社会暴虐"的论断，即"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社会暴虐'已经列入社会所须警防的诸种灾祸了。""多数人"的名义就具有正当性吗？正是各种形式的"多数",直接或间接地抑制了个性的生长和自由，显然密尔提出个性自由，很难说不是出于这一思想的考虑。因为，密尔在《论自由》中，对"个性自由"的论述安排在思想和讨论自由之后；如果没有思想和讨论的自由，个性自由就没有意义，很难实现人类的福祉，而什么才是个性的本体是我们必须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