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事件、心理弹性及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1.1 生活事件的研究综述
　　
　　1.1.1 应激及应激源的概念
　　
　　应激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物理学，指物体受到外力作用时，其内部也会产生相应的力，但在一定范围内，物体不因内部的力而受损[12].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生理学家 Selye 开始了应激的研究，并将“应激”这一概念引入了生理学研究领域。Selye 认为，应激是人或动物对环境刺激的一种生物学反应现象。在 Selye 之后，有很多心理学家及生理学家对“应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

　　1976 年，Rabkin J.将应激定义为，有机体对压力环境或应激源即时或延时的生理和心理反应[13];这一概念虽然考虑了刺激与反应两因素，但未将有机体的认知考虑在内。而目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应激定义是 1991 年由 Coyne 提出的，他认为，应激是一个包含有许多复杂因素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包括应激源、中介变量和生理及心理反应[14].所谓应激源，主要指人们在自然环境及社会中所经历的各种生活事件、突然的创伤性体验、慢性紧张等[15].应激源分很多种，从大环境方面来说，就自然环境而言，大到如地震、火山爆发、环境污染等，小到旱涝、雷电；就社会环境而言，如战争、社会变迁等。从个体生活的小环境来说，应激源又可分为创伤性事件、主要生活事件及日常琐事等。例如，遭遇抢劫或父母离婚，可称为创伤性事件；转学、搬家、被人误会等可称为主要生活事件；而日常琐事则主要包括持续缺钱、居住空间狭小等。然而，对于青少年而言，其面临的应激源又有其年龄阶段的特殊性，有学者将青少年面对的应激源分为家庭问题、感受差异、学校问题、纪律问题及一般问题五个方面[16];我国学者刘贤臣则将中国青少年所面对的应激源分为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及其他六个方面[17].中介变量包括认知评价、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自我效能、习得无助等。生理及心理反应则主要包括个体生理指标的变化及情绪、情感方面的变化，而这些消极的情绪情感变化则会进一步导致个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

　　1.1.2 生活事件及其相关研究
　　
　　生活事件是个体在家庭、工作或学习等生活环境中经验到的一些要求个体做出适应的情况或变化。它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社会应激源[15].许多研究表明，生活事件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同时，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另外，生活事件与焦虑、抑郁也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生活事件与一些疾病有密切关系。1967 年，Holmes 和 Rahe 根据 5000 多人的病史和实验资料，编制了社会再适应量表（SRRS），这一量表使人们能够量化地了解生活事件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郑延平等人发现，应激性生活事件与一些精神病的发病和复发有密切关系[18],王见义等对 100 名癌症患者的研究发现，癌症患者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的频度及紧张度均显着高于对照组（正常人）[19];杨梅莉等人对急性脑血管病人与非急性脑血管病人的对照研究发现，经历生活事件的群体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明显增高，生活事件是急性脑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之一[20].周晓琴等人的研究则表明，躯体形式障碍的患者经历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21].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心理社会应激源，其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最初研究者们探索生活事件与一些疾病间的关系，发现生活事件的确能够引发一些疾病，并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后，生活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

　　陈文莉对大学生的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是导致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22];李鹏等人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发现生活事件能够显着预测心理健康问题，即个体面对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少，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23];王新香的研究表明，农村初中生面对的主要生活事件为人际关系与学习压力[24],周丽等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发现人际关系与学习压力是心理健康的重要预测指标[25].然而，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负性生活事件，怎样能使人们在经历了负性生活事件后，仍保持身心健康，良好的社会支持与个体的积极认知是能够缓冲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不利影响的重要变量。

　　生活事件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其中以焦虑与抑郁两症状的出现最为普遍。Laughlin M.等人对1065名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应激性生活事件，尤其是健康问题及家庭不和，能够显着预测焦虑情绪[26];马伟娜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索生活事件与焦虑、抑郁的关系，发现生活事件的人际关系方面能够显着预测焦虑、抑郁情绪[27];郭文斌等人对抑郁症患者与正常人的比较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经历了更多的应激性生活事件[28],经历了更多应激性生活事件的个体由于持续的精神高度紧张，从而引发了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

　　1.2 心理弹性的研究综述
　　
　　1.2.1 心理弹性的定义
　　
　　心理弹性（resilience）又称心理韧性或复原力，是近年来心理学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但关于心理弹性的定义，学术界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研究者们对心理弹性的定义各有侧重，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类：结果性定义、能力性定义和过程性定义。

　　结果性定义侧重心理弹性的发展结果。如 Masten 认为，心理弹性是指，即使受到严重威胁，人们仍能适应并发展良好的现象[29].能力性定义将心理弹性看成是个体自身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或品质，如 Werner 认为，心理弹性是个体在承受高水平的心理破坏的同时，却尽可能少的表现出不良行为[30].

