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焦虑的结构与影响因素

　　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死亡焦虑的概念界定。

　　死亡焦虑（death anxiety）是指当死亡必然性被提醒时，个体的内心深处受到死亡威胁而产生的一种带有惧怕或恐惧的情绪状态（张向葵，郭娟，田录梅，2005）。

　　死亡提醒则是指，通过死亡恐惧量表、致命事件的胶片、接近殡仪馆等方式唤起对死亡及其相关事物的思考。当这些与死亡相关的事物使个体想到自己再也不存在，想到死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濒临死亡的过程时，产生了一种恐惧不安或牵挂的感觉（Bond,1994）。它包括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恐惧，分为对死后之事、濒死过程以及自身不复存在的焦虑（Choron,1974）。国外的死亡心理研究对死亡焦虑和死亡恐惧一般未做区分，焦虑是指个体在担忧自己不能达到目标或不能克服障碍而感到自我价值受到持续威胁下的一种紧张不安、带有惧怕色彩的情绪状态，而恐惧是指个体面临外部的某种紧迫而危险的情境时试图努力摆脱、回避却又无能为力时的一种情绪体验。焦虑是指向未来，而恐惧是面对当下，它们存在着不同之处，但同时也有一些共通点。焦虑是对恐惧的恐惧（黄希庭，2002），是由紧张、不安、焦急、忧虑、恐惧等感受交织成的情绪状态（张春兴，1994），死亡恐惧是死亡焦虑的来源（Yalom,1980/2003）。因此可以将恐惧看作焦虑的一种来源或表现，因而本文也对此未做区分。

　　2.2 死亡焦虑的结构。

　　死亡焦虑的结构，呈现出单维、双因素和多维的多样化特征，并根据其理论基础编制了相应的量表，目前国外开发的死亡焦虑量表主要有 T-DAS、ASDA、SDAI 和 CLS 等，它们分别是基于不同的结构基础而编制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2.2.1 单因素理论。

　　早期人们认为死亡焦虑是单维的，是一个受环境事件影响的流动的实体（Ahmed,2004），在此基础上 Ahmed 于 1998 年开发了单维死亡焦虑量表（SingleItem Test），该量表只有一个条目"I am afraid of death",采用利克特 7 点评分法，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然而，大多数死亡焦虑的单维问卷是由多个项目组成的，用以评估广泛的与死亡相关的经验，但却只有一个分数。Feifel（1990）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并不是单一的变量，各种其他成分的存在是很明显的。如，害怕下地狱，自我的丧失，孤独等。这种量表的评估内容单一、不深入，人们只能通过该量表了解死亡焦虑的程度，却无法反应出死亡焦虑的表现或特点，因此实际的研究中应用不大。

　　2.2.2 双因素理论。

　　Templer 于 1976 年提出了死亡焦虑的双因素理论，该理论认为死亡焦虑的水平是由整体心理健康状况和与死亡相关事件的特殊经历决定的。这是基于 Templer先前编制的死亡焦虑量表（Templer-Death Anxiety Scale,T-DAS）的相关研究的结果而得来的。T-DAS 是 Templer 于 1967 年研制的，包括 15 项是非式的评分条目，获得了大量研究结果的支持。而且它已经被翻译成了多种不同的语言版本，包括阿拉伯语、法语、德语、中文、日语等。2006 年该量表的扩充版研制成功，在原量表的基础上增加了 36 个新的条目，共 51 项，新死亡焦虑量表比原来的死亡焦虑量表有更高的信效度（Templer,Awadalla,et al,2006）。

　　双因素理论是基于 T-DAS 量表的实证研究而得出来的，但 Templer 认为，可能存在第三个独立于心理健康和经验的因子存在，某些死亡焦虑是产生于外部的，但更多的是产生于内部的（Templer,Awadalla,et al,2006）。对此，Joaquin,Juana 和Joaquin 于 2005 年在双因素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死亡焦虑产生的内外性，编制了西班牙版的死亡焦虑调查表（Spanish Death Anxiety Inventory,SDAI），共 20 个条目，分为 5 级记分，后经修订删除 3 个项目后结构性较好，分为内部和外部产生的死亡焦虑，得出了四个显着的因子，分别命名为：死亡接受性、外部生成的死亡焦虑、死亡终结和关于死亡的想法。该量表是基于西班牙文化背景下而编制的，因而更适合测量西班牙群体的死亡焦虑水平。

