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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媒企业借壳上市的相关研究

来源:学术堂 作者:陈老师
发布于:2017-03-27 共1035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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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文章通过具体阐述借壳上市相关的概念与效率理论等理论基础,在国内外专家学者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借壳上市的相关理论,重点阐述了借壳上市的财务绩效分析方法。
  
  2.1 概念界定
  
  2.1.1 壳与壳公司
  
  壳公司主要有三种:实壳、空壳与净壳的公司。实壳公司通常是指虽然拥有“上市的通行证”,但企业的财务情况一般甚至较差,并且企业的规模也不是很大,是被人们熟知的一般意义上的壳公司。而空壳公司顾名思义则是指受到重创,企业已经濒临倒闭,在市场上没有任何竞争力,可能已经被迫停牌的企业。最后,净壳公司是指那些“干干净净”,即拥有上市的资格,又没有丝毫累赘,是企业借壳上市的最佳选择。由于没有资产、负债等压力,是借壳上市市场上的宝贵资源,价值通常较高。
  
  2.1.2 借壳上市
  
  借壳上市分为广义层面和狭义层面两种定义。由小及大,狭义层面上借壳上市本质上是一种并购行为,它并非直接上市,区别于 IPO,而是通过控股公司进行资产添加,实现最终上市的目标,这也使得公司的母公司获得更加完善的资本扩张渠道,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从广泛层面上来说,借壳上市除了之前说的狭义概念,还应当包括另一重要内容--反向收购。反向收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买壳上市。它是指先购买壳公司的一定程度与比例的股份,从而获得企业的控股权,得以实现控制,下一步对买入的壳资源加以操作,先是把壳公司处理成为“净壳公司”,然后在净壳公司中成功添加一些本公司的优质资产,使其能够成功借壳上市。这其中,广泛概念与狭义概念的区别就在何时取得目标壳公司的控股权和略有不同的获得途径。本篇文章中探讨的借壳上市概念是一个大范围的泛指,也就是包含反向并购这一完整方法的借壳上市广义概念。
  
  2.2 理论基础
  
  借壳上市从本质上看是公司并购重组的模式之一。因此,现代企业并购理论是解释借壳上市的科学基础,有利于更好地帮助企业进行借壳上市活动。
  
  (1)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认为公司在资产重组中不仅仅提升了两者间的公司自身的效率,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即具有相当程度的不明显的绩效情况。通常我们认为,并购重组活动可以把高效率的公司剩下的一些闲置资源流出到相对较低效率的一方中,这也是一种效率的合作互补,得到双赢、互赢的良好局面。并且,并购不仅仅能弥补低效率企业的短板,更能发挥规模效应,使得并购双方都形成一种协同效应,促进管理效益、资源共享。
  
  (2)委托-代理理论
  
  现如今,企业远远超出了过去的规模为一的人数,不再流行纯粹的亲力亲为行为。
  
  区别于整个企业只有一人掌管各种事宜的过去式,如今的委托代理关系较为高效与科学:企业的所有者委托相关的代理人进行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确保经营环节的准确无误。虽然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是符合时代潮流,具有契约精神的。但是有利必有弊,受信息的沟通不畅及其它诸如逆向选择、利益相关者的阻碍等因素影响,代理成本的效果容易大打折扣。因此,在困扰诸多的背景下,并购活动适时地弥补了一些委托代理理论的痼疾:第一,从借壳上市的主并企业角度来说,它能够大大缩减了委托代理的耗费,通过相关企业代理人之间委托代理权的争夺可以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此外,借壳上市成功完成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改革体制机制,不断提升治理效率,也会减少代理费用的产生,更好地平衡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各种矛盾及利益相关问题。第二,从代理人角度来说,由于企业并购重组会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企业的财务情况也会有利好的预期,因此代理人也愿意进行并购重组活动,这也与他的劳动薪酬息息相关,尤其是针对拥有股权激励的代理人,不仅能够获得高于平时的收入,还能获得高涨的股票溢价,身份随着借壳上市也有可能不断被新闻媒体提及,伴随大规模的借壳上市也会随之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与知名度。
  
  (3)协同效应理论
  
  韦斯顿(1983)最早将协同效应这一物理领域概念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以此来解释企业间发生并购重组行为的动机。所谓的协同效应理论指的是两个互相独立的企业各自经营的成果比不上双方共同取得的协同结果,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意思。文章这里所说的协同效应理论主要是囊括管理、经营与财务三大版块的总体广泛概念,除此之外也可能包括技术、品牌、文化等方面。
  
