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国内外城镇化及人口迁移研究进展
2.3.1 国外研究进展
西方对于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现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理论体系，并且有大量的实证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方面。1988 年，Willianson 指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内生增长的制约、城市外在环境的内部和外部事件推动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如 2003 年，Zhang&Song 认为推动中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的主导因素是农村迁往城市的移民。
第二、人口分布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一定程度上讲的就是一个人口分布变动的问题。如 1996 年 Shenjianfa 以及 2001 年Otterstrom S M 采用移民的人口属性相关指标对人口的空间分布形态进行了度量。范·辛迪考察了省际人口迁移的流场及其演变特征。
第三、关于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原因或影响因素的研究。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于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原因或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如 1971 年 MeGee 认为劳动力供需的空间差异是人口迁移流动的根本原因，又如 2003 年 zhang&song经过研究后认为，对于人口迁移影响较大的非经济因素有区域所属的区位条件、产业机构和迁移政策等。
坂本博和戴二彪、范·辛迪等主要研究了影响我国人口迁移以及城市化的宏观因素，他们通过对我国人口规模、收入的不均衡、国家的政策方针、地区自然条件差异性以及移民传统的研究，总结出我国人口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符合传统人口迁移理论所揭示的规律。
第四、人口迁移政策研究。学者们展开探讨人口住房、医疗、就业、户籍政策等问题的研究。如 2002 年 shen 研究发现中国省内移民的三大因素是经商、学习、培训和医疗活动，而省际移民以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并建议为改善我国迁移人口的生活状况，特别是住房状况，我国可以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廉租房制度。
2.3.2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进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基本事实的研究。该问题的研究弄清了谁是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哪些人城市化的问题。马清裕、刘伟德等学者认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人口迁移，正是由于“民工潮”的出现，导致了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出现危机，加速了中国城镇化进程。
张索兰、姚士谋：王春光、谢桂华等通过系统的研究农民工进城的就业情况，总结出了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因素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殷江滨、李郇认为流动人口群体出现分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并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快速城镇化。
形成了我国人口迁移的三大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有学者称之为三大“吸引极”.
丁金宏、刘振宇则通过对省际人口迁移原因的分析，总结出以四川为源地的福散流场、以广东省为引力中心的福合流场、山东和东北的对流流场。
第二、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影响因素研究。段成荣、周浩等学者从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宏观因素角度，诸如自然条件、移民传统等方面对我国人口迁移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证实我国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基本符合传统人口迁移理论的规律。
唐家龙和马忠东从迁移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受教育状况、婚姻状况等微观层面，分析了个人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张立建、李小银、陈忠暖人认为就业支柱产业工资、城市物价的均衡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低经济门槛。
也有学者从就业结构变化、交通、通信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人口迁移进行了分析。雷光和等认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主要受经济和家庭因素的驱动，并且具有明显的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的地理空间特点。在省际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中，迁移流动的信息、收入水平差、人口数量差是正向指标，城乡分布和空间距离是负向指标。
王桂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及机制发生了变化，由以社会原因为主变换为以经济原因为主，由以计划性迁移为主转化成市场型为主。
第三、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影响后果问题研究。蔡昉团队主要研究了人口迁移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经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后至 90 年代末，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部门向非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对我国 GDP 的贡献达到21%,因此，蔡昉团队认为，将城市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王桂新、黄颖钰认为，90 年代，省际人口迁移对于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意义重大，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达 10%以上。
付晓东进一步认为，人口迁移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郊区化，促进了三大都市区（圈、带）的形成。
但是王桂新认为，人口的迁移特别是向大城市的过度集中，造成这些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引发各种城市病，对于农村如釜底抽薪引发农村病，进一步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病。
第四、半城市化及外来人员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刘盛和、陈田、蔡建明认为半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主体上是候鸟式的外来人口，现代工业的发展较为落后，但是非农化程度高，存在大量城中村，城市管理体制落后，大多数采取农村的管理模式。
学界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设立的户籍制度，把城乡分割对立起来，严格控制城乡间人口迁移，又以户籍制度为基础，进一步附加了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身份保障等若干“身份福利”于城市人口，造成了我国特有的半城市化现象及“外来人口”或“农民工问题”.王春光、王桂新等学者通过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或农民工生存状况进行研究后认为，农民工虽然为城市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仍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所应有的居民待遇，包括就业、医疗、教育、居住、社会保障等待遇，并对如何给予他们居民待遇，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合提出了对策。
为了解决外来人口城市化问题，很多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户籍设想，建议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政府执政能力、执政为民意识的增强使流动人口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公平的享有权利，真正摆脱“候鸟式”的迁移，实现人口的城市化。
第五、人口迁移与城镇化政策问题研究。人口迁移与城镇化政策主要问题是人口要迁往那些城市，还是人口就地城市化问题，以及迁移人口的各项迁移政策问题。
上个世纪 80 年代，关于城镇化道路方面的争论百家争鸣，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小城市论、大城市论、多元发展论、中等城市论以及城市体系论。
1983 年中国城市化道路学术研讨会一致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各不同地区的城镇化道路也应各具特色”.
在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工业化的现实和小城镇、大战略的导向下，这种论断在 80 年代、90 年代初期几乎是独占鳌头的。
周干峙等人认为，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要看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尤其是在落后地区，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以发挥大城市的极核作用，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
也有学者寻求平衡的意见，比如宁登等认为，我国应当走农村城镇化道路，这种道路以城市的提高为中心，具体以城市现代化、城镇内涵化的二元或多元城镇化模式。
于晓明则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同时照顾地区差异的城镇化模式。
1984 年，《经济学动态》编辑部最先提出了中等城市论，但该学说研究者寥寥。随着城市化发展的深入，周一星提出城市的最佳规模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被统一接收，城镇的发展应该是大中小城镇的共同协调发展，因为每个城镇所面临的客观条件是不同的，因此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多元的、多层次的。
王桂新、俞奉庆，提出从全球战略上加快上海世界城市建设。
顾朝林、张鸿雁等以出版专着的形式系统的研究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机制、过程及相关政策。关于人口迁移的具体政策方面。政策对于人口迁移及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规制、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整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行政区域的划分与调整以及决策城市的数量、城市规模等方面。
城镇的规划政策导致行政区划的变动以及新城镇产生，从而推动人口城镇化。另外户籍制度也对人口迁移及城镇化产生重大影响，王美艳、蔡昉提出了改革户籍制度的三项措施，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进出实质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