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中的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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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管子》的管理心理学观念探析
【第一章 】《管子》中的管理心理学理论研究前言
【第二章 第三章 】《管子》中的人性论
【第四章 】《管子》中的激励论
【第五章 】《管子》中的态度管理论
【第六章 】《管子》中的信息管理论
【第七章 】《管子》中的领导心理论
【第八章 】《管子》中的群体关系管理论
【总结/参考文献 】《管子》的管理心理学思想研究总结与参考文献

　　二、管仲与《管子》

　　（一）管仲简介。

　　管仲（-公元前 645 年），名夷吾，字仲，又称管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早年经商，初事齐国公子纠，助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为齐桓公，管仲被囚。经鲍叔牙保举，齐桓公不计前嫌，任其为卿，辅佐齐桓公。他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针策略，被齐恒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执政四十年，因势制宜，分设各级官吏，选拔士子，赏勤罚惰，征赋税，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对外采取"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他秉政三年，齐国大治，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其业绩备受后人推崇，连孔子都说"微（非）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关于管仲，也有学者（王德敏）认为称其为"经略家"比较切合实际，经略即经理略定天下之意。

　　（二）《管子》的成书。

　　《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相传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所撰，实系信奉管仲思想的齐国学者们托名管仲所作的论文集，共二十四卷。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它是汇集了从春秋到秦汉各家学说的一部论文集。"后学阐发开创者思想，所作著述往往归名于开创者，这是先秦诸子的普遍特点。"战国末期至西汉，这些文章已经开始流传。到西汉末年，经学者刘向整理，定为八十六篇，后来佚失十篇，传世现存七十六篇。《管子》虽非管仲亲著，却是以管仲的思想及管仲相齐的历史资料为主干的，绝大部分是管仲及管仲学派思想的记录与反应。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管子》中包含有管仲亲著的文章，如《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二十多篇。

　　《管子》一书由于其成书背景的复杂性，导致了其内容的包罗万象和博大精深，《管子》不但包含了道、法、儒、阴阳等各名家的思想，更是有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伦理、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的精深研究。它记述了管仲相齐的言论与实践，阐发了后人对管仲事迹的评价与主张，它是一本不断被发掘、被丰富和被发展的著作。它在诸子百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及其思想史的必读书目。

　　三、《管子》中的人性论。

　　人性论就是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或者假设，怎样认识和理解人性是管理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同时也是管理者确立管理思想、进行管理决策的基本理论前提。美国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设。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人性的科学研究可以使得管理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从哲学意义上对人性的探讨古已有之，但都没有对人性问题进行直接而明确的论述。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散见于各古家名作。《管子》的人性论述形成于战国中期的稷下时代，而这一时期正值人性论首热时期。据池万兴研究"人性问题只是到了战国以后才成为热门话题".根据有三：一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战国以后，政治上的社会动荡与剧烈兼并以及现实的人欲横流日益突出，人性问题愈来愈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二是产生于战国早中期的《黄帝四经》尚没有直接论及人性问题的事实。三是同时代的《管子》和《慎子》

　　以及后来的《孟子》《庄子》《荀子》等著作则有着丰富的人性论述。

　　（一）趋利避害的人性观。

　　与慎到的"人莫不自为也"（《慎子·因循》）的"自为"之心类似，《管子》认为追求功利与逃避灾祸是人之常情，即"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禁藏》）。

　　在论据的组织上，《管子》是通过大量举例和做对比等形式来进行的，如"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初，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初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同上）从业者的劳作都是建立在于己有利的内在驱动力之上的，并认为追求利益，避免危害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同上）《版法解》中也说："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这也是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人性基础。不管我们考虑利害的角度是从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事之间，人在行事之前总是会首先权衡事情本身于己之利弊，有利则往，有害则避。这是符合进化论逻辑的，因为只有趋向有利的生活环境，生物生存下去的机会才会更大。所以，"《管子》是从'利'字上来理解人性的".

