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对狐形象描写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章 蒲松龄对狐形象描写的继承和发展

　　魏晋六朝时期，狐成精怪幻化成人形，狐精故事也开始正式进入文人笔下。随着时间的发展，狐精故事对多元文化予以吸收，加上作家个人的学识能力和情感寄托，狐形象的队伍也不断发展和壮大，构成了一条丰富多彩的文化长廊。狐狸从自然动物的行列，到祥瑞之兽、崇拜的图腾、再到成精成怪、有人性、多具人情，依次经历了上古时期神话的萌芽，志怪小说的洗礼，传奇小说的发展，以及明清小说的成熟和繁荣。以《聊斋志异》为标志，它"整个颠覆了古代小说的狐狸精传统".该作品不仅承袭了狐能未卜先知的神性，还把狐精狡猾的生物特性升华为聪慧、机智等人性素质，成功创造了一大批更加饱满、丰富和成熟的狐形象，而这一成功"是继承前代，又超越前代的结果。"

　　第一节 蒲松龄对狐形象描写的继承。

　　《聊斋志异》中狐形象集前代作品之大成，不仅在数量上蔚为壮观，而且狐形象的创作成就也达到了最高峰。清代以前出现的狐形象，在《聊斋志异》中细数常见，陈炳熙认为，"《聊斋志异》中的狐小说可说是各类俱备，凡前人写过的类别它都有，重要的是不管哪类，都在艺术上有很大的超越，"而这不啻为蒲松龄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狐形象的一种继承。他笔下的狐形象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狐形象的特点，具体而言，《聊斋志异》之狐能幻化，善蛊媚，晓未来，并且初显人情。

　　一、善幻化、有人形。

　　狐正式作为小说描绘的主要形象，是从幻化成人形开始的。作家将其引入人类的生活中，给读者呈现一个新奇、神秘的世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用纪实的笔法，简单地记录了有关狐的传闻，虽说是简单地陈述，粗略的描绘，但也没有否定夸大了狐善幻化的特性。

　　郭璞是最早在狐小说中描写狐幻化的人,他在《玄中记》里写到"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寥寥几字却是对狐形象最早的一种审美认知，也是作家主体审美创造意识的开始。而且后世作家在狐小说的创作中都沿用了这一特性。

　　到了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其作为中国志怪小说的源头，写狐的志异故事就有 12篇.其中《阿紫》篇写狐幻化成女性，引诱世间男子；《张茂先》《胡博士》等篇都写了狐能幻化成男性，博采众长，是凡间男子所不及。《异苑·胡道洽》和《洛阳伽蓝记·孙岩》也都有记录了狐幻成教授人类的狐老师以及狐幻化成人妻的这一现象。

　　唐代是狐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唐人有关狐的神奇故事都收录在《太平广记》中。

　　然而不管狐精故事的内容和主题怎么变化，狐都少不了能幻成人形这一本领，例如《任氏传》中嫁为人妻的狐女任氏；《太平广记·陈斐》中有预知能力的千年老狐"伯裘";《太平广记·董仲舒》里能预知风雨的老狸等。

　　历代文学中狐能幻化，有人形的这一传统特性对蒲松龄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聊斋志异》84 篇狐精故事中，只有 10 篇没有写到狐有人形的特征，其余都涉及狐幻化成人形的情节，例如：《娇娜》篇中博学多识的皇甫公子，嫁为人妻的狐女松娘；《胡四相公》

　　中仪表堂堂的狐男胡四相公，等等。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狐形象的描写上继承了狐精善幻化的本领，并将这一本领内化成狐形象的隐形特性，狐只是它们的一个出身，人形才是它们生活的常态。狐精们以人的面孔出现在人类面前，这既方便实现狐与人之间正常的、平等的、无障碍的交流，也为蒲松龄构建人性化的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善蛊媚、祸害人。

　　在中国文学作品早期，狐就能幻化成人形。动物尚且有雄雌之分，所以狐精所幻化成的人形自然也有男女之别，狐精以男性或者女性的身份出现，但在惑乱性质这一层面，却是以狐化成男性祸乱凡间女子为主。而狐成为善蛊惑、媚人的典型则是从《搜神记·阿紫》