　　基于双因素理论编制的量表经过因子分析，一般都得出 4 到 6 个公因子，因文化的差异，量表因子分析的结果都不一致，大多数都缺乏因子结构的可复制性，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不同的结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死亡焦虑水平。正如 Templer所认为的，或许存在独立于心理健康和经验之外的第三个因子，或许有更多，这都待进一步的考察。

　　2.2.3 死亡焦虑的多维性。

　　ASDA 和 CLS 都是基于死亡焦虑是一个多维概念的基础上而编制的。ASDA是由 Ahmed 于 1996 年编制的阿拉伯死亡焦虑量表（Arabic Scale of DeathAnxiety,ASDA），分为 20 个条目，采用 5 级记分，并且经过调试，出现了英语、土耳其、西班牙语及中文的版本，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Ahmed（2004）对阿拉伯死亡焦虑量表（ASDA）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并证实了 ASDA 的四个因子，分别为：害怕死人和坟墓、害怕死后的事情、害怕致命的疾病和死亡专注。该量表是建立在阿拉伯及穆斯林宗教背景的基础上的，因而更加适合阿拉伯或穆斯林的被试。

　　CLS是由Collett和Lester于1969年编制的死亡恐惧量表（Collett-Lester Fear ofDeath Scale），经修订后包括 28 个条目，采用五级记分，测量了个体自己死亡和他人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于死亡和濒死的恐惧（Lester,2007），即分为四个成分：恐惧自我死亡、恐惧自我濒死、恐惧他人死亡和恐惧他人濒死。该量表经过部分国家及地区跨文化的调试，得到了一定的应用。目前还没有关于中文版的修订。

　　此外，基于多维死亡焦虑的理论基础编制的量表还有 Neimeyer 和 Moore 的多维死亡恐惧量表（the Multidimensional Fear of Death Scale,MFODS,1994），Nelson和 Nelson 的死亡焦虑多维量表（Multi-Death Anxiety Scale,MDAS,1975）等。基于多维死亡焦虑理论编制的量表一般都包含多个因子，可以说是最详细具体的死亡焦虑量表，它能反应出死亡焦虑的多种成分，既含有对死亡的不愉快的主观感受，也包括一些与死亡相关的因素，也有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死亡状态的评估，因而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2.3 死亡焦虑的影响因素。

　　由于死亡焦虑具有清晰的鉴别性，导致了大量的与其相关因素的研究，因而对死亡焦虑有影响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生理因素、心理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不同的个体在这四个方面会表现出一定的个体差异，而同一个体，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也会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到个体的死亡焦虑。

　　2.3.1 生理因素。

　　死亡必然涉及到身体的消亡，因而任何与身体相关状况的变化都可能会引起个体的死亡焦虑，影响死亡焦虑的生理因素主要有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等。

　　2.3.1.1 年龄。

　　年龄对死亡焦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同年龄个体的死亡的意识水平也是有差异的。罗增让（1998）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进行了死亡焦虑的研究，发现焦虑水平随被试的年龄的增加而升高。但这种变化趋势不是呈直线型的，Russac,Gatliff,Reece 和 Spottswood（2007）对成人群体进行了横向的考察，发现在他们 20 岁左右的时候，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焦虑达到了顶峰，随后显着下降，然而，女性在 50 岁左右的时候显示了第二个高峰，但这种现象没有出现在男性身上。这表现为一种倒 U 型的变化趋势，但女性是双峰分布，而男性是单峰分布的，这同时也体现出了死亡焦虑的性别差异。但并非所有的研究都与此相一致，Twelker（2006）研究指出，死亡焦虑在中年时期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年纪而下降。这可能是由于研究的工具或被试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但这都表明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年轻人的死亡焦虑比老年人的要高。这与我们大多数人的常识似乎是相违背的，因为老年人越接近生命的终结，应该更容易受到死亡的侵袭，但却有较少的焦虑感。Sinoff,Iosipovici,Almog 和 Barnett-Greens（2008）认为，老年人不害怕死亡，但更害怕濒死的过程，他们倾向于理解有限生命的局限性，因而较易接受死亡。这也许是害怕死亡的不同方面，而且各自表达死亡焦虑的方式也会有差异。