　　过程性定义则将心理弹性看成是个体在经历逆境时动态变化的过程，如 Luthar 将心理弹性描述为个体在经历重大生活逆境时的动态适应过程[31].从以上三类定义我们发现，结果性定义与能力性定义都是以静态的观点来描述心理弹性；而过程性定义则是以动态的观点来描述心理弹性，这类概念能够涵盖结果性定义，同时，它的进步之处还在于它更关注个体在应对逆境过程中的动态变化，这使研究者们深入探索心理弹性的作用机制并改善个体的心理弹性成为了可能。由此可见，过程性定义对心理弹性理解更为深刻，同时，这一定义也是近年来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定义。

　　Masten & Best 等人于 1990 年定义了三类弹性概念。第一类弹性指个体克服了逆境，认为弹性是个体内部一种具体的个人力量；第二类弹性指个体面对急性或慢性的生活压力时没有受到消极影响，而是成功应对了这些压力；第三类弹性指个体经历创伤后，从创伤事件中重新恢复，而非一蹶不振[32].

　　虽然关于心理弹性的定义，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是由以上概念中，我们不难发现心理弹性定义中的两个关键要素。其一，个体都面对或经历过危险与逆境，如长期处于不利的生活环境或经历创伤性事件；其二，个体虽然经历了危险或逆境，但却未受严重的负面影响，仍然能够适应良好。

　　根据以上两个关键要素，研究者对心理弹性的操作性定义进行了探索。

　　首先，我们将那些容易导致个体发展功能受损的危险与逆境称为危险因素。例如，儿童的父亲（母亲）患有精神分裂，家庭经济社会地位低下，受虐待或暴露在暴力环境中，这些都可以被划分为危险因素。Masten 认为，要研究心理弹性，我们就要从不同的方面对危险因素进行操作性定义，社会经济地位的估量，个体近几个月或终身的重大生活事件的记录，大量的社区创伤，低出生体重，离婚等都被认为是危险因素[29].Masten&Coatsworth 将危险因素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长期处于不利的社会环境中，如贫穷、暴力等；第二，遭受了严重的灾难或创伤性事件，如战争、地震、车祸等；第三，以上两种情况的结合[33].这些危险因素往往同时出现，它们对个体心理社会能力、精神病理学、健康等方面造成的伤害，不是随危险因素数量的增加而等比增加，而是以几何数级增长的[34].

　　其次，怎样才是适应良好，个体适应良好的标准是什么？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认为，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任务，能否完成该年龄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应良好的标准；也有研究者认为，个体没有滥用毒品、无反社会行为等明显的行为问题，便可认为是积极性适应。Luthar 等人则认为针对不同的情况应该有不同的标准[31].第一，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个体，其心理发展任务也不同。例如，幼儿对抚养人产生安全型依恋，即是良好适应的表现；而学龄期儿童学业成就则可成为个体是否适应良好的标准。第二，对适应状况的评价要与特定的情境联系起来。如，对于父母患有抑郁症的儿童，自身没有出现抑郁症便可视为是积极适应。第三，评价指标要考虑研究目的，目的不同，因素的作用和意义就可能不同，例如良好的同伴关系，在研究儿童精神病发病率时是保护性因素，但在研究受虐儿童时，就是积极适应的结果。

　　1.2.2 心理弹性的研究历程
　　
　　20 世纪上半叶之前，研究者们认为，压力与逆境只会对儿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并且这一结果是普遍而无差异的。1955 年，Werner E E.&Smith R S.对夏威夷 Kauai 岛的 200 名高危儿童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发现这些儿童即使处于父母存在严重心理问题、长期贫穷、生活不稳定等不利环境中，仍有 72 名个体发展良好[35];1974 年，儿童精神病学家 Anthony 以 24 名父母患有精神病的儿童为追踪对象，经过长期的追踪研究，发现 24 名儿童中，只有 8 人也出现了精神病，其他儿童则未受父母的严重影响而成长健康[34].以上研究及其他类似结果使研究者们认识到，个体即使遭遇了逆境与挫折，仍有可能发展良好，从而学术界逐渐意识到心理弹性的存在，并对心理弹性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Richardson 将心理弹性的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35].

