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聊斋志异》狐形象的描写反观蒲松龄的创作心态

　　第四章 由《聊斋志异》狐形象的描写反观蒲松龄的创作心态

　　作家的"创作心态"简言之，就是指作家在进行作品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具体是指"作家在某一时期，或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是作家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多种心理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是由客观的生存环境与主体生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聊斋志异》的完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蒲松龄也历经着社会的变革、生活的颠簸、仕途的偃蹇。他极尽笔墨在《聊斋志异》中刻画了丰富多姿的狐形象，无论是兴趣爱好，喜谈狐故事聊以自娱，还是"目击清初乱离时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书，以抒孤愤，而谂识者",他对狐精故事的创作态度都是严肃的，复杂的，多层的和矛盾的。

　　弗洛伊德也曾说过："艺术创作的奥秘，在于满足艺术家个人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艺术作品本身是这些极不满足的愿望的'代用品'."可见文学创作一般是作者不能得到满足或被压抑的心理需求的升华。蒲松龄将其一生不能满足的人生理想和饱受抑制的血泪沧桑倾注在对审美理想化下的狐世界的建构上。这些狐形象，不仅在作者为他们构建的狐社会中演绎着不同的生活，也在不知不觉中映照着作者本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体现了他独特的创作心态。

　　第一节 矛盾心态。

　　蒲松龄的多重身份决定了他思想的复杂性，这也影响着《聊斋志异》狐形象的创作过程。他虽然有比封建思想更加超前的民生、民主意识，但他毕竟是位封建文人，几千年的封建伦理观念难以从他的思想中彻底根除，并不断闯入他的艺术世界，不自觉地影响着作品中的人物思想和命运。这就使蒲松龄在无拘无束地创造狐鬼世界的同时，又时时被现实的封建礼教所困扰。因此，《聊斋志异》的狐世界里以及狐形象身上就常常体现出一些相互矛盾的思想意识，传达出作者蒲松龄创作时内心的矛盾。

　　一、宣扬个性与维护传统之间的矛盾。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善于塑造热情洒脱，主动追求爱情的狐女形象，这些狐女可以来去自如，行踪不定，可以不受封建礼数的约束与凡间男子肆意欢爱。然而这些狐精与其他作品中的狐精相比更加世俗化了。在塑造这些异类狐女形象时，虽不离志怪的传统，但也做到了遵循现实生活。她们积极融入人类生活，追求爱情婚姻，生儿育女，做维持生计的日常琐事。同时，她们又有不同世间妇女的开放思想、多才多艺和独特的见解。狐女形象极大地迎合了文人追求高雅生活的情趣要求。因此，蒲松龄便借其颂扬有关妇女的新观念和新思想：爱情自由、美满婚姻、家庭和睦等，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一旦她们走进人类的爱情和婚姻，就显得极为保守，不仅固守着传统的礼节，受到封建婚姻制度和贞洁观的束缚，还要以夫为纲，相夫教子，懂得勤俭持家，否则就会遭致翁婆的批评和责骂。开放与保守的特性集中体现在这些狐女身上，主动追求幸福生活与恪守封建家庭伦理道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进步思想与庸俗观念的集结，体现了作者在创作时的矛盾心态。

　　追求自由、能识人、能解救丈夫的辛十四娘，平日闲时也无非是做刺绣；悠而来，未卜先知的狐女却甘愿做凡间男子的小妾；天真烂漫的婴宁姑娘，到最后嫁为人妻也不过落了个"不复笑"的结局。这些狐女虽然有着异类身份，有着异于凡间女子的才华和品行，但在人世间却也依然恪守着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的传统，显然是受当时社会的一定局限性的影响。然而，也不难发现，这些美丽、善良、贤德的狐女交往的对象多是书生或者塾师。