　　篇开始的。狐狸幻化成淫妇，名叫阿紫，淫与狐就连接在了一起。在后来狐精故事的发展中，作家大都会把"性"与狐和美女结合在一块儿，狐就成了"淫"的代表，也就有了《封神演义》里追求性欲、蛊媚男人，祸国殃民的美丽却蛇蝎心肠的狐精苏妲己。

　　狐妖自能幻化成淫妇，"狐淫兽也，以淫媚人，死于狐者，不知其几矣"."淫狐"的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作家笔下的这一类狐多是幻化成女性，与世间男子结琴瑟之好，目的是为了吸人精气，采阴补阳，帮助自己修炼得道。漂亮美丽的狐精是"性"的化身，是邪恶的，祟人、害人的。这也是《聊斋志异》之前，作家们普遍赋予狐形象的一个标签。

　　此外，除了蛊媚人类给人带来伤害之外，也有一些调皮捣乱的狐精，骚扰人类生活的狐精，如：《杨伯成》中杨伯成不同意将女儿嫁给狐，狐就强行索取并给人捣乱。

　　蒲松龄笔下的狐精也不乏这样的淫狐和作恶之狐，比如：《董生》中害死董生并迷惑其朋友的美女狐；《胡四姐》中连杀几人的胡三姐和引诱尚生的骚狐；《狐女》中迷乱伊生的狐女。容貌姣好是这些淫狐们吸引男性的砝码。狐精幻化成美丽的女子去幽会孤单的男子，看似慰藉男子心中的空虚寂寞，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得道升仙。作恶之狐从私欲，害性命，这和社会道德相违背，蒲松龄也是出于此对恶狐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不同于这些淫荡害人的美女狐，蒲松龄也有对作恶、扰乱人类生活的狐的创作。《胡大姑》

　　《胡氏》《陵县狐》《捉鬼射狐》等都是对这一类狐的代表。其中《胡氏》在故事情节上与《杨伯成》相似，都是写人类不同意把女儿嫁给胡氏（狐），狐予以报复。

　　三、能预知、有学识。

　　狐精有预知的能力，能预知祸福、天气、千里外的事。例如：《搜神记·刘伯祖》中记载狐仙能帮刘伯祖预测诏书内容的故事；《太平广记·陈斐》中的千年老狐"伯裘",能预知祸福。他为了报答陈斐的不杀之恩，凶事来临之前都会提前告知陈斐，帮他避凶等等。《聊斋志异》中的狐精也都具备这一特性，大都能帮人预测吉凶以便使人类躲灾或者致富。《酒友》中的狐男，为了报答车生的不杀之恩，每年告知他来年应该怎么种植庄稼，使车生家境渐富；《狐妾》中，狐妾预测将有战争发生，使刘洞九一家免遭祸乱。预卜先知的本领对他们来说，浑然天成，与生俱来，作家运用起来也得心应手。

　　狐生性聪慧、狡诈的自然属性在文人笔下发光发大，演变成智慧的象征，所以志怪小说中，狐精们不仅有着善预知的本领，也是一腔才华的饱学之士。魏晋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较多的就是博学的狐形象，且都是男性。从《搜神记·张华》篇逞才傲气的狐书生到《董仲舒》中趾高气扬的老狐董仲舒，再到《胡博士》中教授诸生的狐博士和《异苑》里学识宽广的"胡道洽",他们都是学贯百家的饱学之士。这些狐精都经过千年的修炼，不仅能幻成人形，而且风度翩翩，博学多识。"博学多识是狐魅最早表现出的特点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狐狸刚刚能幻化为人，其幻化的主要形象就是博学的书生、媚人的美女和作祟的妖怪三类。"可见学狐形象的出现之早。

　　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历来不缺少知识分子。志怪小说是读书识字之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在狐精故事中，知识分子把求知渴望和以博学多识为荣的心态放在狐形象身上，也是于情于理的。尽管在后来的发展中，狐女形象的大放异彩，使这类狐形象渐渐失去地位，涉及的狐故事也是寥若星辰，但却一直没有中断，绵延至了清代。《聊斋志异》中的狐书生形象也是继承前代的产物：《胡四相公》《酒友》《胡氏》《娇娜》《雨钱》等志异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有学识、博学的书生、秀才，他们也像前代作品中的狐精一样，和凡人以文相交，做人类纯粹的朋友，给人类做老师，甚至请人类做老师。对学狐形象的继承反映了以蒲松龄为代表的文人群体的一种普遍取向，也是对狐能知书识礼的传统模式的传承。