　　第一阶段主要探索心理弹性的特质（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可称为现象描述阶段。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们主要对个体心理弹性的特质及支持系统对社会、个体成功的预测作用进行现象描述。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研究者们发现了一系列能够帮助人们走出逆境的个体优势、保护性因素，如自尊、自我效能感、支持系统等。

　　第二阶段主要关注心理弹性的作用机制（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提出了各种心理弹性理论。这一阶段的研究试图回答个体是怎样获得心理弹性这一特质的。在这一阶段，研究者将心理弹性看做是应对压力、逆境及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识别、建立并丰富个体的保护性因子。研究者们的研究重点从确定保护性因子转移到保护性因素是如何作用的问题上。

　　第三阶段的研究则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走向应用取向（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通过预防、干预、政策等手段，致力于帮助个体从困境中重新恢复过来或帮助个体更好的自我实现。如致力于防止和减少儿童危险行为、违法违纪及其他行为问题的西雅图社会发展工程（SeattleSocial Development Project）；适用于学龄期阶段，致力于提高贫困或其他社会弱势儿童能力的方案，如领先计划（Head Start）；2001 年“9.11”后，学者们提出从心理弹性的角度使国民及时从这一恐怖事件中恢复过来，国家弹性法案（the National Resilience Development Act of 2003,NRDA）即是针对该事件提出的制造保护和增进公众心理健康的法案[36].这一时期心理弹性的研究范围也逐渐从个体扩展到家庭、社区，从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弹性的研究，扩展到了对成人心理弹性的研究。

　　随着心理弹性研究的深入及生物神经科学的兴起，Masten 等人认为，心理弹性研究的第四“浪潮”将是生物及神经科学与个体行为适应发展相结合的研究，而第四浪潮研究热点，是针对儿童心理弹性的综合性研究，研究的焦点则是对心理弹性过程多层次、跨学科的分析[37].有学者指出，可以探索个体的心理弹性的生物神经学基础，进而通过开发药物来改善个体应对压力的能力[38].

　　1.2.3 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
　　
　　自心理弹性被研究以来，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便是心理弹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研究者认为，心理弹性的作用过程即是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的交互作用，由此可见二者在心理弹性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危险性因素，是指阻碍个体正常发展，使个体更易受到伤害而得到不良发展结果的生物的、心理的、认知的或环境方面的因素[39].这些危险性因素可能来自个人、家庭、学校、社区或社会。

　　危险性因素可以是单一的危险事件（受虐待、父母离异等），也可以是个体所处的慢性的或急性的不利环境（长期处于贫穷的生活状态、父母患有精神病等）。对于青少年阶段的个体而言，家庭与学校是个体的两大生活环境，许多危险性因素便潜藏在这两大环境中。当前研究者们主要关注以下三类危险性因素对青少年的危害：不当的父母监管、家庭冲突及低水平的学校承诺[40].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家庭没有明确的界限和充分的监督，个体出现问题行为及学业失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严重的家庭冲突则会导致孩子违纪、学业成绩下降甚至犯罪；低水平的学校承诺表现为个体忽略自己的学生角色，认为去学校或学习不再是自己的责任，这将导致个体的学业失败、违纪行为、反社会行为或犯罪等[40].

　　然而，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例如，父母对孩子的监督是必须的，而过度的监管便可能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危险性因素，尤其是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过度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甚至忽略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其他问题，就容易使孩子体验到糟糕的情绪，于是，对孩子成绩的过度关注便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危险性因素。同时，危险性因素也不一定必然导致个体的不良发展，但是它会增加个体不良发展的可能性。

　　所谓保护性因素，是指那些能够促使个体更好地应对负性生活事件，从不利处境中走出来，增加个体适应良好可能性的个人或环境因素。在心理弹性研究早期，研究者们的研究焦点即是确定哪些因素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逆境。