　　他们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而这些圆满的故事则是作者在寒窗苦读和背井离乡的坐馆生涯中向壁虚构的结果。寂寞难捱的生活，让蒲松龄对异性充满了憧憬。他希望得到这些美丽、善良、热情奔放、多才多艺的女性的垂青，以解自身潜隐难言之苦闷，同时，他也希望这些女性如同世间的女子一样，恪守妇道，夫为妇纲，做一位贤良淑德的妻子。矛盾的情感寄托，是作者蒲松龄生活的真实需要，也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批判科举与追逐功名之间的对峙。

　　伴随着蒲松龄一生的，除了生活上的穷困潦倒之外，科举考试也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在儒家传统思想观念中，书生是要进入仕途施展鸿鹄之志的。蒲松龄也不例外，将"入仕"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标杆，奔走在漫长艰苦的科考道路上。漫漫求索的科考经历，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里狐形象也有着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矛盾地存在在蒲松龄笔下的狐世界里：这些狐形象或带着书生的身份生活在人间，却相忘于科举；或有着世人唯科举论英雄的世俗观念。

　　史料记载，蒲松龄自幼聪慧，经史子集过目不忘，童子试中就以三个第一，考取了秀才。十九岁时的一举成名不免会让蒲松龄觉得才华自负，信心大增。自身的优越感和父亲的耳提面命，都让蒲松龄对科举考试无法抗拒。然而，良好的开始并没有处成他日后平坦的科举和仕途道路。蒲松龄直到七十多岁才熬得了一个贡生的功名，这中间，长达五十年的时间，他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科举考试，不仅从没有停止过对科举的热情，也从没有改变过进入仕途的期许。在《又投学宪呈》中，蒲松龄还向提学道提出"叩恳天恩，准复旧额"的谏言,以显示其对科举的重视。在蒲松龄看来，科举不只是能让他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生活，更主要的是，科举成功将是他走向仕途、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的唯一途径。

　　他将对科考功名的执着和重视，以狐女的视角来呈现。狐女们以仕途的成功作为扬眉吐气或者择偶标准，正如《凤仙》篇目中的狐女凤仙，为了在家人面前抬头挺胸，激励丈夫刘子固参加科考；以及《青梅》篇中以功名前途来选择夫婿的狐女青梅。

　　然而识钱不识才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给家徒四壁的蒲松龄带来的结果只有科举考试的"萧条无成，熬场半生"的频频失败。蒲松龄虽然已知终困场屋的结局，却终归还要应试。他依然活在科举及第的梦幻中，期望能在科举考试中一举高中。蒲松龄虽然没有放弃继续考试，但却还是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挫败了他的自信心。屡试不第、事与愿违的结果，使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抱负落空，穷其一生追求的入仕理想到最后也只是黄粱一梦。

　　蒲松龄以自身真实的、刻骨铭心的遭遇印证着"男儿不得志，歌声出金石耳"的真理，并将其空怀满腹才华与终困于场屋坎坷仕途的冲突所带来的无奈、悲愤之情，融入到《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叙写鬼狐史，借狐浇愁，反思自己的人生理想。《王子安》篇，作者借用狐来戏谑王子安，反衬士子被科举摧残的病态，并在结尾把考生科举考试前后的状态分为"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笼中之病鸟"、"似被絷之猱"、"似饵毒之蝇"、"似破卵之鸠",这既是蒲松龄亲试科考的体验总结，也是以蒲松龄为代表的书生对功名富贵的日思夜想。而在《娇娜》《念秧》等篇目中，狐男虽都是秀才身份，却不受制于科考。这些狐形象的角色表明蒲松龄并不排斥士子的身份，然而在看透科举考试本质后，他又有新的的觉醒，体现了他既不想放弃对仕途功名追逐，又对科举有着不满和嘲讽的矛盾心态。

　　第二节 孤愤心态。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掖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这也成为后来研究者探讨蒲松龄创作心态的一个依据。