  管理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并购活动是发生在两个管理效率存在差距的企业中间,经营效率相对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并购重组一个经营管理效率低于企业的隐性能力水平或者说是低于整体行业一般水平的企业,从而将主并公司有效率的经营管理能力可以施加于目标企业的非效率资产之上,帮助其资源发挥最大效用,同时帮助两家企业提高总体收益能力,进一步来说,这种并购行为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的提升经营协同效应理论则认为,存在互补的相关类型企业降低成本的一大捷径是使两家或者以上的企业合二为一,进而扩大产业规模,提高整体品牌高度。具体到借壳上市中来,表现在同行业的借壳上市所产生的规模效应中,也体现在不同时间产业上下游之间企业的交易耗费降低上,这都能体现出经营协同效应。
  
  财务协同理论则秉持并购可以降低资本成本的观点,认为不论在企业的内部还是外部,通过财务上的沟通协作,一家公司原有的经营效果一般情况下是不及两家及以上的协同合作所产生的经营效益,这在财务上凸显的尤其直观:通过一个内部循环协调链,企业能够比较充足的现金流量及加强防范内外部财务风险的能力,实现信息的合理流动,避免逆向选择等问题的出现,实现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方面的提升。
  
  (4)寻租理论
  
  在传统的寻租理论中,实际上寻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浪费资源的不合理行为,这主要是由于寻租者在获得好处的同时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举例来说,寻租行为在我国股票一级市场中就普遍存在。众所周知,在我国,企业上市条件较为严格,尤其是对于一些中小企业,IPO 上市门槛众多,而上市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流入与社会效应的提高,都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上市的相关资源变得越发珍贵。上市之后,企业会取得很多没有上市的企业所得不到的优惠与便利,租金堪称丰厚,因此也吸引了大批企业纷纷追求上市。而相比较 IPO,借壳上市这一途径更是吸引了一众一些条件不够 IPO 上市的企业前来,寻租行为愈发显著。目前借壳上市市场上壳公司的走俏,无不印证了企业是为了获得更上市之后更高的租金,但是由于壳资源价格的持续走高,市场通过价格的自然选择,出现了买壳成本等同于租金收益的平衡现象。这也能够筛选出主要为了借壳上市而不是单纯的租金收入,具有真正意图的优秀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整个社会获得最大收益。
  
  2.3 文献综述
  
  2.3.1 借壳上市概况研究
  
  近些年来,由于借壳上市市场的活跃,国内学者从借壳方角度、壳公司等众多视角进行借壳上市概况研究。关于借壳上市的相关行业分析,大多数学者认为借壳方多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中。周妍(2013)、王冉冉(2012)通过统计上市样本公司,深入分析得出结论:在行业选择方面,借壳上市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行业与相关金融券商机构,这得益于企业充足的资本与相应行业的整体氛围。在借壳上市的时间及地点选择上,根据实际情况与社会经验,又凭借大量的描述性统计,我们认为买壳上市的时间分布上集中于 2010 年左右。
  
  针对于借壳方,作为主并方,在借壳上市活动中起主导地位。在这其中,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对壳公司相关特征,加强了专项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陈丹凤(2014)通过对东北证券这一具体案例深入探究,认为:证券行业之中进行借壳上市的主要为地方、民营等私企。借壳上市的目的集中在打入资本市场,寻求更大的发展的期寄之中。
  
  对于壳公司的相关问题研究,王琳琳和吴伟容(2012)认为壳公司可能存在以下特征:一是具有地方政策的帮扶,会有相应的减税优惠或者财政补贴;二是可能是拥有一定不容易得到的一些资源,具有特殊性;三是较大程度上可以以比较容易的方式进行资本控制。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壳公司的业绩普遍不佳,企业的效益在行业内位于末尾。与此同时,国外学者对借壳上市概况方面也进行了分析与总结。Gleasona &Rosenthalb(2005)与 Floros & Sapp(2011)运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分析样本公司得出结论:大部分的壳资源基本为“净壳”,借壳上市的主并方与目标方基本都是相似或者直接为一个行业,具有行业的集聚性与特性。
  
  2.3.2 借壳上市动因研究
  
  当下学术界对于借壳上市动因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借壳方和让壳方两个角度切入进行分析探讨。基于篇幅及研究重点的原因,由下文主要围绕借壳方的动因进行先关描述研究。
  