　　Mandelco & Peery 将保护性因素分为个体内部因素和个体外部因素[41].个体内部因素分为生物因素与心理因素。生物因素主要包括健康状况、遗传倾向性、气质、性别，这四种生物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例如，一些遗传疾病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心理因素主要包括认知能力（智力和认知风格）、应对能力、积极的人格特征（高自尊、自我意识、内控观、动机、好奇心）及内控观。研究发现，积极的自尊、自信及自我效能都是心理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体外部因素分为家庭内部因素与家庭外部因素。家庭内部环境主要包括家庭环境（家庭空间、兄弟姐妹间隔年龄等）、父母养育方式、特殊的家庭成员（通常能够给予个体及时的关注）。家庭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某些家庭外的成人（青年指导人员、教师等）、同伴、社区资源（社会服务机构、学前课程等）、学校等。

　　保护性因素很少单独起作用，一种保护性因素通常会引发其他保护性因素的出现。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具有积极的人格特征，那么，他会很容易吸引到较多的同伴，并容易与同伴建立亲密关系。

　　这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是非常有利的。

　　1.2.4 心理弹性的作用机制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对心理弹性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发现，保护性因素的存在并不一定使得个体发展良好；一些个体，在一种不利情境中适应良好，而在另一种不利情境中则会出现适应不良。针对这些问题，研究者们对心理弹性的研究逐渐从确定保护性因子转移到了心理弹性如何作用的问题上。

　　Masten 等人最早对心理弹性的作用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三个抵抗压力的模型：补偿模型、挑战模型及保护因素模型[42].在补偿模型中，当个体面对逆境时，保护性因素不直接与危险性因素起作用，而是直接和结果发生作用，由个人的力量去抵消或补偿危险因素对个体的影响；在挑战模型中，危险性因素并不完全起消极作用，它们作为激发个体能力的潜在因子，能够提高个体面对困境，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该模型中，应对能力与应激的关系呈抛物线状；在保护因素模型中，个体的积极品质或保护性因素在危险因素与良好适应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当面对危险因素时，有个体积极品质或保护性因素存在，危险因素对个体的伤害就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加。

　　Rutter 于 1990 年对以往的经验性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以下四种心理弹性发展的作用机制[32].第一，减少危险性因素的影响，通过改变个体对危险因素的认知，减少或避免与危险性因素接触来实现。例如，可以让个体在危险性较低的环境中应对逆境，他在以后类似的高危险性环境中就会比较好的应对；第二，减少（长期的）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消极连锁反应。例如，留守儿童虽然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自己身边，但其临时监护人对他照顾周到，个体的发展便不受较大的影响；第三，可以通过提高自尊和自我效能进而提高保护性因素对个体的作用；第四，为个体获取资源或完成生命中的重要转折期提供机会。

　　Masten & Rutter 的理论模型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可，但是他们的模型都没有明确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的交互作用是如何发生的，在他们之后，研究者们构建了更为清晰的结构模型，以期揭示心理弹性作用机制的本质。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结构模型有以下五种：