　　蒲松龄是"一位寄人篱下、舌耕度日的私塾先生，是命运偃蹇、屡困科场的落拓举子，是地位低下、默默无闻的乡村寒儒".生活的穷困和颠簸，仕途的失败多舛，无处施展的理想抱负，早就足以让一个以"标高自诩"的文人，爆发体内的愤慨了。"维先生仙华奇才，高情硕德，……乃命运多舛，尘海皆艰，投时则文字无灵，绝俗则山林终老。青林黑塞，啼残故鬼之春，泣蜮惊狐，揾尽枯毫之泪。""孤愤"也就成了蒲松龄灵魂创作的主导心态。蒲松龄借助《聊斋志异》的创作活动，不仅作为展示自我才华的有效手段，也让多具人性、人情的狐形象作为传递情感的载体，排遣自己内心对无法实现的人生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凄怆与怨恨之愤慨。"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生活的困顿、坐馆生涯的落寞、科考的屡次失败、社会现实与理想生活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多重打击并发的孤愤之感，又岂是能轻易化解的？而对一个不愿放弃的文人书生来说，恐怕唯有着书发愤，借狐抒愤了。

　　一、坐馆生涯之孤苦。

　　生活上的穷困伴随了蒲松龄的一生。他的"一生都在贫穷与饥饿中挣扎，直到 70 岁撤帐归家才享受到了'沃壤犹堪留种黍，粗衣幸不至悬鹑'的温饱生活。"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小时候日子还算过得去。成家立业之后，兄弟分家，他仅得一间老屋，几亩薄田，可谓家徒四壁，食不果腹。 蒲松龄在他的许多首诗都感慨了"花落一溪人卧病，家无四壁妇愁贫。生涯聊复读书老，事业无劳看镜频"的生活凄苦。在靠天吃饭的年代，下层的农民百姓还要上交苛捐杂税。对本身就不富裕、衣食不继的蒲松龄来说，生活就是一种沉重的、"有形"的负担。

　　三十几岁的时候，四个孩子的相继到来迫使蒲松龄不得不开始长期的坐馆教书生涯，以此换取微薄的工资去养家糊口。寒来暑往，背井离乡的生活经历，让蒲松龄身心俱疲。

　　尽管私塾老师的身份为他赢得了尊重，也给他创造了丰富知识和拓展视野的条件，但寄人篱下的孤寂感与生活潦倒的惆怅无助感是挥之不去的。但对于一个羁旅在外的男人来说，他无处去倾诉心中压抑的生活的担子，科场的不如意，长期与妻子、亲人分离的无归属感。

　　于是他只好将生活经历的凄怆、孤寂，和着昏暗的灯光、寒冷的夜晚，发挥想象，极尽浪漫之笔构建一个理想中的社会生活，聊以慰藉内心隐忍的孤寂和落寞。

　　蒲松龄逃不出如此令人烦恼的处境，他只好寄希望于笔下的狐世界中。一方面，他笔下的狐形象没有作者穷困潦倒的处境，他们在生活上、经济上都是富足的：亭台轩榭，锦衣玉食等等。另一方面，狐形象都是送来福音的天使。在蒲松龄笔下的一些狐精故事中，穷困潦倒的书生是他个人的一个写照。狐精不仅给这些穷文人书生们友情、爱情的温暖和慰藉，还给他们带来财富上的帮助。在这个既充满爱，又无忧的理想国度里，我们看到了作者满满的期许：或不为生计惆怅，或能得到狐精们的扶持和资助。然而回归现实，这样一种"黄粱美梦"就更使蒲松龄的生活经历显得尤为凄凉和悲惨。

　　二、仕途坎坷之悲愤。

　　科举考试制度是古代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许多文人致力于对科考的追逐，以期实现自我价值并实现名利双收。蒲松龄也是这泱泱大军里的一员。

