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心和慈善教育的思想探源

　　第二章 慈善心和慈善教育的思想探源。

　　2.1 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慈善心和慈善教育的论述。

　　2.1.1 慈善的释义及其源流。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慈”与“善”两个词最初是分开使用的。“慈”的含义比较丰富，大致分为四种。第一层意思是将“慈”直接表述为“爱”的意思，如西汉刘向的《新术？道术》中说的“恻隐怜人谓之慈”,即见到别人遭遇不幸时心中有不忍之意，这就是仁慈之心唐朝训诂雪茄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中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有曰：“慈谓爱之深也”,即慈善者的仁爱发自内心，他的恩泽遍布于万物，慈是爱的最深层次。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到：“慈，爱也。”也表达的是慈和爱的含义是相同的。第二层意思是描述为长辈对晚辈的爱。如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中说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就是用慈祥母亲手里拿着针线为远游的孩子赶制新衣的情景，歌颂母亲对孩子的慈爱的骨肉之情。春秋时期的国别史《国语？吴》中的“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管子？形式解》中的“慈者，父母之高行也”;《疏引·服虔》中的“上下爱曰慈”;都是把长辈对晚辈的爱成为慈。第三层意思是子女对长辈的敬爱。

　　如《国语》所说的“为义好学，慈孝父母”;《庄子？渔父》中的“事亲则笑称”等等，都是要求子女做人要正义好学，孝敬父母。第四层含义是“慈”从家庭延伸到社会。如佛家经卷中颂扬的“慈悲”、“慈恩”、“慈航”、“慈天”等字眼。这些对于“慈”字的成熟，反映出古人质朴的博爱之情，不仅引申出子女尊重孝顺父母的内涵，又将其由狭义的父母之爱扩展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把“慈”和人性联系起来。

　　古代文化对“善”的解释比较明确，“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的意思，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恶”.许慎在《说文》中曾有这样的解释：“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义美同意。篆文从言从羊，隶书省作善，二言有相善，君子之言吉，其嘉祥谓善”.孔子亦云：“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后来，善被引申为友好亲善，品行高尚的意思。从孔子说的“与人为善，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从这句更能体会到善的伦理道德价值所在。后人也因此将节操高尚、乐于助人的人称为善人或善士。《论语？述而》则认为，“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就是要选择别人善的方面向他学习，对照他不善的方面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些典籍中的语句都表面，中国古代社会已经开始用“善”的标准衡量人的行为举止，高尚的品行逐步成为“善”字的重要内涵，善行则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高尚行为的表现。

　　古代先贤通过对“慈”、“善”二字内涵的分别理解，又发展到统一的认识，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飞跃。到南北朝时期，“慈”和“善”常常并列使用。两字的含义逐渐合一，包含了博爱为慈、乐举为善的含义。慈与善虽有一定区别，但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两者的字义渐趋相近，均包含仁慈、善良、富有同情心的意思。《北史》中称崔光“宽和慈善，下忤于物，进退沈浮，自得而已”.据史料记载，这可能是“慈善”二字合成使用的最早记录。中国古代先哲认为，慈善是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的善举，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慈善是仁德和善行的统一。古人把作为人性理性认识的“慈”字与“善”字联合使用，不仅提升了人们的人性仁爱理念，而且逐步转化为中华民族约定俗称的道德规范，使得中国古代慈善文明得以发芽。①再结合其他历史资料，大致可以断定：慈善关爱、怜悯他人的道德规范或观念，自先秦出现以来，中经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受儒、释、道等多元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一些地区已浸润人心，并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善行之指导。从上述对“慈善”一词的语源、释义分析，可见中国传统慈善的源远流长及内涵丰富的文化底蕴。慈善关爱的道德观念自先秦出现后，从汉唐绵延于现代，彰显出中国古代极其深厚的以慈行善的大片的民风。