　　（1）人际情境影响模型该模型由 Connell & Spencer 于 1994 年提出[43],该模型至少融合了三种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视角：动机与自我系统理论、自我和文化生态理论及发展危机研究。该模型认为，在特定文化环境中，个体可以塑造关于自我的信念，这些信念可以导至不同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以导至积极或消极的结果，而个体的行动也会对个体所处的情境造成影响。（见图 1-1）（2）系统模型系统模型由 Mandelco & Peery 于 2000 年提出[41].该模型认为，个体的保护性因素分为个体内部因素（生物因素与心理因素）和个体外部因素（家庭内因素与家庭外因素）。个体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对心理弹性而言都是必要的。对于个体而言，一种保护性因素可以补偿另一种个体不足或不存在的保护性因素，两类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个体表现出心理弹性，进而达到与环境的平衡。（3）社会建构模型社会建构模型由 Ungar M.基于对 46 名经历过高危环境的儿童的研究于 2001 年提出[44].该模型认为，高危青少年行为的动力是被接纳的需要和自主的需要。个体的生活环境能够过滤或限制一些阻止个体形成健康的自我建构的因素。个体如果受到环境的积极影响，便会采取积极的自我建构措施，在高危环境中形成弹性的自我建构并保持心理健康；反之，若个体受到环境的消极影响，便会采取消极的自我建构措施，并形成脆弱的自我建构。个体的自我建构是其心理健康及弹性表现的关键因素。（4）过程模型过程模型由 Richardson 于 2002 年提出[35].Richardson 认为心理弹性即是个体适应了自身当下的生活状态，是个体身体、心理、精神三方面达到动态平衡的状态。当个体遇到危机时，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打破个体原有的平衡状态，个体为了维持身心的平衡状态，就会调动各种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对抗。在与危险性因素的对抗中，个体的身心及精神会重新整合，整合结果有四种：第一称为弹性重组，即个体达到了比经历逆境前更高水平的平衡状态，心理弹性得到了提高；第二种称为回归性重组，即个体经历逆境后重新回到原有水平的平衡状态；第三种称为缺失性重组，即个体经历逆境后重新建立了比原有水平更低的平衡状态，这一平衡状态可能以放弃原有的生活希望及动力等为代价；第四种称为机能障碍重组，即个体经历逆境后出现了身心失衡状态，个体可能会采取破坏行为或物质滥用等消极手段来应对生活逆境。（5）动态模型动态模型由加州的一些科研机构的心理学家于 2003 年提出。该模型认为，心理弹性是青少年天生就具备一种的潜能。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安全、爱、归属、尊重、掌控、挑战、能力等心理需要，而来自社会、家庭、学校、及同伴团体等的保护性因素是满足这些需要的来源，这些保护性因素包括亲密关系、高期望值及积极参与等。如果个体的需要通过这些外部资源得到了满足，个体便会发展起合作、移情、问题解决能力、自我效能、自我意识等个人特征，这些个人特征构成的内部资源会在个体面临危险时起到保护作用，使得青少年能够适应良好。随着心理弹性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发现个体面对不同的危机时，其心理弹性的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因而，目前对心理弹性作用机制的研究通常是基于某一具体危机进行探索的。

　　1.3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综述
　　
　　1.3.1 主观幸福感的定义
　　
　　心理学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well-bing ,subjective well-bing ,happiness 都可译为主观幸福感，而目前使用最普遍是 subjective well-being ,因此主观幸福感也简称为 SWB.简单的说，主观幸福感就是个体对自己生活认知上和情感上的主观评价[46],而目前学术界基本采用Diener E.1984 年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即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47].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和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是反映某一社会中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学参数。

　　1.3.2 主观幸福感的结构与特点
　　
　　在主观幸福感研究初期，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情感体验，因此只包含情感维度，即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并且二者分属情感维度的两端。20 世纪 60 年代，Bradburn 研究发现，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并不是情感纬度的两端，而是分别独立的成分，即个体体验到的正性情感较多并不代表其体验到的负性情感就会少。20 世纪 70 年代，Andrews & Withey 又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即生活满意度[48].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两个成分，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

　　认知成分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包括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度等具体的生活满意度和一般生活满意度。情感成分是个体生活中的情感体验，主要包括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

　　主观幸福感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第一，主观性。个体对自身主观幸福感的评定主要根据自己设定的目标，而个体的情感体验也是主观的。第二，整体性。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三个方面，反映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综合性评价。第三，相对稳定性。个体的情感体验固然会随不同生活事件的发生而有所改变，但一时的情感体验并不能维持长久的幸福感，因此，短时间内主观幸福感虽然有所变化，但它不随时间或环境的一般性变化而出现大的浮动，即主观幸福感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

　　1.3.3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为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包括人格、自尊、自我效能感等；客观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文化背景、家庭环境、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等。

　　（1）人格Diener 在总结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时指出，人格是预测主观幸福感最可靠、最有效的预测指标之一[49].以艾森克人格问卷（EPQ）为研究工具的研究发现，神经质与外倾性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Frances 等人对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的大学生进行的跨国研究表明，EPQ 分数与主观幸福感得分的相关模式具有跨国的一致性，幸福感与外倾性的相关介于 0.41 到 0.49之间，与神经质的相关介于-0.39 至-0.57 之间。研究者就此认为多血质的气质类型最易获得幸福感，即稳定的情绪变化与外倾性的人格更容易获得幸福[50].陈灿锐等人通过元分析发现，内外倾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而神经质、精神质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且主观幸福感与三个人格相关的失安全系数非常大，表明人格的三因素与幸福感的相关系数非常稳定[51].张兴贵等人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发现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是正性情感与生活满意度稳定而有力的预测指标；而神经质是负性情感的预测指标[52].另外，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还受到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通过人际和谐获得主观幸福感，而个人主义文化下，个体通过自尊获得主观幸福感。