　　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父亲蒲盘科考终无成果，便弃儒从商。直至蒲松龄兄弟四人相继出生，家境也逐渐没落。"科举代表着一个聚合点，在这个点上，国家的利益、家庭策略、个人希求和愿望都汇在一处。"蒲盘将毕生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然而，唯独蒲松龄自幼聪慧，他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父亲的殷殷期盼，家庭的需求寄放在科举考试这条道路上。19 岁初应试就旗开得胜，取得县、府、道三试第一，成为秀才，这也成为他在后来不放弃科考的一个内在动力。然而，在帝制中国晚期，"语言和文化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意味着在文凭的市场上，那些家庭文化传统不足的人是不太可能竞争得过那些素有渊源家学的人。"蒲松龄屡战科举考试，却落得终困场屋的结局，"72 岁成贡生".贡生，是蒲松龄在科举路上苦苦坚守数十载的最终成果。这并不是他无才华之过，更多地是来自外界的摧残。科举考试不公正，为官者不识真才实学，金钱可以买官，不是袖金输璧，难达于圣明。

　　多次铩羽而归的可靠经验，使蒲松龄对暗箱操作的官场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将仕途坎坷的悲愤转化到《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去。在这些狐精故事里，蒲松龄对科考的态度是既恨又爱。他笔下的狐形象对待科举呈现三种状态：一是对科场高中的殷切期盼；二是对科举考试避而不谈；三是狐与人斗，嘲讽为官者的愚蠢。例如：《青梅》《凤仙》的故事中，狐女们将科考能力做为择偶和获取尊重的依靠；《娇娜》《念秧》中聪慧勤学的皇甫公子，博学广识的狐秀才，他们纵有一举登顶的学识，却从始至终将科举置身事外，这一类男狐形象，桀骜不驯，不以科考中第论英雄；《司训》《狐联》《上仙》篇目则是利用狐精来衬托教官、名士和秀才的愚蠢、迂腐和自负。其实，在蒲松龄看来，科考给予他太多压抑的情绪，他是追求仕途的，但却为这些选官不明、无真才实学的制度和愚人充满了愤恨，狐精们所具备的品质正是是他排遣愁绪的出口。借助狐形象，去反衬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并表达他对此的不满和嘲讽。

　　三、社会弊端之惆怅。

　　蒲松龄的生活经历和科场经验让他看清了社会的现实。灾涝虫害的发生对温饱不能自足的中下贫农来说已经苦不堪言，却还要按时向官府交纳岁贡，这对本身清贫如洗的日子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蒲松龄作为其中受害的一员，会在诗作中表达不想交租的牢骚抱怨。

　　可是面对官吏的暴行，农民更多的还是会按时交纳。这种压榨百姓，为富不仁的贪官污吏，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有着普遍存在性。与此同时，一生追求功名的辛酸史，也让蒲松龄逐渐清楚地认识到科场暗箱操作的黑暗。冷血的政策、世道的不公、官僚的腐败，让他已然痛心疾首。而在权势的观照下，横行的流氓恶霸，坑蒙拐骗的"念秧"更让他深恶痛绝。

　　托言为狐，假语讽世。作为一个有正直良知的知识分子，蒲松龄看不惯令人失望、甚至绝望的现实，他需要将心中的公愤倾吐。生不逢时，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清初大兴文字狱，对人民言论进行管控，以加强中央集权，这无形中也约束了蒲松龄的言论自由。

　　但他并没有敛声止笔，蒲松龄"之所以采用鬼狐故事，是因为它便于避免清初严酷的文网和自由地表现生活理想。"社会现实的残酷与蒲松龄身为儒学志士要建立的和谐统一的社会是有严重的差别的。《红玉》《辛十四娘》《张鸿渐》《念秧》等都是这种压迫下的产物。狐精首先通过幻化变成人形，以此参与到社会关系中来，他们也需要学习在人间生存的本领，这就是社会化的过程。红玉、辛十四娘、舜华、狐友都是社会化中的狐精，故事内容的展开虽都以恶劣的社会现实为背景，但却凸显狐的机智、勇敢以及独立于这个世界之外的铮铮傲骨。他们经历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压迫和掠夺，然而，他们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理想的正义代表。面对官府强夺豪取势力、恶霸流氓、栽赃陷害，他们不畏强权，不惧胁迫，敢于斗勇斗志。这是蒲松龄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无法感受到的。他通过笔下这些所描摹的极尽人情的、社会化的狐，真挚地呐喊，不仅发泄了内心的愤慨，谴责了官吏的欺压凌弱、昏庸无能，同时也有着对能冲破社会恶势力的人才的向往，表现了他对百姓的关心和他理想中的美好生活，以及寄托着作者对理想社会到来的期冀。

