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高中不分年级制产生的背景和理论基础

　　第一章 芬兰高中不分年级制产生的背景和理论基础。

　　一、芬兰高中不分年级制的产生背景。

　　（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芬兰在 20 世纪的近三十年经历了一个基础经济和文化转变的时期。直到 20 世纪 60年代，芬兰还是农业社会，芬兰1950年的经济结构几乎相当于瑞典1910年的经济结构。

　　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芬兰的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其经济产品的主要要素是机械、工程和林木业。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标志着芬兰生产、贸易和研究的专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开始，新型的知识经济恰逢芬兰对资金流动的放松管制和经济的开放。芬兰学者罗蒂（Routti）和安蒂拉（Yl‐Anttila）（2006）如此描述这种转变：几乎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像芬兰这样如此迅速和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变，由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工业结构转变为更高级的知识型经济结构，而向知识型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显着提高了国内知识的更新换代，不断增长的经济状况使得社会需要拥有更加复杂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才。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经济继续繁荣，借由经济的快速发展，芬兰逐步形成了高福利的社会体制。但是在随后的 90 年代芬兰却遭遇了经济大萧条，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后，芬兰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渗透到芬兰的经济理念中，福利社会也开始转变为竞争的社会。在这场变革中，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体，他们所拥有的富有的资产足够承担个人主义的口味和利己主义的态度。因此，中产阶级所代表的个人主义倾向的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同时，随着芬兰在经济领域完成了向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变，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后工业劳动力市场呼吁个体的选择机会，传统的教育方式被指责在面对新的差异化口味和新的文化的要求时缺乏弹性，因此教育的理念由以前比较重视平等机会 开始向重视个人选择和发展转变。显然，千人一面的班级授课制和年级制教育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对于个体个性化的要求。

　　（二）政治形式的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行政权力的弱化成为全球共同的主题。①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其所倡导的自由选择、问责制、消费者赋权以及效能等话语逐渐在社会占据主导权。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独断专权的时代开始宣告终结，转而成为各个团体共同协商来做出最终的决定。芬兰也在这次国际大趋势中受到了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芬兰的政治格局发生了转变，从而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又一轮新的变革，教育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1987 年，以社会民主党和中间党形成的左翼联盟破裂，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右翼政党获得多数票，并建立了右翼--左翼联盟内阁（right‐leftcoalitioncabinet）。①右翼政党主张自由主义，因此，新自由主义得以在芬兰进一步的渗透，因此倡导民主化和权力中心化的福利社会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场权力大转移的过程中，教育部的权力也转换到右翼政党手中，1995 年接任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这样论述到：②"我认为当前社会的形势是，福利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国家层面上对每一项事宜做出决策已经不可行，也就是说，‘计划’的信念已经坍塌。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观念在芬兰日益增强。当地方管理者获得行为自由时，他们有能力自行做出决策。另外，在文化层面，追求一致的统一文化被打破。芬兰以往是一个对一致性有着不寻常的追求的国家，因此，不难理解乌茨约基（Utsjoki,拉普兰的一个荒凉小镇）的一所综合学校和赫尔辛基（芬兰首都）的一所综合学校可以按照相同的课程开展教学。然而，这种现象即将成为历史".权力下放使得统一决策的时代结束，个性化得以宣扬，教育的改革也成为必然。

　　（三）芬兰教育公平观念的转变。

　　芬兰教育公平观的转变是芬兰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变革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在教育的不同发展阶段，"平等"的社会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概念。二战后，建国者想要保证一个国家均等的水平，因此，二战后的政治家把普通学校视为福利机构，追求高度一致性的"平等".而在后工业社会中，"平等"却被视为一种个人机会的自由。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属于二战结束时期，芬兰刚刚脱离苏联的控制而独立，芬兰国内百废待兴，各方面都非常落后，这也使得芬兰人都为了建设富强的国家而去共同的努力。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芬兰开始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这时期在具备了充足的经济基础后，芬兰人想要继续延续先前的理想，构建一个共同的理想社会，即后来的福利社会。因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综合学校改革是在福利社会的支持下进行的，改革遵循的理念就是教育机会均等思想，它意味着一种严格统一和全面的教育，学校被看成是社会公正的一个工具，教育被视作是全社会的，应该给所有年轻人提供一个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而国家作为这种平等机会的提供者的角色被视为占据着关重要的地位。在教育机会均等理念的支持下，掌权的偏左党派开展了综合学校改革，争取为所有学生提供相同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1963 年，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综合学校改革的议案，根据这个议案，芬兰建立一个9年的义务教育系统，并决定改革首先在偏远的乡村地区实行，以弥补芬兰人口稀少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遭受多年的教育劣势。在 1964~1967 年实施综合学校改革期间，关于私立学校的国有化的争论非常的激烈。每当市民早上醒来，就会看到关于学校的争论出现在日报和大量的会议上，关于综合学校系统的法律直到 1967 年才被一致的接受。虽然关于私立学校和学生分流的争论会继续进行下去，但是通过 9 年一贯制的综合学校改革实现的教育机会均等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20 世纪 70 年代是"计划社会"的高峰期，在北欧国家，公共部门变得越来越中心化，整个芬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高度一致的十年，社会公正是最受认可的一个目标，国家建立了国民健康保险体系、全面的养老金体系和全面的失业津贴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全面的教育被作为福利系统的一个部分，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就毫无疑问成为福利国家的宗旨。