  (1)借壳上市可以加速提高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
  
  孙春甫(2013)指出义煤集团之所以进行借壳上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的需求。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公司通过上市,可以转变身份,正式在证券市场上立足,并且能够加以融资,这是没有上市的公司所难以比拟的。因为具有了上市的身份,因此公司可以通过这证券市场发行股票等方式,采用直接手段帮助公司获得资金流,况且公司通过借壳上市,可以获得高效的上市过程,成本也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较为低廉,他认为这些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可以加速资本渠道的通畅,让公司得到源源不断的资金流,维持公司的长时期发展。
  
  彭晓洁(2011)针对民营公司提出自己的想法,研究认为通过借壳上市,可以提升民营公司的融资水平,帮助公司不断在国内大背景下的众多对手公司中脱颖而出,这也有赖于借壳上市带来的资金大量流入。吴志松(2014)认为借壳上市有其独特的优势所在,它不单单能够是一种提高融资能力、让公司在较短时间内走向广阔市场的手段,还能让公司获得一定的规模经济。但是借壳上市过程中,可能存在虚度的潜在危机,主并公司一不小心,便会误入歧途,并不能得到借壳上市的真正好处。他建议房地产企业,尤其是规模不太大的公司,在酝酿借壳上市的过程中加强对风险的防范,警惕各种陷阱机关,选择合适的、安全的目标企业,通过听取专家的建议与市场调研,积极进行调查研究,不盲目进行资产置换与大量资金注入,避免错过更好的投资机遇。
  
  对于一些并不优秀,前景堪忧的目标企业,要谨慎操作,避免日后的资金融入问题。
  
  虽然可能存在潜在地一些风险,但是一般企业,尤其具体到文化传媒企业,这种资产更加轻盈,无形资产占比较多的典型行业,短时间获得大额融资的方式还是要属借壳上市这种手段途径了。
  
  (2)借壳上市比 IPO 更为容易
  
  戴娟萍(2015)分析发现,绿地公司绕开 IPO,选择借壳上市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规模不够大,显然绿地集团作为我国的房地产巨头,资金规模及公司运作都是一流的,但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影响、IPO 连续不断地的排队次数、独属于房产公司的特殊性及绿地公司的现阶段改革影响,使得绕道首次公开发行,通过借壳上市成为集团的首选。IPO 固然有很多优势,Ritter & Welch(2002)就认为,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对于流动性经营现金流的追求使得他们想要实现 IPO 上市,但 IPO 的限制较多,门槛很高,而与之效果差距不大的借壳上市更加容易使公司真正实现上市愿望。徐炜、裴哲辉(2011)研究表明,民营企业渴求上市进行规模扩张、占领市场的愿望愈发强烈,正是因为感到 IPO 的难为,很多民营企业纷纷选择适合自己实际情况,各个方面要求不高的借壳上市,以使自己享受上市带来的资本盛宴。Joel Svensson(2007)认为借壳上市相对较低的操作耗费与手续等的易操作,都更有利于管理者腾出时间更好的管理企业,能够获得企业更好的发展前景,而且更为保险,毕竟 IPO 上市需要借助承销商或者经纪人,稍有不慎就会功归一篑。而针对壳资源,陈羽桃、冯建(2015)认为在如今注册制不断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壳资源的价值目前来看依然是市场行情走高,但是当真正实现 IPO 统一化时,壳资源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力度,可能会对壳资源起到了削弱效果,因此,对于壳资源来说,是继续作为目标企业,早日实现与相关单位的并购重组,还是说根据自己的实际境遇,及时急流勇退,避免日后被退市的不利局面,这都需要公司及时摸清自己的经济与人员情况,科学做出决策。总而言之 IPO上市对于一些规模不大、企业规范性不高、人员素质一般的中小企业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尤其是针对那些经营效应一般的公司,仅仅在盈利指标上“规定必须有连续三年的盈利”,对于申请 IPO 来讲就已经是受限了。由此可见,借壳上市之于 IPO 更适合以上企业较为简单的获得上市资格,同时还不用受 IPO 的各种有关人、财、物等详细要求的束缚,让上市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可以走一条“大路外的小路”,让上市不再成为镜中月、水中花。此外,对比从零起步递进式的进行客户的资源积累、拓宽营销的渠道,借壳上市不仅免除了一系列繁杂的业务建设的成本,而且可以高效充分的挖掘潜在市场,举例来说,如果合并同一行业即可大鱼吃小鱼,立即获得集聚规模效应。
  