　　四、显人情、人狐恋。

　　唐代小说在狐精形象演变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有许多写狐精的志怪故事，而且还以沈既济的《任氏传》贡献最大。这一时期相较于之前的志怪小说而言，不仅有媚人的淫狐、作恶害人的妖狐、还有帮助人的人性化的善狐形象。狐形象不仅千姿百态、更加丰富，而且都着鲜明的性格特点，虽然狐作为兽的"妖性"还存在，但对狐形象的塑造已经是以前小说难以比肩的。

　　《任氏传》写狐女任氏，与世间男子郑六相恋的故事，并且塑造了狐女任氏鲜明的性格特点。狐女不仅有姝丽姣好的容貌，还有着对待爱情誓死不屈、从一而终的忠贞品格。

　　该作品不仅刻画了一个颇具人情的狐形象，而且借此讽喻世事，表达作者的想法。任氏身上明显的人性特征是狐形象塑造中质的飞跃，迈出了将幻化成人形的狐作为小说主角极尽刻画的第一步，实现了对狐幻成的人物的性格审美，也标志着借狐精小说反映人类社会的传统模式的开始。《任氏传》成功带动了这一类型故事的发展，后来的《夷坚志》、《青琐高议》、《云斋广录》等都有篇目对其进行效仿。

　　《聊斋志异》也不例外。蒲松龄笔下的美狐、情狐不胜枚举：令孔生忘记疼痛的美狐娇娜、让冯生追至其家的红衣女辛十四娘，使王郎废寝忘食的美狐婴宁等等。作者非常善于对美狐、情狐的塑造，这些美丽的狐女子拥有倾国倾城的容颜，令男子心驰神往，几经周折两人相爱。与任氏狐女相比，《鸦头》篇也同样刻画了一只对爱情忠贞的狐女形象，为了爱情不惜离家出走，与母亲为敌。虽有着相似的情节，却各自都有独特、鲜明的性格特点，这是蒲松龄受前代作品的启发而为之的结果，不仅将人类情爱附之狐体，也带领狐女们体味世间爱情的苦甜，完成了"美中不同"的点睛之笔。

　　第二节 蒲松龄对狐形象描写的发展。

　　"诸小说正编既出，必有续作随其后，虽不能媲美前人，亦袭貌而窃其似；而蒲松龄聊斋之《志异》独无。非不欲续也，亦以空前绝后之作，使唐人见之，自当把臂入林，后来作者，宜其搁笔耳。"狐小说的写作，虽不是蒲松龄开的先河，但《聊斋志异》在狐形象的塑造上却取得很大成功。它不仅继承了前代作品中狐精故事的基本形式：能幻化成人形的狐（前提）--人类社会的生活环境（条件）--与凡人产生交集（事件）--狐精离开或者留下（结果），同时又善用创新之笔，重新界定了狐形象的内涵和意义，开创了全新的审美角度，并且在总结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形象体系，而这一体系形成的关键环节就是蒲松龄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情感注入到狐形象的刻画上，并用传奇志怪之法，以人写狐，将狐性与人性完美结合，塑造出千姿百态、性格迥异、有血有肉的狐精艺术形象，挖掘狐性中"人性"、"人情"的光辉。