　　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种观念和发展趋势伴随着经济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开始发生了转变。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下迅速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对于所有欧洲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他们已经开始感觉生活在一种高度控制的计划社会里没有必要，甚至使人感到厌烦。芬兰在 1986 年发表了一篇管理权下放的报告。报告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但是却用了与新自由主义非常相似的修辞和说法。改变芬兰教育的第一个新的代理人或许就是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OECD），它坚持追求可适用于学校系统的结构调整。为此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OECD）的专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调查了芬兰学校，并建议改变可以使学校教育更加符合企业部门的需求。该原则意味着，在课程水平上要求更加个性化的课程，在组织水平上要求对社会工业部门更加开放的学校组织。

　　实业家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决定进行学校改革，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小册子，其中的议程可以归结如下：

　　新公共管理制度的原则会应用到学校系统。学校运营的决定和责任从国家教育委员会转移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学校会要求学校的成本效益，根据其效益来决定资源的提供，从而使得学校之间彼此竞争。这样作为奢侈的公用部门典型代表的学校就不会浪费纳税人的钱。

　　每个学校可以在某方面做到最好，自由竞争会保证教育的质量。私立学校的校长们都开始关注和培养学校的竞争精神，学校的运营开始受到公众的监督。

　　通过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引进学校工作的方式来转变教学方式。教师指导将由学生自主学习和启发式教学代替。 创业技能会成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与经济有关的学科的地位也会得到提升，例如数学和科学。

　　这样，实业家实际上又重新定义了"平等"的概念，现在的"平等"意味着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的机会去实现他们的能力和愿望。根据实业家的想法，最初"平等"的理念被误认为是平等的学习结果。而现在教育上对"平等"的意义理解是使有天赋和学习进度快的学生不会被学习进程慢的学生所拖累。由此为了提高芬兰人在全球经济的竞争力，要考虑重新引进学生分流的模式。

　　普通学校作为福利社会的宗旨这一理念受到质疑，取而代之的是，普通学校被视为国家经济的宗旨。教育被定义为"人力资本",即对生产的投资，并可以转化为经济利润。教育的话语主导权由此发生了转变，从对教育自身的反思转变到对经济方面的考虑。

　　产业者将他们的商业术语引进到学校领域，教育成为了产品，教师成为了有责任的生产者，而家长则成为了顾客。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术语和理念很快被学校管理所采纳，教育部在 1990 年为学校制订了未来几年的政治议程，自从 1997 年芬兰被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盟所统治，政治联盟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理念被反应在议程里。但是，由于受到教育机会均等时期的残余思想的影响，文件里还包含了一个将综合学校系统延伸到 16 年以上的建议，其他的建议就是关于放松管制、家长的选择权和教育系统的私有化的。另外，在扞卫国会议程时，右派还提出教育要根据个人的天赋来发展个性化权力。然而，关于两个公平观念的争论还在继续。在争论中，两个关于公平的概念相互抵制，福利社会阵营倾向于"教育机会均等",而市场理念又坚持"个人机会".显然，在这场争论中，坚持"个人机会"的市场理念占了上风，1999 年的法律条文就包含了个体学校问责制，以及学校向家长提供运营信息的责任。除此之外，还强调把学校当作教育市场来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有自身权利的组织。教育平等新意义的实施结果是，芬兰学校在 2000年初就给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减少了对教育机会均等的保证措施。

　　总而言之，正如教育家胡森（Husén）所言，教育转变往往被解释为社会转变的结果和症状。教育变革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和结果。因此，芬兰普通高中的不分年级制的改革是在芬兰社会政治经济及观念各方面的变革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它们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同时，普通高中学校的改革还是综合学校改革原则向高中学校的延伸，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连结高中教育和基础教育中的综合学校系统，从而创造一个更具灵活性的教育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