  (3)借壳上市能够得到相当数量的的政策实惠
  
  研究表明,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过程中通常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宋盛楠(2014)认为在国内上市过程中,政府的地位不容撼动,政府不仅仅代表一个市场的监管员身份,更是会参与到整个并购过程中,这也是由于我国国情所致,一些地方企业受政府治理,政府付出一定的资金,成为其股东,在并购过程中毕饶要参与进去,一方面能够给予公司一定的支持利好政策,有助于企业的上市进度不断推进;另一方面由于两重身份的影响,政府方面必然会出现角色认识不清。混淆权利与义务,干涉等负面现象,这也需要政府找准定位,摆正立场,在给予优惠时,绝不拖延迟钝,在该加强监督查处时,也不留余地,给公司带来更多积极的反映。顾文贤(2013)则认为对于企业的并购或重组,尤其是对于借壳上市等途径进行上市的公司,国家应多多颁布相关的利好规范,更加促进并购市场的健康、和谐发展,不仅让企业获得政策实惠,也能净化整个资本市场,扶正扬清,更好的提供社会良好氛围。
  
  (4)借壳上市有助于企业获得品牌效应,提高知名度
  
  杨志杰(2014)通过分析海澜之家借壳上市的相关情况,得出以下结论:企业通过借壳上市可以获得业绩的大幅度提升,这不仅得益于公司能够在证券市场中获得关注与丰厚的投资区,还主要是由于企业借助借壳上市这个媒体、新闻关注的焦点,获得了市场的瞩目,在短时期内给其公司产品受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通常来讲,尤其是像海澜之家这种年轻消费群体居多的服装销售业,潜在顾客经过媒体舆论的宣传,不知不觉提高了对借壳上市公司的认可度与美誉度,这也有有赖于海澜之家一向的产品口碑与良好的企业形象。综合各种因素,我们可以认为即使一家处于行业较为停滞期,譬如海澜之家所处的服装行业,由于传统的竞争因素,一直竞争激烈,企业利润不高。
  
  与企业转型期的公司,通过进行借壳上市等并购重组方法,可以使得自己的媒体曝光度、消费者期待值不断提高,在潜移默化中带给消费者正面积极的宣传效应,从而不仅能够获得品牌效应,提高知名度,还可以利用市场筹集的大量资金及时准确地锁定消费群里,加大投资规模与力度,不断提升自己的行业地位,占据优越形势,这无疑会使借壳上市的企业获得物质财富与无形资产的双重丰收,让企业的真实业绩不断好转,真正做大了名利双收,这样的舆论效应越来越广泛,企业的知名度不断增加,不仅树立了企业的良好形象,也能让企业找到自己的热点,加以利用,促进更好的发展,积累雄厚的资本。国外学者 Singh 在 1995 年就已经提出之所以选择借壳上市,其原因还在于可以借此机会加强企业自身的新闻辨识度,更好的促进企业的后续发展。但凡事均有两面性,田乐(2010)通过对之前尘嚣之上的黄光裕案例,即国美电器借壳上市案例,深入剖析解释了壳资源可以提高企业的名气,但是要记得避免相关的资本失误,虽然企业确实需要借壳上市来进行资本升级,但品牌和真实的竞争力才是一个企业想要长远发展的真正武器。
  
  2.3.3 借壳上市绩效研究
  
  通过绩效研究,我们能够对借壳上市后的公司绩效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可以验证借壳上市行为是否成功,有无收益或损失。理论上讲,一起成功的借壳上市案例,不仅能够帮助借壳上市后公司更好的进行资源配置,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公司的获利能力,更能使得公司的财务数据指标获得一定的提升,甚至能够加快改良生产技术、促进其升级提速。现阶段对于借壳上市绩效的研究,学术界比较主流的方法是基于股票价格的事件研究法和基于会计数据的财务指标分析法,其他的方法如问卷调查研究法及临床诊断研究法等由于其自身局限性,其使用情况并不多见,实用性较窄。下面笔者分别介绍一下运用这两种方法进行分析的文献。
  