　　第三节 治世心态。

　　蒲松龄起初或许不仅仅是因为搜新猎奇，娱人自娱的心态才开始《聊斋志异》狐故事的写作的。但随着涉世阅历的增长，生活经历的丰富，他的思想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对生活、社会及人生都有了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和感触，于是他将这些感触投放在对狐故事的创作上。在《聊斋志异》84 篇狐精故事中，故事内容不尽相同，狐形象也形态迥异。狐精们在蒲松龄笔下肆意地游戏人生、认真地演绎生活，不仅是作者复杂情感的寄托，也折射出他多层、矛盾、严肃的写作心态。儿子蒲箬在《祭父文》中说蒲松龄对《聊斋志异》的创作："大抵皆愤抑无聊，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非仅为谈谐调笑已也".

　　尽管首先肯定了蒲松龄娱乐的创作心态，但更加强调了蒲松龄治世心态的这一写作倾向。

　　一、宣扬孝、悌的人生观。

　　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从小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且天性聪慧"经史皆过目能了".祖、父辈思想观念和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都影响着蒲松龄的人生观，世界观。

　　蒲松龄虽为一介寒儒，但其有着正统的儒家道德观念。他非常崇尚孝、悌的儒家道德思想，认为儒家伦理纲常是政治教化的主要内容。蒲松龄不仅积极宣扬孝、悌的思想观念，还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品行，在生活中也积极地践行着这一人生观。蒲松龄儿子蒲箬在文章中记述他："盖我父之以孝瑾闻，固至今啧啧人口也。至兄弟之情，老而弥笃。"中国自古有着"百善孝为先"的优良传统。儒家文化也提倡以孝为本。作为一位正统的儒学士子，蒲松龄本身就是一位孝顺的人，对待病榻上的母亲，独自任劳任怨，不仅"扶持保报",还亲自去集市上给母亲作殉衣。蒲松龄也注重兄弟手足之间的伦理道德。无论是"悲痛欲绝","作诗焚之，其词怆恻，见者无不感泣"的感伤，还是"犹作团圞之会，兄弟连榻，声息相闻"的珍重，蒲松龄都至情至真。

　　蒲松龄对孝悌观念的重视和内化，也必然会呈现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纵观《聊斋志异》的狐精故事不乏有宣扬孝道的篇章，如：《青梅》《娇娜》《青凤》《鸦头》等。

　　在这些篇目中，蒲松龄也在这些故事中刻画除了许多遵从孝道的狐精形象。《青梅》篇以孝顺为准，毛遂自荐要嫁给张生的狐女青梅；《娇娜》中贤良、孝顺公婆的狐女松娘；《鸦头》篇中，以母命唯尊遭致囚禁的烈女鸦头；《马介甫》对不守孝道的尹氏作出惩罚的狐仙马介甫。同时，不同于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亲情，蒲松龄在对狐形象的塑造更侧重人与狐之间"友悌"的宣扬：《娇娜》中狐男皇甫公子与孔雪笠之间的兄弟情；《封三娘》中狐女封三娘与范十一娘之间的姐妹情；《莲香》中狐女莲香与鬼女李氏之间的三世情深，等等。蒲松龄借助这些狐形象的塑造，以私人化的、旁涉的视角去反映社会时局的弊端，并且从个人细故描述孝悌的人生观，可见他的良苦用心。