　　一、人性特征的融入。

　　人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只有人才具有的特性。"《聊斋志异》谈狐说鬼，却最贴近社会人生。"蒲松龄将目光聚焦于社会领域，从这里出发，表现出一种既宽广而又集中的独特视角。他赋予笔下的狐更多的人类特性，包括籍贯、姓氏、姓名，还包括家庭、学识。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地方的狐形象构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狐社会。蒲松龄花大量笔墨进行狐形象的创作，将他们置于审美情怀和人文精神的观照下，完成了狐形象的全面人性化，最终使这些狐完全化身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籍贯、姓氏和名字是人类特有的属性，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尽管《聊斋志异》之前，文学作品中的狐形象就有姓有名，但在蒲松龄笔下狐所具有的人的身份特征更加丰富、饱满，狐也像人一样，拥有姓名和籍贯。据笔者统计，《聊斋志异》狐精故事中，狐精有姓氏、姓名和籍贯的共有 29 篇.这些狐和凡人一样，以姓氏和名字为标准划分门第和社会阶层。名门望族一般都有姓氏，名字也都不会以家中排名为依据。例如：在《娇娜》篇中，皇甫公子一家，男狐叫公子，女狐叫娇娜；在《长亭》篇，翁性的狐叟有两个女儿，取名红亭、长亭。而没有显赫家世的狐，一般狐女都自称"娘",男狐自称"郎",如：《封三娘》中，家境凋零的狐女封三娘；《黄九郎》中，排行老九的黄九郎。而《聊斋志异》之前，无论是《任氏传》中忠贞贤良的"任氏女",还是《太平广记·王璇》里与人和睦的狐新妇，亦或是《陈斐》篇中助人避凶的老狐伯裘，不难发现，对这些狐形象的身份特征都交代甚少，或者只字未提。

　　有名有姓已然成为蒲松龄笔下狐形象的一个明显标识，不仅凸显出蒲松龄对狐精所具有人的身份、特征的关注，并且以此为依据，蒲松龄还对狐形象的社会地位进行了分明的划分。在姓氏的基础上，蒲松龄也给《聊斋志异》中狐赋予了籍贯。虽然篇目少，但将人的这一属性加在了狐的身上，不仅与狐的自然属性结合，也体现了狐的社会性。这些狐精们俨然已成为带着狐身份的人，狐性被隐藏起来，而人性则堂而皇之占据了狐的身体，使读者忘了他们是异类，也退去了人类对他们的生疏、恐惧和敬畏之情。

　　二、人类情感的凸显。

　　《聊斋志异》之前，狐形象单薄，性格比较单一，思想也不算太过复杂，如：《洛阳伽蓝记·孙岩》篇中"截人发"的狐妻；《纪闻·沈东美》篇中一味骗吃骗喝的狐婢子。

　　而蒲松龄笔下，狐形象更加多样化。既有勇于追求爱情、珍视友情的人情狐，也有努力实现自己理想、饱读诗书的才学之狐，还有秉持侠肝义胆、恩怨分明的侠义之狐。此外，还有魅惑人心，追求爱欲，谋人性命的淫狐。这些狐形象具有人的情感，爱、恨、嗔、痴众多情感无不具备，甚至比凡人来的更加猛烈。蒲松龄以一支妙笔将人性情感灌注于狐形象身上，狐精拥有了人的情感、思想，不仅有着独特的性格特征，也成为了闪耀着人类思想的完美化身。

　　狐形象在蒲松龄为他们构建的社会中体验着不同的人情世故。狐精们知书达理，注重礼尚往来，在《狐嫁女》一篇中，狐像凡人一样，宴请宾客、铺张热闹嫁女儿；在《潍水狐》《胡四相公》里，邻里、朋友间你来我往地拜访。他们也结朋交友，知恩图报，在《封三娘》《狐女》几篇中，狐化身为人，能为朋友排忧解难，报答凡人恩情。他们也渴望爱情、追逐名利，在《莲香》《青梅》几篇中：狐精或是积极主动地追求爱情、婚姻，亦或是追求才学之名和前途作为择偶的标准。他们置身于人情世故之中，狐精故事所描写的狐狸的日常生活也是人类的日常生活的缩影，从这方面看，比之前代作品，《聊斋志异》之狐更加具有高度的人情特点，狐形象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各方面特征都达到了前代作品无法企及的高度。

　　"多具人情"是《聊斋志异》狐形象的根本特征，人性的差异对狐精们的性情具有很大的影响。在蒲松龄看来，狐不仅是像胡四相公、皇甫公子、娇娜、封三娘等这样善良、热心的朋友；也是像青梅、小翠、辛十四娘这样的红颜知己；和像侠义之心的红玉和惩罚悍妇的马介甫，这样具有人间正义、维护道德的正义者。他们不仅幻化成人的样子，还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将人的情感凸显出来。

　　社会是这些人性之狐的演出场，在这里他们无异于常人。狐精们虽然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特征，但总归逃不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及爱憎善恶，他们是充满生气的社会中的"人".