  (1)事件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主要是通过挑选特定的一个时间,确定研究的相关事件,观察事件窗口期在事件发生前后的有关挑选样本的相关股票收益率的变化程度,通过这一方法可以发现在一定时间中(窗口期)挑选为样本的公司其股价变动幅度与超额收益率的变动情形,事件研究法主要用于检验事件发生前后价格变化或价格对披露信息的反应程度。这种统计方法第一次是由 Ball 和 Brown (1968)两人共同提出来试用于验证美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上,之后这种方法便被广泛应用于管理、会计、金融等诸多领域。针对并购行为而言,事件研究法是以并购宣告日为事件中心,通过计算累计超额收益率的方法来验证此次并购事件的宣告与公布对整个股票市场产生的价格变动效应。如果并购过程结束后公司的股票价格比起大盘的收益率取得了超额收益,那么这就说明此次的并购行为真正为该公司创造了价值,公司的并购绩效为正,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企业获得了一定的并购绩效,并购较为成功。将国情考虑在内,笔者认为由于欧美国家具有活跃的资本市场,各方面完善的规章制度,使得欧美国家的并购绩效研究比较适合运用事件研究法。针对于借壳上市领域,国外的专家、学者等认为通过借壳上市,或者买壳上市,目标公司也就是壳公司的股东收益会有提高。Bhagal、Hirshleifer、Noah(2001)通过整合美国近 30 年来的并购事件,综合分析认为这近 800 起并购事件引起的超额收益率接近 30%,大约围绕在 29%左右。通过对比数据,他们得出结论:
  
  他目标公司股东的超额收益率能够由于一件成功的并购案例而攀升至 30%,这也体现出并购能带来不错的收益。
  
  事件研究法的研究基石是金融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我国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半强式有效市场,如若研究并购绩效,那么事件研究法可以在局部适用。冯瀚文(2014)通过挑选样本及其相关数据,运用事件研究法来评价企业的并购绩效情况,他主要通过获得企业的超额累计收益率来进行验证,得出以下结论:并购事件会给壳公司的股东带来超额累计收益率,且水平不低,并购后公司股票价格有所提升,尤其是对于那些之前业绩就不错的公司来说,其公司股票会得到市场积极的反应,在一定时间内绩效可以得到提升。目前来看,我国资本市场虽然发展较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晚些时间,但近几年来逐渐完善,许多学者认为,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价格已充分体现了证券价格的诸多历史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股票的成交价格、交易数量等。所以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程度,在对我国市场中并购行为绩效进行评价时,国内学者常常将事件研究法作为检验方法之一,并辅助其他方法做将会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结论。王宋涛、温宪元(2012)就把事件研究法与财务指标研究法相结合,综合分析各不相同的指标与数据采集方法对企业业绩及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方法不同的确会使研究结果有所差别,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通用的结果,那就是并购可以不断提高公司的股票价格,给市场带来良好预期,同时能够增加股东财富收益,能给并购企业股东带来超额收益、提升企业价值,但盈余指标提升均不明显。
  
  (2)财务指标研究法
  
  财务指标研究法别名为会计指标研究法,指的是一种通过并购事件发生前后年度有关会计指标的变化来判定事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般包括四个方面,诸如常用的盈利性、运营能力、偿债能力及其成长性指标。Ravenscraft 和 Scherer(1987)选取了美国制造企业 1975 年到 1977 年间发生的 2732 家并购交易为样本,研究结果显示,收购公司的绩效明显下降,Manson 和 Thomas (1994)通过选择英美国家总计 88 个并购公司的样本数据,认为并购确实对壳公司的绩效做出改变,这也是得益于财务指标法的研究。
  
  由于财务指标研究法对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没有硬性要求,实际上是更适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绩效研究方法。冯苗苗(2014)通过对兰光科技进行财务数据分析,利用财务指标研究法对并购前后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详细对比,不仅从时间上进行对比,并且通过选取典型对比实例,最大限度保证公司的对比对象各个方面保持一致,挑选公司资产情况和市场排名相近的同为房地产行业的深交所上市的另外两家公司进行交叉比对,得出对于规模较小,渴望得到并购后的规模效应的中小房地产企业的一系列建议,为后续相关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潘颖、聂建平(2014)则是通过在财务指标方法的基础之上,通过分析上交所与深交所近五年来进行并购活动的公司,并且佐以因子分析法,构建效综合评价模型,在时间上进行跟踪调查,他们认为并购带来的绩效利好情况仅仅停留在并购当时,而在并购之后仅仅一年,企业的相关财务业绩就又恢复原状,并没有提升,因此企业在并购时应着重解决长远时间下的绩效问题,不要将目光拘泥于眼前,更加注重长远利益。陈志超、谭旭(2015)通过实证分析与 t 检验的统计方法,发现在海外进行并购的中国第二产业尤其是隶属制造业、工业的公司,对其财务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并购之后绩效较差,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对跨国并购持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绩效进行实证考察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绩效为负值,海外并购并未带来绩效提升效果。
  