　　（2）自尊很多研究表明，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存在密切的关系。Gilman 发现青少年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与总体自尊中度相关；而我国学者党峥峥对我国农村中学生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果[53];魏祝颖对我国大学生的研究也表明，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呈显着正相关[54].Furnham 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自尊是预测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一个有力因素。Staats 等人则发现，自尊对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与快乐感做出了贡献[55]生活的掌控力比较强，所以更容易体验到较强的幸福感。而 Diener 的跨文化研究则发现，在个人主义环境中，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比较高，而在集体主义环境下，二者的关系却没有那么密切，由此可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也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

　　（3）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一行为目标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个体的自我感受[56].自我效能感可分为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具体自我效能感；一般自我效能感指个体面临新环境、新任务时一种总体的自信心，而具体自我效能感则表示个体在具体的某一方面的效能感。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容易实现目标，从而获得成功。研究发现，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其往往将成功的事件归因于自己的努力，而将失败的事件归因于外部环境，这样的归因方式能够使个体在成功的时候体验更多的正性情感，而在失败的时候体验更少的负性情感。魏祝颖的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着正相关[54],于鹏等人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其主观幸福感高于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的大学生[57].窦凯等人探索了情绪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以显着预测生活满意度及正性情感[58].由此可见，自我效能感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

　　（4）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指在个体遇到困难、遭遇逆境时，能够为个体提供帮助的潜在资源。社会支持可以分为很多种，如来自家庭的支持、来自学校的支持、来自同伴的支持等，但我们一般将社会支持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与支持的利用度三个方面。当个体遭遇逆境时，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的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可以帮助个体更快地走出逆境，从而减少负性情绪的体验。池丽萍的研究发现，人际支持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生活满意度）及情感成分（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均有影响，而支持的利用度则只对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有影响[59];严标宾的研究发现，家庭的具体支持和朋友的情感支持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总体主观幸福感，而家庭的各种协助及生活中其他人的情感支持则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同时家庭及其他人的情感支持可以提高个体的正性情感[60].

　　胡心怡等人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着相关，并且，社会支持能够显着预测留守儿童的幸福感水平[61].由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知，社会支持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如果要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加强对其的社会支持将是一个重要途径。

　　（5）人口统计学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是研究者最早关注的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已有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受人口学变量的影响较小。一些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没有差异；而另一些研究则显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存在较小的性别差异[49];我国学者姚娇娇等人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中学生其主观幸福感存在显着差异[62];胡芳等人的研究显示，性别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大部分维度；喻永婷对我国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性别可以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水平[63].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也存在不同的研究结果，Diener 的跨文化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正性情感略有下降，而生活满意度呈微弱上升趋势；也有研究发现，年龄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 U 型关系[64];也有学者认为，年龄的增长伴随着成长和价值观形成期等重要时期，因此在考察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要尽量排出这类信息的作用，这使得判断年龄是否成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变得比较困难。

　　关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Diener 指出，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富裕国家，富人的幸福感只是稍微高于穷人，而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的居民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居民的幸福感要高于非发达国家的居民；当个人收入不能满足个体的基本需求时，贫穷将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当个人收入满足个体的基本需求后，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便容易受到个体对物质的欲望的调节[49].婚姻状况同样会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表明，已婚个体要比从未结婚的个体体验到更多的幸福，已婚男性比已婚女性体验到更多的正性情感，但二者在生活满意度方面无显着差异[49].

　　（6）家庭环境家庭环境包括亲子关系、父母间的关系、父母养育方式等。家庭环境作为与个体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环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容忽视。李思霓等人研究发现，在亲子关系中，影响父母与孩子两代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家庭和谐、情感支持需要及对同伴交往的态度，对同伴交往的态度采取引导措施的孩子要比父母采取干涉措施的孩子具有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65];陈亮等人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父母与子女的联系状况及抚养人与留守儿童的关系都与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着相关[66].喻永婷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父母关系可以显着预测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及负性情感；王香美对初中生的研究显示，父母养育方式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父母养育方式对男生主观幸福感的预测量达到了 29.5%,而对女生主观幸福感的预测量则达到了 36.6%,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能显着提高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

　　（7）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身处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不同因素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同的。许多跨文化研究显示，不同国家的平均主观幸福感存在显着差异，而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的主观幸福感也存在差异。例如，对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而言，自尊是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而对于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而言，人际和谐才是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在个人主义文化较强的国家，自我满意感和个人自由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要高于个人主义文化较弱的国家；在个人主义国家，对生活满意的个体往往会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感，而在集体主义国家中，对生活满意的个体却常常有较消极的情感体验[67].