　　因此，在研究年龄对死亡焦虑的影响时，应该考虑到这些方面。

　　2.3.1.2 性别。

　　性别是大多数研究中都要涉及的变量，而且死亡焦虑是一种情绪状态，男女在情绪上的表现历来多被证明是存在差异的。该领域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女性的死亡焦虑水平高于男性（Ahmed, 2005, 2006; Harding, Flannelly, Weaver & Costa,2005; Depaola, Griffin, Young, & Neimeyer, 2003; Tang, Wu & Yan, 2002），而且这种差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表现出一致性。这种性别的差异可能是受到了其他一些潜在变量的调节，如 Eshbaugh 和 Henninger（2013）认为征服欲水平，抑郁的特征和社会期望等，可能会影响到性别与死亡焦虑之间的关系。或许在面对死亡时，女性更易表达出一些情绪感受，但男性可能会倾向于回避这种情绪的表达。男性从小就被教育要勇敢坚强，脆弱的一面时常受到压抑，而女性则会得到更多情感上的呵护，因而造成了他们在情绪表达上的差异。所以，在研究性别对死亡焦虑的影响时，不应忽视两者关系背后的一些社会期望的调节因素。

　　2.3.1.3 健康状况。

　　身体健康状况是诱发死亡焦虑的关键刺激，受到疾病侵袭特别是不治之症时，个体往往会感受到死亡的威胁。Miller,Lee&Henderson（2012）对患有 HIV/AIDS 成人的死亡焦虑的研究表明，疾病相关的症状对死亡焦虑有小到中等程度的影响，这其中可能是受到了被试年龄的调节。然而，更多的研究则进一步证实了个体的生理健康状况对死亡焦虑的影响。如，Santos,Figueiredo,Gomes 和 Sequeiros（2010）研究表明，有严重遗传性障碍的患者，其死亡焦虑水平更高，他们处于一种风险的关系中，这威胁到了他们的永恒意识以及心理幸福感，疾病对生命带来的威胁是挥之不去的。但疾病对死亡焦虑的影响也不是直接的，它必须通过个体的认知作用于心理。Braunstein（2004）的研究表明，不管疾病的状态和严重性，对于所有的被试，非合理信念能够更好的预测死亡焦虑。所以不良的生理健康状况，可能会使个体产生非合理信念，从而致使个体在面对死亡时产生了更多的焦虑。

　　2.3.2 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是从个体的内部进行探讨，任何外在环境的刺激必须通过个体内部的心理过程的调节而作用于个体，或者是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而且各种内部的心理因素也可能会相互作用。影响个体死亡焦虑的心理因素主要有人格、信念、自尊、自我效能感、结构需求和控制点等。

　　2.3.2.1 人格。

　　人格是构成一个人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模式，不同的人格特征，在相同的情境下就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因而，在死亡的唤醒条件下，不同的人格肯定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Frazier 和 Foss-Goodman（1988-89）研究表明，死亡焦虑和神经质、A 型行为模式有显着的相关，死亡焦虑越高，个体就越可能表现出更大的情绪性和更多的攻击性，并且逐步回归分析表明，神经质、A 型行为和外向性能够很好的预测死亡焦虑。很多研究都证实了死亡焦虑与人格某种成分的关系。然而，Thorson 和 Powell（1993）认为，在死亡焦虑与人格的相关研究中，经常忽视了性别的因素。男性和女性的死亡恐惧会表现出一些差异，女性可能会更多的表达伴随濒死过程的腐烂和痛苦的恐惧。而在死亡唤醒的条件下，男性更可能从事冒险性行为，但在女性身上并没有出现。因此，在探讨死亡焦虑与人格的关系时，不应忽视性别的调节作用。