  2.3.4 文化传媒企业借壳上市的相关研究
  
  杨庆国、陈敬良、徐君兰(2014)通过分析统计,认为新闻出版企业应依托 IPO与借壳上市两种途径方式,重点钻研在主板上市、中小企业板及创业板上市,境内上市和境外上市三类新闻出版企业的上市模式,作出切合实际的选择。刘德良(2013)通过研究在文化领域中相关国有企业的并购现状,得出国有单位并购较为消极懈怠、没有很大积极性的缘由,不仅在观念上就存在抵触情绪,对外发展没有积极性。其次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定的天花板、拦路石。
  
  对于文化传媒企业并购动因的研究方面,王乾厚(2009)深入剖析了规模经济对文化传媒企业并购的深刻影响。他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并购重组获得,企业可以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加强规模协同效应,促进行业分工与经济利益的流入,因此我国应加大对集团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文化传媒行业快速集聚,不断创造良好的规模效应。吴昊天(2014)指出,推动我国信息化新兴行业快速融合发展的莫过于“三网融合”的新时代大媒体,为了更好的建设开放的与互联网相结合的中国传媒产业,必须形成良优秀的文化传媒企业,而这也是大时代所提倡的。
  
  对于文化传媒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方面,张鲜华(2013)通过汇总文化产业样本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分析得出文化传媒总体上情况尚佳,但是在去除盈利、资产管理以外的利用效果还有待提高,并购绩效总体较好。刘丽芳(2014)通过实证研究公司“时代出版”,与华闻传媒的层次分析法指标比较,认为企业,尤其是具有传播喉舌的文化传媒企业要持续提高社会责任感,提高对社会绩效的认识与重视程度,对日后文化传媒企业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提出了更有建设性的期待与建议。潘爱玲、王淋淋(2015)通过对国有与民营的文化传媒企业进行比对分析,认为政治关系与绩效结果成正相关,由于产权属性的不同,国有文化传媒企业政治关联性更强,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民营文化传媒企业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的相关性更强,这也是我国具体国情使然。罗威(2015)通过多个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后,也认为在进行具体的文化传媒并购中,需要将行业的独特性乃至特殊的国家具体情况进行反复思考,此外传媒公司通过并购,还要谨慎关注资产使用情况,不能因为经营绩效的上升,负债减少就降低其他绩效指标的关注度。对于绩效的研究,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差异,孙海彬(2015)通过对将文化传媒上市企业并购前一年、并购当年和并购后一年的绩效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法的实证方法证明,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并购绩效提升,但是提升的水平也不够明显,其余的企业绩效均呈现滑落态势,他认为文化传媒上市企业进行并购并没有想象中的效果。
  
  通过事件研究法,刘蓉(2014)跟踪分析了长城影视借壳上市 28 个窗口期的相关股价与收益率,计算得出超额收益率,深究发现此次借壳上市得到了市场的认同与支持,公司绩效水平不断走高。另外,周怡(2014)发现针对于文化行业来说,存在一定的正反关系,通过研究她认为主并方上市后的溢价率是与壳公司的股本、流动比率、现金流量比率、流动资产净值、每股盈利、主营业务利润率等财务比率成负相关的。
  
  2.4 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在国外,由于资本市场起步较早,有关借壳上市等并购理论的研究比较多,且时间较早,各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是对于借壳上市的研究并没有非常大的针对性,往往是一个大范围对并购这种广泛概念的研究,基于实际情况的借壳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并非主流。
  
  相比较而言,我国对借壳上市的研究虽然时间上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但在研究借壳上市的领域中具有非常强的具化意识,不仅仅针对一些行业进行研究探讨,更是把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具有极强的实操性。在行业方面,国内学者认为借壳上市的行业比较集中于地产业与金融券商业,不够广泛,虽然国内的研究较为详细,但目前较多集中于这两个行业。针对于如火如荼的文化传媒行业的相关并购,研究者对文化传媒产业并购的研究时间较短,相关研究依然不够深入。本文拟结合我国当前文化传媒企业借壳上市浪潮迭起的现状,专门就文化传媒企业借壳上市行为进行研究,对完善和更新现有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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