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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

来源:学术堂 作者:陈老师
发布于:2016-11-01 共454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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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章 农产品价格相对上涨对农民增收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验证
  
  4.1 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
  
  4.1.1 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的基本关系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中所分析的农民收入指从农业生产所获得的农民的净收入总和。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净收入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其中,总收益是指农民通过各种渠道出售所有农产品所得收入和留存农产品可能得到的收入之和,总成本是农民为生产所有产品支付的全部成本,因此农民收入的计算公式可写为:
  
  其中P表示农产品价格;Q表示农产品的总产量;C表示农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该公式表明,影响农民收入的直接因素除了农产品价格以外,还包括农产品的产量以及单位生产成本。在这两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就会增加。
  
  具体地说:(1)农产品价格、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关系。当农业生产成本不变,如果产量既定,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正相关。但是,由于农产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作用,当农产品价格上升时,农产品供给增加;如果供给大幅度地增加,又会引起下一阶段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从而,使得农民收入减少;正因为农产品供给对价格的敏感性以及其他因素,所以,农产品价格往往波动性极大,从而使得农民收入也具有极大的波动性。(2)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单位生产成本和农民收入的关系。当农产品产量不变、单位生产成本既定时,农产品价格也与农民收入正相关。但是,如果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农业所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也上升,农产品单位生产成本也上升,并且上升的幅度与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幅度相同,那么,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总收益的增加则被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所抵销,农民的纯收入不变甚至还会减少。计算公式为:
  
  农产品单位生产成本 = 农业生产要素价格?(要素使用量/农产品产量)(4.2)由于短期内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几乎是不变的,因此,每单位农产品产量所需要使用的生产要素使用量也近似不变,要素使用量与农产品产量的比值在短期内是一个定值,并不会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农产品单位生产成本在短期内只由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并与之同向变动。而农民对农业生产要素的需求是从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直接需求中派生出来的。农产品价格的涨跌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要素的需求,从而影响其价格。正因如此,农产品单位生产成本也会随农产品价格同向变化,两者相对变动幅度的大小决定了农民收入的增减情况。正因为如此,本文特别强调的是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上涨,意思是相对于其他商品包括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民消费成本,农产品的价格是上涨的,或许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大于其他商品上涨的幅度;只有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上涨,才能使农民收入增加。
  
  4.1.2 国际统计数据对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相互关系的说明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同等等因素,使得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影响程度也是不太一样的。笔者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六个国家,进行农产品价格变动对农民收入影响程度的横向对比及分析,用数据来实证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体分组为:(1)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1.2%和 2.3%,农业的高度专业化和机械化,使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农业人口分别仅占总就业人口约 1.6%和 3.3%,但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分别可以创造约 7.5 万美元和 5.2美元的农业净产值。(2)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10.0%和 12.8%,农业人口分别占总就业人口的 36.0%和 33.0%.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目前农业发展处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当中,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分别创造大概 0.14 万美元和 0.11 万美元。(3)肯尼亚和布基纳法索。两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29.3%和 33.8%,农业人口分别占总就业人口的 61.0%和 84.0%,生产条件、技术水平都非常落后,布基纳法索的农业至今仍然完全靠天吃饭,而肯尼亚的农业相对能够自给自足,两国单位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净产值都很低,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仅仅只能分别创造大概 0.04 万美元和 0.02 万美元。由于各国的统计方法和口径不一致,所以笔者选取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供的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农业生产净值数据,分别表示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
  
  从图 4.1 可以看出,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各个国家尽管农业发展程度不同,但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呈现正相关的年份占绝大多数(图 4.1),表明农民收入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随着农产品价格的绝对上涨而增加。虽然个别年份中,六个国家农民收入对农产品价格的反应不完全为正,但这与理论研究成果并不矛盾。因为理论在研究价格对收入的影响时,是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而事实上,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生产成本是不断在变化的,并且产量与农民收入同向变动,生产成本与农民收入反向变动。这里的事实正好证明了:农产品价格的绝对上涨并不一定意味着农民收入会增加,如果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或农产品产量下降,则农民收入很有可能减少;只有当农产品价格相对其生产成本来说是上涨的,则农民生产每一单位农产品所得收入才会增加。
  
  以上六国出现收入价格弹性为负的情况有两种:其一,农产品价格上涨,但农民收入下降;其二,农产品价格下降,但农民收入上涨。由公式 4.1 可知,农民收入要实现增长,必须农业总产值的增加量大于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量,或者农业总产值的减少量小于农业生产成本的减少量。这不仅取决于农产品价格,还取决于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因此,笔者将加入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对收入价格弹性为负的情况进行重点分析。由于谷物在农产品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且农业生产资料费用在农产品生产成本中占比最大,因此笔者以谷物产量变化率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化率来描述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生产成本的变化情况。
  