　　2.3.2.2 信念。

　　Braunstein（2004）的研究表明，不管疾病的状态和严重性，对于所有感染了HIV 的个体，非合理信念能够更好的预测死亡焦虑。疾病使个体产生了对现实的非合理信念，唤醒了个体的死亡意识，因而导致了死亡焦虑，但并非只有那些患有疾病的个体才会产生非合理信念，有时健康的个体同样会有非合理的信念。如，Depaola,Griffin,Young 和 Neimeyer（2003）研究表明，非裔美国人被试比白种人被试报告了更高水平的死亡焦虑，而且他们也倾向于认为衰老更没有社会价值。这尤其表现在那些持有年龄主义的青年人中，他们通过寻求一些使他们感到强壮、精力充沛和刀枪不入的经验，从而企图远离将来年老的自己（Popham, Kennison &Bradley, 2011）。这些个体对老年人所持有的消极信念，认为衰老没有社会价值，致使他们在面对死亡时，产生了更高的死亡焦虑，从而采取了更多的冒险性行为，以回避这种焦虑的侵袭。如果个体对老化持有一种合理的信念，或许他们能更坦然的面对衰老。Allan和Johnson（2009）发现高水平的老化知识可以减少老化的焦虑，从而能相应的减少年龄主义的态度。将来的研究中，也许可以证实当青年人暴露在老化的积极观点下时，他们更不可能从事冒险行为以回避死亡焦虑。

　　2.3.2.3 自尊。

　　自尊指个体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意义感及价值感的体验，恐惧管理理论认为自尊是个人自我价值和意义的特质水平预测器，高自尊使人们避免了死亡想法可接近性的增加（Abeyta,Juhl&Routldge,2014）。而当自尊受到威胁时，特别是失败引发了自尊的降低时，死亡焦虑就会相应的增加（Routledge,2012）。自尊和死亡焦虑之间是有显着的负相关（Miller,Davis,&Hayes,1993）。低自尊的个体比高自尊的个体有更高水平的死亡焦虑（Buzzanga,Miller,Perne,Sander&Davis,1989）。自尊的焦虑缓冲功能的研究证实了，一个死亡意识在事实上确实会导致那些缺乏积极自我评价掩盖的个体的死亡焦虑。自尊是死亡意识和死亡焦虑之间的一道屏障。但这些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利用了自尊的外显测量，很少有研究同时考虑了外显和内隐自尊对死亡焦虑的影响。Schmeichel 等人（2009）研究表明，死亡提醒会增加那些高外显但低内隐自尊个体的死亡焦虑，但是不会影响内外都是高自尊个体的死亡焦虑。我们能够发现高外显自尊能够缓冲死亡焦虑的影响的证据，但无法说明内隐自尊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做出外显和内隐自尊影响的区分是可能的。将来的研究需要清楚的测查内隐自尊在死亡提醒导致的死亡焦虑中所具有的作用。

　　2.3.2.4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来完成某一行为的推测和判断。很明显，高自我效能感的人会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死亡，因而能够更乐观的看待死亡这件事。Lau 和 Cheng（2011）的研究表明，通过反复测查感激性的生活事件，个体会变得对死亡更少的恐惧。对生活充满感激，就会觉得生活更加的充实而有意义，这种对生活意义的感知会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因而使个体更有信心去应对死亡。Tang,Wu 和 Yan（2002）研究表明，低自我效能感的被试会报告出更多的死亡焦虑，而 Wu 和 Tang（2008）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对死亡焦虑和器官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死亡焦虑通过降低一个人的自我效能的知觉，从而减少他捐赠的可能性。这或许说明，自我效能感与死亡焦虑是一种相互的作用，死亡焦虑高的个体，会影响到个体对自我效能的知觉，从而降低了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而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可能在面对死亡时感到无能为力，因而又反过来加重了个体的焦虑。

　　2.3.2.5 结构需求。

　　结构需求是一个特质，它反应了对高组织、清晰和确定知觉的世界的寻求倾向（Neuberg&Newsom,1993）。很明显，它是与不确定性、模糊性相对立的，而死亡就会引发这种不确定感，因为我们不确定何时会死亡，更不确定死后的事情。