　　1.3.4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自积极心理学兴起以来，主观幸福感就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者们所青睐，但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多集中在幸福感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上。随着主观幸福感的基础研究的丰富，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主观幸福感的干预研究。

　　Fordyce 是最早对主观幸福感进行干预的研究者，他采用花时间进行社交、着眼于现在、进行积极思考等技术来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效果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68].Lyubomirsky 等人提出了持续幸福模型，在该模型中，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三个，即设定点、生活环境和意向性活动。设定点由遗传决定，生活环境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及生活状况。研究者认为，最有可能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意向性活动，这些活动可以是行为的也可以是认知的或意志的[69].行为上的意向性活动，如要求被试练习做好事，能够明显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认知上的意向性活动，如感恩、重新体验愉快的记忆等，能够明显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意志的意向性活动，如要求被试帮助他人达成个人目标，结果显示，目标达成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增加，但设定的目标要适合被试的兴趣和价值观[68].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当前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开始关注主观幸福感的脑机制。

　　Kahneman 等人总结出在主观幸福感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四类效用：即时效用、回忆效用、抉择效用、预期效用[70].所谓即时效用，指个体时时刻刻都在对不断发生的知觉体验进行着评价，并根据这些评价调节自身的行为。即时效用是在一个由好与坏两种幸福体验维度组成的空间内变动。研究表明，即时效用的神经基础与额叶--边缘系统回路、前额叶、杏仁核等有密切关系；所谓回忆效用，指个体对其自身对某段时间内的幸福体验通过回忆给出单一而稳定的评价结果。回忆效用与个体包含情绪体验的自传体回忆密切相关。研究发现，个体包含情绪体验的自传体回忆是其做出幸福感评价的重要信息来源，其神经基础是通过杏仁核、海马和前额叶皮层内的多巴胺 D1、β-去甲肾上腺素和类胆碱感受器对该提取进行调节[70].所谓抉择效用，指人们得出回忆效用后，人们再由此对不同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进行权重分析，从而影响其日后的行为举措。抉择效用的神经基础与内侧额叶皮层及扣带前回皮层密切相关。所谓预期效用，指个体是否对不同行为导致的结果进行正确预期决定了其未来的幸福感水平[70].预期效用的神经基础与位于啄部前扣带回、背外侧前额叶、眶额皮层、杏仁核等区域的多巴胺系统的安慰剂效用有密切关系。

　　Diener 通过总结主观幸福感的新进展，指出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方面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因此，探索不同方面的作用机制及三者的共同部分将是主观幸福感研究的重要任务；另外，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需要更多元化的、纵向的研究方法[71].

　　1.4 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综述
　　
　　1.4.1 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的关系
　　
　　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关系密切，心理弹性是个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促进个体良好发展的品质。关于单独讨论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关系的研究并不多，但是已有研究表明，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呈显着负相关。邓多林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呈显着负相关[72];李鹏对初中生进行的研究及王瑶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的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呈显着负相关[73-74];王瑶的研究表明，心理弹性与生活事件除在总体上呈显着负相关外，心理弹性与生活事件中的人际关系、受惩罚及其他三个维度也呈显着负相关[74].也有研究显示，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呈正相关。李婷的研究显示，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之间呈较弱的正相关，并且生活事件通过应对方式对心理弹性起作用[75].

　　1.4.2 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生活事件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讲，任何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不外乎三种：使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升高，保持平衡或降低。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大的影响作用，这一结论在对成人的研究中已经得到验证。国外一项长达二十年的纵向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不良影响[76].我国对于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探索多是基于青少年的研究。

　　王极盛等人的研究显示，初中生的总体主观幸福感与生活事件总分呈显着负相关，其中不喜欢上学、与老师关系紧张能较好地预测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10];王香美的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会大大降低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生活事件个维度中，学习压力对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最大[76].党峥峥对农村中学生的研究表明，生活事件及各因子与主观幸福感呈显着负相关，生活事件不仅直接对主观幸福感起作用，还可以通过自尊影响主观幸福感[53].