  美国与其他五国相比,情况比较特殊,1992-2011 年的 20 年里,美国有 12年的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的变动方向相反。并且,这 12 年美国农产品价格与农产品产量都是呈反向涨跌的情形。这与美国实行的休耕制度和发达的农产品期货交易紧密相关。休耕制度,是指美国每年总是将一定比例的耕地进行休耕,以保证土壤肥力、抑制粮食产量过剩。通常美国政府在上一期农产品价格下降后会扩大当期休耕面积,以使农产品的供给量下降,增大了农产品价格的上行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发达的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又使国内农产品价格对市场供求的反应非常灵敏迅速,一旦预期农产品将减产,农产品的期货合约价格便开始上涨,农产品生产价格受此影响呈现上涨趋势;反之亦然。因此,美国 12个年份中农民收入价格弹性小于零,几乎全部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农民收入的增加量小于农产品产量下降引起的农民收入的减少量所导致的。只有1993、1995、2001、2005 和 2011 年在农产品产量下降的情况下,还伴随着农资价格上升,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加剧农民减收趋势。
  
  澳大利亚虽然也实行了休耕制度,但与美国不同,澳大利亚是将耕作、放牧和休耕进行轮作的混合农业。每耕作两年,休耕一年,所以谷物产量大体呈现出上升两年、减少一年的趋势变化,且波动较大,但是却没有美国的谷物产量波动得频繁。其中 1994、1999、2002 和 2005 年与美国一样,收入随着产量大增(大减)而增加(减少)。只有 1997 和 2009 年是因为农资价格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增速减缓或下跌,加上农产品产量下降,使得农业生产成本减少量大于收益的增加量,农民实现了增收。
  
  菲律宾和中国没有很突出的休耕制度使得农产品产量规律性的涨跌,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不发达,也使得农产品价格对农产品产量的反应相对滞后,所以两国在 20 年里均只有 4 个年份的收入价格弹性为负,只是原因各有不同。菲律宾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主要是受农产品产量的影响,这 4 年里农民收入与农产品产量都是同向变动,而与农产品价格反向变动。
  
  中国收入价格弹性出现负数的年份,恰好是 20 年里唯一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年份,且非常集中。中国由于 1994 年政府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生产投入过大,导致 1997-2001 年全国粮食生产过剩,严重供过于求,价格出现持续下跌。1997、1999 和 2001 年农产品产量与价格同向下跌,但农民仍然增收的原因在于,农资价格也在下跌。虽然下跌幅度不及农产品价格,但是由于农民种粮积极大大减少,大幅缩减生产投入,所以生产成本减少量超过了农产品价格和产量下跌造成的收益减少量,农民呈现出略有增收的情况。而 1998 年收入价格弹性为负则是因为农产品产量略有上涨,而农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农产品价格,使得收益增加、生产成本减少,农民增收,收入与价格反向变动。
  
  肯尼亚和布基纳法索这两个农业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的落后使得它们主要依靠自己做的农用工具和自身劳动力,现金成本基本为零,所以它们的农民收入几乎只受农产品价格和产量的影响。而由于科学技术非常落后,农产品产量水平主要是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一旦遇上灾年,粮食完全无法自给,产量波动的幅度非常大(表 4.3)。肯尼亚的 1993、1996 和 2011 年以及布基纳法索的 1994、2004、2007、2009 和 2011 年的收入价格弹性为负,正是因为当年农产品产量大幅减少,导致国内严重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有所上涨,但由于产量下降幅度过大,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农民增收量不足以抵消产量引起的农民收入减少量,所以农民减收。而肯尼亚的 2001、2005 和 2010 年,以及布基纳法索的 1993、1999 和 2003 年收入弹性为负的原因刚好相反,是由于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致使农产品价格有所下降,但即便如此,收入仍然因产量大幅增加而增加。
  
  综上,无论农业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各个国家的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都呈现正向相关,但是农民收入具体的涨跌情况,要视农产品产量和单位生产成本的变化而定。因此,笔者根据农产品成本数据的可得性,选取美国进一步分析。
  
  由于前文中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的数据均是以 2004-2006 年的物价水平进行计算的,已消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对其的影响。所以,在考虑农业生产成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时,同样需要剔除通胀对成本的影响。结果如下:
  
 
  
  笔者通过计算美国农产品实际收益与实际生产成本的变动幅度差,并与农民收入的变动方向进行对比,以期对美国 1992-2001 年中的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存在反向变动的 12 年进行解释。结果如下:
  
  从表 4.5 可以看出,除了 1997、1999、2001 和 2009 年以外,其余年份美国农产品实际收益与实际成本的变动幅度差与农民收入的变动方向一致,表明无论农产品价格如何变化,只要实际收益相对实际成本上涨,农民收入则增加,反之亦然,与经济事实相符。而导致 1997、1999、2001 和 2009 年美国农产品实际收益相对变动的方向与农民收入出现不一致有三种可能性的原因:①谷物产量的变动并不能完全替代整个农产品产量的变动;②成本数据出自美国农业年鉴而非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其他数据的统计来源和口径不同;③决定农民收入变化率的因素除了收益与成本的变化率之外,还包括收益和成本本身(公式4.4)。由于相关数据获取困难,笔者暂时无法对这四年的“异常”进行解释。但总的来说,仍可以说明美国 12 年里农民收入与农产品价格反向变动,主要是由农产品产量及农业生产成本变动所导致的,并不能否定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的正向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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