　　那么这种与死亡所引发的不确定感所对立的结构需求，就能够很好的缓冲死亡焦虑。Routledge,Juhl 和 Vess（2013）研究表明，那些倾向于把世界看的清晰、有序和确定方式的个体，也许更武断，权威主义和偏见，但他们也更有效地阻止把死亡的想法变成死亡恐惧。因而可以推断出，那些把世界搞得混乱、无序的事件，就会导致高水平的死亡焦虑，如恐怖主义、战争等。Ahmed（2004）的研究支持了Templer 的关于把死亡焦虑当做一个受环境事件影响的流动实体的理论，特别是与战争相关的经历。因而，这也启示了我们，什么样的事件会引发个体的死亡焦虑。

　　2.3.2.6 控制点。

　　控制点反应的是人们如何知觉他们在环境中的行为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对生活事件控制能力的知觉在决定个体对自己或他人死亡的反应中扮演重要的角色（JR&Stewart-Bussey,1986）。那些在面对他们无力影响目标而感到无助感的个体，在面对未来时会感到更加的焦虑，因而个体的控制点会影响到对自己或他人死亡的知觉。大部分的研究证实了外控制点的个体比内控制点的个体有更高水平的死亡焦虑（Viswanathan,1996），同样的也有研究证实了外在控制点与高水平死亡焦虑有关系，或者没有关系，这部分是由于把死亡焦虑看做成单一的特性。因为根据死亡焦虑结构的多维特征，死亡焦虑既有涉及到自我的死亡，也有涉及到他人的死亡，因而可以预测那些高内部控制点的个体，也许会有更多关于自我死亡的焦虑，而对于他人的死亡则没有那么高的焦虑。这多是来源于人们多把自己看做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但却无法控制别人的。同样这也取决于防御机制的强度，内部控制点的个体会经历更高水平的内隐死亡焦虑，因为个体认为自己能控制死亡相关事件，所以越加否认自己的意识水平的死亡焦虑。所以，对于控制点对死亡焦虑的影响，需要同时考虑到死亡焦虑的特性及其防御机制的强度，应该分离内隐与外显的死亡焦虑。

　　2.3.3 文化因素。

　　霍妮认为，每种社会文化其实都是人们应对焦虑的防御机制，人们通过参与某种宗教仪式或文化活动而得以防御焦虑的侵袭，而死亡对人类的威胁是普遍存在的，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因其文化的差异而表现出了死亡焦虑的不同特征。

　　2.3.3.1 文化背景。

　　死亡焦虑的多项跨文化比较研究都显示出了文化的差异性，既体现在不同个体的文化程度上，也表现在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上。Otoom,Al-Jishi, Montgomery,Ghwanmeh 和 Atoum（2007）探讨了癫痫和死亡焦虑之间的关系，发现患病的时间和教育水平是死亡焦虑显着的预测因子，越短的患病时间与低水平的教育和高死亡焦虑有显着的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个体接受的教育水平低，在死亡唤醒的条件下，可以寻求的精神依托的途径更少，因而死亡焦虑水平高。

　　Ahmed,Lester,Maltby 和 Joaquin（2009）进行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阿拉伯国家的被试，除黎巴嫩的男性外，普遍都比西方国家的被试有更高的死亡焦虑，这可以解释为阿拉伯群体中更高的情绪化反应，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国家中的现实主义的差异。同样的文化差异也会表现在不同国家同一职业的个体身上，如Roff,Simon,Klemmack 和 Butkeviciene（2006）对美国和立陶宛的社会健康服务人员的比较研究发现，立陶宛的被试比美国人更可能表达对濒死过程的恐惧和不知道的恐惧，以及更少的死亡恐惧。这个发现表明不同的历史和死亡的环境经验也许影响了关于死亡的不同维度的焦虑。即使是对死亡有同等接触和了解的医护人员身上，依然会有显着的文化差异，如 Ahmed 和 Joaquin（2005）的研究表明，西班牙女性护理大学生的死亡焦虑水平要显着低于埃及的女性护理大学生。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所表现的死亡焦虑在内容和程度上都有明显的不同。