　　二、倡导平等、自主、忠贞的婚恋观。

　　在《聊斋志异》84 篇狐精故事中，描写人狐情爱的篇目共有 33 篇.通过分析这些故事，笔者总结出以下特点：1.情爱双方：狐女（大家闺秀、普通女子、婢女、妓女）与世间男子（穷书生、文人、狂生、仆人）；2.相遇方式：狐女主动出现在男性身边或男性目睹狐女的芳容后追求狐女；3.相爱方式：性爱结合或者狐女帮助男性排忧解难；4.最后结果：狐女被杀、主动离去、与世间男子获得完满婚姻。蒲松龄在这些人狐相爱的爱情故事中，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婚恋观：女性在婚姻爱情中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男女交往中，双方不讲求身份差异；追求肉体欲望的表达与精神的统一；对负心汉要给予惩罚。在这些故事中，狐女形象是与传统文化中的妇女形象相背离的存在着，她们没有身份的顾虑，为了爱情都可以积极主动地去追求；她们面对男性的背叛也绝不懦弱，可以决绝地离去或者给予另一方相应的惩罚。在蒲松龄营造的自由无拘的恋爱天地里，狐女形象无疑是男子幻想的理想对象。回归社会现实，透过狐女形象的塑造，也表达了他真实的内心天性，对平等、自主、忠贞婚恋观的向往和倡导。

　　明中叶以来，心学的盛行，促使文人们开始肯定人的自然性，肯定人性解放。蒲松龄作为饱学之士，也会受之影响。传统的婚姻制度将爱情排斥在外，婚恋双方没有选择的自主性，父母才是爱情的主导者。尽管在蒲松龄笔下，人狐相恋的爱情故事并没有摆脱男权主义的视角，但却也打破了传统的婚恋观念。首先打破了"门当户对"的择偶的金科玉律，主张婚姻选择的自主性，倡导青年男女对爱情、婚姻大胆自主地追求。这点除了受人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外，与蒲松龄自身的经历也有关系。他与妻子刘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刘氏的父亲不嫌蒲家家贫，刘氏又贤良淑德，这着实让蒲松龄内心很感激、很欣慰。

　　因此，他对门当户对的世俗极力反对，并将这一心态注入了人狐相恋的故事中，让他（她）们不受旧世俗的约束，敢爱敢恨地去追求至情至真。其次，蒲松龄在婚恋关系中肯定女性的价值和地位。这些爱情故事中的狐女温柔美丽、聪明机智、大胆而热烈。她们与男人一样有选择的自主权，不再是男人的附庸，不仅能用智慧帮男性解决困难，还对负心汉惩罚，强调爱情的忠贞性。在蒲松龄看来，这些狐形象，不仅表达了感情细腻的文人阶层渴望得到新型女性垂爱的幻想，也改观了对旧女性的看法，提高了女性的地位，肯定了女性的价值，同时也将他推崇的婚恋观赋予狐女身上，让她们去冲破保守、封建、无爱的婚恋模式。

　　三、歌颂至情至真的友情观。

　　复杂、交错的人类社会关系中，友情关系圈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友情是人性的必然要求，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必备的一个关系网，是成长过程中寻求支持和帮助的具体体现。友情追求的是知己之间的至真至诚的情感沟通和灵魂交流，是一种互相确认的存在。"姚黄魏紫"、"伯牙子期"的知己情节是历来文人竞相追求的一种情感。