　　三、人狐关系的改造。

　　历史上的狐形象经历了一个由神坛之狐滑落到妖魅之狐的过程。作品中塑造的狐形象多是淫狐和恶狐，狐精留给人类的是一个令人恐惧和邪恶的负面形象，如：《山海经·南山经》记载的"能食人"的九尾狐。就狐精的结局而言，人类或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或者立即将其捕杀，例如《搜神记·张华擒狐魅》中，锋芒毕露的斑狐，卖弄才学，最后被人类杀死。这也是《聊斋志异》之前，大多人的观念：认为人与狐不能共存，狐精最终只能以死亡告终。而蒲松龄笔下的狐形象则截然相反。

　　首先，他扭转了人们对淫狐、恶狐的态度。前代作品中，淫狐和恶狐较多，人们对其的感情多是恐惧、害怕之情，采取敬而远之或者立即杀之的行为态度。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狐精故事中扭转了这种情感倾向。他虽然继承了恶狐和淫狐的故事模式，但也对其有所发展。恶狐、淫狐的出现不再是某种预兆，也不再是令人恐惧的神秘妖物，如《胡大姑》《胡四姐》等篇。在他那里，人们知道狐精的身份，面对淫狐、恶狐的作恶或许会稍显无措，但淫狐最后都能悔过，恶狐最后都能被降服。这些可厌的狐精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不再是作为人类的对立面神秘的存在，表明了蒲松龄鲜明、统一的情感态度，也改变了以往淫狐、恶狐形象的固定结局。

　　此外，《聊斋志异》之前写狐的小说多以志怪手法，写令人惊奇之事，表现士大夫之情趣，追求新奇与观感刺激，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而蒲松龄笔下的狐形象不仅在搜新猎奇，更是以狐喻人，这些故事表面上写狐的行为，实际落脚点还在于写人，读来也并无痛恨和畏惧之感。譬如：《刘海石》中吸人精气的狐精，最后被刘海石伏捉；《贾儿》中淫乱其母的狐男丧命于贾儿的毒酒中。作恶之狐最后多能被道士、和尚、勇敢的平民百姓所降服，表现了凡人的力量和作者惩恶扬善的观念。不仅如此，《聊斋志异》写这些作恶祟人的狐，很少是单纯地记录，往往是寄托寓意，如《董生》批评男子见色而动；《雨钱》《沂水秀才》嘲弄财迷心窍者；又如《潍水狐》讥刺贪官污吏；《武孝廉》《狐惩淫》惩治忘恩负义者和滥淫者。

　　其次，《聊斋志异》狐精故事中，人与狐之间追求至真至诚的深厚情谊，既有友情又有爱情。蒲松龄笔下的狐精化作人形和人平等交往，它们融入了人类生活，不再作为人类对立面的那种神秘的存在，而是成为"人化"的狐，更甚者狐与人达到同形同性，以至于人们在知道狐精身份的情况下，还会主动与其结为好友。在这些狐精故事中，无论是他们"自言",还是人们心中对其猜测，亦或者是自己现出原形，他们的狐精身份都会被人类知道。这虽是他们交往中默认的一个共识，更是人狐真诚交往的一个基础。"余非人类，狐也"的皇甫公子（《娇娜》）；"我两人莫逆，可以实告，我狐也"的狐翁（《灵官》）；醉酒现出原形的酒友（《酒友》）；"久而知其为狐"（《念秧》）等。

　　同时，蒲松龄也赞扬人狐之间真挚深厚的爱情。一改前代作品注重追求感官刺激的传统，他在《聊斋志异》里塑造了一批不顾身份贵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一见钟情的两情相悦。通过对这些狐精无所顾忌地积极、主动追求真爱的刻画，展现了他们的热情、洒脱和真切。《青凤》篇是最具典型的故事。青凤是一位受封建礼数约束的小家碧玉，与耿生的爱情断送在家教严苛的狐叔手中。后来耿生机遇巧合救了青凤，青凤瞒着狐叟与耿生相爱，实现了终成眷属的爱情。类似故事还有《莲香》《娇娜》《青梅》等。这类故事把人类爱情提升到了至真至诚的圣洁天地。借此，不仅表达蒲松龄对知己的渴望，也映衬了自己内心的孤单。总而言之，人狐之间真挚深厚的情谊是《聊斋志异》独创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