　　2.1.2 慈善心与慈善教育。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宣扬乐善好施、帮困济贫、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的思想并视为美德，形成独具特色的慈善文化。据文献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立了专门官职来施予惠政，救济贫病之民。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的慈善思想也源远流长，儒家、道家、佛教典籍里都有关于慈善的论述。各流派虽然在表述上不尽相同，然而义理相近，都蕴含着救人济世、福利众民的人道理念和道德准则，这才促成了中国民众乐善好施风习的形成。

　　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商时期，那是各部落酋长已经初步具有了“民为邦本”的思想观念。春秋战国时期是民本思想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各家各派的思想家们尽管政见不同，学说不同，但是都重视对民的研究，强调民的作用和地位。例如《左传》中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孟子》中说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等。基于这种民本思想，统治者都十分强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并以此为兴邦之道，最着名的的则是春秋早期的管仲。

　　管仲积极开衫慈善救济事业，并认为这与国家的治理振兴有直接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称霸诸侯的国家大都实行了类似政策。虽然这时期的慈善救济事业尚未作为制度和政策固定下来，带有临时性的性质，但是也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到了春秋战国，儒家思想形成于此事情，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主流文化之一。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讲求由仁而趋善，因此，儒家文化的慈善观就是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的。③孔子主张“养民也惠”,就是要求统治者施行惠民政策。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把“仁”和“义”当做基本的政治范畴和道德规范。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善性，只是这种善性是作为善端存在于人的心中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他认为“恻隐之心”就是仁，是仁之根本。而这种恻隐之心，指的就是人类情感中的同情心、怜悯心和爱心。

　　从孔子到孟子，儒家思想内涵的慈善理论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而民间社会由于这种仁爱慈善观衍生出尊老爱幼、孝慈为怀、邻里相帮、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进而在整个民族形成了一种个人乐于向社会奉献的精神，在一定历史时期，出现了不胜枚举的慈善家群体和慈善活动。

　　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由于战乱，动荡不安的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对人生失望的情绪使得人们寻求精神寄托和安慰的渴望随之而生。佛教因其独特的教义，迎合了人们的需求，因为日益流传。佛教的教义极为复杂，内容十分丰富，其中的因果报应学说与慈悲观念构成慈善事业的动力机制。因果报应学说是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它的基本原理是佛教伦理的“因果律”,也就是认为万事万物都受因果法则的支配，由人们自身行为和支配行为的意志决定，善因产生善果，恶因产生恶果。佛教因果报应学说的道德约束力，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因此产生怵惕之心，不断警省，去恶从善。《大智度论》中说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

　　慈悲精神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佛教道德是以利他平等为中心的。这种利他主义价值观，在佛教中被称为慈悲心。慈心是希望他人得到快乐，慈行是帮助他人得到快乐。悲心是希望他人解除痛苦，悲行是帮助他人解除痛苦。这种利他主义道德观的具体实践就是布施。布施一般分为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布施额行为完全出自于怜悯心、同情心和慈悲心，不带有任何的功利性，是一种利他的行为。

　　道教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脉，其中也不乏劝善去恶的内容。《老子》中就有“施恩布德，世代昌荣”;“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行，呼之应声”等等。③而道教内容的传播，得益于善书的流传。善书指的是宣扬伦理道德，以劝人为善为宗旨的民间通俗书籍。善书的内容包括了儒、佛、道三教，以道教思想为主体。宋代的《太上感应篇》则是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着名善书。与行善积德的思想相对应，善书倡导的是以仁爱恻隐之心利物济人的慈善行为。它劝导人们要“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以此积累功德，以获善报。

　　学生有了慈善心，如何把这种向善的心转化为慈善实践，这就需要从各方面对学生开展慈善教育，这其中，就需要通过情感道德教育这根纽带。任何一个慈善行为的主体都是由于产生了一定的情感，才会引发他的慈善行为。所以爱与恨的情感是引发慈善行为的基础。道德行为多是由情感来驱动的，没有情感的驱动，就没有道德行为的产生。因此，重视学生的情感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