　　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社会比较动乱。《念秧》篇描写的就是当时社会中的一种"诈骗"手段。骗子以奔波在外、羁旅他乡的书生、文人为对象。在共同赶路中，他们以"朋友"的身份自居，与这些文人书生形影不离，同吃同住，骗取信任。蒲松龄不仅要离家赶考，而且常年在外坐馆，行走途中不免也会遭遇这些骗局。这篇故事篇目较长，作者描写也极其详尽。蒲松龄花大量篇幅不仅写念秧骗局的真实性，更让狐友担任起了揭穿并制服他们的重大责任。在这过程中，体现了狐超乎超人的聪明机智，更彰显了狐与人之间的真诚的情谊。作者觉得以制服念秧并不过瘾，还在作品的最后做一升华，不仅取回了押金，还从念秧团伙"反敲诈"了一笔钱，助吴生发家致富。蒲松龄极尽笔墨的描写，除了让我们感受狐友身上的品格，也对社会上尔虞我诈的风气做了一个反衬，希望人们多学习狐友身上的真诚品格，寻求人与人之间至真、至诚的友情。

　　再者，蒲松龄对人狐友情故事的描述上淡化了慷慨悲壮的情怀，大都呈现出温情、生动、优雅的风格特点，狐友的友爱与自我牺牲都是他们内在的美好性情。蒲松龄期望得到像《娇娜》篇中皇甫公子与孔雪笠、孔雪笠与娇娜之间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知己情；《酒友》中共同爱好酒且和谐共处真诚相待的知音情；《胡四相公》中胡四相公与张虚一的朋友情。这与作者的本性和生活经历有一定关系。《淄川县志》中记载：蒲松龄"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郢中诗社"的三位社友和同乡孙树百都曾是蒲松龄一生当中的好友。他们也都曾给予蒲松龄科考道路或生活上的帮助，蒲松龄也很珍视他们之间的友情。

　　他将自己的经验注入到这些友狐身上，让淡薄冷漠的世人感受到了狐友的温暖。

　　四、颂扬知恩图报的道德观。

　　懂得感恩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品格，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代表一个人的道德自律，是情感和责任的体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狐精故事中塑造了一些知恩图报的狐形象，这是"作者从自身浓郁的道德意识中超脱出来后对心灵的回归。"《聊斋志异》狐精故事中不缺少这样的主题，而蒲松龄对懂得感恩的狐形象的塑造也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与儒家思想中的倡导的"以德报德"的"德性文化"息息相关的。孔子早在《论语·宪问》中云：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淄川县志》中记载蒲松龄是一个性格朴实笃厚，喜欢郊游，注重声名和道义的人。蒲松龄重情重义，不仅对赏识他的人给予感恩之情，也对同床共榻、辛苦持家的妻子刘氏流露着无限的惭愧和感激之心。蒲松龄是一个践行儒家道德思想的落魄文人，他始终把儒家人格理想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也将其标准注入《聊斋志异》狐形象人格魅力塑造中，夹杂着自己真实的情感，才使得这些懂得报恩的人物显得更加丰满和真实。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此非定论也。蒙恩衔结，至于没齿，则人有惭于禽兽者矣。"在蒲松龄看来，知恩图报是人与生俱来、区别于动物禽兽的一个基本标准。知恩图报、饮水思源是一件天经地义之事，如果不懂得报恩，那么人就真得连动物禽兽都不如。

　　《聊斋志异》狐精故事中主要描写狐对人的感恩，比如：《小翠》《小梅》《青凤》《酒友》等，她（他）们对人类的救命之恩、不杀之恩亦或救助之恩都做以身体和灵魂、物质和友情的回报。这群懂得感恩的"狐可儿"们，是蒲松龄心中的道德模范，是作者心中感恩之情的流露，也凸显了作者对感恩之情的颂扬和提倡。然而，作者通过这些典型故事的刻画，发出了"人不如禽兽"的沉痛感慨，抨击了世风的浅薄，挖苦和嘲讽了人情的淡漠。

　　"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顾失声于破颤，何其鄙哉！"狐都懂得对有恩之人应当报之以情的道理，可是在人类社会似乎没有"存在感"和"亲和力".可见，作者在这种现实社会中的苦闷和失落，希望通过颂扬懂得报恩的"狐可儿"们，给社会一点正能量，期待人情的回温，实现自己的伦理道德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