　　2.3.3.2 宗教信仰。

　　信仰有助于缓冲死亡焦虑（Wink,2006），在宗教信仰中，对上帝存在的信念或对上帝的感激都能有效的缓解死亡焦虑（Krause & Bastida, 2012; Harding,Flannelly, Weaver & Costa, 2005），但并不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能如恐惧管理理论所说的，具有缓冲死亡焦虑的力量。Hui 和 Coleman（2012）研究表明，佛教徒的再生信念与死亡焦虑是没有关系的。这或许是因为，佛教徒并没有把再生当做一个慰藉，而是当作了遭受因果报应的补充。同样的，穆斯林宗教背景的个体，其死亡焦虑也没有表现出与其信仰的任何关联性（Lester&Ahmed,2008）。可见，信仰对死亡焦虑的缓冲作用，取决于个体如何看待死亡的信念，而个体对这种信念所具有的虔诚性，就会影响到其面对死亡时所产生的焦虑水平。

　　2.3.4 社会因素。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我们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会对我们有一定的要求，而这种角色也相应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资源、地位等，职业要求我们具有相关的能力素质，家庭是我们身心的依靠，这些都影响着个体获取社会支持的质量，从而影响着我们的死亡焦虑。

　　2.3.4.1 社会职业。

　　死亡焦虑多是由与死亡相关的一些事物所引发的，因而那些涉及到一些与死亡相关事物的职业个体与其他一般职业的个体就会有一些差异，尤其是一些与死亡经常打交道的医护人员，Chen,Delben,Fortson 和 Lewis（2006）研究发现，护理专业的学生比非护理专业的学生报告了更多的死亡恐惧。他们的工作是经常与死亡打交道，长期暴露在死亡相关的刺激下，因而经常会体验到死亡唤醒的情绪感受。

　　Viswanathan（1996）研究表明，精神病医生比外科医生有更高的死亡焦虑。精神病医生面对的多是一些无法掌控或治愈的精神病患者，而外科医生所面对的疾病大多会有很大的把握。这些研究结果能够使我们更好的理解，对生活事件控制能力的知 觉 在 决 定 个 体 对 自 己 或 他 人 死 亡 的 反 应 中 具 有 重 要 的 作 用（JR&Stewart-Bussey,1986-87）。因此，社会职业对死亡焦虑的影响其实是受到这种职业对死亡相关事件控制力的潜在调节。而目前有关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医护职业上，其他的职业差异的研究少有报到，涉及到死亡的相关职业有警察、心理医生等，因而这是一个亟待扩充的领域。

　　2.3.4.2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体对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的感知，这种感知能保护人们免受压力事件的影响。Miller,Lee 和 Henderson（2012）研究认为，社会支持是死亡焦虑适度的保护性因素。当个体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能够通过各种社会联系 来 应 对 死 亡 焦 虑 , 从 而 缓 解 心 理 紧 张 状 态 , 提 高 社 会 适 应 能 力 .

　　Otoom,Al-Jishi,Montgomery,Ghwanmeh 和 Atoum（2007）研究表明，对癫痫病人的咨询治疗与社会支持能减少他们的死亡焦虑，并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这种社会支持包括家庭、职业和人际关系等，因而社会支持与家庭环境和社会职业这两个因素是存在交叉的。当前已有研究表明亲密关系、社会职业和家庭环境都对死亡焦虑有影响，而个体的社会联系主要是通过人际关系、职场和家庭这三个方面获取的，因而这可以间接的论证社会支持对死亡焦虑的影响。然而，当前有关社会支持与死亡焦虑的关系研究似乎少有报道，笔者认为这是影响死亡焦虑的一个重要变量，对开发死亡焦虑的治疗策略有重要作用，是心理健康干预的合理目标，两者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2.3.4.3 家庭环境。

　　家庭是心灵的港湾，它能为我们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良好的家庭环境能为个体提供一定的心理依靠，它也是社会支持的一种来源，但是如果个体在生命的早期经历了与亲密他人的分离，也许会形成高水平的死亡焦虑，其成长的个性化过程就会变得更加复杂（Scharf&Cohen,2013）。不同的文化中，家庭所具有的功能也不一样。如在印度文化中，那些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女性，有显着的更高的死亡焦虑，这与过去西方的研究并不一致（Madnawat&Kachhawa,2007）。这可能是因为在印度文化中，女性的地位比较低下，他们一般无法从家庭中获得一定的支持。因而，家庭环境对个体死亡焦虑的影响应考虑到具体的文化特点。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能减缓个体的死亡焦虑，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个体的死亡焦虑没有任何作用，这是对个体心理评估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当前该领域的研究比较缺乏，应需要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