　　《管子》中的人性利害观是从两个层面进行论述的：一是一般意义上，二是具体特殊意义上。后者又从君贤和臣民两个方面进行了分述。"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禁藏》）体现了人性好利恶害的一般性，因为它摒弃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尊贵和男女之别，不论君主还是臣民都概莫能外。对于臣民的本性，《管子》的态度是消极的，它认为"百姓无宝，以利为首。

　　一上一下，唯利所处。"（《侈靡》）；"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形势解》）我们认为这种臣民唯利马首是瞻的本性观是牵强的，之所以这样表述，可能只是为了给依法治民提供一个人性论基础。《管子》中对君主和贤人的本性观则是积极的，认为"夫为人君者，荫德于人者也。（"《君臣上》）；"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聪明。"（《君臣上》）；更有"道者，诚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君臣上》）正是"虚其欲、静其心、得其道"可得其真意。就人性的利害论而言，对其特点的讨论势必有助于对其内涵的全面深入理解。陈小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管子》中趋利避害的人性观具有普遍性、动力性、实践性、客观性和无善无恶性五个特点。

　　我们认为这种总结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二）人性源于需要的驱动。

　　《管子》对人性的论述是从探索人的需要起始的，即人性源于需要或"利"的驱动。

　　它认为，需要是驱动人从事活动的主要内驱力，只有能够或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事物，才会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1."四欲四恶"论。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物欲横流且"礼崩乐坏"的时代。这里的"礼崩乐坏"是指作为政治伦理上的崩和坏，封建等级制下的尊和敬受到了严重破坏。加上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阶级关系。这种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物质资料得以迅速积累并刺激着人们物欲的暴涨，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相应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物即是被《管子》论述的"四欲四恶"论。

　　"四欲四恶"论是针对广大的臣民提出来的，目的是在充分了解民性概况的基础上，制定相应"顺民心"的政策措施，以便能够更好实行法令，更有效地对民众进行管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封建专制统治。此论的内容即是《牧民》中所说的"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把佚乐、富贵、存安、生育看作是人的基本需要，把忧劳、贫贱、危坠和灭绝看成是人希望避免的东西。

　　《管子》不但对人的"四欲四恶"的内容进行了论述，它还注意到了人们的需要存在着个体差异。正是这种好恶差异导致了由好恶内容所带来的道德评价，并由此产生了君子和不肖的划分。正所谓"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禁藏》）。

　　2.需要的权重分层论。

　　《管子》中对人的需要已经有了权重分层的认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即粮仓充足后，百姓才懂得礼仪节度；衣食丰足后，百姓才知道荣誉耻辱。

　　礼节、荣辱之类的伦理规范和伦理观念，都要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作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实际上是揭示了人的两种需要：一是生理的需要，二是在生理基础上的社会伦理需要，且认识到了前者的首要地位及其对后者的决定性作用。文中更有"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一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去也。"（《侈靡》）等论述可作为另一佐证。通过以上几处引证，我们可以发现越是与人们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需要，其对人的支配力度也就越大，在其满足愿求上也就更加迫切。这一观点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不谋而合的，且其提出的年代要早的多。

　　《管子》还根据当时的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提出了物质需要的内容、标准等，这也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认可。如文中的"仓廪实"和"衣食足",其具体内容是指："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藏"（《禁藏》）。

　　唐代思想家杜佑对《管子》这一需要的权重层次思想更是青睐有加，将其与儒家经典相媲美。他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也。"（《通典·序言》）。可见，各家对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是一致的，对物质首要地位的重视也是很明显的。

　　（三）人性论评价及其与社会管理。

　　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古已有之。特别是人性的哲学意义，使其成为了各时期哲学家们相互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更是成为了讨论的热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家（老子、孔子、墨子等），乃至《易经》都没有对人性问题进行直接而明确的论述。所以，《管子》的工作便显得很有意义。如《管子》的"四欲四恶"论是中国古代人的需求理论的最早和最全面的代表，它涵盖了现在西方关于人性的所有四种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是一部早熟的思想巨著。它不但从一般意义上对人性进行了本质性的论述，还从微观层面上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分述，意义深远。

　　通读全文，我们不难看出，《管子》基本上算是一本管理学著作，其对人性的认识和分析其实就是在对管理对象进行认识，并以此作为管理的基础。《管子》的作者们在论述国家管理的时候，强调了法制和礼制的重要地位，这在国家治理的定位上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它的这些观点却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之上的。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管理政策和措施的提出和实施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认知基础之上的，人性论处于整个管理理论大厦的最底端，起奠基作用。基于此，《管子》不仅从天道观的高度为激励手段的实施找到了理论依据，而且从因法自然的原则出发，主张为政应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并认为唯有此，政令才会得到有效实施，从而为激励机制找到了人性论依据，如法治赏罚等手段的使用。

　　另外，《管子》的人性论述没有对人性进行狭隘的善恶价值判断，只是对人性问题作了实然的观察和应然的分析，从人性的现实表现状态来看待、分析人性。即是说，人好恶的内容在当时已经具有了价值判断的好坏标准，但对人性本身则没有，这无疑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