　　苏志强等人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发现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着负相关，生活事件不仅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而且通过公证世界信念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77].

　　周翠金的研究显示，生活事件能够显着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同的生活事件可以预测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方面[12].周末等人的研究显示，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主要生活事件可以分别解释其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 14.8%,13.9%,8.4%和 30%的变异量[78].甘雄等人对大学生的研究显示，受人歧视或错怪、考试失败或不理想、不喜欢上学和家庭施加学习压力四项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显着负相关，其中家庭施加学习压力能够显着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罗伟等人对大学生的研究显示，生活事件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及正性情感呈显着负相关，与个体的消极情感呈显着正相关，生活事件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起作用[79].

　　傅俏俏等人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显示，压力性生活事件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及正性情感呈显着负相关，与个体的消极情感呈显着正相关；压力性生活事件可以通过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80].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知，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生活事件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另外，生活事件也可以通过自尊、应对方式、公证世界信念等因素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1.4.3 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关于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崔红霞以北京 37 家企业员工位研究对象，探索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二者存在显着正相关[81].段婷等人以正在集训的武警新兵为被试，发现心理弹性各维度与生活满意度及正性情感呈显着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呈显着负相关；心理弹性各维度能够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与正性情感；心理弹性能够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影响主观幸福感[82].李义安、蒋玉涵等人的研究显示，高中生的心理弹性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呈显着正相关，且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着预测作用[83-84].宋广文等人的研究表明，对于有留守经历的中学生而言，其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显着相关；心理弹性及情绪控制、目标专注两维度能够显着预测有留守经历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11].

　　对以上文献进行总结，可知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但心理弹性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却可能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心理弹性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应对方式等变量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方面。

　　1.5 问题提出
　　
　　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随我国经济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一个特殊群体，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亦或是社会媒体，都给予了留守儿童较多的关注。很多研究表明，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不佳，心理健康状况堪忧，行为问题突出。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留守儿童群体会比普通儿童经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7],过多的负性生活事件使很多留守儿童适应不良，从而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及行为问题。然而，在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群体中，并非所有的儿童都存在适应不良问题，很多留守儿童即使经历了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仍能适应良好，这便是心理弹性良好的表现。对于处境不利的留守儿童而言，心理弹性的良好发展是帮助留守儿童走出逆境的必要条件。留守儿童的良好社会适应指标可以用主观幸福感来衡量，同样经历了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心理弹性良好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可能就比较强，而心理弹性发展较差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可能就低。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着影响[53],而心理弹性能否作为一个中介因素，使生活事件通过心理弹性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作用， 从而降低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则是本研究要深入探索的问题。

　　纵观以往研究，最早对心理弹性的关注便开始于研究者对个体遭遇应激性生活事件后的适应问题的探究，可以说，心理弹性与生活事件紧紧相连，而主观幸福感则反映个体是否适应良好，是判定留守儿童群体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是否仍然适应良好的指标。但是目前关于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研究尚且没有，本研究则以初中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探索留守儿童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三者间的关系。该研究在补充留守儿童相关研究的同时，也将为社会机构、政府部分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及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依据。

　　留守儿童因为缺少父母一方或双方不能长期陪伴，他们可能会面对更多的生活事件。研究显示，在不利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儿童，只有三分之一会发展良好，也就是说，大部分在不利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留守儿童，其心理弹性发展相对较差，因而，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相对较低。但在留守儿童中，父母如果与孩子联系频繁并经常见面，孩子会体会到更多的家庭支持，并提高自己的心理弹性水平，则这部分留守儿童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将高于父母与其联系、团聚较少的留守儿童。研究显示，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具有相关关系，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着负向预测作用，但是，在留守儿童群体中，情况是否如此，则有待研究。依据情绪 ABC 理论，我们可以推测，生活事件并不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体验，而是通过应对事件时的策略（目标专注）、对事件的认知（积极认知）、对自己消极情绪的控制（情绪控制）等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体验；基于以上理由，本研究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 1:留守、非留守儿童的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状况存在显着差异；假设 2:留守类型不同、与父母联系、团聚频率不同的留守儿童，其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存在显着差异；假设 3: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三者两两相关，且生活事件对心理弹性及主观幸福感具有显着预测作用；假设 4:心理弹性在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